中国佛学院院长学诚大和尚25日在“佛教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作题为《新时代僧教育的终极使命与现实使命》主题发言
由中国佛学院主办的“佛教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法源寺召开
“佛教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现场
（2017年11月25日）
学诚
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历史，走出的是一条佛教中国化生生不息的传承创新之路。而这条路上的引路人，佛教中国化的精神航标，便是历代的高僧大德。道安、慧远、智顗、玄奘、道宣、惠能、百丈怀海、马祖道一、莲池、蕅益诸大师以至近代的虚云、印光、弘一、圆瑛、太虚等大师，他们的生命犹如每一个时代的精神引擎和心灵风帆，推动着一个时代的佛教新航向，也促发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更新与民族精神新生。僧伽是时代的启迪者，时代是僧伽的塑造者，在两千年的佛教中国化历程中，僧伽与时代的关系紧密相连。
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这个新时代的佛教使命以及由此而来的僧伽使命。从译场教育到丛林教育再到近现代佛学院教育，不同的僧教育模式正是对不同阶段佛教使命的有效回应，也承载着僧伽对于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更进一步来说，不同的僧教育模式背后往往由当时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支撑，而僧教育同时也在重塑着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中国的僧教育要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就需要思考：中国佛教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现代僧伽对于这个时代应当承担什么使命？支撑、决定现代佛教教育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什么，是否需要重塑？只有厘清和明确了这些根本性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僧教育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知识、理论与实践、超越与世俗等两难问题，从而为中国僧教育的未来作出正确的方向抉择。
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在时代快速转型与文化价值观多元的今天，中国的僧教育面临着“变”与“不变”以及“如何改变”的歧路之彷徨。要化解僧教育的“现代忧思”，首先需要从实践操作层面回归到宗旨理念层面，从僧伽使命的角度看清我们应走的道路。
（一）终极使命
作为大乘佛法为主流的国度，中国僧伽的终极使命当为自觉觉他，令自他所有生命皆获得究竟圆满的觉悟和解脱。也就是我们常发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但在中国佛教的实际演进中，以戒定慧修持为基本通途，以菩提心为旨归、菩萨行为标的的大乘佛法，到后来越来越趋向于追求个人解脱，于是“了生死”和“开悟”就成为中国佛教的终极目标、僧教育的终极使命。且不说这种变化是否是对大乘道的一种窄化，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的是，这一使命虽然是贯穿僧伽一生乃至多生的基本使命，但并不是出家人的全部使命。
因为僧伽是具体时空中的群体，佛教是现实世界里的宗教，佛法是展现、流动于人们生命经验中的活生生的真理。所以，僧伽使命的另一个重要向度就是：在具体的时空因缘下开演佛法、住持正法、弘法利生，这便构成了僧教育的现实使命。
（二）现实使命
对现实使命的回应和担当，使僧教育呈现出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差异性。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和佛教中国化的需要，汉传佛教不断自我调适、更新，开创出每一个新时代的僧教育模式。
1、译场教育：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接
译场教育所要应对的现实使命是佛教中国化的首要问题：经典翻译与概念转换。从安世高、竺法护等个体性、小规模翻译，到以道安大师和鸠摩罗什大师为领袖的大型翻译僧团，译场教育以翻译为主轴，以授徒讲学和义学研究为两翼，将“格义”作为语言和概念的主要转换方式，实现了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儒玄思想及本土文化的顺利对接。译场教育所产生的经律论译典和义学研究命题，所培养的译经高僧和义解高僧，为隋唐时期的创宗立派和佛教的彻底中国化奠定了经典和理论基础，可谓落地生根、破土萌芽。
2、丛林教育：佛教的彻底中国化
丛林教育所担负的是将印度佛教彻底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从教义上使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实现深层融合，从修证上提炼出适合中国人根机的实证法门，从制度上建立符合中国农业礼制社会的僧团规制。于是立宗判教、祖师传法、丛林清规、农禅生活等新方式构筑出中国汉传佛教的全新面貌，也塑造了以宗派传承、师资相摄、丛林生活为时代特征的僧教育。丛林教育八宗并弘、祖师辈出、制度完备的丰硕成果，形成了汉传佛教博大精深的教证体系，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佛教的修行和制度传统，可谓抽枝散叶、花果累累。
从唐代到晚清之际的一千多年中，丛林教育一直是中国汉传佛教教育的正统，支撑维系它的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19世纪中叶以后，一旦西方文化冲破了延续千年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丛林教育骤然面临着丧失文化土壤的存亡危机，中国佛教的僧教育模式被迫进入现代转型。
3、佛学院教育：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起步
佛教的中国化，本质上应对的是中国古典思想文化与印度古典思想文化的融合问题；而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应对的则是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古典思想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融合问题。后者所要超越的跨度，已经不仅是古典世界东方文化内部的差异，而是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从一开始，中国佛教及僧教育的现代转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传承与创新的巨大张力和两难焦虑。
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近代高僧大德，在“庙产兴学”的恐慌和压力下，积极兴办佛学院，大力培养新型僧才，同时开展居士教育，创办佛教组织和佛教刊物，造就出一大批兼通内学外典、融贯中学西学的佛教中坚人才，为中国佛教和僧教育的现代转型探索了新模式，也为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新生提供了思路启迪。但这与太虚大师全面整理僧伽制度的理想还有相当差距，也就是说，佛学院教育只是中国僧教育现代转型的起步，而非全部。我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丛林学院化，学院丛林化，修学一体化，管理科学化”的“四化”教育理念，实际也是对太虚大师未竟心愿的一种回应。
（三）终极使命与现实使命的统一
当代中国僧教育面临的许多困境，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带来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往往容易将僧伽的终极使命与现实使命对立和割裂，只追求终极使命，不承担现实使命；甚至认为终极使命代表着佛教本色，而现实使命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这种片面理解、狭隘认识的根源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对大乘佛法的窄化和虚化，这也是造成后来佛教越来越萎缩、保守、消极、缺乏创新活力，以至在社会上形成负面无用形象的重要原因。
大乘佛法本来就是智慧与慈悲、究竟与方便、自觉与觉他、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正如太虚大师所说：“大乘佛法，为超脱世间而又适应世间的。则其宗要：在先有超脱世间的大觉悟，而后以护念众生的大慈悲，施其适应世间的大方便。”[1]在中国佛教生死存亡之秋，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将窄化、虚化、死化的佛教引向现实人生和时代文化，重新赋予中国佛教积极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激活了佛教古老的生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的僧教育也应当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引，将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纳入令自他生命究竟解脱的终极使命，将大乘佛法精神完整地彰显出来，为僧教育找到宽广的出路。
[1] 太虚大师：《佛乘宗要论·纯正的佛法》，《太虚大师全书》第1卷，第14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