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会比过去20年更好吗？

从许多方面来看，21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一个充满机遇和财富的时代——尽管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的世界已经因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而改变。10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就业与人口比例目前超过了70%——历史的新高。多数经济体重新以稳健（如果算不上惊人的话）的速度发展起来。

然而，尽管发达经济体中许多人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却被意想不到的挑战所侵害。我们审验了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比如，就业与工资增长、福利、基本消费品和非必需消费品与服务的价格、退休储蓄等，发现对三种身份个体——劳动者、消费者和储户——的研究结果与总体数据相比，情况可能更加微妙。

对于身为劳动者的个体而言，就业率远比世纪之交的时候高得多。在我们调查的22个经合组织国家中，2018年的就业岗位比2000年增加了4500万个，其中3100万个给予了女性。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创收活动与工作安排，让数百万人获得了新的灵活选择。

然而，更不稳定的工作安排——从零工时合同（劳动者得不到工作保证，但在雇主需要时又必须召之即来）到工作割裂（劳动者并未被受益于其劳动的公司聘用）——也在增多，削弱了许多人的经济安全。此外，在这许多国家中，多数人工资停滞不前，2000年以来的年均工资增长幅度只有0.7%。

对于消费者而言，技术和全球化，加之管制的放松，大幅度降低了从通信到服装等许多非必需消费品类和服务的成本。在数据使用量猛增10倍之际，数据成本却降低了近90%。

然而，房屋租赁价格——通常是家庭预算中最大一笔项目，平均占据支出的比例高达1/4——骤然攀升。许多国家的医疗和教育成本也已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平均每年必须多工作4周，才能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消费上达到20年前的同等水平。

对于储户而言，好消息是平均财富回升并已高于2008年的水平，尽管财富中位数（或许是更好的衡量指标）仍然比危机前的水平低20%以上。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寿命的延长和退休时间的推迟——值得庆祝的一个理由——养老金计划的压力猛增。此外，退休储蓄的责任已经从企业转移到个人。超过半数的经合组织国家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在私营部门，许多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已经变成了固定缴款计划，市场风险由接受方承担。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家庭储蓄在下降。在我们调查的22个国家中，平均一半以上的人2017年没有退休储蓄，四分之一略强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储蓄。现在这个时候，退休储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人们的寿命延长了。

企业角色的转变不仅仅对储户产生后果影响。事实上，我们的分析表明，企业在工作、消费和储蓄全部三个领域的市场干预都在减少，尽管干预的程度因国家而异。比如，就业保护程度变低，医疗和教育成本中的私人支付比例提高，养老金保障水平下降。与此同时，公营部门的工资开支以及政府向个人转移的各种支出平均所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38%增长到了2018年的4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老龄化相关的成本上升。这种干预降低而开支增加的双重模式在22个经济体中的多数国家普遍存在，无论它们的市场和企业机制有何不同。

这些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人目光超越积极的总体经济数据、关注人们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民意调查显示，许多国家中民众的悲观情绪反映了许多人面临的日常现实。

若想未来20年强于过去的20年，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两条战线上协调行动。首先，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必须通过持续的创新和生产力、经济发展、就业增长与机会创造、企业活力与竞争力来维持并扩大迄今所取得的成果。

第二大要务是解决个人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受到影响最大的人和地方。对于1.15亿能够胜任高技能工作的个人、非必需消费品开支相对高于基本消费品开支的个人，以及有能力积累资本的储户而言，经济发展成果对他们有利。

然而，更多技能低下的人并没有看到类似的好处。工资滞涨，加上基本必需品开支上升，损害着约60%人口的福利与机会。在英国、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仅房价上涨就消耗掉了普通家庭一半以上的收入增长。同样的这60%人口也很容易受到强制性养老金缩减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或者无法储蓄足够的资金来弥补差额。16%的人没有足够的财富支付三个月的基本开销，20%的人——1/5——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六个月的开销。

30岁以下的一代也受到了经济变化的冲击。他们比年长的人群更难找到稳定的第一份工作——2000至2018期间，30岁以下年轻人的就业率实际上下降了，那些在职的人更有可能签的是临时合同。鉴于房地产价格飙升及高企的房租，爬上住房的阶梯也愈加困难。

女性和少数族裔在就业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可是他们在工资和机会方面仍然落于人后。性别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在我们调查的国家，男性每挣1美元，女性只能挣到85美分。尽管性别平等的议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但现实就是如此。

最后，一些地区正在落伍。在我们的分析中，地理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决定福利的经济因素。美国和欧洲过去十年间多数的就业增长来自少数繁荣的大都市。这些城市吸引着人才，而且是创新中心。可是，这种地理上的集中意味着落伍的地区面临着螺旋下降的境地，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办法让自己更具竞争力。他们需要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帮助。流动性（也已经下降）是部分答案之所在。可是让每一个人搬到高效能的城市中心是行不通的。无拘无束的全球化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鉴于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进步不断向前迈进， 21世纪的未来十年已经呈现希望。许多人开始行动，包括政府在内。企业正重新关注多方利益主体，因为它们要努力应对新的挑战，包括那些关系到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气候变化的挑战——这是可能以倒退方式影响到个人经济后果的又一个因素。

然而，考虑到挑战的规模，人们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确保个人有更美好、更全面的经济结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 | 文　

詹姆斯·马尼卡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是麦肯锡公司的商业和经济研究部门。

迈克尔·斯彭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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