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资金面紧张更凶猛的是融资渠道荒
“融资渠道缺口”引发的信用收缩效应对经济的冲击远比去年资金面紧张更大。货币政策放松在短期可能会起到托底和对冲的作用，但也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能顺利开正门，社融增速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快速下行。
来源：中金固定收益研究
作者：张继强/姬江帆/许艳/仇文竹
整理：Bank资管
天地之理，有开必有合；用药之机，有补必有泻。——清·程国彭《医学心悟·论补法》
人有生老病死，企业也有其生命周期，不可避免的出现违约或信用事件，但近期的节奏明显加快。截止目前，18年新增违约发行人已达到8家（见图表1），分别是亿阳、柳化、富贵鸟、凯迪、沪华信、金特、神雾环保、中安消，涉及债券11支，规模95亿元。其中有5家均在4月下旬以来暴露违约。除新违约发行人外，还有已出现违约的发行人如丹东港和川煤陆续又有5支债券规模49亿元到期确认违约。
简单来看，2018年新增违约发行人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产能过剩行业低资质发行人，虽然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带来过剩行业整体盈利和再融资的改善，但行业内部分化仍严重，资质最弱的发行人不仅未见改善，反而可能作为僵尸企业被淘汰，进入破产程序。如因破产而导致提前到期违约的11柳化债，以及拟破产、投资者同意六折本金兑付的13金特债。
二是企业内控和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民营发行人，如富贵鸟由于关联方资金往来占用现金流并且账面货币资金用于关联方借款担保并被银行划转最终导致违约，更恶劣的是，其对外担保并未披露并且由于港交所财报未披露导致债券一直停牌，投资者未获得及时识别风险并卖出债券的机会。
三是由于内部现金流不佳（或是经营抗风险能力弱或是投资激进），财务杠杆高企并且严重依赖债券、非标等表外融资渠道，在金融严监管、融资渠道收紧的政策背景下或是突发事件导致的再融资急剧收紧导致违约，其余5家发行人均为此类，并且均为贷款融资难度较大的民企。
除了债券市场确认违约外，信用负面事件也频繁发生，主要包括四类：
1）永续债券进入第一个续期行权高峰，部分低资质企业在票面利率大幅下调的情况下仍选择续期，虽未触发法律意义上的违约，但也暴露出偿债困境，属于投资者心目中的“另类违约”，如森工和宜化化工；
2）部分发行人已暴露出流动性紧张、甚至非标领域的违约，只是债券尚未到期或者通过协调努力完成了到期债券兑付：如盛运环保、中弘控股已出现其他领域债务违约。盾安集团由于流动性紧张，5月2日浙江省金融办主持召开了债权机构协调会，不过5月到期的两期债券通过资产变现等方法完成兑付；
3）境内发行人的境外关联方出现美元债券违约，引发境内投资者担忧或债券下跌。如国储能源3.5亿美元技术性违约后，其关联方民营上市企业金洪控股股债齐跌。新昌控股3亿美元票据违约，其实际控制人天津物产下属另外两家企业在境内有存续债券，引起市场关注；
4）今年以来城投相关非标信用事件也较多，除了云南资本和津市政资管计划延迟兑付外，近期内蒙城投锡林浩特给排水公司又爆出融资租赁违约。此外，前期市场关注的天房集团信托虽顺利兑付，但市场对其偿债能力及混改进程仍保持关注。
本轮“违约潮”有什么新特征？
中国债市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几轮信用风波，典型的比如：
2008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导致大宗商品暴跌，以交易所江铜债为代表的品种曾出现恐慌性下跌。事后来看，市场对信用风险的理解还较为粗浅，当时信用债市场也很小，实际影响不大；
2011年，四万亿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紧货币叠加紧信贷，部分银行在监管压力下收紧放贷计划，甚至实行“只收不贷”，结果导致实体资金面极度紧张并引发贷款等利率飙升。其中，11 年年中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的出台，尤其是银监会从“四分类”到“四贷四不贷”政策，大幅收紧了融资平台再融资渠道。再加上云南省最大的融资平台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表示作为重要偿债来源的电力业务将被划转，其发行的城投债可能丧失还款来源，使得投资者对城投债背后地方政府支持的信任度开始出现动摇。当年6~9 月期间城投债经历了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暴跌，市场对城投整体系统性风险存在较大担忧。但截至目前，城投债尚无实际违约案例；
2013年下半年，周期性行业企业遭遇集中评级下调，加上货币政策偏紧，曾引发债市的担忧。不过，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真正的信用事件出现；
2014年3月，超日债利息违约，打破了中国公募债券市场的零违约纪录，新能源等过剩产能行业成为重灾区。显然，这一阶段的信用风险主要源于基本面因素；
2016年，煤炭、钢铁、机械、有色等产能过剩行业成为违约的高风险领域，并出现了以东特钢为代表的违约事件。直到后来的供给侧改革，大量淘汰过剩产能，“剩”者为王，过剩产能行业龙头基本面出现明显转机。不过，由于债市正处于“配置牛”阶段，市场认为信用风险更多是个案或行业现象，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担忧并不大。
不过，从历史数据看，中国信用债市场的实际违约率仍较低。从14年第一只违约券超日出现至今，中国债券市场出现过债券实质违约的发行人共39家，实质确认违约的债券共101支，本金共880亿。由于交叉违约条款不完善，这些违约的发行人目前还有未到期（未确认违约）的债券共498亿。两部分合计，违约发行人涉及存续债券量共1378亿，与目前非金融类信用债18.56万亿的存量相比，累计占比只有0.74%。（此处需要说明，由于私募债券信息不公开，我们的统计仅包含有公告或确切媒体报道的案例。部分中小企业私募债由于信息披露无法确认未纳入统计。WIND统计的目前已违约债券规模902亿，比我们统计的880亿略多，主要是多计入了一些中小私募债的违约。）
但18年以来违约频率有明显加快的势头。从新增违约发行人数量看，14年有且仅有超日债一单违约，15和16年违约数量逐步增多，新增违约发行人分别为8个和16个。17年由于产能过剩行业盈利和融资环境好转，加上19大前后市场维稳压力较大，新增违约发行人数量降低至6个。而18年截至目前，新增的违约发行人已经有8个，超过了17年6个的全年总量，而且简单年化也已经达到了16年16个新增违约发行人的历史高点。另外由于刚刚违约的华信涉及存量债296亿元，违约涉及的债券数量从17年底的900亿，增加到了目前的1378亿。如果再考虑到已经明显涉及负面新闻，虽然近期努力兑付了到期债券，但还有大量存量债券面临再融资压力的盾安（存量债券一百亿左右）等主体，实际暴露风险的债券数量还会更多。
那么本轮“违约潮”有何新特征？近期负面信用事件频发并且集中于融资渠道相对狭窄的民营企业。今年资管新规等金融严监管政策下，市场信用创造能力实际上在收缩，而且市场风险偏好在下降，今年违约风险主要由外部融资而不是内部现金流引发，因而具有风险暴露的可预测性差，突发性强，超预期风险高的特征。而这种超预期行为反过来又容易加剧市场恐慌和规避情绪的发酵，从而容易出现一旦暴露负面舆情，融资渠道就迅速关闭的情况。几类融资渠道相比较来看，贷款的协调和展期是相对更容易实现的，而非标和债券的接续难度要更大。在这种环境下，越是过去两年显著依赖非标等表外非正规融资渠道融资的主体，或者严重依赖于短债滚存的企业，融资渠道越脆弱，受到的冲击的可能性越大。对债券融资依赖程度过高的主体也存在一定风险。因为债市投资者风险偏好非常趋同，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债券发行就可能变得很困难，从而加大流动性压力。而信用事件频发又将进一步降低市场的风险偏好、加大低资质发行人融资难度，甚至引发银行体系的抽贷行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民营企业，往往处于融资料条的末端，往往最容易受到宏观流动性边际变化的冲击。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本轮“违约潮”也与坚定推进金融防风险，打破刚性兑付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指出“要建立良好的行为制约、心理引导和全覆盖的监管机制，使全社会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地方政府等隐性维稳诉求降低，导致问题更容易暴露。
本轮“违约潮”的背后根源？
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究其原因，本轮违约潮主要源于：
1、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政策产生“融资渠道缺口”。
银行理财及泛资管机构在过去3-5年内快速扩张，本质上就是金融体系加杠杆的过程，其扩容创造了更大的信用空间，给信用债市场带来了两、三年的配置牛，也使融资企业享受了很长时间的低利率的信用融资环境。而由于金融严监管其实是上述过程的逆过程，必然会带来信用创造能力的收缩和风险偏好的下降，从而导致部分企业出现融资紧张甚至断裂的状况。
一般企业的融资渠道无非是：股、债、贷、非标、海外。股权融资难度很大，债券融资门槛高且近期风险偏好快速下降，贷款授信要求苛刻且额度吃紧，非标在资管新规落地后快速收缩，海外融资受到外管局和发改委更严格的限制。不难看出，融资渠道收缩非常明显。
由此产生的“融资渠道缺口”要么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补充，要么企业融资需求快速萎缩、经济下行才能达到平衡，否则显然容易导致违约风险。如上述，近期的信用事件主体多带有明显的外部再融资收紧导致流动性阶段性枯竭的特征。
2、资管新规导致非标等融资渠道快速收缩，同时债市需求力量萎缩。
尤其是资管新规细则尚未亮相，资管机构都在忙于整改和老产品化解，新产品模式尚未成型，甚至需要备足流动性应对规模波动。这导致非标融资难度大增，同时理财对债市尤其是信用债的需求快速弱化，加剧了短期再融资风险。
3、诸多企业盈利能力在过去几年没有得到本质改善，而且现金流表现远不如盈利。
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过剩产能企业内部分化十分明显，利润向上游、国企等倾斜，而一般制造业企业面临融资成本高、原材料成本高、税费高等诸多问题，盈利能力持续未能得到好转。甚至有些民企在主业不佳的背景下，15-16年凭借融资成本低廉，大肆多元化突围，导致严重依赖于外部融资，抵御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从最近刚刚披露完毕的债券发行人17年年报和18年一季报来看，发行人呈现出明显的现金流与盈利走势相背离的特征。盈利整体表现不俗，主要与15和16年低基数以及供给侧改革有关，但现金流表现较差，尤其筹资现金流在18年一季度恶化比较明显。18年以来融资环境收紧，1季度发行人合计筹资现金流同比减少4%，筹资对自由现金流缺口的覆盖比例下降到0.7的历史较低水平，货币资金环比下降5.6%。
4、风险事件的可预测性差，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一方面今年金融严监管、打破刚兑环境下，各类机构对风险进行掩盖和兜底的动力降低，反而规避风险、避免问责的倾向增强。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今年的违约风险具有无序性的特征，传统信用分析手段指导性弱，再加上破产法等违约后处置回收制度不健全，投资者规避和分散风险的工具缺失，也无法进行合理的债券定价分析，因此一旦遇到负面舆情，更倾向于“一刀切”规避，甚至是不计成本抛售。而资管新规之后，理财账户之间的资金和利润腾挪难度加大，在抑制资金池、净值化之下，加上银行理财纳入全行统一授信管理，导致其风险偏好继续下降。而负面情绪的扩散，会导致部分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应该担心的是什么？
相比经济和行业危机，金融系统风险往往更具有杀伤力，更难于应对。原因在于，企业危机往往是个案，行业危机也有局限性，应对宏观经济下行，我们也不缺少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但金融体系存在较强的传染性，个案往往很快演化为流动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往往来不及反应并加以遏制，政策届时也束手无策。此外金融体系更依赖于信任与信心，而信任的重建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金融危机一旦伤及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也会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从而产生相互叠加的反馈效应。
金融风险积聚的典型特征就是高杠杆、长链条、各种错配。债务远比资产更为“刚性”，债务不会因为资产的涨跌而出现变化。这就导致，一旦对应资产是有毒资产或者出现贬值，就容易触发债务危机，并形成“债务-通缩”循环，资产价格越跌，越需要卖出应对债务压力，导致恶性循环。而链条过长导致流动性和风险错配，风险的承担者和风险源越来越远，无法正常感知到风险程度。
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诸多特征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同样某种程度的存在，但又存在着中国特色。具体而言：
①金融体系膨胀无助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提升、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大量的金融资源被城投、房地产、僵尸企业等低效率主体所消耗，恶化了经济结构，没能有效支持供给侧改革。而房价一旦出现调整，或者城投刚性兑付打破，僵尸企业真正破产倒闭，就会形成类似于次贷危机的“有毒资产”，建立在其上的债务压力容易暴露并引发连锁反应。IMF及国际评级公司对中国宏观高杠杆率和影子银行的问题也有较多诟病。
②过去多年的金融创新很多是伪创新，比如银行表内金融抑制情况下的监管套利。而银行理财等没有真正脱离银行的表，银行表内某种程度上承担刚性兑付的责任，而从事的非标等业务本质上就是类贷款业务，甚至成为藏匿不良资产的工具。这导致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被高估。一旦出现不利情景比如经济下行，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和银行体系承担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将受到极大削弱。
③尤其是从15年开始，货币投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事倍功半，单位社融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并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这说明，我们不能再依赖要素尤其是货币的投放来刺激经济，并需要关注其负面效果。
④金融体系日益膨胀、链条拉长、嵌套行为普遍，次贷危机中的教训值得吸取。而13年钱荒、15年股市调整及“8.11汇改”都给诸多隐患敲响警钟，说明我们金融体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2016年底开始美联储正式开启退出QE和加息步伐，外部因素难于控制，外部冲击过程中容易产生冲击和共振，引发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⑤实现2020年翻翻的任务难度已经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经济增速的动力减弱，反而应该重视潜在的风险点，防患于未然。
显然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关键是如何有序推进，尤其是不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其中，尤其要提防融资渠道收缩过快，如果引爆大面积信用风险容易触发流动性风险和共振。从传导路径上看，信用风险向流动性风险演化存在几个路径：1、一旦信用事件频发，债市恐慌，避险情绪提升。而银行体系天然的风控要求也容易导致“晴天送伞、雨中收伞”，加剧了信用风险的暴露。尤其是目前银行不仅仅自营，银行理财、银行同业部门多数实行统一的授信管理，容易导致一刀切；2、“融资渠道缺口”过大导致紧信用，冲击实体经济，并从基本面上恶化企业盈利和现金流，从而从基本面途径加大信用风险暴露可能；3、一旦信用事件大面积出现，可能导致债基和委外赎回等风险，加剧债市甚至股市的抛售，引发股权质押担保品等负反馈；4、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容易引发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共振、内部和外部的共振，增大处置的难度。
需要特别提及，“融资渠道缺口”引发的信用收缩效应对经济的冲击远比去年资金面紧张更大。我们在一季度提出“融资渠道荒”，已经成为市场公认的焦点。去年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政策主要冲击的是同业链条，债市首当其冲，但银行信贷起到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没有本质影响到实体融资，对经济冲击不大。但今年如果融资缺口不能得到缓解，容易引发信用收缩，进而冲击实体经济。毕竟对企业而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融资渠道断裂，生产、投资等经营活动将受到更大冲击，进而影响实体经济。
寄希望于货币政策放松？货币政策难以包治百病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无法也不能对冲当前的“融资渠道缺口”。“货币如绳”，实体经济流动性主要取决于信贷投放等信用创造行为，货币政策放松只能缓解银行间流动性，不是信用扩张的充分条件。如果不能够拓宽融资渠道、恢复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信用创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经济下行压力（降低融资需求），货币政策放松也治标不治本。
政策的选择也要考虑“成本”和“副作用”。货币政策放松在短期可能会起到托底和对冲的作用。但货币政策过松在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更容易推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欧美QE政策就是典型案例。而且这将激励金融体系重新加杠杆，容易导致金融防风险、去杠杆前功尽弃。因此，如果贸然开除货币政策放松的药方，短期可能有收效，但中长期副作用也将明显。
但货币政策取向应该转为更灵活。以往经验看，由于信用事件增多，机构大举赎回投资的债基（持仓不透明），导致债基被动抛售加重了信用债的抛压，容易出现恶性循环。为避免这种流动性冲击和风险共振，需要货币政策更灵活，适度予以呵护，保持银行间流动性的合理稳定。此外，要想拓宽融资渠道，恢复甚至鼓励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必不可少，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灵活是必要条件。
此外，MPA考核存在适度放松的空间。与09年不同，在货币政策和MPA双支柱之下，央行可动用的手段更多。其中，今年制约银行表内信贷扩张的因素中，主要是资金充足率捉襟见肘，当然部分银行也受制约于MPA和存款压力。因此，适度放宽MPA考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继续适时通过降准替换MLF，约束第三方支付等推动一般存款回升，均有助于银行负债端压力下降，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总之，货币政策不能包治百病，但可以预见，诸多结构性政策仍会继续推出。
艰难的政策抉择，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违约的出现是信用债市场走向成熟的“成长烦恼”，是形成风险合理定价机制的必由过程。在充满刚兑的市场当中，信用风险定价被极度扭曲，并激励了杠杆操作，投资者承担的是流动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事件的出现、处理是市场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成长的烦恼”。从2016年以来，债市对信用风险的认识明显加深，单只个券引发整体恐慌的情况明显减少。
“病去如抽丝”，违约事件增多是金融防风险、去杠杆过程中正常现象，也是需要承担的合理代价。投资者不得不适应打破刚兑的新环境，推动各类资产的重定价及风险、收益的重新平衡。而且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壮大，信用事件增多具有必然性，目前违约率显然仍远低于信贷不良率。小范围的违约事件是最好的投资者风险教育。不过，我们应该避免的是信用收缩冲击企业的正常经营，并向流动性风险演化，同时提防引发系统性风险。
但我们需要防范融资渠道快速收缩引发连锁反应，核心是如何解决“融资渠道缺口”问题。简单测算，如果今年要支撑今年经济增速达到目标，社融增速至少要维持在10-12%的增长，对应17.5~21万亿的社融增长。但非标和委托贷款融资无疑会出现不小幅度的压缩。其中，假设理财规模今年出现萎缩，非标出现万亿级别的缩量较为正常。委托贷款目前存量高达13.5万亿，今年也存在小幅压缩可能。而股票融资增长今年压力较大，信托贷款增量有限，债券市场融资今年前四个月略有恢复，但近期受到信用事件冲击明显弱化，如此推算，信贷额度显然应该给予较大幅度的松动，才能弥补融资渠道缺口。去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5万亿，今年前4个月较去年同期新增3600亿元，从全年来看，这一新增幅度仍明显不够。如果不能顺利开正门，社融增速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快速下行。从我们微观调研的情况来看，大行普遍存在贷款积压的情况，显示出信贷需求也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如果这种情况继续，社融增速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快速下行。
分析至此，为了避免违约潮恶化，并形成“处置风险的风险”，我们认为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做文章：
1、资管新规细则尽早落地，并考虑市场承接力合理设置老产品规模压缩节奏。理财本就是为解决银行表内的问题而诞生，诸多非标融资主体没有造血能力，想通过时间来化解的难度很大。因此，仅仅是设置理财的压缩节奏无法解决本质问题，部分非标问题需要表内最终承接。
2、信贷额度适度放开，呵护债券直接融资功能，允许一定程度的续借行为、放宽资金用途。上述几个融资渠道都在收窄，尤其是非标等，需要“开正门”加以纾解。债市毕竟是相对规范、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应给予鼓励。结构性存款等可能出台的政策需要由对冲性方案，避免由于存款来源受困，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下降，甚至被动缩表，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拓宽银行补充资本金渠道，化解信贷投放能力的瓶颈。
3、避免银行集中抽贷行为，亟需培养高收益债投资者群体。以银行理财和同业部门为例，需要纳入全行统一授信管理，导致风险偏好与表内一致。诸多投资者不是从风险收益比去考虑问题，而更多是风险完全规避型投资者。信用风险出现苗头之后，银行纷纷抽贷，导致局势的快速恶化、负反馈。在理财净值化之后，是否愿意承担这种信用风险，应由自己来承接。
4、防范信用冲击演变为流动性冲击，货币政策需要更灵活。以往经验看，由于信用事件增多，保险大举赎回投资的债基（持仓不透明），导致债基被动抛售加重了信用债的抛压，恶性循环。为避免这种流动性冲击和风险共振，需要货币政策更灵活，适度予以呵护，保持流动性的合理稳定。
5、加强政策协调，做好打破刚兑后的风险防范机制。
从长期看，目前债市的症结其实是整个金融体系问题的延伸。比如城投债问题，还需要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地方政府财权事权重新匹配。仅凭压缩金融体系融资渠道去杠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仅应是系统工程的一个环节。
投资策略：“交易宏观，规避微观”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我们有如下的投资建议：
1、坚持“趋势震荡慢牛，重回陡峭化，信用利差‘硬分叉’，信贷和非标利率与资金利率背离”的基本判断。利率债慢牛的逻辑在于货币政策微调、信用及广义财政收缩、名义GDP见顶回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封杀利率大幅上行空间。重回陡峭已经兑现，前期提示继续陡峭空间不大，近日还出现了平坦化，但整体重回陡峭的方向不变；
2、空间上维持之前的判断，十年国债为例，3.5-3.6%的阻力区域，突破需要基本面的超预期下行。4.0%是“市场底”。经历了4月份之前的修复后，二季度已经转为扰动期的逆向操作，政策博弈是主要关注点，市场已经探明至少中期顶部，接近就是增持机会。
3、“交易宏观，规避微观，适度杠杆”。违约潮导致投资者对低等级信用债普遍谨慎，但由此引发的信用收缩和政策调整从宏观上利好利率债。从性价比来看，承担狭义流动性风险好过承担利率风险好过承担信用风险。当然，信用事件频发导致风险偏好快速下降也将带来错杀机会，信用债择券空间在增大。
4、股市仍处于分子和分母项的纠结中，盈利和估值驱动不明显决定还难有趋势性行情。短期关注盈利预期和风险偏好的担忧，中长期继续关注理财变身风险资产且规模收缩带来的再配置效应。
5、应该规避什么特征的板块？主业不佳情况下发力业务多元化，内部现金流不佳（或是经营抗风险能力弱或是投资激进），财务杠杆高企并且严重依赖债券、非标等表外融资渠道的上市公司。
6、房地产等“头部”企业的信托产品供求两旺。在其他融资渠道快速收缩背景下，房地产等企业融资渠道日益收窄，但从拿地、新开工等数据开，融资需求不会很快弱化。除加快周转之外，预计并购贷款、信托私募产品等成为少有的融资渠道，当然也仅限于“头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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