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货币之争已成常态，这实际上是理念的不同，二者各有分工、职责差异明显，且各自也均有局限性，但在当前的环境下，二者的边界却越来越模糊。
一、2018年以来已历经两轮“财政与货币之争”
（一）第一轮（2018年三季度的）：财政“耍流氓”、央行“小央行”
2018年7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先生发表两表文章《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和《新时代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怒怼财政部，随后财政系统相关人士便以文章《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进行回怼。
1、具体来看，央行认为现阶段的财政政策不作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财政政策更应主动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学会如何高效地花钱，而不是被动等待，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耍流氓。具体体现在财政透明度低与信息披露避重就轻（基本不受监督）、财政支出效率较低且短视应学会如何花钱（没有发挥好逆周期调节功能）、高达4-5万亿的国库存款没有充分利用、财政体系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实际上是通过央行来完成（虚假注资）、财政体系没有管好国有金融机构（可以让央行来管）、融资平台属于政府债务（不应一推了之）、金融机构在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方面是弱势群体（财税改革应承担主要责任）。
2、财政系统则认为央行与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共谋”或“从犯”、由央行控股商业银行意味着明显倒退以及央行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方面的决策仍然属于“小央行”思路。具体体现在注资金融机构正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体现、金融机构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共谋”或“从犯”的角色、央行在利率汇率等改革的决策思路上仍然属于小央行、由央行控股商业银行意味着明显倒退。
（二）第二轮（2020年以来）：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合理性之辩
1、2020年4月27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上作“新的条件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主题发言，提出（1）“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因此不能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比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2）4月17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特别国债如果由央行直接购买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且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没有必要担心通胀的问题；（3）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预算规模可考虑达到5万亿、分次发行、央行扩表以零利率购买）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这将比货币政策仅在再贷款、降准降息方面采取措施更有效。
2、2020年5月6日，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针对上述建议发表“财政赤字货币化之我见”进行反驳，认为财政赤字可以货币化，但目前是财政政策效率存在问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之前需要搞清楚以下四个问题：（1）财政政策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主，还是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主；（2）当前解决就业问题是加大政府投资或政府补贴投资为主，还是救助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为主；（3）财政对困难人群的救助能否精准，减少跑冒滴漏；（4）当前情况下用结构性信贷政策与用财政政策调结构哪个相对更有效率。
二、缘何“财政与货币之争”已成常态？
（一）财政政策积极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配合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其它还包括产业政策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虽然本质上均体现为扩表（货币政策积极的结果是央行扩表、财政政策积极的结果往往是央行与政府部门共同扩表），但需要认识到二者均有其自身职能边界。货币政策职能是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侧重于短期，财政政策则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基本面问题、偏重于中长期。
因此在流动性危机略有缓解的情况下，不应对货币政策的宽松方向和力度有更多期待，而应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于财政领域，但财政政策的积极却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配合，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中国尤甚。
例如，2019年12月19日财政部国库司召开2019年第四季度国债会议，明确提出“适度压降国债筹资成本……拓宽地方债券质押用途和质押范围，优化地方债券市场做市安排，继续推进地方债券ETF等衍生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现长期以合理成本和风险完成财政筹资……发挥国债金融功能……加强国债发行管理和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沟通协调，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
（二）财政与货币领域对金融体系均有主导权，且前者诉求越来越多
由于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出资人主要以财政体系为主，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背景实际上较为复杂，即股东与股本多源自财政体系、金融主管机构以央行和银保监会为主，而央行则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总量、期限、结构与价格。因此，财政体系决定着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的基础，央行则决定着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的宽度与广度，而这也是中国央行与财政之争的来源。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财政体系之间的股权关系正变得不那么纯粹
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及相应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深度介入让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财政体系之间的股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那么纯粹。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财政体系通过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注资的方式建立一种股权关系，并促使或推动后者不断加大对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及融资平台的支持力度，考虑到财政体系与地方政府、地方国企与融资平台的关联性，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后者的融资支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关联授信，也即财政体系正是借助银行业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的主要承载）变相实现了对地方政府、地方国企与融资平台的支持，而财政体系实际上是最大的受益方。
2、财政体系尝试主导金融体系的倾向性非常明显
目前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且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财政体系尝试主导金融体系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2019年9月财政体系相继发布《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20190926）、《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0916）和《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0916）等三份政策文件，对金融体系提出一系列约束要求。
（1）对于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要求2倍以上的金融机构，应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2）不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在税前扣除。
（3）同业融资业务严格用于流动性管理，原则上不得用于长期限或高风险投资，不得成为盈利主要来源。且要求同业融资业务仅限于交易双方，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担保。
（4）金融企业不得将规模增长作为主要计划目标编制预算。
（5）金融企业的境内同业业务一级子公司原则上只能为1家。
（6）金融机构在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设项目时，不得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作为评估依据，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含部门所属各单位）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承诺回购投资本金、保本保收益等兜底安排，或以其他方式违规承担偿债责任。项目现金流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金融企业应严格核实地方政府履行相关程序的合规性和完备性。
（7）对金融企业的股权问题进行限制：
第一，金融企业出资人不得质押限售期内的金融企业股权。
第二，质押融资不得用于股权收购，同时对一定比例股权质押（全部持有股权的50%以及全部股权的5%）进行股东限制。
第三，金融企业发行资产管理产品或结构化主体可以对金融企业进行财务性投资，但不得成为金融企业主要股东。并且金融企业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应当为员工自有合法资金，不得通过银行贷款等债务资金筹集，不得由金融企业向员工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
第四，严禁金融企业管理层以杠杆收购方式取得金融企业股权（含本企业控制的其他金融企业股权）。
第五，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超过所持国有股总额的50%，不得将国有股直接过户到债权人名下。
此外，上述政策文件约束的对象范围也比较广，具体包括（1）依法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各类金融企业；（2）虽没有金融牌照，但主要经营金融业务的投资运营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企业或机构；（3）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4）还包括经营活动在境内的境外注册机构以及在境外离岸中心、金融自由港等注册的境外注册机构。
三、财政与货币政策各有职能边界
（一）货币政策在解决流动性危机方面大有可为
1、流动性风险的三个主要来源
流动性危机可以具化为流动性风险。所谓流动性风险，是指市场主体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市场主体自身出现问题，造成其信用风险上升，使其无法有效从市场获得融资，造成市场动荡、信用急剧收缩、相互踩踏，并进一步导致流动性风险。如2019年5月份包商银行事件所引起的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等。
（2）整个行业出现问题，即某一行业在同一发展路径上出现拥挤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高杠杆经营导致流动性危机频繁发生。如2012年之前的同业业务拥挤现象所造成的2013年“钱荒”危机。
当时部分商业银行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利用同业业务规避监管，对同业融资等过于依赖，导致其流动性异常脆弱，同时同业业务的发展还使得通过同业渠道创造的M2比例大幅上升，显著降低了M2的稳定性，为此央行在2013年上半年突然主动收紧同业流动性， “钱荒”如期而至。
（3）外部环境突发变化，即由于市场的参与者杠杆率普遍较高，使得其进行生产投资时主要以债务资金为主，因此其对外部环境较为敏感，。如2017年的三三四严监管所造成的同业流动性困境、2019年9月的美国流动性紧张以及此次冠状疫情所导致的海外市场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通常是指金融市场本身或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如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问题，当金融市场本身或其参与者出现问题时，会顺带传导至实体经济的相关部门，导致这些部门无法再有效从金融体系融资相应资金以保持杠杆率水平的稳定，其本质是杠杆率水平较高的问题，即把债务打的太满，没有缓冲余地。但是我们应该要认识到流动性风险的爆发实际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也即通常是由于突发事件（如金融机构出现危机、突发事件爆发造成资金流断裂或预期恶化等）的发生改变了市场预期，打破了杠杆率持续上升或平稳的局面，使杠杆率难以维持，导致流动性危机爆发。特别是从主要经济体的杠杆水平来看，发达经济体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通常会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因为杠杆率水平越高，往往越需要低利率的政策环境予以呵护，否则杠杆水平难以维持。同时也说明高杠杆率的经济体通常比较脆弱，特别是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高，只要市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杠杆率基本便难以维持并造成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既有行业现象，亦有个别市场主体现象，这主要因为流动性分层存在于各个经济体之中。例如，美国对不同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时会分为一级信贷贴现窗口和二级信贷贴现窗口，中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也有分为R007、DR007（存款类金融机构）。通常情况下流动性层级较低的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所付出的成本更高，且其流动性的稳定性更差，例如美国二级信贷贴现窗口的利率水平要明显高于一级信贷贴现窗口、美国流动性危机的尾部机构特征非常明显，而中国R007以及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的波动幅度也会明显大于DR007等等，特别是2019年5月包商银行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这种流动性分层特征更为明显。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流动性分层的存在，使得央行在提供流动性时可以有诸多考量，推出相对更有效的货币政策举措。当然如果流动性危机爆发的因素是全行业问题，这种相对有效性则会大幅减弱。在解决流动性困境时，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财政，央行解决流动性危机的路径通常有两个，即释放流动性或帮助市场主体更容易获得流动性，前者包括加大或提高定向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降准、通过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释放流动性等，后者则包括降息或提高部分市场主体获得资金的便利度（如扩大抵押品的范围、降低抵押品的层级）等，总结下来就是向市场撒钱、央行扩表。（1）为应对2013年二季度的“钱荒”，中国央行通过SLF操作、接受高等级债券和优质信贷资产合格抵押品等方式提供流动性，同时对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的机构也给予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以及再贴现层面的支持。（2）为应对2017年严监管所带来的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上行等情况，央行在2017年5月下旬便释放公开市场操作信号（后续形成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释放操作信号和意图的惯例），此外央行还于6月6日开展4980亿元的MLF操作对冲4313亿元的MLF到期量，随后形成每月一次的MLF操作频率。同时6月7日重启28天逆回购并连续进行操作、10月下旬启动2个月逆回购操作，形成7天、14天、28天和2个月的逆回购操作框架。（3）为应对2019年二季度接管包商银行所造成的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央行从5月下旬开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并从6月中旬开始先后启动28天和14天逆回购操作。同时央行还加大了CBS操作力度，6月增加再贴现额度2000亿元、SLF额度1000亿元，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需足额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此外央行当时还明确中小银行可向其申请再贴现，亦可使用合格债券、同业存单等作为质押品向央行申请SLF，并通过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方式为中小银行发行同业存单提供增信。经过一系列举措最终形成并完善了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SLF）、存款准备金和流动性再贷款等四道防线。（4）美联储应对流动性危机的路径是扩大资产负债表，具体举措大致有降息降准、大量购买信贷等债权类资产以提供流动性、和其它经济体的央行推出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等。例如2019年9月美国出现资金紧张时，美联储便开始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也从3.84万亿美元扩表0.34万亿美元至4.18万亿美元。再比如，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美联储资产负债再次大幅扩表，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2月的4.18万亿美元已扩表至目前的6.72万亿美元，一个季度的时间已扩表2.60万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7万亿、中国央行总资产的50%），未来进一步突破8万亿美元不是不可能。经济衰退的风险主要源于消费、投资、出口等三驾马车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大幅下滑。此次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技术性衰退困境已成必然，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大量的失业、产能无法消化、中小微企业破产、偿债压力显著加大以及债务风险急剧上升等问题。特别是在消费与投资需求被延迟以及外贸需求被中断等因素，使得仅靠民间力量显然无法得以恢复甚至勉强维持也比较困难，此时需要在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下，借助于财政力量修复消费、投资与外贸等领域低迷的需求，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基本稳定，使经济运行得以基本维持。其中财政举措包括大幅度减税降费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给予公众补贴（如发放现金）以保障其基本运营、加大政府投资与公共消费力度以消化产能和弥补民间投资需求不足并帮助消化就业，通过以上举措来保障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转，避免冲击面的不断扩大给经济造成不可预估的冲击和无法挽回的损失。2、财政刺激计划的支撑是政府债券大量发行以及政府杠杆率的抬升财政刺激的推出意味着需要在资金来源方面有足够保障，受疫情影响在财政收入（税收）大幅下滑且支出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各经济体只能借助于大量发行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以支持实施财政刺激计划，并使得政府杠杆率在未来会有明显抬升，政府债务压力也会相应上升。幸运的是在目前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政府本身具有发行政府债券以实现低成本或零成本融资的动力。特别是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需要借助于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支持，一方面政府债券发行需要较低的利率水平给予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债券发行需要有QE政策给予资金认购支撑，显然这正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融通之处。3、各经济体政府部门加杠杆的空间差异较大，日欧空间小、中国空间大通过梳理2007年和2019年末的主要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来看，目前日本和欧洲多数经济体的加杠杆空间较小。例如日本、希腊、意大利、新加坡、葡萄牙、比利时和法国等经济体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经高达204.10%、177%、134.80%、106.40%、117.70%、100.10%、98.60%和98.40%，可以看出目前日本、2012年已经爆发过欧债危机的经济体以及新加坡和美国的政府债务水平较高，非常值得警惕。不过欧洲经济体中也有部分国家的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较低，如俄罗斯、卢森堡、瑞士、瑞典、挪威、波兰、荷兰、芬兰和德国等。相较而言，中国的政府部门杠杆率水平仅为54.20%（当然这里没有将政府隐性债务纳入），和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52.20%）较为接近，未来加杠杆空间较大，也即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有很大挖掘空间。如果拉长时间轴来看，2007年以来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幅度较大的经济体主要有希腊、西班牙、日本、葡萄牙、中国香港、英国、美国、爱尔兰等。显然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比较快的经济体中（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也是2012年欧债危机中的主角。4、货币政策需要保持宽松周期较长时间以支持政府部门加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放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借助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来实现，即政府部门要实现低成本融资。日本应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日本债市、美国股市、中国房市被称为泡沫最为严重的三个领域，这种论断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应该说日本债市的泡沫正是建立在日本政府不断加杠杆、刺激经济的背景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基准利率水平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在低位以支持日本政府加杠杆。显然如果明确未来几年内是政府部门加杠杆的时期，那么也可以判断未来几年的货币政策将需要持续保持在宽松的环境中。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三个功效，一是政府部门更容易发债借钱来发挥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功能以推动经济恢复增长，二是政府部门更容易实现债务置换减轻债务偿还压力，三是各市场主体可以以更低成本进行融资来推动金融市场欣欣向荣、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三）财政与货币解决问题的本质均是扩表，区别是扩谁的表？应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解决问题的本质均是扩大资产负债表。其中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向市场主体购买资产、释放流动性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结果便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大，同时央行释放的流动性也会对应推动央行操作对象（如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扩大。而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衰退风险的本质是政府部门不断提升杠杆率、扩大债务水平、引导市场投资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结果同样是政府部门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对于美国和日本等经济体而言，政府部门扩表往往与央行保持同步，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发行70%左右依赖于国债发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关联性非常密切。虽然货币与财政政策均有其职能边界，但二者之间的局限性也较为突出。1、货币政策仅限于解短期之急、应急之需以及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虽然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在明确其目标时均特别强调“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保持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从实践来看，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或功能主要是来调控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其职责是解短期之急、应急之需，而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便是通过调节利率、释放货币、疏通信用传导渠道，为财政政策等其它经济政策提供一个适宜的宏观环境。此次新冠疫情所引致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层面技术性衰退风险便是最好的例证。尽管美联储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便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调降至零利率区间并取消准备金率、实施无限量QE等以及其它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也相继跟随，但从根本上缓解全球市场情绪方面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经济方面往往无能为力，意味着货币政策在应对流动性危机方面的效力实际上也在逐渐减弱。或者说货币政策需要和财政政策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发挥其在应对经济衰退风险方面的作用。基本上每一轮货币政策宽松周期内，主要经济体的各部门债务水平均会大幅水平，并在较长时期内对宽松政策环境有更高期待和依赖。除非宽松之后的经济产出水平有更大程度提升，足以应对货币宽松期内的新增债务偿还压力，否则一旦货币政策收紧之后，债务压力和违约风险必然会大幅抬升。事实上实践中情况也是如此，每一次宽松货币政策周期后的经济产出并没有较之前有更高提升，而每一次宽松周期后的货币政策也难以迅速恢复至正常化水平，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路径经常会被低迷的经济和突发事件所打断，而无疾而终，不得不重新回到宽松周期内。从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来看，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其每一轮周期内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从趋势上看均是下降的。如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历次利率周期的最高点依次为1984年8月的11.50%、1989年2月的9.75%、2001年1月的6.50%、2007年9月的5.25%以及2018年的2.50%，最低点则依次为1982年12月的8.50%、1986年8月的5.88%、1992年9月的3%、2003年6月的1%、2008年的0.25%以及2020年3月的0.25%，均是逐渐降低。（二）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只能助力经济恢复增长，但无法支撑持续复苏货币政策有其局限性，财政政策同样如此。虽然财政政策在助力经济恢复增长方面值得期待，但对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持续性的经济复苏增长需要调动经济体中各部门积极参与，并非仅局限于政府部门，毕竟政府部门在债务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的持续复苏意味着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持续上行，这些既需要资金的参与，亦需要投融资动力的持续。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来引导企业进行生产投资和消费，但是一旦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先前发挥力量的政府投资势必会对企业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宽松之后更宽松，来帮助政府部门实现更低成本的债务融资并同步进行债务置换，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完全国际化、且债务风险在全球进行转移的背景下，宽松下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在助力债务风险的不断累积，并且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持续性要求，造成货币政策的效力逐渐减弱。五、将国债作为准货币以实现货币政策自主和配合财政政策积极应是大趋势尽管央行在做挣扎，但未来将国债作为准货币来投放基础货币以实现货币政策自主和配合财政政策应该是大趋势。 （一）2019年10月底的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应该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信号，即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二）虽然近年央行已经尝试在逐渐摆脱外汇占款对货币发行的干扰，但外汇占款仍然高达60%，也即依然有高达60%的基础货币发行依赖于其它经济体的政府信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仍然受到扰动。（三）央行目前接近30%的货币发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和再贴现来完成，但目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余额已经接近4万亿元，这种方式不仅滚动续作的压力较大且在摆脱其它经济体信用的同时，越来越依靠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用，将实体经济的融资更多地寄希望于通过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实现，不仅提升了实体经济获得资金的难度，也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长期处于紧缺状态。（四）虽然目前抵押范围已经扩展至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等等，但抵押率较低且范围有限，这意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也将面临着抵押物不足的困境，从而使得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贷款等途径获得，缺口愈法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外汇占款会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干扰，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也只能解决基础货币投放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借助于国债来实现货币发行信用的转移也是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必要手段，即货币发行依赖于中央政府信用来完成，而非借助于美国政府信用和国内存款类金融机构信用。（五）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不得向央行透支，但是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货币供应方式大都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完成，因此从长期来看，以国债为基础、转变基础货币发行方式未尝不可，担忧通胀的问题显得有些多余，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融资方式的转变以及结构的改善也需要借助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改革来支撑。如果方向明确，那么短期也可以采取逐步向长期靠拢的方式，既允许中央政府对央行进行适当透支，以减轻公开市场操作滚动续作的压力，这也是财政政策在未来逆周期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更是财政体系近年以来不断尝试主导金融体系的大背景。注：本文数据全部取自公开信息，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所供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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