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时代：城市与乡村，路在何方？│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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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中国时代来临？
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4.7%，有人说我们已经正式跨入“城市中国”的时代，城市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根据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城乡经济的二元化问题。
虽然刘易斯模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若干条件假设，但仅仅凭结论就足以支撑起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城市精英的傲慢自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于他们而言就是构成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终极蓝图”，原因则很简单——城市的生产效率更高。而农村，不过是描绘美好发展蓝图的一抹“底色”。
质疑的声音同时存在。严重的交通拥堵、传统文化遭受冲击、显著的贫富差距、缺乏足够日照和管理混乱的城中村，凡此种种，几乎成为每个大城市的通病。而对这些“大城市病”久治不愈的焦虑与传统农村“田园牧歌”的想象（或者是回忆）交织在一起，同样让一批人言之凿凿的要做大城市的“逃离者”。
拥堵的城市
其实，无论是城市的拥趸还是逃离者， 36 41214 36 14986 0 0 3520 0 0:00:11 0:00:04 0:00:07 3520们对于城乡关系的认识竟然不谋而合：好像城市与农村永远站在对立面上，分别代表着现代与传统、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理想，仿佛城市唯一的指望就是继续现代化大生产，同时坦然接受各种“大城市病”，而农村就应该继续美丽而清贫，成为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家园”。
这种对立从文化、经济、意识形态、行政管理乃至具体空间边际，似乎都必须“非此即彼”。可是如果认真的考究起来，“城”与“乡”从未真正能彻底分清楚过，至少在中国不能。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曾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通过对16－－20世纪英国文学作品的回顾（彼时英国的城镇化率从30%提升到70%左右，与中国当前所处时期近似），批评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他认为，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非落后、愚昧之地，也非人间的伊甸园；同理，城市虽然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其自身依然矛盾重重。
这种对城、乡角色的理性思考同样可以见诸国内学者。不论身处哪个时代，如果我们仅仅浮于表面的欣赏城市的繁华或者是乡村的清幽，就无法对城、乡未来发展方向做出有价值的思考。那么，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深层次上到底面临着怎样的矛盾和问题呢？
1.1 中国的城市：是否在接近“现代化的陷阱”?
近代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与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
60年代日本国际论坛确定了关于现代化的八项标准，其中第一项标准就是“人口相对高度集中在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自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西方理论界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现代性）”多有批判：曾经支持西方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方法虽然善于迅速解决眼前问题，但却粗暴的否定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4年的54.77%，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陆大道先生曾评价这是“城市化大跃进”。
中国历年城镇化率（图片来源网络）
在这样的过程中，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的思想都被快速的改造。我们迅速的接受了西方所有关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却并不来得及仔细斟酌它们是否真的适用于中国。
于是乎，那些饱受批判的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几乎都能在中国的现实中找到注解，诸如：传统-现代二分法、现代化发展内因论、现代化趋同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之下，中国的城市完全被当成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却没有好好承担在文化传承和精神归属方面的重大责任，由此而表现出来的过度扩张、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抛弃破坏、经营主义和利益主义至上、过度泛滥的消费主义倾向，简直可堪为批判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范例大全。
有学者斥问：中国是否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而我们对于城市也有此问！
1.2 中国的乡村：在现代化的洪流中艰难转型
如果说趋同化是中国城市的一大问题的话，那么当前中国乡村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性又往往让学者们无所适从。
当许多城里人对近郊农民“有房、有地、天天农家乐”的生活状态啧啧称赞，对拆迁农民的巨额赔偿款羡慕不已，对一些富裕村庄数目惊人的年度分红大为惊叹的时候，那些在城市的夹缝中“蚁居”的农民工、依然为每年的旱涝收成焦虑的耕种者、贫困的中西部村庄里的留守老人和孩子，同样构成了中国乡村的图景。中国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大潮对传统乡村地区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
这股不可逆转的洪流，的确让许多乡村地区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但是也让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饱受冲击：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面临多重身份的转换，传统乡村伦理价值体系在“现代化”语境前面临“失语”。
乡村与城市
当前乡村的许多问题，也许根本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把现代化的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加诸其上而产生的问题。乡村的现代化之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乡村所面临的困境，不能简单解读为城镇化的破坏，或者说是城市带来的破坏，而是整个时代无可避免的现代化危机。当我们把城市的问题和乡村的问题放在一起思考就会发现：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与张力背后其实是当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总体危机。如果我们继续生硬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最终将是一次彻底远离现代化的危机。所有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除了不能脱离对时间和地点的考量，更不能抛开对历史脉络的梳理。
中国的城与乡是从传统城乡关系中演变而来的，脱离了对传统城乡关系的认识来试图复制建立起一个个西方现代化模板式的城市和乡村，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城乡关系进行历史回溯。
2．历史回溯：乡村是支撑国家体系构建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曾经对中西方迥异的“国家-城市”关系有所评价：“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具体来说，西方的城市发源于城邦制，城邦内部的市民建立利益共同体，形成契约关系，梁漱溟曾评价西方人早期“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
自希腊、罗马开始，西方城市的财富积累主要依赖于对外军事战争和长距离贸易。城邦与其外部的乡村地区之间虽有物资交换，但是并不形成绝对的依赖共生关系。
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一直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中国传统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紧密依托于小农经济。自汉代以来，中国就开始形成完整的农业经济体系——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紧密依存，并通过以城市为核心的国内市场和贸易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总体生产水平。
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中国，乡村一直是生产者，城市则是管理者、消费者和市场。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的研究表明，汉代中国的城市规模取决于农村的余量率。
中国城市有两类不同的起源，一个是政治中枢，也就是官署所在地，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另一个是因贸易而成的市镇，其主要服务于农业社会的物资流通需求，又称为“邑”。中国自古所谓“皇权不下县”，县城之下，无所谓城市与乡村。
明代以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支持了城市商贸功能的进一步提升，那些因商贸功能而发展壮大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是传统中国巨大的农业生产体系中的节点，而并非独立于乡村之外而存在。而县城这样的基层官署所在地，主要管理的也大多是农村的人吧。
记得胡戈曾经把陈凯歌的电影《无极》里面的王城叫做“圆环套圆环娱乐城”，而陈凯歌实在应该赞胡戈一句：“总结的精妙”。中国自古以来“家-国-天下”的行政管理体系，确实类似于这样的多层圈套式结构。
而今，我们的“省-市-县-镇”的行政管理层级，也从来没打算把城市和乡村划分开来、各管各的。这和欧美的行政管理体系相比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中心城市肩负着管理周边农村的行政职责，也因此具有更多的区域特性，这也将使得城市特征更便于进一步向乡村扩散（约翰.弗里德曼）。
2.1 近代以来：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的追求导致对城乡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度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为了追寻国家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社会观念的改造。而这种观点上的转变远早于社会结构和城乡功能的实际变化，并对原有稳固的城乡关系形成巨大冲击。梁漱溟曾评价为“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
根据国内学者的现有研究，至少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国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属性为主，乡村是生产属性为主，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点可以参考国内外学者对于民国时期洋纱洋布对乡村纺织业冲击的相关研究）。
到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将工作中心转到城市时，仍然认为此时大部分城市“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只有“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当中国在根本上仍然作为一种内向型的、农本基础的社会而存在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已经决意停留在大城市，并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这种观念上的转换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以后的总体城乡发展轨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被简单的等同于城市的工业化目标，城市与乡村被赋予不同的发展命运。
然而，后面几十年的发展再次证明，如果农村发展的好，对城市发展也有所助益；而如果城市只想一味从农村抽取想要的资源，却把矛盾和问题都留给农村，最终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会反作用于城市，城与乡的命运始终息息相关。
2.2 当代中国：城市和乡村在快速的发展和变动中，此消彼长，互为依存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城市和乡村都经历了快速的变动和发展。
70-80年代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日渐丰富的农村物资供给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城市捉襟见肘的日用品供应问题；
1980-19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兴起，大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日子难捱，农村劳动力开始亘古未有的大“迁徙”，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并支持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
2000年以后，城市快速扩张，城乡矛盾的激化，严重的“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城乡总体社会稳定，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2008年之后，由城到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危害到所有国人的健康，城市产业面临转型困境，然而原本赖以支撑的外部动力却有些靠不住了，几经分析之下才发现，原来动力的源泉还在自身，由此“乡村复兴”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乡村甚至被称为未来城市资本投资的新“蓝海”。
城市污染
回顾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城市是紧密依托于小农经济而存在的，乡村是支撑国家体系构建的根本所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从来无法独善其身。
乡与城，仿佛道家文化里面的“阴与阳”，此消彼长，互为依存，不可分割。城市的空间拓展意味着乡村的撤并和消减；城市人口的增长态势取决于乡村人口对未来居所的取向；更重要的是，城市增长的“天花板”完全取决于乡村的供给能力——比如安全的食物、清洁的水和空气、充足的基础能源；而乡村，虽然可以相对超脱和独立，但是那些想生活的更好的农民们，也需要好好利用城市的技术、机械和资本。
当前，关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表述极多，然而要深究这些表述之后的内涵，却能发现若干面貌不同的“哈姆雷特”。
城市与乡村，是“以城带乡”还是“城乡均等”，亦或是“城乡等值”？城市是应该先发展，然后再扶持乡村发展？还是城市的发展本身就离不开乡村，必须与乡村共进退？我们平日挂在口头的“四个现代化”，谁是目标，谁是手段，谁是结果？如果不能将这些问题厘清，我们是否会在发展的道路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10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6
吕新雨（著）乡村与革命 中国新自由主义批判三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01
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新星出版社 2006 - 06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6
注释
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定的标准共有八项： 1．人口相对高度集中在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2．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 3．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 5．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的选择，广泛普及文化知识； 6．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 7．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 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Black, 1976)
历史上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可以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种，而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顺利源自其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障碍。
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
3．城市的选择：打开城门
柯布西耶曾经运用他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建设出了昌迪加尔这样尺度惊人的建筑群，而非真正的“城市”。简.雅各布斯讽刺其为“不仅仅是在规划一个具体的环境，他也是在为一个乌托邦社会做出规划。”
昌迪加尔规划示意图
到今天，我们已然明白：精美的物质空间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好的城市，优越的经济水平也不能替代一个城市所有的需求。即使城里人只想为自己做些打算，也必须认识到：如果仅仅依靠全面市场化和WTO，仅仅依靠安保完全的门禁社区和繁华的摩天大楼，我们的城市只怕已经无法让生活更加美好。那么，我们又需要依靠什么？
昌迪加尔：多么熟悉的味道
3.1 城市的改造：从乡村开始
中国的城市，其实一直与西方经典理论中的城市模型保持着距离。即使是高楼林立的北上广，也抹不去其身为中国城市的特殊性。譬如城市的社会治理，至少在中国，难以实现想象中的理性，更无法彻底建立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结构。
约翰.弗里德曼在他的《中国的城市变迁》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城市不同于欧洲的城市，“它们不是社团性质的实体”。
城市管治中的“公与私、政治与个人、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非官方、政府与市场、法律与习俗以及程序与实质等的边界都被模糊了”（丁学良；约翰.弗里德曼）。这种模糊的本源来自于人，那些进入了城市而仍然带有深刻的乡村社会烙印的人。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曾经对明、清末期的城市移民做了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虽然大部分城市中的临时移民数量超过城市人口的半数，但是这些进城的人仍然保持了与出生地或原籍地的紧密联系。这和我们今天城市的景象何其相似！虽然历史推进了200多年，但乡村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仍然渗透在城或者乡的每一个角落。
乡村特质而非城市，决定了中国的总体存在方式。“中国的城市就好像是网络片段中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节点，只是质地上更紧密而已，它们不是寄居在网络上的外来体”（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弗里德曼）。
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摆脱了最初物质匮乏的困扰，其代表繁华与现代的硬体部分与西方城市差距渐小，而软性的部分却相距甚远。而今我们所需要的城市改造，并不是修一条路、盖一个楼的改造，是更深层面的结构性改造，目标是如何建设一个更加法制、更加包容、更加多元和富有创新性的城市。
这样的结构性改造，其实是中国整体结构性改造的组成部分，改造的根基就在乡村。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绝不是绘制宏伟现代化蓝图上的底色，而是决定性的力量。
梁漱溟20世纪30年代专注于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工作，是因为彼时“中国社会崩溃已到最深处，所以要建设亦须从最深刻处建设起。”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儒，梁漱溟认为：东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构造截然不同，生硬照搬“西洋制度”只会对中国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从乡村入手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实践。这对于经历了30年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之后的中国，仍然极具借鉴意义。
3.2 未来发展动力：城与乡的结合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传统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时代，城市的转型也在其中。
后现代主义对于城市的影响力不仅止于艺术和美学。当下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类经济学思想前沿，从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到信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无一不带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烙印。他们对于原有城市发展逻辑的批判，最终目的是让城市更加“向好”，让城市能够在无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中抵抗外界冲击，并实现自身的独特价值。
今天的城市正从工业文明时代向后工业文明时代过渡，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将被个性化、定制化生产所渐渐取代。根据利奥塔对于后现代知识状态的描述，所有的差异化的创新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需要向乡村学习。
乡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乡村固有的文脉主义和人文精神，城市都可以借鉴来以丰富自身的多元价值体系。即便我们已经进入城市中国时代，一个乡土文化传承悠久、产业发展循环低耗、社会治理和谐有序的乡村，对于这样的时代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保持多元价值，不仅仅是乡村保持自身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特点的内在需求，更能够为城市提供可资学习的范例——如何以其自身的韧性、多样性、灵活性来“对抗”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标准化、同质化之弊。如果我们愿意把城市重新看作是广阔乡村体系之上的节点的话，那么每一座城市就都必须从他周围的乡村文脉中吸取营养。
4．城与乡的未来：广义的现代化
城镇化从来是结果而不是目的，城市也不仅仅是硬性的地理边界或者统计学上的界定标准。
按照美国大都市区的划定标准，人口超过5万人的可以被视为大都市统计区，人口多于1万但少于5万的则是小城市统计区。
如果我们要生搬硬套这样的统计标准，中国东中部绝大多数的乡村地区似乎都可以被视为都市区。所以，我们必须超越这些硬性标准，从城市存在的终极目标去理解城市。
城市，不是为了让人口聚集而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存在，而是为了让居于其中和居于其外的人，都能由此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或者可被理解为更为广义的现代化。
其实，所有被归入后现代性的探索，都是对现代性的延伸和补充。如果把技术、生产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进步作为衡量现代化的三个标准的话，就可以认为广义的现代化只是要求“向好”，而并不规定如何“向好”。
而今，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探讨越来越具有包容性（比如：从威权主义到新威权主义），知识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发展路径不必然只有一条，东方式的，甚至更具体来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应该有其自身的模式。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走向一种更为广义的现代化，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向好”，才是中国历经百年、孜孜不倦以求的目的。
所以无论我们身处“城市中国”时代还是“乡土中国”时代，城与乡的发展，其实从未真正的分开过。有鉴于中国的复杂性，从传统中演进，从乡村开始，才能诞生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今天，乡村建设问题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一时之间，政府着力打造“美丽新农村”，各路社会精英纷纷试图成为“新农民”。社会学者、建筑师、艺术家、企业资本和政府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投身乡村建设实践，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所谓的“田园梦想”，而是试图通过乡村改造表达他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并付诸实践。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顺应这样的潮流，于个体和整体都是利好。
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在以前就从未泾渭分明过，而今随着新资本的介入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也许会变得更加融合。早先曾经有人预言互联网技术可能会削弱城市中心的优势，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能会更加依赖于网络而非实体空间。
但是实际上，中国城市中心区的聚集度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而有所下降，毕竟再先进的技术也不能解决人们需要面对面、拥抱和握手的心理需求。然而对于近期互联网大举进入农村的情况而言，技术将可能对人们的文化心理需求起到支撑而非背离的作用。
而今无论是淘宝村（依靠互联网将物品卖出去）还是菜鸟驿站（依靠互联网将东西买进来），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大潮方兴未艾。如果有一天，无论日常教育还是就医，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将城与乡的差距缩到最小，那么是否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故土情怀和现实生活需求之间纠结挣扎。
或许未来在城市和乡村里面居住的人，并非所谓的城里人和农村人，而是愿意住城里的人和愿意住在农村人。
到那时，哪里还有什么城门？
-THE END-
作者：曹璐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规划师
注释
简.雅各布斯Jacobs J.（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 2006-08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著），黄鹭新（译），中国的城市变迁（CHINA’S URBAN TEANSITION）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内部资料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著），叶光庭.徐自立.王嗣均.徐松年.马裕祥.王文源（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 2000-12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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