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多灿烂，农村就有多伤感

来源：群学书院（ID: sacademy）

作者：群学君

他们是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付出最大代价的一群人，也是富裕起来的人们需要关爱的一群人。又爱又累，他们依然微笑。又爱又痛，我们只能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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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小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重返岗位的许多都市上班族，大概还沉浸在过年的胡吃海塞和晨昏颠倒中，“节后综合症”总让人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可是，在朋友圈里流传的两张照片，却让人体会到另一种伤感，一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无法体验的揪心之痛。

这是网友拍摄的一组照片。小男孩儿被年迈的奶奶带着，一起送爸爸妈妈离乡打工。当大巴车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小男孩儿突然意识到，朝夕相处的爸妈就要离开，他撕心裂肺的扒住车门，想留下爸妈，奶奶狠狠心，抱起他跟爸妈挥手作别，却依旧难忍一步一回头的痛楚。

这是网友拍摄的另一张照片，车窗外，一双儿女拼命拦住即将远行的爸妈，车窗里，爸妈几次硬下心来发动车子，却又几次不忍地熄火；车里车外，四个人哭成泪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春节长假结束，在中国中西部农村许多地区，这样撕心裂肺的一幕，总是在揪心上演。生活在都市里的孩子，很难了解这样注定要发生的别离，对于这些农村同龄小伙伴意味着什么，也很难体会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幼小心灵乃至一生生命历程产生的影响。

这群数以千万计的孩子，是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的特殊的一群人，是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付出最大代价的一群人，也是追求普遍富裕的阳光往往没有照射到的，因而最需要关心和爱护的一群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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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秦紫阳，7岁，住在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寿山寺乡西朱庄村人，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幼小的她从小便跟着姥爷和姥姥在乡下生活，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和父母见上一面。

对她来说漫长的假期总是煎熬，因为其余的小朋友假期可以和父母在一起，尽享父母亲情，可是她却难以和父母相见。有一年春节，为了和爸爸妈妈通话，她曾经把一通电话打到欠费停机。过年了，其他伙伴都会在父母的陪伴下去点爆竹、放烟花，而她最习惯做的，就是和姥姥一起在第二天清理燃放烟花爆竹留下的垃圾。

湖南省安化县大福镇梅溪村，5岁的肖思雨和6岁的肖浩洋在等待父母回家。兄妹俩的父母在深圳一家做话筒的厂里打工，只有过年时才会回来一趟，呆上六七天就又得外出打工。每隔一两个月，兄妹俩的爸爸妈妈会打来电话。听到电话响起，兄妹俩总会踮着脚把电话抢来抢去，争着跟爸爸妈妈汇报自己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爸爸说不要欺负妹妹。”肖浩洋说，这是爸爸每次都会叮嘱他的。年幼的妹妹，每逢过年，就惦记着礼物，而稍微大一些的肖浩洋，更加想念的，却是爸爸妈妈。

今年16岁的张昌惠，就读于广西省融安县泗顶镇中学，今年初三，身高1.45米左右，体重30多公斤，看起来比同龄人都瘦小，还像个小学生的模样。寒假不用上学，张昌惠也没有睡懒觉的机会。天刚蒙蒙亮，她就早早起来煮全家人的早饭。等全家人吃完早饭，洗碗、拾柴，再回屋看书是张昌惠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为了能利用寒假赚点零用钱，张昌惠一有空就进大山挖冬笋。冬笋并不是那么容易挖到，特别是冬天，大山里的山风吹得人直打战，对于一个瘦弱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还有，浙江塘溪镇的晓丹，今年12岁。从晓丹幼儿园大班开始，爸爸就跟随工地班子常年在外打工，妈妈带着她和弟弟常年租住在镇上。每次想爸爸了，晓丹就会从妈妈的手机里找出爸爸的照片看一眼——只是这个四口之家，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全家福。

江西赣县沙洲小学的庆梅，妈妈生下哥哥和她之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兄妹俩已经忘记了妈妈的长相了。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逢年过节才会回家，就在妈妈走后的第二年，他也没有回过家了，至今，庆梅兄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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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孩子，只是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的缩影。

中国留守儿童的具体数量究竟有多少，因不同的统计口径和估算方式，结果相差很大。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而201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统计认为，全国不满16周岁、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

2017年8月，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布了《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4000万的总数进行估算，并将父母一方单独外出和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农村学生计算在内，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共有超过2300万留守儿童。

调查同时显示，农村未成年人口中，父母均外出，处于完全留守状态的孩子占26.1%，若再加上父母中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的比例达到了58.1%。

尽管数字有所出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在我国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而成长过程中父母关怀的缺位，给留守儿童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在调查中，11.4%的被调查儿童反映自己最近经历了父亲或母亲离世，而201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仅为0.709%，且有7.9%的学生选择这一事件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由此推断，这些孩子并不一定全都经历了父母离世，勾选这一选项很可能只是为了借此发泄自己对父母的不满。

心理学研究认为，生活在没能提供足够关爱的原生家庭中，留守儿童除了会怨恨自己的父母，性格孤僻，悲观自卑，还有可能会在无意识中模仿父母的做法，将所受的伤害加诸于自己的孩子身上。

最近几年，每逢新年，举国上下喜乐祥和阖家团圆之际，我们总会听到边远农村地区发生令人揪心的案件，或是孩童自戕，或是少年伤人，具体原因不一而足，但无可否认，留守儿童的经历，总会或多或少在这些孩子此后的生命历程中，留下灰暗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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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旋律的改革发展道路，在为大多数国民谋得福祉，获得红利的同时，也让另一群人承受了转型的阵痛。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留守人口现象，集中体现了农民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

今日之乡村，那些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在农村没有出路”是农村年轻人对问题的最准确表述，是生活和社会高度商品化之后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除了外出务工挣钱，以协助全球商品运转外，农村青壮年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需要外出流动，有人则需要留守，这些留守儿童（以及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是承受代价最大，却又最缺乏表达与言说空间的“弱势群体”。

今天，我们评估一国之发展水平，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是，为弱者付出，始终应当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发达国家需要不计成本付出的。

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留守人口的关心程度，恰恰是衡量我们这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