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街头为中心筹款

我叫Momo，出生于河南周口，目前在北京工作，是一名男同性恋。

从初中开始发现自己对同性更感兴趣，到大学因喜欢上同班同学而完成性倾向的自我认同。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向任何人倾诉过，也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包括那位同学。

压抑的情绪像一只被锁在笼子里的猛兽一样危险、暴躁、敏感而又孤独自怜。

2011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独自来到了北京。我一直说自己很幸运，找到了一个环境非常多元包容的工作，也渐渐的开始放开自己的心锁。

但是由于对周遭社会环境的不确定，对被出柜后可能面临的未知后果的恐惧，始终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羞怯感，处处小心谨慎，一味的闪躲。

这也直接导致了我早期几段恋情的失败，亲密关系的挫败带来的是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和恐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消极状态里把自己封闭起来。

直到2014年6月，在北京美国中心参与“国际同志骄傲月”的系列活动中了解到北京同志中心，随后有幸成为媒体组的一名志愿者。

参与中心的工作，服务来访者的同时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作为性少数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似乎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信心。

这个转变使我一直对北京同志中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同时也让我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变？包容的环境、多元的意识、开放的讨论、真诚的支持，这不正像是一个长期的“同伴互助”的心理辅导过程吗？

然而大部分性少数群体在自我认同和（被）出柜后遭受校园欺凌、职场歧视、家人压力等心理脆弱的时刻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援助。

在北京同志中心2014年发布的《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显示，中国性少数群体抑郁高风险的比例比普通人高3－4倍。

然而相对应的在2015年另外一份关于《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中却发现，有87%的调查对象都认为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

中国2001年颁布的CCMD-3《中国精神疾病障碍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虽然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删除，但仍然保留了“性指向障碍”这一诊断，加之中国临床心理学界精神医师资质水平参差不齐，针对性倾向的扭转治疗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大肆存在。

2015年10月，一名河南驻马店的男同性恋在跟家人出柜后，被送到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扭转治疗。作为一个来自河南的同性恋，我深为自己的处境和未来担忧，我也有可能因为自认为正常的性倾向而被认定为一名“精神病人”。

北京同志中心从2010年开始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救助服务，2012年开始在心理学界开展多元性别教育即“同志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神卫生领域性倾向的去病理化倡导。

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北京同志中心的运营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和困难，但还是在尽力为来访者提供低价、免费的心理援助。

作为一名志愿者，一个受益者，一个潜在的“精神病人”，虽然现正在德国出差，我还是想要尽一份力。当看到北京同志中心为心理咨询项目发起的网上众筹时，我突然想到柏林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乞讨者，乞讨的行为不也正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众筹”吗？

于是在同事的帮助下，一个天气非常好的周六下午，我拿着两块纸板，走上了柏林街头。

第一站我选在了波茨坦广场，边上就是索尼中心。北面不远处是坐落在蒂尔加藤公园里的“被迫害同性恋者纪念碑”，马路对面就是“欧洲被迫害犹太人纪念碑”。然后北面就能看到勃兰登堡大门和国会大厦。

在去往波茨坦广场的地铁上我收到了第一笔捐款，捐款者是一位中年妇女，她非常赞赏我有勇气站出来。她的行为带动同车厢的另外两个人也捐了钱，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迫害同性恋者纪念碑”修建于2008年。外表看像是一整块不对称的大石头，东南角开出一个小口，里面在循环播放同性情侣亲吻的视频，在窗口上我看到一朵新鲜的粉色玫瑰。

一个骑行的三口之家经过，女孩正在就读电影学院，她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震惊，希望以后可以做反扭转治疗的纪录片。

在纳粹统治期间，共有5万4千同性恋被判刑，其中7千人死在了纳粹集中营中。然而在二战结束的20年后，同性恋在德国依旧受到刑事追究。直到2000年还没有承认这种作法的不合法性。

勃兰登堡门同柏林墙一起见证了德国近半个世纪的分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它成为了两德统一的象征。在这里我遇到两个小女孩，大概只有10来岁的样子，她们从口袋里掏出好几把几分的小硬币，我在纸筒上做的孔太小了，她们往里面塞了好一会。

她们告诉我说，她们也是周末没事出来“乞讨”的，要到这么钱全都捐给我了，她们的硬币把这个纸筒变的很沉重。

周日的天气有点阴沉，我先来到了博物馆岛，位于柏林市中心，是流经柏林的施普雷河心的一个岛。博物馆岛上共有五个博物馆和柏林大教堂。二战中，博物馆岛的70%被炸毁。

在这里我遇到一个来自北非国家摩洛哥的移民。他告诉我说，摩洛哥对同性恋曾经非常包容，即使有宗教的问题，人们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现在同性恋在摩洛哥是非法行为，会被判处6个月到3年有期徒刑。

最后我来到了位于柏林西南部，Nollendorfplatz地铁站附近的“同志社区”。街上确实是随处可见的彩虹标准，成人玩具店。后来在附近的同性恋博物馆参加完一个活动很晚出来，看到大街上有性工作者站街，那里的志愿者告诉我，这个区域也是柏林的红灯区。

Schwules Museum（gay museum）建于1985年，2013年搬到Lutzowstr街区。当时是主要针对男同性恋的，现在展览的展品就更加多元，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博物馆。

我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展览开幕，是一个土耳其移民到欧洲的酷儿艺术家的群展。在展览门口遇到策展人之一Arkan, 他邀请我参加稍后的导览和Q&A。

后来在咖啡厅举行的Q&A环节，Arkan请我向观众展示了我带着的纸牌，我简单介绍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现场大家竟然自动组织起了一场小捐款。

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非常友好的与我互换了联系方式，她请我下次再去看她们的档案馆，里面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内容。

从博物馆出来已经将近晚上11点，在地铁上我开始回想大概收到的将近100笔捐款，来自老人、中年妇女、家庭、学生团体、异性恋情侣、儿童、移民、游客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他们在柏林与一个来自中国河南的同性恋相遇，伸出了友善和正义的手。

柏林被称为“同志的天堂”不仅是因为随处可见的同志酒吧和暗室，是宽容的环境使性少数群体能在这个城市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并不是向来如此，它有非常黑暗不堪回首的对同志的迫害历史，即使如今也还是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历史值得铭记和借鉴，他们的权利是通过抗争一步步争取来的，德国2001年通过了同性伴侣法案。

北京同志中心的心理咨询项目筹款还在继续，我会在筹款结束前把这个行为继续进行下去，最后公布筹到的金额。

如果你也欣赏MOMO的勇气，一起创造改变吧！

线上筹款链接

作者：Momo 

摄影：kim、梁志鹏

编辑：威尔

---

【活动推荐】

【文章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