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青春的那几年，和同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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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青春的那几年，和同志有关

原创 2017-09-08 John 北京同志中心

我叫John，姓“申”，单名一个“强”字，是一个Gay。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的辛勤工作给了我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和别的男孩不太一样，但这并未带来任何困惑。

10岁，我就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男生；

18岁，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个男朋友。

在当时，这些“有趣”的经历并没有让我思考过自己的身份：

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和身边的人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我以后该怎么办？

直到推开了北京同志中心的大门，我才终于思考这些问题。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100平米的小空间，将陪伴我走过人生中最青春热血的几年，并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抱着看帅哥的心态，我加入了北同

2012年2月，一位朋友给我转来的一个活动邀请，地点在一个叫做“北京同志中心”的地方，嘉宾是一位帅气的美国人。抱着看帅哥的心态，我报名参加了活动。

来到同志中心，第一印象是：空间不大，但很干净；过道很黑，但房间里大大的落地彩虹窗让人觉得很温暖；帅哥不多，但男女老少各式各样的人挤满了房间。

活动上没有讨论怎么相亲交友，参与者与嘉宾一同探讨的是中国同志社群的未来。讨论内容让19岁的我感到好奇，活动结束后我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希望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同志社群在中国的处境。

2012年2月我第一次参观同志中心

美国使馆的同志官员正在分享自己的故事

没想到，作为一名新加入的志愿者，我很快见证了同志中心最艰难的阶段。半年内，由于邻居对同志人群的歧视与投诉，中心被迫更换了三个地址，员工与志愿者也接连换了两三波，原本就稀少的运转资金因为频繁的搬家出现了缺口。在外人看来，这个属于北京同志的“世外桃源”眼看就要跨掉了。

好在顽强的我们最终还是挺了过来，一位工作人员帮中心募集到了运转的资金。随着志愿者工作逐步深入，我接触到了更多有趣的员工：从高薪的能源环境工作辞职来到中心负责行政运营的微光；从武汉名校毕业，以成为“正义的伙伴”为使命的中二少女小铁；带领着十多位心理学志愿者，为社群提供心理援助的咨询师李春建，安静腼腆的美国青年Stephen……大家拿着北京最低标准的工资或者完全做志愿者工作，带着高涨的热情，在这个100平米的空间里为中国同志社群的未来而工作着。

我也逐渐认识到了同志中心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争取同志权益的前线战场，也是为社群提供持续支持的安全空间。

从北五环到中心的实习时光

2013年初，同志中心再一次遇到了人员危机，志愿者极度稀缺、核心员工陆续离职。在这个时候，我卸掉了学生组织的工作，申请成为中心的实习生，领着300元实习补贴，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北五环外的学校和同志中心之间。

短短三个月的实习，为原本经济学专业的我打开了新的大门：邀请国内外的同志运动前辈到中心开展讲座、与知名企业合作开展职场反歧视的倡导、在北京各地策划有趣的同志派对……这三个月成为了我那一年最开心的时光，中心也从年初的危机中慢慢走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但就在所有人满怀期待地准备年度筹款活动时，沉重的现实又扑面砸来：因为不可抗力，同志中心全年最大的活动被取消了。当时的我们觉得很意外：中心致力于心理援助与发展同志社群文化，不仅得不到国内基金会的认可，连公众募款的渠道也被扼杀。我们员工与几十位志愿者陷入了极度的失落当中……生为同志，为何会遭受到这样的不公正对待？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压力，或许是认为争取权益路途遥远，我在结束实习时没有选择继续留在中心，而是与大多数商科学生一样回到金融行业。但没想到的是，在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金融单位里，我感到十分的压抑，对同志身份的刻意隐藏、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无法实现个人价值的机械工作，与我在同志中心的自由与创造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每一秒都让我感到煎熬。一个月的时间，我就离开了这家单位。

这个时候，中心已经从阴影之中走出来，通过筹款将全年空缺的资金筹齐，工作重新回到正轨。彼时，新上任的执行主任的小铁似乎看出了我的狼狈，她在一次活动后悄悄问我，要不要来中心工作负责同志去病理化项目(指让医学界不再认为同志是精神疾病的项目)。我假装犹豫着，心里却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这一答应，我就做出了改变我人生的决定。

2013年6月，小铁和我在年度筹款活动被取消后再次开展的筹款活动上

我成为了最年轻的员工

2013年的9月，尚未毕业的我成为了同志中心最年轻的员工。虽然欣然答应管理同志去病理化项目，但我丝毫没有心理学背景，在工作中时常一脸懵逼，与十几位成熟的心理咨询师共事更也让我倍感压力。

我好几次问小铁：为什么会邀请我这样的愣头青？

她都会笑着回答：这个阶段，愿意持续地对同志运动投入热情或许比拥有专业背景更加重要吧。

在众多前辈鼓励下，我像是小孩学习走路一样，与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合作举办了两期咨询师培训；与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员老师完成了国内第一份针对同志人群心理健康调查，让社会大众看到同性恋本身并非是心理疾病，而歧视才是压力的来源。

在我参加的一次心理学大会上，一位发言人也向参与者公开表示对同志人群的支持……

让我欣慰的是，我能感觉到社会大众的态度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发生微妙的转变，这些让我感到十分充实。

2014年5月，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查》

2014年7月，我正式转为全职的项目主管，中心也从一年前的仅有2位员工发展成为近10人的团队，志愿者超过100人。

虽然一切都看起来十分顺利，我在这时却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质疑：

为什么要“不务正业”地选择在一家收入微薄的NGO工作？

继续参与同志运动是否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我个人的参与能否改变中国同志的生存困境？

就在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动摇时，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往瑞典参加北欧最大的同志骄傲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到现在我都能清楚记得，几万人从各地赶来加入浩大的游行队伍，大家都贴着彩虹的标签，呐喊着自由的口号，挥舞着六色旗帜穿过斯德哥尔摩市中心。

在游行队伍中的我，仿佛全身每一滴血液都在沸腾。一位见证了瑞典几十年的逐步自由与进步的老同志，他在一旁告诉我：我不会为目前的选择而后悔，有一天，我也一定能在自己的家乡这么自由并骄傲着。

2014年6月，我穿着学士服在同志中心和小铁拍照留念

2014年8月，我参加斯德哥尔摩的同志骄傲大游行

回到国内，我比以往更坚定地参与到工作中。2014年底，我参与了众多同志运动者合作的同志扭转治疗诉讼，让法院在判决书中写明“同性恋并非疾病，无须治疗”；2015年，我有机会与WHO（世界卫生组织）、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些国际机构合作，一起开展针对同志议题的反歧视项目；除此之外，我得到很多进入到校园或者企业做分享的机会，影响更多像我一样的青年人……

一位听完我分享的大学生悄悄加了我的微信，感谢我愿意参与争取同志权益的工作，并赞叹我的勇敢。其实我并不勇敢，我不如起诉教育部的女大学生秋白、起诉长沙民政局不许同性结婚的青年孙文麟……她们是走在前线的勇士，而我只是在同志中心遇到了战友，与Ta们同行，给予了我强大的力量。

2016年5月17日

UNDP、北京大学与北京同志中心

联合发布了反映中国同志生存现状的调查

这份调查在几周内获得超过1亿的关注量

不知不觉，我在同志中心已经工作三年了，我见证了中国的同志运动进入短暂的黄金时代。这些成果让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我很幸运自己持有希望，参与了改变。

中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2016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即将24岁，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一瞬间，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也让我再次紧张起来。我希望可以找到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却发现自己仍然需要更多知识。

2016年年初，我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向我的父母出柜，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我；辞去同志中心的工作，出国留学，让自己今后能够更清晰的知道下一步要如何走下去。幸运的是，父母接受了我的身份，并感谢我愿意呈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留学申请也十分顺利，我即将在国外进一步地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发展。

回头想想，2013年的我还在思考着如何申请美国的商学院，成为一个有钱人。2017年的我，在想着如何帮助自己的家乡建立更平等的社会。4年的时间，同志中心就像是我的另外一所大学，让我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感谢北京同志中心，陪伴我走过最青春的几年，让我拥有了最坚定的信仰。

9月7日至9月9日腾讯公益日

北京同志中心的三大项目期盼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