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精英们为何选择不出柜？
2018年11月24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没有抱着一定要到达完美结局的想法，凭借自己的个性与本能作选择，我来到了《A Gay’s Life》的End 4 “婚姻的承诺”。
A Gay's Life
《A Gay’s Life》是橙光出品的以同性恋为第一人称视角的文字冒险游戏，作者黄高乐将一名中国的男同性恋可能会经历的人生历程浓缩成两小时的虚拟游戏。10月20日，黄高乐完成了全部9个结局的支线剧情和画面精修，13.7万字的剧情内容既包括详实全面的学术科普，也相对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男同志社群的生活状态与面临的两难抉择。
A Gay's Life
游戏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凌浩（游戏主人公）与辰宇（游戏后期可选择攻略的男性角色之一）在参加完一个与男同性恋相关的专题访谈节目后，身边人呈两极分化的反应。凌浩的责难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作者黄高乐的价值判断：“在节目播出后，身边的直人朋友都很支持，感谢我们上节目为大家增加了很多知识，反倒是身边的同性恋朋友，对节目的评价并不好，他们认为节目主持人与观众都是以猎奇和看热闹的心态在娱乐化同志群体。也有人认为，作为同性恋高调现身会加重一些直人对同性恋的反感。”
A Gay's Life
类似的情景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对于参与平权活动的人而言，来自“同类”的指责与伤害相比其他人的非难更令人痛心。出柜是否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选择？作为性少数的我们，出柜是必要的吗？我希望借这篇文章谈一谈出柜的政治学意义。
有趣的是，能够说出“出柜/公开现身没必要”“我们只想像现在一样低调地生活”的人往往是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同志，ta们作为“精致的柜中人”在消费型的地下世界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
我们的身份通常与“橱柜”的隐喻相联系，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而无论是上东区第五大道上的复式公寓，还是伦敦东区的沃平救济院，柜子依旧是柜子，至今仍未消失。尽管是否选择“出柜”无法衡量我们的自我认同状况，但在如今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父母亲友投来焦虑又疑惑的目光、舆论环境仍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拒绝出柜的做法极有可能导向异性婚姻或“形婚”。这并不是强行要求所有同志不顾一切地出柜。是否出柜，出柜的方式、顺序等是需要依据每个人所处的具体情境进行策略性安排的。我在本文想着力谈论的，是“精致的柜中人”们将性取向看作是个人私事与纯然“生活方式选择”的观点。
在《A Gay’s Life》中，黄高乐借凌浩之口表达了他对于“柜中人”成因的看法：“我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类似于英美国家对同性恋的迫害运动，再加上传统文化对同性恋群体漠视性的宽容，很多同性恋都怀着苟且偷安、及时享乐的心态。网络的匿名性与开放性又使得他们更乐于寄生于网络的虚拟世界。”
我们似乎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况：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我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在大城市定居与生活，在匿名性较高的社会中，同志群体相比过去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更为宽广的生活空间，但进一步的权利争夺也触及了制度与审查的天花板。于是一部分人自我安慰道：能够有这样容得下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很不错啦，没有必要再通过“出柜”来“大肆宣扬”同志群体的存在了。类似的观点将“便捷的交友渠道、过于容易实现的性体验和快餐式的情感关系的泛滥”等同于同志平权的实现。
毫无疑问，大城市可以为小众消费带来规模优势，粉红经济对同志群体的消费虽然增强了同志群体的社会可见度，但也成功地将中产阶级酷儿们收纳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更丰厚的经济基础、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为包容的文化氛围为同志们提供了性表达与性实践的场所。
试想一下，生活在城市里的同志们能够用APP找到自己的“同类”，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同志酒吧，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性与性别知识来辅助自我身份的认知与确立，而生活在偏远地区与小县城的同志们，仍然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和折磨，在自责、压抑与愤恨中度过一生。
而大城市也并非同志群体的保护伞，其间也充斥着交织密布的等级网络：在缺乏法律制度保护与舆论支持的环境中，有人能够通过出国移民来确保自己不因性取向遭受迫害，而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屈从于主流的社会叙事，或是甘居“次等公民”，就像台北新公园荷花池边的少年，经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流亡。
在这种语境下，“橱柜”是工资—劳动体系的附属物。所谓“我们有自由选择不出柜”中的“自由”只是一线城市高学历高收入的中产年轻同性恋者的特权；“同性恋”成为了消费品，成为了那些能够负担得起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的一个选择；同志的活动领域也成为了一个由资本运作规律构成的空间，这也导致许多人越来越容易陷入一种追求享乐的速食生活。同性平权的僭越政治意义，已经在这个看似“平等”的欲望空间内被架空了，从而转向了私人生活的体验。
黄高乐在《A Gay’s Life》中精准地对这种“自我高潮”的现象作了描述：“很多现在的同性恋者，认为自己比在公厕、公园、浴池秘密聚会的老一辈同志体面得多。可本质上，也只不过是把猎艳场所从鱼场、飘场这些公共场所的隐秘角落，转移到了虚拟的互联网上罢了。”
阶级不平等的问题造就了同志群体内部的分裂，以消费为手段、资本为基础的解放只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体解放，不具有平权的代表性，反而凸显了底层同志所遭受的双重压迫，而“性多元”“性解放”“个人主义”等自由酷儿左派话语往往被挪用给这种极度自私的行为背书。
与艰辛痛苦的社会变革相反，这种内转的思维用人的内心生活取代人的外在生活，并将阶层等级关系凌驾于性向不平等之上，为我们漫长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用想象、消费与自我消解来解决社会性问题的前景。
所以，为何我们需要在有条件、有保障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出柜？
首先，对于个体而言，出柜能够强化自我效能感，即增强对自身性取向的认同。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对个人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且出柜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或家事，选择隐瞒性取向，甚至是形婚、骗婚，既是对合理权利的自愿放弃，也是对另一个人以及ta所在家庭的伤害。之所以将平权游行命名为“骄傲游行”，也是为了破除许多同志面对自己性取向的羞赧与自卑，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认为“爱上同性”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何谈共同争取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
再者，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私人消费永远无法取代变革性的集体政治行动。“出柜”意味着更高的曝光度，它也是向世人揭示我们真实存在与生存状态的主要渠道，而不是经过矫饰和美化的“时髦的生活方式和现成的社会身份”。面对责难和偏见，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站出来澄清发声，向外的沟通与行动才能够达成理解。《骄傲》《每分钟120击》《被拒人生》等电影都告诉我们，如今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由无数维权斗士前辈们努力奋斗、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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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我选择以辰宇的一段话作结，这既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也是我所期待实现的未来：“很多人会问，你们同性恋已经有自己的酒吧和交友软件了，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地盘，还要到公共空间争夺更多权利？我反问他，如果你们异性恋不能结婚，只能通过交友软件或酒吧交男女朋友，你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同性恋群体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交友软件，不是酒吧。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能够跟主流社会兼容的文化，是能够被国家、社会、家庭所接受、所认可、所尊重的，被法律与道德保护与制约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明。”
今日作者：山匪
Acheronta movebo
山匪在北同——
编辑：Y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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