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吻尽荷花叶——同志情欲与书写
第一次阅读的同性文学作品是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五月天的歌曲《拥抱》亦是以这部小说的发生情境为蓝本。《孽子》与《拥抱》陪我度过了数个燠夏，字句曲调间蕴纳的绵密情感与南方夏季特有的闷热混搅在一起，被打捞起的回忆似乎也是湿淋淋的。
《孽子》
《拥抱》
很久以后才明白“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描述的不尽然是堕入爱河的征兆，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作为一名同性恋者有意识地投入生活，便是选择进入它所有繁茂的混乱与痛苦。
为何要“讲故事”？
印象很深的一次，和一名同性取向的男性朋友A在咖啡馆聊天，两人就着各自的感情经历唠嗑了一晚，并互相点评对方的故事，直到我的大杯莫吉托见底的时候才稍事歇息。
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同为性少数的朋友聊感情方面的事，那场对话的气氛至今记忆犹新：无论是恋爱中的亲密关系症结，还是个人过于敏感熨帖的心思，我们都能够迅速懂得对方的点并感同身受。
在那之前，我只与较为亲近的女性朋友们（均为异性取向）聊过这些故事，基于优秀的共情能力与牢固的友谊纽带，她们也能够立马给予情感上的支持与理性分析层面的反馈，但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缺口无法被满足。
当我们为如此高契合度的“精神相通”激动不已时，我也向A表明了我的疑惑，他思索了一会，回到：“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异性恋是怎么谈恋爱的，我觉得，反之也同理。”那时我突然明白，之所以我与A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是因为身为性少数的我们有着相似的感知世界、认识事物与实践生活的方式。
性少数身份的边缘性与话题敏感性决定了相关的文艺作品在公众视野销声匿迹，在情感启蒙与性启蒙的阶段，我们从大众媒体上了解到的从来都是异性恋的恋爱模式。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他的现象学理论中指出，人类在世界上最初的关注点不是大脑和意识，而是身体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当我们意识到“我”在环境中处于一个从属地位的时候，我们会对自身的性本质产生困惑甚至是反感，我们生存和体验自己身体的方式也边缘化了。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对于我们而言，“书写与讲述自己的故事”对身份主体性的确立以及群体性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虽然同性性行为在古今中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但同性恋的“身份”却是现代的产物，它反映了作为权利主体的意识觉醒——我们需要空间实施多元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性关系与情感需要通过身份的确证得以安放。
当我们的性身份确立在社群建立与权益斗争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时，原生同性文学的必要性——作为同性恋者讲出自己的故事——也凸显了出来。
怎样“讲故事”：以独白寻觅真相
除了《孽子》，近年还有许多由同性恋作家撰写的同性文学出版。譬如郭强生的《断代》。
《断代》
与《孽子》聚焦较为年轻的台湾男同性恋群体不同，《断代》关注的是中老年男同志的处境与心境：步入中年的老七在台北闹区一个人坚守着“美乐地”酒吧，为痴男怨夫之间肉身情欲的浮世绘提供画布；钟书元在大学时期与高中同学姚瑞峰重逢，并陷入一场暧昧的四角关系中，而姚瑞峰则隐瞒性向进入政坛，结婚升官，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便利店打工仔阿龙一直对自己“不同常人”的性欲感到困惑，阴差阳错救了老七的他在“美乐地”遇见了前来悼念的诸多游魂。两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肉欲与歇斯底里的情爱在同志群体中的重要性。就像流落丛林的游击士兵，无法依靠宏大叙事来确认身份——“过去的时候‘我们这种人’是怎样生存、恋爱的？”
无论何人何岁，《孽子》与《断代》中的男同志都像懵懂无知的新生儿，无时无刻不被生存意义的问题所困扰，在没有任何指引与参照的情况下为生存做出选择并承受选择相应的代价，因此，他们只能通过不断复盘恍若前世今生的情伤史、挥霍莽撞的情欲与叛乱的肉体来自我说服“至少知道生错的是时代，不是自己”。
将“性”与“政治”结合，书写作为台湾异性恋霸权压迫下的异族生活，这是同志文学题材的一个主流面向，此外还有不少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比如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与《蒙马特遗书》。
《鳄鱼手记》
《蒙马特遗书》
在这两本书中，邱以呓语式的独白写法记述了她与水伶、小凡、絮等女性的爱恋关系以及无法可解的绝路心迹，且从旁观者的角度描绘了吞吞与至柔、梦生和楚狂等将同性作为欲望对象的异类群像。文字中喷薄而出的强烈感情、完全开放的敏锐感受力、通透的哲学思辨与无休止的自我剖析或许会令读者感到些许惊讶。
但正如邱一开始剖白的：“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眼泪汩汩泉源，像蛋蜜涂满脸。”仅是明了自己的存在与世界格格不入就已步履维艰，更不必说去理清我们的爱欲对象与浮动朦胧的性别气质。
“边缘”所带来的疼痛与爱的不可触及，对一个正在“爱”的创作者而言，过于复杂艰难。这也是为何邱妙津决心以死亡为这一场征战画上句点。
同志间极为私密的感情体验应当被认可为一种基于人类共性的常态情感样式，而不是在阴暗的角落卑微求存，被结构性的社会压迫施加无端的痛苦与困惑。“发现自己的性倾向、爱、被爱、被拒绝、再爱。“大胆相爱应当成为所有人都感同身受的共同经历，而非一种被歆羡的奢侈。
但我们并不需要像作家那样以文学化的笔触和语调来重构自己的生活经历，只需要“Speak out my/our own story/stories”来打破同性恋群体与同性恋情暧昧又禁忌的存在状态，展现一部分同志日常生活的真实样貌——而这往往是如今的舆论声音中缺乏的。
这些故事蕴含的本真力量使得它们与现在流行的许多“耽美小说”速食文学区分开来：这是一份长久以来被“消声”的群体所书写的新史与日常史，也是我们对自身身份与亲密关系建立的勇敢探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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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匪
编辑：Y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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