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遗书的同志背后，是怎样的羞耻、矛盾与挣扎丨517系列

From: 北京同志中心北同文化 2019-08-16

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日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范围中去除；21世纪初，加拿大社会活动家Louis George Tin提倡发起517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日，并迅速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普遍接受。

不再恐同恐跨日的内涵起初是争取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的权益，如今，不再恐同日的内涵也逐渐扩展到为整个性少数群体发声。

4月底，一封同性恋硕士毕业生充满控诉的遗书在网络广为流传。这位名为吴维的基层公务员因其同性恋身份，受到单位领导的嘲讽、倾轧，也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与接纳。（幸运的是，经过抢救，吴维已经脱离危险。）在感叹之余，我不禁有一丝疲惫感：太多的LGBT成员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同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据财新网引用北师大心理学部的研究报告，将近85%的性少数学生曾感到过抑郁，40%曾在过去一年内有自杀想法。如果吴维没有选择以如此激烈的方式面向公众（微博公开绝笔书并@众多媒体），这样的案例甚至不具备太高的新闻价值。

同时，我又感到有些疑惑。吴维是社会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对于性别多元理论、对于歧视与污名背后的社会机制，以及对于国内男同性恋社群现状，他应当比大多数人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感受。为什么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滋养，仍不足以给他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外界的排斥和污名呢？

我查看了他的硕士论文，关于某地男同性恋社会互动方式的研究。最先让我惊讶的，是其中多次出现的、对于男同社群相当负面的描述：

“圈内多数男同性恋者交往时所处的隐匿状态，能够使他们的行为较少受到社会规范或熟人社会的监督与约束。在思想观念日趋开放、伦理道德逐渐失去控制力的条件下，男同性恋者的乱性、滥交行为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圈内态度确定方面，他们多数都以一个‘乱’字来形容男同性恋虚拟网络社区。”

“同性恋圈里真心交友的较少，大家都是将对方作为一种纯粹娱乐与发泄的工具。这样能不受感情牵绊，亦不影响生活；所以没必要向对方投入太多情感……”

“男同性恋群体成员的乱性或滥交行为已达成圈内一致共识；并且他们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根据职业或婚姻状况等社会属性来判断交往对方是否为性病传播的感染者……”

上面这些表述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似乎也很能代表部分男同社群成员对自身的认识。但仔细想来，“乱”、“滥交”这样被社群内外普遍使用来形容男同性恋的词语并非事实描述，而是价值判断，是把异性恋文化规范中对于性和交友的标准（实际上许多异性恋都不遵循这些标准），简单地移植到同性关系的评判中，而无视了同性关系无法享受和这些规范相配套的社会制度（相亲、公开恋爱、婚姻、家族承认等）的社会现实。在事实层面，我们可以质疑：同性恋的“乱”，即性伴侣数多，是否有扎实可靠的统计数据？在价值层面，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性伴侣多这一（真实的或想象的）数据，能被等同于“乱”、“滥”等负面评价（涉及性自主/自由的争论）？在认知层面，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社群中一部分人的行为，可以被概括整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涉及偏见与歧视的生产）？

我们看待处于不利地位的社群时，如果不充分反思这些“日常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不去重视个体成员的抗争性表达方式，就容易过度泛化少数群体中的价值观、道德、行为规范，陷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循环。正如吴维是这样看待男同性恋社会互动的后果的：

“从微观层面分析，专业同志交友工具在男同性恋群体内的普遍应用，促使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催生出了数量同样庞大的“同妻”群体。同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对这些交往工具的控制，而纯粹把性作为一种交换关系。从宏观视角而言，男同圈内成员的乱性、滥交行为致使该群体成员成为感染HIV的高危人群；这必定会降低他们对群体的文化认同，丧失身份归属感；并进一步促使其交往形态呈现出碎片化与非组织化特性。”

在论文中，吴维描述了这样一个闭环：从社交软件到乱性滥交，从滥交到HIV，从滥交/HIV到丧失身份归属，从丧失身份归属到进一步碎片化（似乎又回到了滥交）。问题在于，社群内部的性观念、社交方式、身份认同、行为选择是如此丰富和多元，足以打破上述单调的、宿命论式的身份阐述。事实上，对于上述每一个逻辑链条，笔者都可以从身边轻易地举出反例。

另一方面，社群外部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也并非静态和不可改变的。在媒体、互联网等在公共舆论中，广泛地将男同群体与出轨、滥交、艾滋病等概念挂钩，将群体的负面形象标签化，形成一种先验的观念，进而影响公众政策的制定。同志群体的出柜，不仅仅是真诚的自我表达，也是对于社会污名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加反省地认定主流文化中的偏见，认定我们所在的群体注定是一个乱性的、没有真爱的、缺乏身份归属感的、不道德的群体，我们又如何能与自身的同志身份相处？又如何寻求改变的力量？

对于一个异性恋者来说，即使对LGBT社群持有不公正的负面印象，也不会对自身的福祉产生威胁。但对于LGBT社群成员来说，被内化的羞耻感会形成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长远地影响社群成员的身心健康。面对外界歧视和不友善言论时，我们一方面格外敏感，另一方面却缺乏应对的方式。这种羞耻感和无助感，从始至终地贯穿着吴维的那封遗书：

“我已经腥闻在上，成为了众矢之的。自你们出手后，无论是说话还是走路，别的同事都故意避着我，生怕我身体里那股恶心的味道沾染到他们身上；还有同事把他们那幢楼男厕门背面的同性恋交友信息也归咎于我的杰作，并加以广泛宣扬。不过，对于这样惨痛的代价，我认了，因为这是命！”

“我粗略估计了下，自来练市工作后，你至少向200多人宣传过我研究同性恋的事情。为何你总是喜欢拿这件事情来说事，而从不考虑我的感受？你知道别人听到这件怪闻后是怎么看我的吗？”

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面对同志身份的第一步，就是和多年来被异性恋文化规范所建构的羞耻感作斗争。我们不断的探索身为同志的意义，去尝试接纳自己的身份，去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有些人则通过自我欺骗来回避同志身份，进而逃避这种羞耻感。但吴维自身的研究经历，他的知识分子良知，还有他在周围环境中频繁“被出柜”的遭遇，都使他无法逃避同性恋这一身份。而在不友善的环境中，从寻求接纳而不得，到寻求容忍而不得，到寻求逃避而不得，又使身份的羞耻感被不断地强化。

与内化的羞耻感相伴的，是对于未来道路选择的矛盾。在论文中，吴维讨论了男同性恋群体的成员的三种生活方式选择：退出男同性恋圈子、继续隐匿交往及向异性恋者坦诚自己的同性性取向：

“受访者DY-718因与圈内陌生男性发生性关系后，怀疑自己感染HIV等性病事件后，促使自己对圈内成员产生恐惧，让其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价值；同时，也激发出自己作为丈夫与父亲应该具备的责任感，从而使其离男同圈子渐行渐远。然而，在男同性恋圈子内，并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群体成员都能做到上述受访者那样，具备足够的毅力与坚持。相反，许多男同性恋者都如受访者YK-903那样，经过数次的尝试，最后仍然选择回到男同性恋群体……”

我有些意外于吴维对于“退圈”乃至“同直婚”的正面评价。在他看来，同性恋圈子中难以找到持久的感情，又承受HIV等健康风险；而已经进入异性婚姻的男同性恋者本身具备身为丈夫或父亲的家庭责任。即使性取向本身并不容易转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性恋，不论是否符合道德，至少是不够理智的选择。

但同时，吴维似乎又有些羡慕出柜同志“纯真与至上的生活方式”：

“其实，如YK-922一样，向身边初级生活圈成员出柜，随性而活更是一种纯真与至上的生活方式。此外，亦有一些长期生活于男同圈子的成员发出如受访者wc-34样的真实感悟或者持他那样相似的心态；在自己生命历程中，始终继续男同生活方式而不悔于心……”

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价值判断，不经意间表露了同志群体的处境。面对相冲突的多重社会规范（传统观念下的家庭责任、主流文化的歧视所带来的耻感、真诚表现自我的内心诉求、个体风险与收益的算计……），同志社群成员必须在不同情境中作出关于出柜与隐匿、“入圈”与“退圈”、结婚与不婚的痛苦选择。在一个视异性恋为正统、同性恋为反常的文化制度中，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每个选择背后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可能是自由、名望、地位、隐私、安全感、亲密关系……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也是必须的。

吴维在论文中提出，男同性恋者们选择隐匿交往，是游走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

“同性恋者们的社交场所不仅包括‘家庭”场所与‘同性恋’场所，还包括‘婚姻’场所、‘公共’场所与‘工作’场所。并且，这些场所中的每个场所都有自己的惯习，而每个惯习只能在相对应的场域内存在……许多男同性恋者在个体行动中都冀望能够在‘同志’与‘异性恋者’两种不同角色中取得平衡或成功实现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转换。”

但在现实中，这种身份的转换，可能远比他所想象的更加困难。同性恋者不但要经受良心的煎熬，也要承受被识破的风险。吴维本人的遭遇，恰好说明了这种平衡的脆弱：“被出柜”之后的吴维，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中扮演原本的异性恋角色，也无法以同性恋的身份，得到父母和同事的接纳。

在论文中，吴维引用了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福柯、巴特勒、罗丽蒂斯等不同流派的学者对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我无从得知吴维本人对于这些“激进”的性理论有几分接纳或几分怀疑，但是这些西方理论家对于异性恋文化规范的批判，似乎很难与一个中国南方县城的生活经验相联结，也无法帮助他撼动身边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异性恋话语霸权。

吴维的遭遇和感受，在社群中十分普遍：由外及内的羞耻感、对于社群其他成员的失望、多重文化规范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断裂……这些挑战与挣扎，不是看一两篇倡导文章（我知道这有点讽刺意味）、读一两本教材可以应对的。它们来自于现实的生活经验和社群互动，也只能通过日常环境中的点滴进步来解决，包括舆论空间的反污名、职场反歧视、家庭出柜的帮助、社群内部的团结等。

在论文中，吴维把社群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同性婚姻等制度保障，但真正的希望或许在于社群中的每个成员的绵薄之力，在家庭、职场、学校、社群组织、乃至最寻常的生活场景中，去挑战社会中的歧视与污名，促进主流文化的开发与接纳。吴维在采访中表示，自己还在持续做同性恋研究的课题，希望能够写成书出版。也许若干年后，他会在其中重新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社群，和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阿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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