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中外交融，古今贯通 |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南开贡献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作出的科学判断，为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镇，百多年来，南开大学始终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宗旨，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服务国家发展、支撑文明进步，作育英才、繁荣学术，耕耘不辍、硕果累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特推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南开贡献”系列专稿，梳理总结百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南开哲学社科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的卓越贡献、奋进姿态和远大目标，进一步激发广大南开哲学社科工作者，勇担历史使命，坚持“四个服务”，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不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加卓越的贡献。

　　史学：中外交融，古今贯通

历史学是中国原生学科。梁启超先生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产生，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现代史学过渡。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历史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兼具传统考证优势与新时代学科特色，已然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学科。

百年来，南开史学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致力于发出“中国声音”、创造“南开品牌”。从1923年正式创系，2000年改组学院，南开史学厚植根基、恢弘进取，至今走过百年辉煌历程，形成了“中外交融，古今贯通”的学科特色和“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史学传统，在多个知识领域引领学科发展，为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立足传统，夯稳根基，

行稳致远显南开史学重镇本色

20世纪20年代初，受张伯苓校长邀请，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开坛主讲史学研究，形成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任公以改造中国史学和重写中国历史为己任，其精髓即是“人类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史”。此期间，梁启超与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筹设“东方文化学院”，倡导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精深研究，以民族自信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创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通过对近代大学照搬西方经验的反思，《方案》明确指出南开大学“土货化”的发展方向，“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具有南开风格的“大学之道”由此形成。

从梁启超、张伯苓开始，立足中国，历经孕育（1919-1923）、发轫（1923-1952）、开拓（1952-1978）、持续深化（1978-迄今）四个发展阶段，南开史学在中国史、世界史、考古文博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方面努力进取，成就恢宏。南开历史系创系主任蒋廷黻的名著《中国近代史》，首创影响深远的“近代化史观”。20世纪60年代，郑天挺参与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负责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成为全国历史学子的必读著作。刘泽华等9位南开史家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史》，被视为新时期以来涌现的标志性中国通史著作。

南开中国古代史研究积淀深厚，成就斐然，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力军，在郑天挺、王玉哲、杨志玖、刘泽华、冯尔康、南炳文、朱凤瀚和张国刚等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南开的古代史研究不仅断代齐全、实力超群，而且薪火相传、代不乏人。目前各个断代人员齐整，实力突出。陈絜教授系统运用甲骨文、金文及简帛等一手史料，对商周地理空间与政治格局旧说提出质疑，致力构建全新的地理与上古历史阐释系统，在史界引起较大反响。张荣强教授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战国以降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李治安教授十多年来在《历史研究》刊发10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主持马工程教材《中国古代史》，其专著《元代行省制度》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荣获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成就奖。

南开世界古史研究历史悠久，新中国建立之初，雷海宗、辜燮高、黎国彬、周基堃等老一辈学者的加盟，为学科建设奠定基业。目前，南开世界古史研究在古希腊、古埃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史等领域取得硕果。以陈志强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南开拜占庭学团队着力于探寻历史唯物论指导下的拜占庭史宏观理论，其重大成果、突出发展受到国际同行认可，陈志强教授获颁金质勋章，拜占庭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优秀”鉴定等级结项，拜占庭学课程入列国家一流课程。被誉为中国“希腊化研究第一人”的杨巨平教授首次将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开通联系起来，首次对丝绸之路的概念做出扩展性定义，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学理借鉴，相关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已经进入结项阶段。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是中国最早四个博士点之一。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其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乔治忠与姜胜利教授编撰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解题》《中国史学史》开创了史学史研究新范式。孙卫国教授将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视野拓展到东亚，出版了《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等著作，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自主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贡献良多。

以学术为根基，把时代之脉搏，

求通致用发南开之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指导概念，依托区域国别史的雄厚底蕴，南开的现代化研究在全国居于优势地位。2017年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等获批成为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由美国史和拉美史研究方向整合编成的美洲史研究方向，杨生茂、张友伦、梁卓生和洪国起等起开创之功，王晓德、李剑鸣等行承上启下之力，使其成为国内实力最强、且唯一实现美洲史研究中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全覆盖的研究团队。日本史在吴廷璆和俞辛焞、杨栋梁等学者带领下，不断发展，在国内独树一帜，日本研究中心获批成为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学者始终站稳中国立场，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在国际视野、比较视角、跨国史研究等领域努力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成果突出。2010年，韩琦和付成双教授牵头撰写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之《拉丁美洲卷》和《北美卷》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十三五”期间，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为主攻方向，成果迭出。中心项目外，付成双教授著《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和李卓教授著《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入选国家社科文库，杨栋梁等著《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获得天津市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今日，“四史”教育意义重大。南开史学在“四史”研究中特色鲜明，具有优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来新夏和陈振江等带领下，南开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展相关研究。历经数代经营，南开“四史”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老中青梯队，成果居于国际领先水平。魏宏运先生开辟了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抗日根据地研究，出版了学界最具影响的抗日根据地资料汇编和抗日根据地史专著。结合“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王先明教授努力探究乡村发展，在权威期刊发表高质量系列论文、出版系列论著，其中《乡路漫漫——20世纪前期之中国乡村（1901-1949）》被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研究丛书》第2辑也将译为英、法、日文出版，夯实了南开史学在该领域的高峰地位。李金铮教授提出原创性“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倡导大党史研究，举办“第一届中共学论坛”，出版标志性著作，在权威期刊发表若干学术论文，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江沛的近现代交通史研究，也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

新时代，党中央对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视，相关工作全面纳入国家战略。我校是国内第一家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王玉哲、傅同钦等前辈为课程建设、学科发展做了高瞻远瞩的擘画。王玉哲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国内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朱凤瀚教授的《古代中国青铜器》是国内青铜器研究的扛鼎之作。在新时代，汉唐宋元明考古与物质文化研究是南开考古学科的优势领域，物质文化研究、专门考古与文物研究、汉唐宋辽金明陵寝制度研究等在国内均有较大影响。刘毅教授在明代陵寝制度研究方面的成就国内首屈一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卷》荣获第五届郭沫若历史学三等奖。刘尊志教授《汉代墓外设施研究》入选国家社科文库。以刘毅教授为首席专家主编的马工程教材《文物学概论》是南开考古文博方向在国内学术影响力，以及自主话语体系的直接表现。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初创于1959年，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早成立的博物馆学专业，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领军型”及“中流砥柱型”人才，影响极大。近年来，博物馆学研究团队在博物馆数字化、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文旅融合等具有战略性、紧迫性、前瞻性的研究方向持续发力，有力提升了中国博物馆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科技史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既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也对国家科技自主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南开史学顺应国内外学术发展新态势，通过人才引进和学术重组，成立了科技史研究中心，正在形成南开特色。目前，中心正在加强对医疗、疾病、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与生命生态相关科技史研究，运用生态学思想理论方法探询众多科技领域之间的广泛联系、相互作用和协同演进关系。假以时日，南开科技史研究定会为南开史学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胸怀时代发展，聚焦学术前沿，

固本开新引学科之潮流

社会史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中最具有标志性和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冯尔康先生带领下，南开史学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首倡者和长期引领者，形成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并重嵌合的学科体系，出版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中国社会史概论》等著作。近十年，在常建华等的引领下，南开史学又提出了“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生活与制度”等学术理念，出版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学》《追寻生命史》等重要学术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南开史学提出“社会史史料学”的学术概念，在宗族史、家庭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形成了南开社会史的研究特色。《中国家庭史》（五卷本）荣获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南开学者提出了中国“变态型宗法社会”、汉晋“后氏族时代”、明代“宗族乡约化”、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具有标识性的学术命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明清以来的华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也是南开社会史的重要特色，许檀的《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市场研究》、李金铮的《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张思的《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和王先明《20世纪的中国乡村》等高质量学术成果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肯定。

新世纪以来，在南开社会史研究的丰厚学术土壤中，医疗社会史研究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不仅成为南开史学颇具亮色的学术增长点，而且持续为推动国内新史学的发展，构建中国自主历史理论体系做出贡献。余新忠、丁见民等南开学人，从中外疾病医疗史研究出发，立足中国视角和中国经验，通过融汇新文化史、知识史等新兴前沿研究理念和方法，提出了“生命史学”之标识性学术理念，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响亮的南开声音，出版了《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追寻生命史》和《医学与殖民主义——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医学（1840-1914）》（德文版）等具有影响的著作。

由刘泽华教授开创的以对王权主义的反思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也是南开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体现。王权主义反思学派提出的命题和论断深刻把握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特点，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性。刘泽华先生所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及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正在西方学者的译介之中。南开大学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前后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在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均产生较大影响。

环境史是国际史学前沿和正在形成的主流史学领域。南开史学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引领者和组织者之一。十多年来，为推进环境史理论方法、人才培养体系和组织机构建设，由王利华和付成双领衔的南开中外环境史团队开展了诸多在全国具有首创性的工作：先后组织举办中国和亚洲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国际学术会议，创建国内第一个环境史交叉学科学位点和硕士、博士培养专业，主持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环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南开环境史在环境史学理论方法和中外环境史实证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丰硕成果。迄止目前，南开史院有近20位教师和研究人员陆续加入环境史研究队伍，承担国家和部省级研究课题、获得部省级奖励、其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顶级刊物发表论文数等诸项指标均领先于全国其他高校。2015年，历史学院联合相关学科共同创建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开展文理学科交叉的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研究和教育，由十多位院士及国家领军人才等共同开设《生态文明》大型慕课，获得了多项国家和部省级建设支持或荣誉，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南开环境史影响力。

南开史学是蜚声中外的史学重镇。百年来，南开史学始终在引领中国历史学科的革新与方向。新时代，南开历史学人一定会为中国史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更多学术资鉴，这源于中国史学的学科特质，源于南开史学已有学术传统与巨大学术成就，更源于南开史学锚定的学术方向。

往期回顾：

本期内容来源：历史学院

执笔：余新忠 王凛然 朱洪斌

记者：付坤

插图：李雪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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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文轩 辛玫

审核：李娜 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