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宽 朱静芸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在波澜壮阔的百年不懈奋斗史中，积淀形成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成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以及生命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维护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权威现象产生的社会客观性，并建构了分析权力或权威现象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在批判宗派主义的斗争中论证了权威与集中的必要性，他在《论权威》中指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把“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强调党中央要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党中央权威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党成立早期，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直到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后，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进程才能不断推进。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就维护党中央权威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统一领导。邓小平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江泽民要求，“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党中央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在百年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创造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今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党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决策。关于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从党史上看，我们党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确保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发展。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基础上，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适时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的纲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今天，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全面贯彻实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总是注意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党的政治建设“立规”，提供制度保障，是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又一条基本经验。2019年 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把建章立制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形成系统完备、有效管用的政治规范体系，真正实现党的政治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今天，除党章外，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众多党内法规，制度的笼子不断扎紧。必须继续做好党内法规制定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内法规贯彻落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由问题而起、朝问题而去，注重“靶向治疗”。纵观党的历史，党内出现各种各样政治问题的成因，许多都与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正常以及党内政治生态不清明、不净化有关。可以说，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治领导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关系到党的建设成效。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比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就提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要求。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员有“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的义务，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将“党内的政治生活”写进党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适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全面从严治党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形成的有效举措和成功经验主要有：一是严肃认真践行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使全党自觉遵照制度性、规范性、程序性要求，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二是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风气；三是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树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四是下大力气正风肃纪，持续从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五是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总之，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今天，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政治建设的主体力量和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队伍，因而必须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我们党对抓“关键少数”重要性的认识由来已久。毛泽东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江泽民指出，“要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表率”这个重点，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习近平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必须抓住‘关键少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这些论述无不体现出百年管党治党实践中所蕴含的“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跟着一级干”的宝贵经验方法。今天，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继续抓好“关键少数”。习近平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是对“关键少数”的更深一层的要求。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断提高“政治三力”，就必须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和政治内涵，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在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自身建设史上，党的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内容与形式随着历史条件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讲政治始终是不变的主题。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也必须常抓不懈，为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矢志奋斗、稳步前进，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作者：罗永宽，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静芸，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注重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优良传统。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都表明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党的基础性建设，对建设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一直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强大思想武器。1937年 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写道，“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 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指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建设没有休止符。1959年 12月至 1960年 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这就实际上将理想信念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强调，要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相继在全党范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起到了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重要作用。正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同样要求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具有注重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优良传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艰辛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同时，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思维。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党的理论探索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1945年，党的七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时俱进开展理论创新是必然之举，也是理论保持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探索，注意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发展阶段、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等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些都表明党的理论创新一刻也未停止。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实践，继续推动理论创新，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在实践中毫不动摇地坚持，不折不扣地落实。当然，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科学的理论只有被人掌握，并且转化为实践，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党的理论创新绝不是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就结束了，而是要通过有效的理论武装，把理论成果转化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推动实践取得更大的成果。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就建起党校等学习和培训专门机构，担负起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的任务。我们党还注重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及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理论武装，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充分发挥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作用，不断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从革命精神中汲取奋进的力量。2016年 10月 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革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提炼和升华，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前进。革命精神对党的思想建设具有固本培基作用。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持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习近平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把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保持下去，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革命精神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生动素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对我们今天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红船精神”体现出党创建初期的艰辛以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开天辟地、坚定理想的斗志，为党员干部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供精神滋养；“长征精神”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坚定信念，为我们今天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大庆精神”展现了党和人民那种“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风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焦裕禄精神”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等等。2021年 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要求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注重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思想建设是连接各方面建设的一条红线，是融入党的建设各个环节的要素，为党的各方面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党注重把思想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建设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以保障思想建设的可持续性。党的思想建设要靠制度建设来保障与巩固。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曾提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党的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2014年 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就明确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这既是对党的建设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化发展。在实践中，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同样得以有机结合。比如，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和准则的不少内容都反映了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其中，两个准则侧重从对党员干部内在要求出发，体现党的思想建设的引领力；两个条例侧重从对党员干部外在规范出发，体现党的制度建设的约束力。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还注重把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等结合起来考虑和部署，发挥合力作用。一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方面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是以组织建设为保障。组织是“形”，思想是“魂”，既注重“塑形”，更坚持“铸魂”，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三是以纪律建设作约束。把加强纪律教育作为纪律建设和思想建设的结合点，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历史证明，注重思想建设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强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宝贵经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抓好党的思想建设这个基础性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宗旨，不断强化党性修养，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作者：沈传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教授；李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熊秋良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基础工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 50多位党员，发展到 2019年底拥有 9191.4万名党员，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总结百年来我们党党员队伍建设的主要经验，对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发展党员从政党理论来说，政党面对不同时代的要求会制定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和发展目标，政党的队伍建设为政党目标的实现提供组织支撑。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党员队伍的发展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大批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有了一支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心连心的党员队伍，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胜利前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重视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展工人党员。党的二大明确指出，党的基础“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1926年 12月，据中央局对各地组织情况的报告，工人党员在北方区占到63.7%，在上海区占到84.32%。1927年，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规模为 57963人，工人党员已占 50.8％。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区域上看，这时工人党员已在党内占有较大比例。正是大批工人党员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才出现了以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为标志的两次工人运动高潮，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革命新路。在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农民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地位和力量得到彰显。中央苏区时期，面对革命环境的变化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党围绕苏区的中心工作，多次发动征收党员运动，这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长征后，面对全面抗战的复杂形势，为使党更好担负起全民族抗战的重任，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发展壮大党员队伍。1938年 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到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 121万，与 1937年的党员人数相比增加了 30倍。此时，党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党“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坚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又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拥有 448万余名党员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成果，为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各领域都需要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448万余名党员成为党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干部基础。此后，党员队伍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一五”计划的推行以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强大支持，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更多的新鲜血液也不断补充到党的队伍中。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增至 1073万名，党员总数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38倍，党组织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针对党员队伍平均年龄偏高、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党中央强调，要结合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发展党员；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和群体呈现多元发展态势，许多“两新”组织（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作者注）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到 2012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 8512.7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党组织焕发出蓬勃生机。2019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 9191.4万，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 4661.5万名，已超过党员人数半数，占 50.7%；30岁及以下党员 1231.5万名，31至 35岁党员 994.6万名，党员年轻化趋势更加明显。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千千万万党员投身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冲锋在前、忘我奉献，充分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形象。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党员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献出了生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把个人奋斗和国家事业紧紧联系起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用实际行动发挥着模范和引领作用。二、坚持严格的党员标准是党员队伍发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保持先进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建设的关键要求。从党的组织力来说，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需要党员带头贯彻和执行；从先锋队的要求来说，只有严格党员标准，才能保证每一位党员都是工人阶级与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分子。党在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不同，党员标准也会随之有所调整，这使得党员标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入党的五项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五项条件，从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对党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抗战时期党员队伍迅速发展，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六项条件，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群众模范；学习。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共产党员的条件作出规定和阐述，成为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一把尺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员队伍自身状况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的标准也进一步调整。1951年 3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总结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党员标准的这些变化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提高党员素质的需要、整党的需要以及新的建设任务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合格党员的内涵与标准一直在不断丰富与完善。1978年，为加强党员队伍的战斗力，邓小平提出“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随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员标准作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规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围绕党员标准和合格党员教育等问题，江泽民、胡锦涛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江泽民关于党员标准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党员队伍发展联系在一起，赋予党员标准更深刻的时代内涵。胡锦涛就新时期坚持党员标准、保持党员先进性纯洁性和发展党员工作等，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合格党员”问题，强调培养合格党员的重要性，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16年，全党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要求广大党员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当前，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百年大党，要实现这一目标，更需要每位党员“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三、党员发展的质量是党的纯洁性的保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发展的数量无疑是宝贵的组织资源，但党员发展的质量更是组织力量的来源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强调铁的纪律，要求从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各方面保持党的纯洁性，对党员发展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抗战时期，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党员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陈云明确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著名论断。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加强了党员的思想教育，严肃了党的纪律，使党员的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员队伍迅速发展造成的党组织不纯的状况，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党一定要严。”为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1951至 1954年春，全党进行了一次清理，“共有 32.8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党在人民群众中良好的政治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革”给党员队伍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邓小平认为，“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为此，1983至1987年，中央在全党开展整党。这次整党处理了一批有严重问题的不合格党员，开除党籍33896人，不予登记90069人，缓登145456人，党纪处分184071人。这是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党对于党员队伍发展的认识日益深化，明确将建设一支高素质党员队伍与提高执政党水平、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江泽民指出，“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胡锦涛指出，“党的纯洁性归根到底要靠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纯洁来体现和保持。要把好党员入口关，加强思想上入党教育，重视党员质量”。党的十八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坚持标准，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习近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高度和勇气，把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重要抓手，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以超常的力度和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对 52.6万名党员作出党纪处分，201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 50.2万人给予党纪处分。党要保持纯洁性，关键在于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党员数量和规模的扩大，更重视从质量上保证党员队伍的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努力将党员队伍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将党员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整合优势，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始终保持强劲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作者：熊秋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民心向背，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国家盛衰兴亡。习近平深刻指出：“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立场，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坚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在处理党群关系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正确的党群关系，应当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否定党的领导，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无从谈起；否定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党的领导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邓小平说：“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一方面，人民离不开党，坚持党的领导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前提。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无法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意志。同时，党的领导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还“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党要通过“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的重要论断，为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明确了方向。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党离不开人民，承认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基础所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领导能否切实实现，归根到底，要靠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把人民比作“上帝”“土地”，把党群关系喻为“鱼水”关系。邓小平反对党对群众“恩赐”“包办”思想，认为“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尊重，体现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热爱人民的观点和态度。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百年来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的关键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我们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与广大人民保持了血肉联系。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强调，“为人民服务”即是“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他还辩证地指出，要想得到群众拥护必须处理好向群众“要东西”和“给东西”的关系，“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历史地看，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工农大众“打倒列强除军阀”，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从各个方面支持革命；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高举民族利益大旗，调动了全民族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党提出了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治主张，领导人民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我们党更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历史证明，只有尊重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利益，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对于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在实践中的体现。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问题，必须贯彻好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邓小平认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历史经验表明，贯彻群众路线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途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将人民群众视为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从而取得了一场又一场革命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党把人民群众视为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我们党才能拥有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赢得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最重要的就是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效，改善了党群关系，以优良作风把党和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反腐倡廉，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必然要求。腐败分子背离了初心使命，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必须坚决查处。我们党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设立了工农检查部，督促各级机关积极开展工作、肃清腐化贪污等行为。1932年 5月 9日，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腐败被枪决。1933年 12月 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根据这个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为密切党群关系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我们党处理了黄克功案，向群众展现了我们党对违法违纪行为严惩不贷的态度和决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开展“三反”斗争，严肃查处大案要案，处决了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全党。改革开放以来，党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坚决的不懈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效，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指出：“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对腐败，赢得了党心民心，党群关系更加巩固。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最广泛地发动和宣传群众、最有力地团结和组织群众、最真心地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毛泽东指出：“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邓小平也曾要求，“群众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好好地做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还要“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高度重视和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环节。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党的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此后，我们党深入群众，发动和组织了安源路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以及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随着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不断改进，我们党拓宽了联系群众的渠道，一方面，逐步建立健全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一方面，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既以群众为中心，坚持从群众需要出发开展工作，又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共同奋斗，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把自己联系的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习近平指出：“群众工作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党靠群众工作起家，同样要靠群众工作实现长期执政。”党的全部执政活动，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为此，全党必须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改进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作者：戴立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进行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累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总结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助于在新时代奋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助于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没有党的作风建设的直接概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深化对党的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早在建党初期，党的部分领导人就认识到党内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和“家长制”作风的危害。通过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党员个人的作风问题与党组织的作风密切相关。20世纪 40年代初，为了彻底清算党内存在的“左”的和右的思想以及作风问题，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党的作风”概念，并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这样，毛泽东不仅把党员干部的个人作风问题上升到党的组织、党的整体作风的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大拓展了党的作风的内涵，使之上升到思想方法、学习态度、工作态度和党性的高度。1945年7月，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上总结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至此，全党深刻认识到，党的作风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党性问题，是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党员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对党的健康发展和党领导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出发，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总结惨痛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刻认识到，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党风好了，“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江泽民、胡锦涛都对党风问题进行过深刻阐述。江泽民指出 :“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胡锦涛也明确指出 :“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以党的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指出：“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百年实践中，始终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党的作风建设内涵和规律的认识，并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百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二、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何高度重视作风建设？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大敌。毛泽东先后写过《调查工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起来实现全民族抗战，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做人民群众的朋友，“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冬至1948年秋，中国共产党结合土改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这为迅速改善干群关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解放战争和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员干部中滋生的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通过开展“三反”运动、整风运动等，不断加强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一部分党员干部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理想信念动摇，出现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作风的现象，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维护党规党纪，抓好党风建设。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出台并厉行中央八项规定，大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要加强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作风，必须紧紧围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三、紧紧抓住学风问题这个“第一重要的问题”，树立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否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这是影响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树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在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学会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水平和能力。毛泽东深刻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经过探索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学风问题实质上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其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其主题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大大改善了党内学风，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使全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自己的三大优良作风之首，要求全党长期坚持和发扬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注重党的优良学风建设，明确把学风问题作为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来抓，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学习和树立优良学风问题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万众一心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党的作风建设涉及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道德修养、言行举止和生活作风等方方面面，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多管齐下，构建科学的长效机制。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党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围绕中心工作和日常工作，通过开展定期的主题教育、专项教育等，将党风建设融入党员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做到警钟长鸣保清醒，提升思想守初心。二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各种作风问题的产生，与少数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坚决同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管住处于领导岗位的“关键少数”，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遵纪守法，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同时，严惩不守规矩、顶风作案的违法乱纪分子，以儆效尤。三是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在党内监督方面，要扩大监督对象，拓展监督内容，改善监督方式，保障党员监督权利；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在党外监督方面，要畅通监督渠道，创新监督方式，加强和规范舆论监督、网络监督，提升监督效率和效果。四是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党风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民主不畅，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依规保障党员权利，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五是坚持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只有坚持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才能建立对党员干部不良作风的刚性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因此，必须一方面完善和修订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党内法规，与时俱进制定新的党内法规，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和执行各项党内法规，让党规党纪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同时，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和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从上述几点经验可见百年党的作风建设经验之大略，亦可为新时代持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当下，站在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上，回望百年党的作风建设的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必须深刻总结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意识，自觉按照习近平所要求的，“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让党的优良作风继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作者：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创建时仅有 50多人的政党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坚持依规治党是重要因素之一。坚持依规治党，就必然要求遵守党的章程和各种法规制度，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诚如 1949年 6月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宝贵经验时指出的那样：“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又诚如 1964年 10月周恩来对此进一步阐释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总结百年来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理念和方针原则制定党内法规制度有规可依是依规治党的前提条件，而党内法规制度的建立必须依照科学的思想理念和方针原则来进行。其中至为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制定党内法规制度的基本要求。100年来，党章（党纲）均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这不但对制定党章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依据党章制定其他党内法规制度，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第二，以党的思想路线为遵循。党的思想路线是党认识、分析、处理问题所遵守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也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思想依循。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举凡党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根据时势的发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对从党章到细则的党内法规制度及时进行立、改、废、释，党内法规制度就能保持生机活力。如 2013年 8月至 2014年 11月，党中央废止了从新中国成立至 2012年 6月期间出台的 1178件党内法规中的 322件，宣布失效 369件。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4月，党中央对党内法规制度文件又废止 54件，宣布失效 56件，修改 8件，同时，对 14件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中央党内法规作出一揽子修改。这些举措回应了与时俱进修改党内法规个别规定的需要，兼顾了保持党内法规整体稳定性的要求，为坚持依规治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党内法规制度直接为管党治党服务。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全党人人有责。因此，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必须依靠、相信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人照搬照抄联共（布）经验制定党内法规制度，脱离了中国实际，脱离了群众，不仅没有起到管党治党的作用，有的还具有反面作用。抗战时期，我们党汲取经验教训，通过整风运动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制定了一批符合革命实际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保障。当然，实践也反复证明，举凡实际作用明显且具有生命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制定部门都是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论证、总结经验、试点试行后，才予以正式颁行的。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任何一项具体的党内法规制度都需要由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经过认真的集体讨论、修改后才能出台生效。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文件稿，再经由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然后才颁布施行。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脱离了严格的执行，党内法规制度只能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贴在墙上的招贴、挂在嘴上的话语。只有严格执行，才能发挥党内法规制度保障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的作用。
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经一度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干扰。在这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在组织内部阐明自己的观点，同错误主张作坚决斗争，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最终，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可和支持。遵义会议的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也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按照党的法规制度，开除了叛党投降国民党的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专门强调党的纪律问题，“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要求一般党员和党的领袖人物均应严格遵守执行党的纪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持续探索和不懈奋斗，党内法规制度已日趋完善，党的执纪执规机构日趋健全，执纪执规效果显著。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严格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精简调整机构，把力量集中到主责主业上；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相关问题，处理违规违纪党员干部；以强有力问责推动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的局面；实现巡视一届任期全覆盖，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等。由此，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也顺利向前推进。
党内法规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与执行过程中能否坚持党内法规制度全覆盖紧密相关。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章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一些党员因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和主张，进行非组织的派别活动，并对党中央的多次警告置若罔闻，从而被开除出党。这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最基本的党的组织纪律。后来，党将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不得组织或参加派别活动列为党员义务。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严肃党的纪律方面，提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三反”运动中，党中央毅然批准枪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防止更多的干部、党员腐化堕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实行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给违犯纪律的党员以应有的批评或处分，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除出党。”党的十九大最新修改通过的党章也规定：“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严格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制度无禁区这一原则，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党内没有“特殊”党员。所有的党员，无论出身如何，资历长短，贡献大小，有无职级，职级高低，均须以普通党员身份，按照党内法规制度要求，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参加党的活动，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
第二，党内法规制度的平等原则体现在追究违规违纪责任不受时空的限制上。在空间上，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如2014年以来，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行动，一批违法违规违纪的被通缉者纷纷回国归案。在时间上，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如内蒙古自治区于 2020年上半年开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对涉煤领域腐败“倒查20年”，对当地以至全党持久净化政治生态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三，不能用公民在国法面前平等的原则降低党员在党规党纪面前平等原则的要求。我们党还在局部区域执政时，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应邀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从党是领导力量、党员是先锋队成员的角度，明确提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教育党员带头遵纪守法，发挥模范作用，不得把自己视为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殊公民，也不能仅仅以守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被写入了新时期之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些都意味着，党员在社会活动中不得借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放松党规党纪对自己更加严格的要求。
当然，无论是科学立规，还是严格执规，都是依规治党得以实施的重要环节。但是，要想使依规治党达到预期的目标，最基础而又艰巨的工作是使全体党员自觉地养成遵守党内法规制度的习惯。而这又要从党内法规制度的日常教育做起。我们党是特别重视学习教育的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关注党员对党内法规制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章党规的学习工作，先后多次发表相关讲话和重要论述，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明确要求全党学习党章党规，并强调这是“正常教育”，“不是一次活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向常态化制度化方向发展，2018年 10月颁行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将这一要求列入“党支部的基本任务”。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遵守党内法规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提出了原则要求，作出了制度安排。但要真正落实到位，取得预想的成效，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作者：杨德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党的文献》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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