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上杭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着重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角度，紧紧围绕并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既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这些主要内容，“又要整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做到融会贯通”。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体系化和学理化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要“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近年来，学界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框架结构、精髓要义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梳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主题是一种思想理论的“纲”，缺乏一以贯之、提纲挈领的主题，任何思想理论都难以实现体系化。同时，主题也是科学把握思想理论的“金钥匙”。通过这把“金钥匙”，可以打开和发掘思想理论的内容宝库，使其展现出清晰的架构，使理论所关涉的各个领域、不同层面、诸多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得以全方位、多向度地铺展和呈现。概括而言，目前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主题的提炼，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并不断深化、拓展。抓住这个主题，就能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和发展的清晰历史逻辑和鲜明理论品格。有的观点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本质、最关键、最基础的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建设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向度的重大突破、创新和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呈现样态。改革开放以来，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重要结论到基本概念再到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了长期的探索和淬炼、完善和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和广阔外延，并将其推进到新的高度、新的层面，完成了包括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体系的构建。所以，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既能承接既往理论探索的连续性，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擘画的这篇“大文章”继续精彩地写下去、写扎实，又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写出新篇章。（二）中国式现代化论根据目前公开出版的文献，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使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表述。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他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郑重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此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学界热点话题，成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主题，成为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切入口。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顶层设计。有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和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现代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演进趋向。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从传统到现代转换的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将引领社会主义文明实现新发展。有的观点认为，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范畴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在理论层面的高度自觉一样，“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范畴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理论认识上的新飞跃。有的观点谈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世界现代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的理论成果。因此，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有助于拓展党的创新理论的生长空间，有助于促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有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是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与“站起来”“富起来”既有赓续传承，也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在努力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有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十九大的基础上，把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拓展为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的观点进一步从重大时代课题的维度进行深入论证，认为新时代面临的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总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关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探索和回答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方面提出了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目标任务、发展理念、发展布局（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发展动力、治国方略、战略重点、战略保证、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有助于进一步昭示党的初心使命和时代担当，有助于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共识和资源，有助于最大限度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同心同德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四）复合主题论鉴于新时代重大课题的多重性，有的观点认为，单一主题无法完整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必须用复合主题进行概括才能更为准确。有的观点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集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思想集成、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思想集成、世界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集成、中华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集成。因而，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条线索汇通融合的视角领会这一思想的整体性逻辑和复合叙事的思维特征。有的观点指出，需用复合主题将几个重大时代课题有机、有效整合起来，并认为这个复合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面向，是同一个历史运动过程的不同维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方向或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是路径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目标或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三者是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体，既互为手段，也互为目的。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框架结构框架结构是理论体系的“骨”，骨架清晰完整，理论体系的大厦才能更好地立起来。概括地看，目前理论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框架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分析和解读路径。（一）主要板块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博大、思想精深，关涉治国理政方方面面，可从不同板块进行分门别类的剖解。从主要板块的维度对其科学体系进行解读，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直观且全面地反映其主要思想、基本观点，并可对其核心内容重点展开阐发，从而实现全面性和重点性的有机结合。有的观点从四大板块即“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进行解读，有的从六大板块即主题、愿景、格局、价值、世界、方法进行分析，有的从八大板块即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最本质特征和政治立场、发展理念和施政布局、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各领域基本思路和宏观部署、战略保障和外部条件、关键所在和决定性力量进行阐释，有的从九大板块即指导思想、理想、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军队和国防建设、国家统一、外交、党的建设进行梳理，有的从十大板块即历史方位新论断、价值理念新诠释、奋斗目标新表述、发展战略新安排、战略布局新谋划、总体布局新概括、国家安全观念新建构、国防军队建设目标新指向、大国外交理念新构想、领导力量自身建设新要求进行归纳，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二）构成要素说要素是构成体系的必要条件，体系总是诸多要素基于一定的联结方式建构而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也是由诸多要素支持和支撑起来的。从构成要素的维度对其科学体系进行解读，最主要的特点是全面性，可以尽可能完整地罗列其主要观点、核心意涵。目前，较多的观点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和回答的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及其主要内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予以界说。有的观点把“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类分析后概括为基本国情、发展目标、行动纲领、保障条件四大要素。有的从“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新时代与百年变局”“制度与体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公平、效率与可持续”“人与自然”“民主与法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安全与发展”“独立自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民族复兴与人民中心”等12组范畴及其逻辑关系构建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有的观点认为，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从结构性的“五位一体”、功能性的“四个全面”、保障性的“内外条件”、主体性的加强党的建设等角度构建起庞大完备的理论体系。（三）逻辑结构说但凡科学、成熟的思想体系，无不具有分明且清晰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及其具体内容，构成一个自洽严密的逻辑结构。从逻辑结构的维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凝练和提升，最主要的优势在于通过层次分明的迭层递进、次第展开，能够逻辑化、条理化地对其核心观点、核心要义进行全面梳理，从而把这一思想的总体样态和整体风貌呈现出来。譬如，有的观点基于“命题”的维度从基本命题、复合命题、外层命题三个层次进行厘析：居于核心层次的是基本命题，包括历史方位、根本方向和根本立场三个命题；处于中间层次的是复合命题，包括奋斗目标或战略目标、战略安排、领导核心、发展动力和本质要求五个命题；第三个层次是理论与实践接壤的外层命题，是复合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包括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的观点把这一思想由表及里划分为初层、中层、深层三个结构：初层结构是关于具体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宏观政策、蓝图设想等的实践性理论，中层结构是以唯物史观为分析框架对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分析，深层结构是对于人的存在、本质、理想、价值和意义等重大问题的论述。此外，有的观点从价值、理念、方法论、制度实践四个层次予以渐次递进论析：价值层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阐释这个科学体系的核心；理念层是新发展理念，阐述这个科学体系的根本取向；方法论层是两大布局，擘画这个科学体系的实践路径；制度实践层是制度建设和社会实践，是对前述三个层次的具体安排。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精髓是作为科学体系的思想理论具有高度统合性、贯通性特质的哲学或哲理层面的要素，是众多“观点群”的核心支持和具体理论主张的“生长基因”，是一种思想理论能打上历史烙印的鲜明标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能打上深刻烙印的理论，无不具有独到的精髓。因此，从理论精髓层面对其科学体系深入剖析，将有助于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核心要义、历史地位、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的深刻把握。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主要应有四个评判维度：一是时间维度的全程性，要贯穿于其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彰显这一思想的时代性；二是空间维度的贯通性，要贯穿于其指涉内容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三是能从内在本质层面而非外在特征层面反映其理论品格和思想特质；四是在其科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是具有统领、统摄意义的概念、范畴。综观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精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大维度。（一）初心使命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并非两个事物，而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同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维度：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进程，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二章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题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重大意义、实现路径等进行全面阐述，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居首位的就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可归结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其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这种概括从党的初心使命传承的维度进行提炼，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本源的理解和把握。（二）精神实质论从精神实质的维度探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简洁明了，能从高度抽象的层次进行凝练，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向度。有的观点认为，理论精髓实质上就是其精神实质。当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实质的理解向度，尚存一定的歧异或差别。有的观点认为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不仅深度融汇于其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中，也深度彰显这一思想的逻辑体系和真理伟力。有的观点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此外，有的观点认为是“人民至上”，因为它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价值底色；有的观点认为是“实事求是”，因为其“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有的观点认为是“守正创新”，因为其奠定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领域，建构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有的观点认为是“敢于斗争”，因为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基因密码，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有的观点认为是“胸怀天下”，因为其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鲜明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视野和大国担当，等等。（三）独特标识论作为具有丰富原创性理论观点的思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有不同于其他思想理论的鲜明品格和独特标识。有的观点认为，贯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的独特标识主要有四个：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人民至上是其价值取向，守正创新是其鲜明的理论品格，胸怀天下是其特有的大视野大境界。有的观点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体现在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知行合一、问题导向四个鲜明标识上：实事求是是理论基点，强调时代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民中心是价值基点，强调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知行合一是实践要点，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问题导向是鲜明特点，强调革命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这种概括的特点是内容比较多样、全面，能从多向度进行萃取，并能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四）立场观点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领会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有的观点认为，这“六个必须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有的观点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既有立场，又有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根本的内容”，是贯穿这一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整个思想的一条“红线”。四、分析与展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创立并逐步发展为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相关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广度、研究面向等方面都有所拓展，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同时也需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进一步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等研究深、阐释透。（一）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高研究的理论深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科学体系，而且在不同领域的某些具体思想或重要论述也呈现为一个科学体系。譬如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都自成体系。对这些具体领域的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深入研究，是从总体上解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框架和科学体系的基石和支撑。同时，作为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诸多判断、重大观点、基本原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如何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此外，随着人们对其科学体系的理解的深入，对其理论主题的厘清、理论精髓的把握、理论框架的解析会逐步拓展和深化。这种深化，可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二）进一步增强学理化，提高研究的系统性目前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照本宣科、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浮在面上、流于宣传，甚至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缺乏充分的学理论证，难以讲清楚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在学理化阐释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譬如，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主题的解析，需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纵深比较中提炼和凝练，力求在守正创新中深化对其理论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对其框架结构的解析，需从历史与现实有机联结、横向和纵向交互贯通的维度予以学理化的分析论证；对其理论精髓的解析，需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进行深入论证，精准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上的异与同、“脉”与“进”，讲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价值和深刻意义。加强学理化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整体性，为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提供更加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理论成果的转化力度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力研究如何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说全、讲准、研究深、阐释透，让其入脑入心、“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全方位、多层次、诸领域，需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军事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对其理论源流、历史脉络、国际比较、实践发展等进行系统性、全面性研究，需要开展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分析。通过多学科、跨专业的分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逻辑体系、知识体系和分析框架，可以为这一思想的应用与传播提供理论积淀和有效支撑。作者：康晓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肖振南，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侨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党的文献》投稿邮箱：ddwx1386@vip.sina.com欢迎来稿！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党深刻分析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经过复杂斗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并不断巩固。实践证明，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下，中华民族筑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但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斗争中，党内也曾出现过一些倾向性错误，其中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些错误，专门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予以剖析和批评。本文仅就毛泽东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反对和抵制，作一集中探讨。一、“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在国共合作谈判期间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在对待国民党、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过分相信国民党，对国民党无原则地迁就退让，对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缺乏定力和信心，一些党员存在不愿继续艰苦斗争的情绪，甚至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为荣等。为此，毛泽东旗帜鲜明提出，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先后多次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谈判过程中，我们党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作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及“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让步，希望两党尽快实现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国民党依仗其实力上的优势，在谈判中对共产党提出种种限制，企图用和平方法削弱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对于谈判中共产党的态度立场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反复强调。1937年3月，毛泽东在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年4月，毛泽东电告在前方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这些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的坚定立场，为谈判指明了正确方向。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争取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使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味妥协退让，放弃了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招致革命最终失败。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共再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毛泽东适时提出争取党对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权的问题，提醒全党绝不能再犯大革命后期那样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这些论述，强调了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共产党不能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而是必须争取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基于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的深刻认识，在会上特别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围绕着抗日战争，我们党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忘记了这个原则性，“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基于此，他多次提出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右倾错误问题。早在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就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9月初，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全党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都是建立在一定纲领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合作就成了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毛泽东还在总结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反对党内出现的投降主义倾向的经验和成效的基础上指出，“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等文章、讲话和指示批示中，对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一些重大思想认识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比如，关于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合作作出的重大让步，毛泽东指出，让步是为了“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而且让步也是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的，“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和恶意的污蔑”。也就是说，实行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的让步绝不是投降国民党，不是丧失原则和信仰，而是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而采取的斗争策略。再如，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指出，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完全适合抗战形势下中国革命的要求，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红军改编后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的问题。1937年7月，毛泽东致电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对军队政治工作作出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的斗争精神，都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这些传统，是使红军于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要防止“外界的影响与敌人的破坏，并与部队中一切足以妨害部队传统的保持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不断的顽强的斗争”。毛泽东关于“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论述，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现实针对性强，对全党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二、反对王明右倾错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在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右倾错误，强调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任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抗战的新形势新任务缺乏信心，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要依靠国民党及其军队，因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做到和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此时回到延安，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抗战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要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但在如何实现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等方面，许多主张都不切实际，是行不通的。王明回到延安没几天，就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洛川会议以后我们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会后，王明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推行这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王明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批评及其提出的右倾错误观点，毛泽东两次发言，就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和分析。毛泽东指出，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形成决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进行了着重批评。他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主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就成了单方面的服从国民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毛泽东进而严肃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消除王明右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还对现实斗争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是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坚持各党派各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关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全国的抗日斗争中，由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决定，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同时，阶级矛盾虽然是次要矛盾，但仍然存在，有时还会表现得比较尖锐，“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正因如此，在统一战线中要正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这个事实，正确认识统一与斗争的关系。此外，毛泽东还对统一战线中的“让步”问题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他指出，“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也就是说，要辩证地看待让步，让步不是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让步是策略性的，是为了进步，是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三、“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以斗争求团结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及国民党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等原因，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一方面声言“坚持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又制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任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国内阶级矛盾变得复杂尖锐。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升级的反共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团结抗战。但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是：“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不敢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对此，毛泽东在1940年先后多次进行剖析并强调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深入分析国内外的复杂斗争形势后指出，“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以及“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客观条件。这意在表明统一战线没那么容易破裂，共产党人在维护全国团结抗战的前提下，要敢于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行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指出，对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时指出，斗争要讲究策略，“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而达到既打击敌人，又实现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和全国团结抗战的目的。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敢于冲破国民党的束缚，放手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只有进步的力量强大了，国民党顽固派才不敢轻举妄动，才能鼓舞进步力量团结抗日。他指出，“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为了坚决地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破坏行为作斗争，毛泽东还根据党领导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更加具体的指示。1940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中强调：“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指示中还强调，要敢于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面对皖南事变后复杂严峻的斗争局面，我们党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责任担当和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深刻阐释。他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段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四、结语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反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澄清党内错误认识，推动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反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对于夺取革命胜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此，毛泽东也作过深刻总结。1947年12月，毛泽东在回顾党史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指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引者注）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通过对这些错误的批驳和斗争，“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清楚地指明，抗日战争时期反对党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是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我们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施行，经常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各种倾向性错误的干扰和阻碍，因此，必须经常地、不断地同党内的倾向性错误作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成为全党的普遍共识，有力推进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作者：武志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5期《党的文献》投稿邮箱：ddwx1386@vip.sina.com欢迎来稿！

习近平指出：“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从中可以看出，党的自我革命，犹如医学上的“治病救人”，就是要把影响党自身肌体健康、生命安危的一切病毒、细菌、溃烂、腐败等都彻底清除出去，从而使党保持身强体健、永葆生机活力。“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习近平运用形象的比喻和创新的话语，深刻剖析了这些突出问题的表现和危害，并明确提出了相应的标本兼治之策，为把准问题症结，从而对症施治提供了根本指引。一、关于思想不纯问题：“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决定行动，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习近平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源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一泻千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一以贯之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六次党内集中性学习教育，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固本强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凝心铸魂，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突出问题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从而推动全党“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锤炼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钢筋铁骨”。（一）理想信念动摇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败下阵来，从合格党员变为不合格党员、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究其缘由，“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习近平指出，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理想信念的一丝动摇或一毫滑坡，稍不注意就会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根基造成致命伤害，如果放任不管，就容易诱发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理想信念的“总开关”没拧紧、“压舱石”不受重，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为此，2015年

习近平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谋划基础研究工作、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一、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在科技创新领域具有基础性地位，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的起始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从基础研究发力，重视和激励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开发，从源头和底层夯实我国科学体系根基。（一）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新技术、新产业的形成，需要基础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科学原理。习近平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纵观科学发展史，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对社会的发展，对新技术、新产业的形成产生革命性的影响。15世纪中期，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为代表的天文学大发展，带动了自然研究的进步。恩格斯指出，哥白尼的著作使自然研究“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此后，天文学、数学、力学、物理学等各早期基础学科的独立发展，带动了科学和技术的大踏步前进。进入16世纪后，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基础科学在科技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17世纪到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指出：“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十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双方彻底划分清楚，全世界完全进入了新的状态，“欧洲的亚洲的大西洋的和太平洋的战争，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肉模糊，不分彼此，胜则俱胜，败则俱败。每个反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再不能把战争看成局部的战争，利害得失应该从整个打算”。然而，战局的演变充满着不确定性。随着日军南进策略（即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海域诸岛及东南亚地区）的实施，日军是否会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军事压力，国民党顽固派会不会借此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日军是否会掉头北进（即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对于上述问题的研判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战略决策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等问题，也影响到中国战场与世界其他战场的配合作战等问题，进而影响二战的历史进程。目前，关于太平洋战争，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与英美之间的交涉、战略构想、海外派兵作战等问题，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局研判及政策调整和应对则较少关注。本文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战局的研判及应对为视角，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分析和研究，祈求方家指正。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战争形势演变及盟国应对战略的预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在日本的突袭下，英美等国遭受了重大损失。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初期，由于英美军事准备不够充足和地理条件不利，日本可能获得某种程度有利的进展。这种情况虽不能影响战争全局，但对于反法西斯阵线的民主国家，不能不增加若干困难。周恩来分析指出：“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随时都在准备挑衅，随时都可发动战争，故战火一起，日寇行动可远及三千海里之外，而继续扩张战果。”因此，日军将在短期内掌握战争主动权，英美等国家只能被动防守，东南亚许多地区会被日军占领。12月

历史自信是历史主体对民族、国家、政党等历史的信心和信念，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表达。毛泽东既是历史的爱好者、研究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创造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与演进奠定了重要基础。回溯毛泽东历史自信的成因、表现、特征和价值，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意义。一、毛泽东历史自信的成因毛泽东的历史自信，是在熟读中国历史、领导创造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等多方面因素叠加作用下形成的。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积极评价，同样对毛泽东历史自信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在熟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自信。历史自信源于历史认知，熟读历史是历史自信形成的基础。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910年春，毛泽东到韶山东茅塘秀才毛麓钟家里读书，开始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开始阅读《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这些阅读经历，使毛泽东养成了读史的爱好。战争年代，毛泽东读史的兴趣不减。1937年1月，毛泽东致信李克农，请他代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尽管担负了繁重的治国理政任务，依然保持了读史的习惯。据北京图书馆的记录，1949至1969年，毛泽东共借书6000多册，其中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毛泽东在阅读历史、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感受了中国史籍的浩繁、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和中华文明的灿烂，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在领导创造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自信。历史自信是基于历史创造实践的自信，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

2023年是周恩来诞辰125周年。4月22日至23日，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国外学者，对周恩来与中外关系、周恩来与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研究和探讨。本文对其中一些代表性观点进行综述。一、关于周恩来与中外关系在周恩来与中外关系问题上，国外学者们比较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开展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如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日内瓦会议、解决日侨归国问题、进行北京机场会谈、推动“乒乓外交”等。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谢·尼·博格金和该校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泽纳布·巴赫图利泽合写的《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基于俄罗斯学术文献的研究》一文，在收集分析了大量俄罗斯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开展的主要外交活动及其影响，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理中苏关系相关问题方面的努力。文章认为，周恩来在外交中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外交问题。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来华，就交涉由于潜入中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俘的美国人释放问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善于组织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的谈判”。在

运用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以劣胜优、战胜强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实践中锻造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军事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灵活掌握和运用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指导人民军队打败了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以鲜血和生命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敢打必胜的战略气魄，领导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辉煌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同时是伟大的诗人，一生创作的优秀诗词丰硕而厚重。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满怀激情地开始了诗词创作。延安时期，毛泽东编印了自己的诗词集《风尘集》。1957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又是与时俱进的勇敢开拓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毛泽东在他的伟大革命生涯中，带领党和人民以自强不息的奋斗和举世罕见的付出，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极大推进了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发表的《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对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不断走向胜利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1931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今天，我们应继续弘扬老一辈所创立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一、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努力发挥其根本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而在这一体系的构成内容中，处于最深层次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首先必须把握它的哲学；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更是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指导作用。应该说，当年开创了我们党的事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便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而毛泽东便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哲学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主张将“改造哲学”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在实现了思想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还在建党筹备时期，他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并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领袖。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并努力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使它的根本指导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我们党建立初期，面临着如何团结带领中国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受党的委派，在各地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考察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农民运动状况，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论著，正确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等重大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转入建立红色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时期；毛泽东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围绕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著，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等疑问。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军事斗争实践，把唯物辩证法与军事谋略贯通起来，制定了“十六字诀”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导反“围剿”斗争一次次取得胜利。在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中，专门对此作了总结。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遭遇失败，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拨正航向，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动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格局。毛泽东就此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论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深刻阐释了新的重大决策，引领全党及时完成了战略转变。同时，他还着眼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继续运用于军事战略的研究，写出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提高全党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批驳反共势力散布的谬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探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全面阐述了我们党的观点和主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投入了很大精力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自己学，还通过多种方式带动大家一起学，并亲自为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在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专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教育和引导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树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势，写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论著，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最终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战略部署，对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新的条件下，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虽然这一时期的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等，都体现了他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成果。为进一步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大力倡导在全党和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对哲学重视不够、知之不多的现象，他谆谆告诫大家：“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他明确要求，“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毛泽东的推动和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宣传在各个层面上广泛展开，对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毛泽东还从应有的高度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积极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涉及方方面面，而首要的一条便是它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它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到包括历史观在内的一切领域，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主观服从客观、从实际出发认识和解决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他深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危害，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而“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为此，毛泽东特别指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针对这一问题，他还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客观存在对人的观念、意识的决定作用，但同时又承认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肯定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对于这方面的原理，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他强调：“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他还结合战争指导的实际，具体阐述了尊重客观实际与发挥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他写道：“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为更好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毛泽东借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传统命题“实事求是”，对其内涵作了全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综合起来说，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承认主观服从客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认识和把握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具有全新内涵的哲学命题，成为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精髓”。我们党进而将这一认识成果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本身究竟如何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揭示。毛泽东深入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认识成果。他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其中，“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事物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即使存在“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也“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而与之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亦即矛盾规律，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围绕这一规律，他具体考察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从多个方面深化和拓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对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作了探讨；在他看来，“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便是从历史观的层面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般规律。对于这方面原理，毛泽东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他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而“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他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针对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深入探讨了阶级、国家、社会革命，以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重视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揭示，而且还十分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揭示了人们认识和实践的规律。对于这方面原理，毛泽东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突出强调了实践的意义，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详细考察了认识的辩证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他具体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他还阐释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指出“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此外还应看到，在考察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深刻分析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他还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理贯通起来，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过程与人的认识的辩证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三、继承老一辈优良传统，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及整个事业发展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之后的进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将这一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提出：“现在，我们依然要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他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继续弘扬老一辈创立的优良传统，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将其运用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实践中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常常存在一种疑问，即认为它毕竟产生于19世纪，如今已是100多年过去，还能否适用于当代实践？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应该看到，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哲学时，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整个哲学史上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了以往哲学发展的历史局限，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使哲学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新的哲学不像其他一些哲学那样只是凭着哲学家本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构建的非科学的观念体系，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人类意识或经验领域的某些具体环节，而是将自己定位在严格意义的世界观层次，从这一高度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等各个领域中最一般的规律。可以说，这一层次的规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始终存在，并不会因为过了100多年就发生改变。而这样一来，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有了普遍的真理性。历史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一系列重要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觉遵循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取得成功；而背离这些规律，就必然会在实践中碰壁。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在新的阶段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发挥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指导作用。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种封闭和僵化的体系，而是需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活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对于它自身来说也同样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取得的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够取得的认识成果，他们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通往真理的正确道路。我们应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则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正在总结和反思中进行新的探索。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严峻的历史关头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正确选择，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继而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要求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作出回答；同时也为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取得新的成果。我们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不断展开，使之在新的实践中始终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作者：贾高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教授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党的文献》投稿邮箱：ddwx1386@vip.sina.com欢迎来稿！

道路决定命运。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与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始终与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思考和实践、自觉和自信、坚持和发展，息息相关。毛泽东参加建党，一开始就有鲜明的道路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到底，就是要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找到一条真正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为此，建党先驱们无不是经过苦心孤诣的探索、实践、比较，才确立自己的信仰。毛泽东就反复比较过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5种道路和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式革命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走什么路与创建什么样的政党，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道路自觉和道路自信。她一路走来，奋斗的一个重点，就是探索、选择、实践、拓展前进的道路。她因“路”而建，也因“路”而兴，因“路”而成，因“路”而荣。所以，早在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党高级干部讲授了第一课。这是一篇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光辉文献，需要反复研读学习、深入理解领会。深化对金融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继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在短短3个月之内再一次专题阐述金融问题，充分体现了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深厚政治智慧和深远战略考量。对于金融作为“国之大者”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来看，金融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定。党的二十大后，中央举办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聚焦的主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则是着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问题”而展开的。为什么要讲金融问题呢？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建设金融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和必然要求。做不好金融工作，没有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从百年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来看，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大国崛起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当今世界，金融之战的烈度和影响程度，甚至超过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而且，在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背后，金融制裁的手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现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只有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才能掌握大国博弈的主动权。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仍任重道远。金融既十分重要，也极易产生风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这一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突出强调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但是，这并不表明一切都风平浪静。20世纪90年代我们出现过金融“三乱”现象，几家大银行事实上陷入过技术性困境。当前，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领域金融风险、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等尤为突出，风险持续恶化，存量风险尚未见底，增量风险仍在集聚，而且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破坏性特别强，处理不善极易引发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决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的矛盾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干部队伍状况来看，提高金融工作本领、加强金融监督管理极为紧迫。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既是“国之重器”，也是腐败问题易发高发频发的重灾区。做好金融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金融干部队伍必须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前金融领域的种种问题乱象很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少领导干部对金融工作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特别是一些人政绩观扭曲，缺乏金融工作常识，违背金融市场规律，“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肆意乱为、胡作非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更有甚者，一些人胆大妄为，靠金融吃金融，内外勾结、滥权敛财、贪婪无度。可见，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本领，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是当前金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当务之急。深化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历史进程的认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不断深化对金融工作的认识，不懈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金融工作，领导我们党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发行了货币、设立了国家银行。延安时期，毛泽东将“调整金融关系”明确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他还强调：“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但这一时期我们党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对城市金融工作总体上还很不熟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相继打赢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迅速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此后，我们成功进行货币改革，建立了适应当时经济体制的银行体系，我国金融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出纳和会计，还不是真正的银行，金融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真正的作用，难以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对金融的重要作用认识更加深入。邓小平指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金融事业迎来了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高度重视推进金融改革发展、保障金融安全，深入研究一系列重大金融问题，不仅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的冲击，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因素冲击、妥善应对美西方国家大搞“脱钩断链”等种种逆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自信自立之路、行稳致远之路、长治久安之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艰辛探索的实践中开创出来的。这条路来之不易，这条路行得通、走得稳，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内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做好金融工作，必须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决定了我国的金融事业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事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是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回归本源，坚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有健全的监管制度，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有禁必止、违法必究，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调控体系、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切实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稳字当头，宏观调控、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风险处置等都要稳，金融政策的收和放不能太急，防止大起大落。同时，要积极进取，把该立的抓紧立起来，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强国，锚定三个目标：未来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金融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对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把我们党对金融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学习把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深化对立足本职、服务全党金融工作大局责任的认识做好金融工作，不仅是金融部门和金融系统的责任，也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将牢记职责使命、聚焦主责主业，找准服务全党金融工作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编辑出版。做好金融工作，首先要学习好习近平经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这就需要系统权威的教材。编辑出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正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首要工作职责。我们将编辑好出版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著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教材。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也必将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将及时跟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程，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宣介好，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推动其更加深入人心、更好走向世界上下功夫，发挥好党中央可靠的文献库、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抓好党领导金融工作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编研工作。我们正在编辑《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等党的重要文献集，正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第四卷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党史基本著作。我们将把学习研究成果体现在这些著作的撰写之中，为鉴往知来，学习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提供权威读本。作者：曲青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1月31日《党的文献》投稿邮箱：ddwx1386@vip.sina.com欢迎来稿！

毛泽东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他为党、为人民军队、为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勋，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永远为党和人民所铭记。一、永远铭记毛泽东带领人民锻造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勋当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苦苦挣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民族日益陷入苦难的深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哪种理论能够对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提供行动指南，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定信仰；哪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它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遭受一次次挫折之后，历史和人民呼唤一个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诞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纷繁杂陈的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探索实践。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历史自信是指一个政党、国家、民族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及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并由此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抱有坚定信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坚定的历史自信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勇毅前行和开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在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时，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对于我们增强历史主动，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具有重要意义。一坚定历史自信的源泉基础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铸就了伟大精神，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这是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具体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源于对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高度自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走过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研判形势变化、立足“两个大局”，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回答了关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战略性、根本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在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全党特别是全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们抓好学习贯彻的前提和基础。下面，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阐释两大问题：一是把握好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的几个问题；二是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一、把握好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党的创新理论的层次和范畴问题。我们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和范畴。第一个层次和范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来的，并写入党章。这个思想的表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形成的最高层次和最大范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创新理论的概念表述，一般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主要创立者的名字来命名，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二种是以理论内容的核心理念来命名，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三种是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加理论内容的核心理念来命名，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二个层次和范畴是目前经党中央批准的、公开使用的已经形成了“六大思想”。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来的。后来在中央军委一次重要会议上，将其内涵概括为“十个明确”，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明确”，丰富发展为“十一个明确”。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一个多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概括为“1+7”的逻辑架构。“1”指的是新发展理念，“7”指的是“七个坚持”。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编写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将其内涵概括归纳为“十三个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概括为“六个坚持”，后来丰富发展到“八个坚持”。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将其拓展为“十个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概括为“十个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次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概括为“十一个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第三个层次和范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某某方面的重要思想，或某某方面的战略思想等。比如，2018年4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它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十个坚持”；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它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十二个必须”；2022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它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六个必须”的原则性要求和“九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2022年7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它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十二个必须”；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它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十三个坚持”。还有其他工作部门和领域类似的提法和表述。第四个层次和范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某些方面的重要论述。比如，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就使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定位表述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比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论述。相应的，很多部门都有这样的表述和使用。第五个层次和范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某个会议上或某个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某项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等。有时我们统称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等。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内容的概念和表述，大致有以上这样五个层次和范畴。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首先要从层次和范畴上把这一思想所处的位置搞清楚，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完整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表述发展递进而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先后使用的概念和表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它是一步一步递进的。第二，关于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的阐述和概括问题。前文提到，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央会议上表述的内涵非常明确，即多少个“坚持”、多少个“必须”等，此后有的表述始终不变，有的表述则不断增加条数和丰富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它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呢？我认为，要注意会议文件的表述。会议文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概括的：一是与会代表从11个方面谈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思想学习的“深刻体会”，从“深刻体会”讲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性和科学性；二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从16个方面进行的谋划和部署来阐述的，强调了这一思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实践伟力。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现在学术界、理论界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在认真学习和研究。我想，首先我们应当从会议文件的这两个方面来领会和把握。也就是说，应该从11个“深刻体会”和16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来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第三，关于如何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问题。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时讲了这样两句话，这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认为，这两句话是对这一思想内容结构的深刻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什么是“体”？我认为，就是原则、本体、道、论。什么是“用”？就是实践、方法、器、术。“体”和“用”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用党的创新理论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实现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一个是“体”的方面，一个是“用”的方面。第四，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求问题。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个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是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二是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三是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再进一步概括和提炼就是12个字：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二、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怎样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呢？在这里，我分别从“体”和“用”两个方面来进行梳理和解读。首先是“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理论观点的创新和突破上。概括起来讲，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11个方面所作的重要论述。第一，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来的，充分体现了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政治家办报，最早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57年毛泽东同志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要求。自此以后，党中央一直强调要政治家办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将政治家办报的要求扩展到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他实际上强调的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能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做到爱党、护党、为党”。他要求，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保证。第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正确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他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他指出，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他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站在经济建设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哲学高度，深刻阐释了社会运动规律，深刻阐明了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第三，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的重要论述。“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创造性提出并阐述“两个结合”，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后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他说，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他强调，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其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这就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有国有史传承到今天五千多年，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们说的世界欧亚大陆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国外，其他三个文明都中断了。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哈拉帕遗址，才揭开了古印度文明的谜底。今天的印度文明同古印度文明是中断的、是没有联系的。古埃及文明与今天居住在埃及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华文明则不然。今天我们阅读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等的时候，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其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其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认识进一步升华，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第四，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新的文化使命彰显了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深入推进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提出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他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新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落脚点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五，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强调：“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把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第六，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坚持以德树人、以文化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谆谆教诲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他指出：“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他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他要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点和着力点。第七，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论述。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和科技前沿，对如何做好信息化条件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深邃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能不能适应和引领互联网发展，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一个关键。世界各大国均把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权力图谱因信息化而被重新绘制，互联网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得网络者得天下。他深刻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他特别提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准确把握网上舆情生成演化机理，不断推进工作理念、方法手段、载体渠道、制度机制创新，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深刻总结，明确了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原则要求和方法路径。第八，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重要论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体现了我们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新时代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改革发展历程，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主线，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他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第九，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展现了强烈的文明担当、深沉的文化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这个项目进行了十多年。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成果发布会，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近代以来，受西方史学影响，我国史学界对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历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了明确回答。斟郇城距今四千多年，号称华夏第一王都。原来西方确定的文明三要素是：城市、文字、冶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中国的文明标准，确定的三要素是：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从而实证了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他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宣示了我们党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第十，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论述。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体现了我们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并摆上突出位置，体现了宽广的世界眼光和高超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他认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2017年年底，中央对外联络部安排我到塞浦路斯宣介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交流时，讲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考察调研的故事。我说，习近平总书记到一位苗族老大娘石爬专家里看望。因为她家里没有电视机，不认得总书记，问总书记该怎么称呼时，总书记回答：“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我讲完这个故事时，我看见，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他显得十分激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作用，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既是思想理念又是工作方法，指明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点和着力点。第十一，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包容的胸襟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理念、重大主张，着眼的就是开放包容，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常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他强调：“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90年在东亚社会学研究研讨会上发言后写下的16个字，表达了对人类学前途的瞻望。我们党将这个提法应用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应该对各个文明采取的原则和态度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他特别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他认为，冷战后主宰世界的是“文明的冲突”。他看到了世界存在的问题，但作出的解读和提出的应对策略是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我们大党大国的天下情怀和责任担当。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的“四梁八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其次是“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用”，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布局的部署和要求上。具体地讲，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16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理论工作。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增强善于斗争的能力。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工作。第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广泛开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宣传教育工作。第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第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第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新闻舆论工作。第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网信工作。第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文艺工作。第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旅游工作。第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阐发的工作。第十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贯彻落实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文物工作。第十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工作。第十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工作。第十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外宣工作。第十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互鉴的工作。第十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这里谋划和部署的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队伍建设工作。以上这16个方面，基本涉及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或者说方方面面，涉及理论舆论、内宣外宣、文化文艺、网上网下、队伍阵地等等。这些谋划和部署，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什么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炼概括总结为“六个必须坚持”。这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毫无疑问，这“六个必须坚持”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这是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和强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谋划和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把握，在深入学习领会中，结合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抓好贯彻落实。作者：曲青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来源：《党委中心组学习》2023年第6期《党的文献》投稿邮箱：ddwx1386@vip.sina.com欢迎来稿！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涉猎过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想，经历了许多思想探索，最终才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并终生信奉和践行。为了更好地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进行探究，研究者可以寻找一定的突破口，以便更好地勾勒出这些思想探索的历程与逻辑，而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就是这样的突破口之一。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的态度经历了从正面到批判的转变，折射出他对旧世界观的批判和告别以及思想认识和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和飞跃，为他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基础。对这一态度的转变进行深入探究，有利于深化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历程的认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发展脉络。一、问题的提出：青年毛泽东对康有为认识的转变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康有为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最早可追溯到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一个科学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聚焦坚持人民至上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的核心内涵集中体现在如下六个重要论断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上述六个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遵循唯物史观这一观点，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论断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反映了党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生动揭示了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逻辑所在。首先，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习近平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纵观党长期以来的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这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必须牢牢把握。其次，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正如列宁指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实践证明，党和国家事业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党和国家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克服，也无不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习近平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这就内在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新时代新征程，党肩负着领导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重任，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因此，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无穷创造活力焕发出来，把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各项事业上来，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再次，人民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工作成效以什么作为评判标准、用什么来作为衡量依据，实质上是一个对谁负责、让谁满意的问题。习近平深刻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一论断充分表明，我们党的工作就是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坚持人民评判至上是坚持人民至上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所说：“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认识到，坚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党的执政绩效对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并就如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评判党的工作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一方面，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针对如何来评价党的政策的好坏，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就要求相关政策在制定之前，必须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把人民群众的意见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要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价党员干部工作优劣的最高标准。习近平强调：“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二、“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表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论述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深刻表明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有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优势，充分反映了党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要义。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关键所在。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党能够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在长期奋斗中，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的一条原因在于，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要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基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考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一个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必然要求。针对党内存在的“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的情况，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三、“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本质使然，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早在领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将生产工具集中在手中，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且“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并为之作不懈努力。一部百余年党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一些财富不当聚集给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带来了风险挑战。新时代以来，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还面临诸多复杂问题、掣肘因素、风险挑战。譬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问题仍然存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富足和精神生活富有在实现程度上还不平衡以及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等等。基于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道路作出新的探索，对共同富裕理论作出新的阐释，对共同富裕目标作出新的部署，为新征程上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导。这些新的探索、阐释、部署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就共同富裕的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二是就共同富裕的内容看，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富足也包括精神生活富有。三是就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而言，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而是要分阶段实现。四是就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言，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五是就共同富裕的实现方法策略而言，应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还要防止“福利主义”养懒汉现象的出现，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四、“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保障人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人民至上在民主政治方面的重要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习近平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就民主主体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民主主体全覆盖；就民主的实现条件而言，党的领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证；就民主过程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于一体，“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就民主功能性目标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实现了让“党和政府干的”同“老百姓盼的”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民有所呼、党有所应；就民主价值追求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至上而不是资本至上作为价值追求，有效防止出现“精英民主”“金钱民主”；就民主的政治优势而言，较之西方民主的虚假性、低效性、短时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唯实求效”，既能够有效避免西方民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的弊端，又能够“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关于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重点强调了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等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内在地要求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民主意识，切实把发扬民主作风贯彻到为民造福的各项工作中。二是要始终秉持并践行“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原则。对此，习近平指出，凡是“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三是要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习近平强调，要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等。五、“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能不能正确对待、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把人民放在心上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关系党生死存亡、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性探索时指出，“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由此，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总结我们党以及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及进行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指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论断深刻阐述了让人民监督权力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反映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早在

冀东解放区是连接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的枢纽。由于特殊的战略位置，冀东解放区成为支援前线的主要后方基地，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为支援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支前工作中，冀东解放区以“一切为了前线”的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承担起了浩繁艰巨的任务，对支援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冀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目前学界关注不足，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冀东解放区支前工作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其运行机制、具体举措、有益经验，以期深化对解放战争时期冀东解放区历史贡献和作用的认识。一、支前工作的准备和基础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战略决战阶段，战争规模宏大，兵力投入较多，支前工作事关军队后勤补给，对于战争胜败具有重要影响。在党的领导下，冀东解放区从服务大局出发，努力克服自身困难，全力保障供给，以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前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要完成好支前任务，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冀东解放区主要通过宣传动员和健全组织机构等途径，努力为支前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一）积极开展持续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支前意识，为战时支前工作奠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宣传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争取广大群众。全面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一心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置人民的呼声于不顾，急于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短期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为了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解放区加紧政治宣传和斗争准备，对国民党的攻势予以坚决反击。冀东解放区基于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位置，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持续开展了关于战争局势的宣传工作。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揭露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窃取人民胜利果实、残害人民群众的事实。1946年

1949年3月，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处理好城乡关系，让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囿于匪乱严重和交通闭塞，贸易流动不畅，城乡交流受阻，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夏，邓小平受命主政西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以及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在主政西南的近三年时间里，邓小平立足于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思考与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一、坚持城乡并重，强调城市领导农村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并非只要城市而忽略乡村，而是要形成一种城市领导乡村框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并以此推动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毛泽东明确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对于西南地区的城乡关系，邓小平始终秉持这种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可行的举措和路径。1949年10月，在与刘伯承等率领二野部队进驻西南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他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部署，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识，避免和消除错误和片面的理解。10月27日，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干部大会上，邓小平讲话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这是对的。但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去实现这个方针呢？”随后，他重点剖析和批评了对于城乡关系的错误理解。他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先城市后农村，我们有些同志理解成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这就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或者票子到乡下去买不到粮、棉、油，造成城市局部通货膨胀，粮煤不济，人心惶惶不安。”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与农村没有配合，使城市孤立，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困难，以致站不住脚”。那么，西南地区具体应如何做呢？邓小平明确提出三个步骤：第一步，接管城乡，主要是肃清残敌，做好政权建设、恢复秩序等工作，在做好城市工作的同时，“必须派干部去农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目的是“使城乡同时接管”；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时间可能两三年，主要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直至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农村发展起来了才能为城市和工业化打下基础；第三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重点又回到城市，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有了繁荣的农村就会有繁华的城市”。邓小平的这个三步骤的规划，实际上是要先接管城市、稳定政权，确立城市领导农村的政治结构，然后再集中精力发展农村，为城市经济的恢复打下基础、提供动力。当时，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匪患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烂摊子，西南地区尤其如此。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在接管城市稳定政权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注重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城市建设才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物质保障。根据这一规划，1949年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关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与此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得到较好的解释。故此，一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研究的综述文章认为，“毛泽东使用‘新民主主义’概念是否早于1939年12月”，“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本文拟以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文献史和传播史两个角度，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时间作出进一步考证和辨析。一、关于《谢觉哉日记》一则记载的疑问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之前就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其最核心的文献依据是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的相关记录。比如，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就指出，毛泽东在1939年6月即使用和传播了“新民主主义”概念，依据是《谢觉哉日记》193

党报党刊等纸媒，是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纸张作为报刊印刷的基本原材料，不可或缺。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受战争等因素影响，纸张供给不足的问题普遍且突出。因此，发展造纸业成为开展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必要保障。本文以陕甘宁边区的马兰草造纸业为例，对围绕马兰草而展开的技术发明、征收办法调整、工人教育管理等问题进行考察，以期呈现当时我们党充分动员群众、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而实现纸张自给、满足宣传需要的生动过程。一、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发明为解决纸荒难题，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推动边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着力推进造纸业的技术革新和发展，以满足革命宣传需要。（一）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发明背景20世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用“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来形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特点所作出的最新诠释与科学概括，也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可以从广泛性、真实性、有效性三个维度，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一、在发展进程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广泛性这一特点不是从“全过程”字面意思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对我国人民民主自身性质、历史进程、发展趋势和现实要求的真实反映。广泛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与重要内涵。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充分贯彻落实到了政治活动的各个环节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的发展领域和层次范围。习近平强调：“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所以要理解广泛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政治领域中的广泛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在政治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中，包括从最初的政策动议阶段到最后的监督评估阶段，都要能够充分贯彻落实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二是民主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发展中覆盖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群体以及多个层次，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和数量方面就有着显著的广泛性。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相关内容来看，各级人大代表的分布范围较广，涵盖了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民族、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在人大代表的数量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有近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有远大理想和政治信仰的组织。对于党员个人而言，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基础，决定着一名共产党人信什么、为什么、做什么；对于全党而言，理想信念是凝聚人心、塑造政治灵魂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展现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明确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今年4

加强儿童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儿童教材编写，是儿童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并组织开展了相关教材编写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以下简称“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随即成立，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代部长。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共产儿童读本》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统编儿童教育教材的重要开端。一、编写背景中央苏区建立之前，各根据地就已经普遍设立红色小学。这一时期，儿童教育的教材一般由各根据地政府负责组织编写。比如，

6月，上海总工会、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了上海各界拒用银元运动及要求人民政府取缔银元投机的运动。各学校学生集中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分四个历史时期回顾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本文拟围绕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进行具体研究和探讨。一、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切实可感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和战略设想，强调“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响亮号角，产生了深远影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他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以及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命题和“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这个目标在上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对邓小平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命题。邓小平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主要从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存在差距的角度来说明这样提法的原因。他指出：“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像的还要困难些。”两天后，即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邓小平再次强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并从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诠释了这个新名词的内涵。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法被广泛运用。此后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对“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两个提法并没有作严格区分，而是交替使用。比如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炳棣时又使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他指出：“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过他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提法。“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两个提法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内涵一致。一方面是突出中国特色。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又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对人口多、底子薄这两个重要特点作了阐释。另一方面，是对“四个现代化”内涵和标准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回答他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了“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表明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说明了“小康之家”的具体内涵。这里的“小康”，其实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从此，中国式现代化在20世纪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小康”，原来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进一步明确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具体标准原来定位为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来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又把这一标准放在争取达到800美元的水平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和“小康”的目标，是邓小平对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当时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际进行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的结果，这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体现了他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小康”目标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切合中国实际，更加看得见、摸得着，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这是邓小平为探索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二、提出

6月就存在。又根据《杨尚昆回忆录》载，“（1941年）4月3日，为整顿和改造党的宣传工作（包括党校、《解放日报》及党务广播等），任弼时向书记处提议调杨尚昆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可知党务广播在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敏锐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大势，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着眼于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为什么要发展数字经济、怎样发展数字经济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思想观点。他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围绕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强调，“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就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出重大部署，并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对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发展数字经济的客观趋势、内在规律、实践要求，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具有重要意义。一、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习近平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的生成背景。当前，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显，正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许多革命性变化和创造性成果。推动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科技进步趋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际和客观需要的全面把握，习近平就发展数字经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一）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依托数据信息和数字技术发展而来的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数据的充分利用，重塑了经济社会的生产、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形态，全面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7年

“软弱性”“妥协性”“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首先源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过于弱小。19世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战略安排，指挥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时，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专门作为一个方面，全面总结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军事篇”，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是全面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科学指南。深入持久地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深刻认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聚焦党的政治建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明确指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要“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论述的核心内涵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如下几个重要论断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上述四个重要论断，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信之愈坚，行之愈笃。习近平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引导全党用坚定的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从根本上廓清思想迷雾，“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一）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种理想。习近平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基固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坚实根基。百年党史雄辩证明，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指出：“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指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坚定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我们党是否真的坚强有力，关键“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强调“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因此，必须将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党在政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指向，使全党上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二）“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科学理论是党的理想信念的形成依据，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引，关乎党在政治建设实践过程中高举什么样的思想旗帜。党的政治建设需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坚实内核，但坚定的理想信念并不会自然生成。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力量源于理论的彻底，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从而也决定着党的政治信仰的坚定程度和政治建设的实践力度。因此，习近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我们党加强政治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正确分析、回答党的政治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时把稳航向。二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既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新征程上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为新征程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从而提高认识问题的高度、分析问题的深度、解决问题的力度，正确引领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三）“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一个政党，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信仰、政治主张和政治追求，特别是要有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的目标任务并最终实现理想信念而制定的政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习近平明确强调：“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政治路线是一条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路线，也是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依据，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肩负怎样的政治使命和政治目标以及怎样实现这样的政治使命和政治目标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告诫全党，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前进道路上，要“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全党越要以党的政治路线为根本遵循，认真领会、正确把握、切实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二十大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进步。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政治立场是一个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代表着一个政党在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所持的价值取向，意味着一个政党在其全部政治实践和政治建设中为谁谋利益、谋福祉。对此，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建设，就必须牢牢坚持这一根本政治立场。（一）“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一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必须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到党的政治建设，也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唯有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党的政治建设各项工作中去，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始终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情怀，坚定维护人民的利益，绝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从而克服前进路上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曾动情地说道：“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事业才能一直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他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是决定着我们党和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形成并践行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提出并贯彻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所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决站稳党性立场和人民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扎根基层，融入群众，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做到识民情、接地气，多干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实事好事，使人民信任党、拥护党、跟随党，自觉成为壮大党的建设事业的稳固依靠，为党的政治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三）“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怎么样，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政治建设成效好坏，最终也要看“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我们党的全部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事业，也是服务于人民的事业。党的政治建设的一切工作和计划，都要在人民群众的审视回应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诚如习近平所言，“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的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是最能评判党的政治建设工作的根本依据。以人民的意见为准绳，彰显了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的深层指向。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唯有遵循民意、紧扣民心、与民同行，才能取得实效，使我们党任何时候都做到不改为民本色、不负人民希望。三、“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重大决定性和根本性问题方面的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只有充分释放出党“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领导效能，才能促使党的政治建设得到全面推进和切实加强。（一）“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习近平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我们党要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必须“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性使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阐释了共产党的政治特性和政治使命，强调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这种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中的彻底性，展现了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列宁曾明确指出，党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工人组织的领导，实质上“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十分强调党的政治领导。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无产阶级要“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就是说，党的政治领导始终是党的领导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指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航向标。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举旗定向、运筹帷幄，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生动阐释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开展党的建设同向同行，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和开展党的政治建设密不可分，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将强化政治领导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目的之一，以强化政治领导实现全党上下团结统一、行动一致。（二）“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结合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阐明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一根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他深刻指出：“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也将“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第一条原则要求。不仅如此，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还特别强调：“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确保全党在思想上同心、政治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其中，政治意识是根本，大局意识是基础，核心意识是关键，看齐意识是保证，四者共同构成了坚持党的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首先，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确保方向正确、立场坚定。其次，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就是要求全党各项工作需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到坐标、找准定位，做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不错位、党和人民需要时不缺位”，确保局部和整体协调一致。再次，牢固树立核心意识，就是确保全党集中统一。最后，牢固树立看齐意识，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必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做到时刻警醒、及时纠偏、绝不掉队，确保队伍齐整有力。二是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对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而言，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既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具体体现，也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先决条件，更是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强调，“‘两个维护’的内涵是特定的、统一的，全党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绝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唯有如此，才能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汇聚成一股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不断开辟党的政治建设新局面。（三）“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显著增强。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首先，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必须把握其内涵要素。具体来看：一是增强党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首先体现在举旗定向上。这是关乎全局、决定长远，涉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了政治方向，必定会迷失前进方向，丧失领导能力，党的政治建设亦就无从谈起。二是增强党开展政治协调的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强不强，要看政治局面掌控得怎么样。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如何在识变、应变、求变中顶住压力、排除阻力，就要求党在政治上必须有高超的协调能力，处理好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为党的政治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环境。三是增强党进行政治决策的能力。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外在表现就是党在政治上的决策力。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会遇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因此，只有尤为注重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才能有效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牢牢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工作主导权。其次，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必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通过体制机制上的逐步完善，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充实基础。习近平强调：“要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具体而言，要注意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善于运用民主的办法汇集意见、科学决策，善于通过协商的方式增进共识、凝聚力量，同时善于集中、敢于担责，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方法，善于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自觉行动。要坚持依法执政这一基本领导方式，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四、“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严明政治纪律摆在关键位置，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指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是进一步指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纲纪不彰，党将不党。习近平强调，纪律严明是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而要“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只有抓住政治纪律这个纲，才能使党的其他纪律严起来，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之所以首先要严明政治纪律，是因为政治纪律是党的其他纪律的根本引领。早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组织港澳观光团赴内地参访作为一项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参观访问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细致周到的部署。一批批港澳同胞得以受邀成为观光团成员，赴内地参加观礼活动，考察祖国各地建设成就，与内地人民座谈交流。目前，学术界对以组织港澳观光团的形式开展统战工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20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在党的建设领域，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总结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开展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党性的本质，深刻洞察共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党性养成与提高的内在规律，并就党性的基本内涵、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党性修养的内涵和要求、党性修养与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等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创造性阐释。这些思考和阐释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等论著中。重温刘少奇这些思考和阐释，可以为我们今天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有益借鉴。一、创造性地从党员的党性和政党的党性两个层面来阐释党性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建立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党性”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使用较少。1845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形成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基础上，毛泽东围绕“为谁而战”“为何而战”“靠谁而战”“以何而战”，就人民战争的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渐形成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总结、提炼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中的主要观点，理清其框架逻辑，对于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四个维度，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一、为谁而战：人民战争为人民而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的前提和关键是明确“为谁而战”。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人民战争，是为人民而战的。人民战争为人民而战，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人民战争的领导者即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决定了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人民军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从事的战争必然是人民战争，战争的根本目的必然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党和人民军队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紧紧为了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他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个“唯一的宗旨”，就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任何决策、从事任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若离开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也就失去了依归。比如，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通过对抗战形势和路线的分析，深刻指出中国的抗战有“人民的全面的战争”和“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两条路线，若遵循前者“就会胜利”，若遵从后者“就会失败”。尽管“战争将是长期的”，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只要坚持人民战争路线，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已经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烙印在人民军队的灵魂深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才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经受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最终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为人民而战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这是为中国革命史所充分证明了的深刻道理，也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最为核心的方面。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角度看，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尽管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和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艰辛探索、英勇奋斗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最终都没能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能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没能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救国行动和方案的领导力量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没有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特定阶层而非为人民谋利，都没有紧紧依靠人民。事实证明，单靠某一阶层的力量，想要改变中国的命运，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诞生后就明确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初心使命，为改变国家命运，实现民族复兴，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根本上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行动中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才能有效团结带领、组织动员人民，才能发现和释放蕴藏于广大人民中的战争伟力，成功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党的奋斗历程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才能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彻底改变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内涵和要义。二、为何而战：人民战争为正义而战按照性质，战争一般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他强调：“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人民战争既然是为人民而战，就决定了其性质是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抵御外敌入侵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因此，关于“为何而战”这一涉及战争性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人民战争是为正义而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其性质都是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压迫和奴役而进行的正义之战。从土地革命战争来看，起因是

10月，拉丁美洲“南方电视台”发文称，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离不开他们所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军事理论现代化、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和武器装备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先导，组织形态现代化是保证，军事人员现代化是核心，武器装备现代化是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18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对于要不要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党内还有一些争论。在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其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运动后，经过冷静的思考，1927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部分，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长期探索并实践的重大课题。“两个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和系统阐述，在这个探索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两个结合”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实践途径，指明了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向，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一、“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能性问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目的和具体途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一度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付出了惨重代价。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历史任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带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可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的、根本的要求。这说明，从一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内在地包含着同中国现实革命运动、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结合。这也表明，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跃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之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第一个结合”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自觉的理性行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在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二、“两个结合”并提，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问题，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实践途径这个重大命题与“第一个结合”前后相续，一脉相承，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标志性理论成果。科学理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拥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思想文化上首要的“结合”对象。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化”入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文化日常，就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思想文化力量的战略地位愈益突出，“第二个结合”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既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需要、内在机理、结合方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提炼升华，形成了关于“两个结合”的系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等方面，“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两者相结合的基本方式，是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结合”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合”中的重要地位，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并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两个结合”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科学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是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正如“第一个结合”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发展密切相关一样，“两个结合”的提出与确立，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两个结合”指引下的新时代伟大变革，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提供了实践基础。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三、“两个结合

大会的主题是大会的灵魂，是统领大会报告的纲，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党的二十大报告开宗明义宣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段重要表述高度凝练概括，连标点在内统共只有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二个部分专门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表明了我们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创立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时代发展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时代化进程的历史记录，也是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理论支撑。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作为党的文献研究、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研究的学术团体，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向同行，相通相融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

13人，占72%。这从侧面说明，许多地区党的组织对“选拔和培养本地干部在本地负责”上注意得还不够。1945年，太行区党委报告：全区各级干部5000人中，本区干部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形成了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在理论上，形成了当代中国人权观；在实践上，走出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2022年2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权观，提高认识，增强自信，主动做好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我们要深刻理解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发展脉络、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更好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新局面。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不懈探索与实践当代中国人权观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重大成果。它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思想渊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根植于党的百年奋斗，形成于新时代十年来的伟大变革。当代中国人权观是中国共产党接力探索、持续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理论结晶，是建立在中国人权发展实践基础之上的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是我们党推进人权事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权发展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述了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马克思指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揭示了人权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从来都是具体的、属于一定阶级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恩格斯强调：“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二是阐明了人权的历史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权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恩格斯分析了平等观念的产生，指出“平等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三是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进步作用，强调资产阶级人权是顺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扫除了障碍。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分析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人权是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自由发展，资产阶级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了以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权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掩盖着垄断、专制和剥削的本质。四是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权的实现途径及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进而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权实现的根本条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权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权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人权使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并且保证人民真实地享受民主权利。五是指明未来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观点，为我们党的人权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强大武器。当代中国人权观具有深厚的中华文明根基。呵护人的生命，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强调对人的关怀和爱护。比如，古代先哲们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仁者莫大于爱人”等思想，反映了对人的自身价值的高度尊崇。“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基于这些思想观点，古代先哲们还提出了安民、裕民、惠民、乐民的主张，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得民心”“养民之道”的具体方案。这些思想和方案中蕴含着积极的因素，为我们党推进人权事业提供了深厚文化根源和丰厚文化滋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权事业的忠实维护者、坚定捍卫者、积极推动者和有力引领者。自成立之日起，党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和争取人权的立场与主张。在长期的奋斗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以一往无前的创新精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推动中国人权实践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权探索与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为中国人民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和不断发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党开展英勇的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的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和经济封锁，党在物质条件紧缺的恶劣环境中创造性地加强生产、保障供给，努力改善民生。在党领导的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实行普选制度，给长期受到压迫的人民以参政议政的权利。党加强教育科学卫生事业，创办各级各类学校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破除封建陋习和迷信活动、扫除文盲，着力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这些都体现了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局部执政条件下保障人权的探索。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权事业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牢固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领导开展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等重大斗争，保障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党经受了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的考验，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我国通过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实施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人权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深入思考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一，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是实现人权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人权的政治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第三，发展经济是实现人权的物质基础。“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对“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的倾向作了批评，强调“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第四，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强调，党要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他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保障人民各项权利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五，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毛泽东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提出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各项权益提供了科学方法。第六，揭露资产阶级民主、人权的虚伪性。毛泽东指出：“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西方的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他强调，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没有出路，“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二）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权探索与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领导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开展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有力推动了我国人权发展的实践进程。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第一，针对西方国家“人权无国界”的谬论，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与资本主义人权的本质区别。“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第二，针对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论，指出“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第三，针对西方国家“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提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的论断，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第四，揭示了发展权的重要性，鲜明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要“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第五，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这就极大拓展了人权的广度和深度，使人权更加具体可感，彰显了我国人权事业的人民性。第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为提高我国人权保障法治化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1920年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领导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也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党紧紧抓住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关键点，并将其贯穿于运动全过程，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举措，使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得到了极大地调动，并转化为支持志愿军作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在地方的开展就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在各项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系列有效做法，经中共中央批转，被推介到全国各地，推动了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走向深入。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作一些梳理和研究。01为什么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也是提升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深刻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意义，扫除亲美、恐美等错误认识的需要。一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生人民政权，提高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注意力和兴趣还都只局限在本村和附近地区的一些事情上；在大部分城市地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都局限于小范围的社会基层单位。只要个人生存条件不受到直接的威胁，他们对时事政治很少关心，对党和国家也缺乏认同。另有一些工商业资本家、知识分子、职员等因为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负面宣传的影响，对人民政权有偏见甚至有敌意。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必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并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扫除恐美、亲美等错误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两国国力对比比较悬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而新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对于新中国迎战美帝国主义，一些人产生了恐惧、害怕的思想。从北京市当时的情况看，有的职员怕原子弹，认为美国武器好，而我们的武器不如他们；部分学生对志愿军没有信心，“听到出志愿兵时，简直不敢往下想了”；一些教员态度消极，甚至反对学生讨论时事；不少工商业资本家态度比较沉闷，惧怕和美国战争。只有少数进步分子表示要积极援朝。另一些在旧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则存在着亲美、崇美的错误认识。有的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美国最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有的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美军过去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有的认为，美国很富，不致于“到别的国家抢东西”，等等。三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意义，以积极的态度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一些群众抱着漠然无谓、漠不关心的心态，认为“朝鲜战争，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有关系”。据有关部门调研，部分学生认为，“朝鲜人民能够解放自己”，美国侵略者“兵力不足，不敢扩大战争”，等等。甚至当党员和团员们积极宣传“形势的严重性”时，有些学生还不相信，或者认为“美帝打朝鲜与我们无关”，责备党员、团员的相关宣传“危言耸听”，“制造战争气氛”。其他阶层群众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消极甚至错误的认识，比如，北京市第七区一部分上层分子和玉器商对抗美援朝抱冷淡态度，个别甚至抱抗拒态度；又如，在店员、行业工人、家庭妇女、三轮车工人等群体中，有很多人对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更不用说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了。对此，毛泽东强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以使全国人民“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结成一条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北京市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全过程。02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举措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在认真分析和研判群众的心理变化与实际行动的基础上，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以培养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目标导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动举措。（一）开展大规模的时事宣传教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将时事宣传教育置于各项工作之首，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时事宣传教育旨在向全体人民讲清楚以下问题：美帝国主义一贯侵略残害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意义；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它发动侵略战争的弱点；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较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强大；原子弹并不可怕等。由此，使广大群众懂得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扫除他们恐美、亲美等心理。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北京市在时事宣传教育方面主要进行大规模的普及宣传。一方面依靠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领导干部组织广大群众通过时事学习与讨论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一方面抽调党团员、学校教师、大中学生等，“通过自学文件、漫谈、讨论、辩论及作报告”等形式，集中训练一个时期以后，派遣他们到全市各区、各工厂及郊区农村进行时事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

《党的文献》2023年第1期近日出刊。看高清原版目录

白水所编著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一书，最早于1938年4月由中共地下党创办的汉口一星书店出版发行，委托汉口锦章书局和教育书店经销。但国民党当时推行文化专制政策，1938年3月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开始查禁抗日书刊，同年7月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将审查“成书”改为审查“原稿”，查禁一切“反动言论”。此外，国民党还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故该书几近绝迹无存。2014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周恩来与邓颖超》一书。该书中收录了周恩来的一篇报告大纲《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是全面抗战初期阐发和宣传“长期抗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是，这篇文献公开发表后并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即围绕该文献的发表概况、主要内容、重要意义作一梳理和分析。一、《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发表概况据《周恩来与邓颖超》一书记载，《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曾发表于《游击队》第9期。1938年版和2014年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收入这篇文献时，并未注明其发表的具体时间和场合。经笔者多方查证，《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都未收录该文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有零星相关记载，但报告大纲全文未见披露。《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载：193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强调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所载内容同白水编《周恩来与邓颖超》中的《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进行比对，笔者发现，《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所载的“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中所提出的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即“（一）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国防政府……（三）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内容纲目上几乎是一致的，题目也有相似之处。此外，笔者在多番查询中了解到，周恩来的这篇演讲报告大纲曾以不同篇名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多个刊物、著作中出现。除了本文重点介绍的1938年4月汉口一星书店出版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以篇名《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发表此文外，1937年12月，《群众周刊》第1卷第3期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文，副标题为“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临时会上（到三百人）的报告大纲”；1938年2月，广州离骚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以《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为篇名收录了周恩来的这篇报告大纲，并附副标题“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座谈会上的报告大纲”；同月，汉口群力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也以《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为篇名加以收录，副标题注明“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以上四个版本的文章，除文章标题、论述序号略有不同外，其正文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应该就是周恩来1937年12月17日在出席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时所作报告的大纲。《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虽然只是一份报告大纲，但从文本来看，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深入研析此文，有利于发掘新的研究史料，拓展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视域。二、周恩来《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的“长期抗战”思想《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全面抗战四个月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论述了抗战危机与克服危机的出路，第三部分阐明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对全面抗战四个月的初步总结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对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四个月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第一，关于中国全面抗战四个月的收获。周恩来作了详实而又系统的阐述。一是提高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指出，抗战四个月以来，中华民族“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冲破了鸦片战争以来一击即破的积弱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抵御方针，战略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战事节节败退。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此后，在各种大小不同的战役中，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大减敌寇嚣张气焰。二是开始建立“中国统一的政权”。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3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合作，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却被蒋介石搪塞搁置。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仍旧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之后在不断斡旋会谈中，蒋介石有所让步，要求陕北红军缩编为三个师，且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显然，蒋介石并未完全放弃借“合作”之机“容共”和“收编”红军的立场。直到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利益，再加之全国抗战呼声日益高涨，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国共合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在该文中指出，国共合作意味着“国民政府开始建立中国统一的政权，并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此外，周恩来还指出，全面抗战以来中华民族还收获了“由分崩离析的局面转变到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局面”；“中国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民众运动与组织开始发展，开始了战争的动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世界同情，……将由此基础培植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等等。周恩来的这些总结，提振了全国人民开展抗战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信心。第二，关于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的失利。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中指出：“军事上的失利，是不容讳言，但并不是抗战失败，而且弱国自卫战中可能遇到初期挫折。”在周恩来看来，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日本强于中国，中国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大大落后于日本”。当时日本已具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拥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军队及武器研发能力以及近乎“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和完整军队体制，使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接连侵占北平、天津、太原等地。而反观此时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到完全性全国统一，现代化工业零星分布于沿海商港，重武器装备依靠进口且质量低劣，部队将官缺乏战略和战术上的兵学修养，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中日两国工业、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距，让中国军力与日军“决不仅三与一之比”，致使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在军事上接连失利。其次，“日本有了长期准备，中国没有”。日本进行全面侵华战争蓄谋已久，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提出“陆军有必要作出大致的准备用兵计划”，若“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会在华北5个省进行作战”。日本学者藤原彰在其著作《日本近现代史》中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自从1910年以来的一贯政策就是力求把中国化为殖民地”。可以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非是一时偶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策划下的产物。最后，“日本取得了中国汉奸、托派、亲日分子的内应，而中国在初期没能取得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的响应”。七七事变后，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发表诱降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1938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该演说的实质就是日本企图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军事战略，妄想以所谓“和平”的方式吞灭中国。而中国国内汉奸、亲日分子妥协投降风气也日益盛行，损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上述原因以外，周恩来还认为，“军事战略战术的某些失误，及军队尚未能完全统一”，“军民尚未密切结合起来，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十分不够”等，也是影响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出现军事失利的重要因素。第三，关于中国长期抗战的依靠力量。周恩来在该文中指出，“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最后胜负”，深刻阐述了决定中国长期抗战最后胜负的依靠力量。其一，全中国抗日力量走向团结。周恩来认为，“政权开始统一，军队的开始统一，民运的开始发展，使全中国力量走向团结，这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在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下，中国民众空前团结，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其二，日军侵略行为具有脆弱性。周恩来指出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弱点主要在于五个方面：财政困难；军事工业原料缺乏；国内矛盾增长；后方不巩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不够使用。日本人口较少，国内资源贫瘠，在长期的对华侵略战争中财政经济困难逐渐体现，这也是日军不能速胜的重要原因。其三，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日益增长。周恩来提出了几个国际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国际同情中国运动的发展；英美虽尚不能一致，但反对日本的倾向是增长着的；德意虽援助日本但也有矛盾的；法苏对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增长着的。因此，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发展的条件，才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基于上述分析，周恩来认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条件是“增长着，向前发展着”，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使有利条件不断增长，而国内条件的发展，则是取得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力量。周恩来对抗战局势的思考，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二）对抗战危机的分析与出路思考周恩来科学分析了当时中国全面抗战局势，指出中国“抗战的危机不在部分的军事失利，与领土丧失”，而在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动摇和各种投降主义、妥协主义的抬头。对此，他提出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第一，关于当时抗战的危机。周恩来认为，造成抗战危机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汉奸亲日派的活跃”。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假如现在讲和，日本的条件将是‘公平合理’的”，“假若战争长期拖下去，这种态度就可能会改变”。在此背景下，一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分子乘机危言耸听，散播中国抗日“前途黯淡已极”的谣言，甚至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质疑，“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一时间，妥协投降的风气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中国军民抗战士气。二是“抗日阵线内部的动摇”。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后，全国统一抗日局面虽已形成，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同日本“议和”的想法，“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对此，周恩来深刻指出，“内部不团结，严重过外来的祸患，汉奸敌探托派更可来挑拨利用，推波助澜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多难可以兴邦，内乱必致亡国，我们要沉痛的认识历史的教训——敌人所愿，非我所愿”，严肃批判了国民党内部涌现出的“妥协投降”论调。第二，关于克服危机的出路。面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动摇和各种投降主义、妥协主义的抬头，周恩来极力号召，要“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才是克服危机的出路”。（三）对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的阐述关于如何坚持长期抗战，周恩来也在该报告中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第一，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指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求和、调停。周恩来认为，我们可以“承认国民党在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的领导权力”，但是，“国共两党应确定共同负责，共同磋商，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争夺领导权”。此外，周恩来还强调，“承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救中国的基本方针，而以民族解放为中心做起，直达到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全国抗战步入新高潮。第二，加强建设“统一国防政府”。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统一国防政府建设。“统一国防政府是建立在统一民众基础之上的——民主自由是以抗日为中心的民主自由而不是与抗日对立的”。他还强调，要大力发展民众武装力量，认为“民众武装是从努力抗日中武装起来的，更不是对立的”。1938年2月10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蒋介石表示，希望各党派能够“熔成一体”，“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和竞争”，“共产党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周恩来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明确指出，“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这充分表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周恩来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体现出了在具体斗争中的灵活性。第三，加强以国民革命军为基础的统一国防军建设。周恩来指出，要“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巩固与扩大现有军队是第一位工作”，但是必须“打破地方观念与割据思想，尊重抗日军人与抗日军队；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补给，统一作战计划”。这就要求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加紧教育干部——一切努力应为着补充部队扩大部队，建立军事工业”。第四，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周恩来指出，要“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在统一的民运基础上深入到群众中去”。他强调，坚持统一战线的三个重要条件是“公开联合，共同纲领，共同负责”，国共两党要立足民族大义，真正做到“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反对对立，反对倾轧”。此外，周恩来还指出，“一切群众工作要以动员为中心”，“要坚决肃清汉奸敌探托派以巩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加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扩大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决心以及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必胜信念。三、《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文献价值《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作为周恩来在全面抗战初期阐发和宣传“长期抗战”思想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充分体现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智慧与能力，丰富了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抗战”基本问题的认识，是深化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珍贵史料。这篇文献为推进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特别是周恩来军事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参考资料。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较早预见抗日战争是长期战、持久战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在《对日作战刍议》中就谈到，全民族抗战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动员，其中经济动员“要支持长期的对日抗战”。同年8月4日，他和朱德在致毛泽东、洛甫的复电中提到，抗日战争要“估计到持久战的需耗”，“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同月22日至24日，周恩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11月2日，周恩来应邀参加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的军事会议，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并力催阎锡山迅速布置山西全省持久战局。11月16日，周恩来在山西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讲，认为“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就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12月，周恩来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和坚持长期抗战的军事方针》的报告，表示“欲在困难中前进，必须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这些论述充分表明，周恩来在战争实践中对长期抗战的认识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而日益深化。也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认识成果，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中，立足全国抗战形势，进一步阐发“长期抗战”思想，并审时度势地明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和出路。这篇文献为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周恩来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密切关注中国战场乃至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与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一起根据战争变化制定出与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抗战路线、战略战术与作战原则，丰富和升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一文中立足抗战大局、民族大义，对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抗战失利原因进行分析，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出路作出思考，从统一战线角度去论述长期抗战，提出要“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统一国防政府建设，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这些认识都为进一步拓宽中国抗战史研究视角提供了重要资源。作者：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清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党的文献》投稿邮箱：ddwx1386@vip.sina.com欢迎来稿！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诺尔曼·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员。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外科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传教士、官员和作家不同，白求恩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观察者，更是亲历者和参与者。那么，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战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近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奥斯勒医学史图书馆（Os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