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概念提出时间辨析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关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与此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得到较好的解释。故此，一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研究的综述文章认为，“毛泽东使用‘新民主主义’概念是否早于1939年12月”，“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本文拟以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文献史和传播史两个角度，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时间作出进一步考证和辨析。

一、关于《谢觉哉日记》一则记载的疑问

目前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之前就已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其最核心的文献依据是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的相关记录。比如，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就指出，毛泽东在1939年6月即使用和传播了“新民主主义”概念，依据是《谢觉哉日记》193 年6月21日的记载：“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同时，该学者也指出了《谢觉哉日记》这则记录的不同寻常之处：“从1939年6月到12月之前这段时间，毛泽东留下的文稿有上百篇，公开发表的有20多篇，并未见到其中有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如果《谢觉哉日记》的相关记载无误，就不免让读者生出疑问，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半年之内再未提起，直到半年后又重新提出并大力阐述。这似乎于理不通。这就需要对《谢觉哉日记》中的记载作出进一步的考证。

在《谢觉哉日记》中，1939年6月21日的内容是两个提纲：一个是“民主问题”，较简单，有100多字；另一个是“发言提要——讲陕甘宁边区模范区问题”，稍详细，有800余字。后一个提纲，有两处涉及新民主主义，分别是开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试验区。要在这里取得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经验，并创造干部”，接近结尾时则是前述引用过的那句话：“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

在《谢觉哉日记》中1939年6月之前的很多日记内容是在中央党校时的讲课提纲。而在整个6月，只有3天有记录，21日是其中之一。

而据谢觉哉本人撰写的《自传》，他是1939年春从兰州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0年春又到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他在《自传》中说：“一九四零年春正校长邓发同志来校，副校长事实也不需要，被派参加边区工作。十月边区党中央局成立，我为副书记，同时来政府做秘书长并任党团书记。”该自传是 1941年4月整风运动期间，谢觉哉应组织要求而写的，距他到边区工作时间也较近，与其他资料中记录的谢觉哉到边区工作的不同时间相比，应有更高准确性。

也就是说，1939年6月，谢觉哉正在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但《谢觉哉日记》中 1939年6月的内容大都明确是谈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与1939年6月之前的日记中多次谈及的在中央党校的讲课提纲，有明显不同。因此，有理由推断，《谢觉哉日记》中 1939年6月21日的日记存在整理时的系年错误，其正确时间应在1940年春以后。

通观《谢觉哉日记》，其中内容并不完整，有相当的散失。根据其《后记》所述，现有日记是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和秘书高世文“不畏艰险帮助保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谢觉哉日记编辑组”整理出版的。在这一整理过程中，对日记时间的判断出现错误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几则资料可以补充这样的推断。一是《谢觉哉日记》对1940年全年没有记录，但经查找，1940年6月18日和6月21日的《新中华报》连载了谢觉哉的文章《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其中的个别表述与《谢觉哉日记》1939年6月21日所记“民主问题”多有相近之处。因此，有很大可能是，1939年6月三天的日记实际为 1940年6月的内容。如果是这样，那么日记中出现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二是 1939年 6月21日，延安隆重举行成吉思汗祭典，由谢觉哉代表中共中央主祭。谢觉哉参加了这样重大的活动，当天却没有在日记里体现，只是记录了关于边区建设问题的两个提纲，于理不通，也不符合谢觉哉在日记中记录当天要事的习惯。

可见，从现有材料看，《谢觉哉日记》1939年6月21日所记载内容的时间很可能是错误的，其真实时间更可能为 1940年6月。正因如此，《谢觉哉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和表述不能说明毛泽东在 1939年6月时就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

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两篇著作的写作顺序

关于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时间，还有研究者依据毛泽东著作中的相关表述，认为毛泽东应是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而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研究指出，1956年毛泽东在与国外友人谈话时提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时，已经点明，现时的革命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新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如果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文时间早于《新民主主义论》，那么《新民主主义论》不应搞不清楚“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文时间不可能早于《新民主主义论》”。而如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文不早于《新民主主义论》，那么，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就不是最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对这个疑问，学界缺乏深入讨论。为了厘清此问题，有必要把两篇著作的写作时间线索再进行梳理。

先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时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 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教材。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几个同志起草，又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原计划写《党的建设》，但由于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共产党人》杂志第 4期刊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的“编委启示”后署的时间是1939年12月15日。但是，《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刊载的只是非毛泽东起草、但由毛泽东改定的第一章，第 5期才刊载由毛泽东执笔的第二章，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正是在第二章中正式提出的。“编委启示”当中有“随编随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表述，这表明到 1939年12月15日整个教材尚未定稿。这时仍未编好的，可能是原计划的第三章，也可能还包括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二章。在1940年给肖向荣的信中，毛泽东有“在去年 12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的说法。可以推测，毛泽东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时间主要是 1939年12月，有可能到 1939年12月15日时已经定稿，但也有可能在此时间之后才定稿。从后文所述的准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看，应是后一种情况。刊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标有出刊时间为 1940年4月25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则一定是在此之前定稿的。

再看《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时间。从著作传播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然后分别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义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论》为标题，在《中国文化》和《解放》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选集》中所署的时间是1940年1月，是考虑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演讲的时间，也考虑了发表时文末署的1月15日这个定稿时间。但是，任何文章的写作总是需要一个酝酿构思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何况是《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宏大理论文章。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创作时间和过程，需要结合更多的史料作出更全面的考析。比如，1939年毛泽东在给吴玉章的信中说：“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这篇理论性质的东西，即是《新民主主义论》。这说明1939年这篇著作已经有了初稿。再如，1940年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给周扬写过关于修改《新民主主义论》的两封信，其中，21日的信中写道 :“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 ,请加审阅、指正、批示 ,并退我为盼 !”周扬是当时《中国文化》编委会的成员，毛泽东给周扬的信表明，在1940年1月15日之后，毛泽东仍然在修改《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推测，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确实曾对《新民主主义论》有过一次定稿，但随后因为要充分汇集和吸收意见，又继续进行了修改，《中国文化》刊载的版本的完全定稿的时间，依第二封信来看，应在 1940年1月23日或稍后。

从两篇著作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时间是交叉重合的。其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用时更短，写作时间更集中，而《新民主主义论》写作时间更长，中间经过演讲，又继续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文1.7万余字，毛泽东执笔的第二章1.1万余字，而《新民主主义论》原文2.7万余字，用时应该会更长。从体裁上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教材，很多内容是采用了已有的知识和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是演讲和论文，提出相当多新的重要观点，要进行许多历史、理论等逻辑上的论证，写作也应耗时更多。

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是在两篇著作中的哪一篇中最早提出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在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审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文的前后顺序，而且执笔起草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题解。题解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这实际上就包含着二者的写作顺序。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要早于《新民主主义论》，而且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及观点。

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供的线索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在论述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的过程时，引用1939年 5月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的论断后指出，“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民主主义概念形成和提出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不过，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两篇文章都是有纪念五四运动的特定语境的。从特定语境跃升为对整体历史的判断特别是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阶段，是毛泽东在准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而同时这也是为即将创刊的《中国文化》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回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对厘清新民主主义概念的形成和提出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以及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的文化工作者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批判反动思想文化、树起新文化旗帜。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许多地方正在封闭书店，查禁书报，迫害青年学生”，“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挫折，进步力量受到阻碍的时候，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即在自由的延安决定筹备了”。《新民主主义论》原题目《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很明显就是切合这次会议的主题的。

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提出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出版《中国文化》杂志。《新民主主义论》开头有一段表明写作缘由的话：“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那么，有很大可能从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着手写作《新民主主义论》，准备在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同时也作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言稿。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从这个记录中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就是树起新文化的旗帜。毛泽东的发言特别指出，要区分新文化与三民主义文化，不要用三民主义文化这面旗帜，要树新文化的旗帜，但他还没有明确讲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样的概念。可以推论的是，直到这时，《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应该还处于“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阶段，而后“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新民主主义概念才最终被清晰地概括并提出来。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概念的形成和提出介于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到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演讲之间。

正因如此，至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来得及宣传推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场上悬挂的大幅标语，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许多领导人的题词，都没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当时，会场内标语的内容是：“文化人团结起来，建立抗战建国文化理论，揭破托派汉奸阴谋，争取民主自由，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和“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些体现的还是1939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的新文化的旗帜。直至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第一次面向全党公开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毛泽东这篇演讲的直接目的是批判和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但立论却不只是从思想文化着眼，而是从总体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系统地提出和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形成贯穿于1939年下半年以后的数月，贯穿于毛泽东在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密集思考中。

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在1940年1月9日毛泽东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后，很快为全党接受。当时《新中华报》总结大会成果时指出，“大会的首先第一个贡献，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从五四以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这新民主主义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不同，就是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在新民主主义运动中有主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它不能仅仅是一般的以资产阶级为唯一领导者的民主主义运动，而是真正广大的民众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

为了深化对新民主主义概念提出过程的认识和理解，这里有必要把《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过程补充说明一下：1940年1月20日的《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摘要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篇幅为2000余字。《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的正式发表时间一般均认为是 1940年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以及同年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不过，《中国文化》创刊号的实际出刊时间并非在封面标注的2月15日。在1940年4月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期的《编后记》中有如下说明：“本刊第一期原定二月十五日出版，但因为印刷所太忙，编辑、校样的工作全部告竣后，还延宕了一个多月才印出来。因此，三月号只得脱期，这一期就算是四月号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创刊号是1940年3月刊出的。由此可以说，最早刊出《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的是1940年2月20日的《解放》杂志。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文献史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概念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最早提出，应是无误的。这一概念的具体形成和提出时间则是介于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到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之间，而非1939年6月或6月之前。从传播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第一次面向全党公开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是在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

作者邱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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