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小勇 李嘉昕：陕甘宁边区的马兰草造纸业

党报党刊等纸媒，是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纸张作为报刊印刷的基本原材料，不可或缺。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受战争等因素影响，纸张供给不足的问题普遍且突出。因此，发展造纸业成为开展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必要保障。本文以陕甘宁边区的马兰草造纸业为例，对围绕马兰草而展开的技术发明、征收办法调整、工人教育管理等问题进行考察，以期呈现当时我们党充分动员群众、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而实现纸张自给、满足宣传需要的生动过程。

一、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发明

为解决纸荒难题，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推动边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着力推进造纸业的技术革新和发展，以满足革命宣传需要。

（一）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发明背景

20世纪 30年代，因战争、进口纸张困难、商人囤积等因素，我国各地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纸荒。而对于物质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陕甘宁边区而言，纸荒的情况更为严重：“采取原料欠佳，制造不良，更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致各地造纸业，终无发展之可能。”由于本地纸厂所产纸张少且质量不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边区采用的基本上是东昌、晋恒、有光等外来纸。这种对外来纸的依赖导致纸张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对边区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形成了较大制约。1938年 6月 30日，《新中华报》曾刊登：“因值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六月份起已将报纸出版份量减少一半。”1939年 10月，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禁止运纸蔴等物品输入，顿时造纸原料，遭受极大的困难”，边区愈加受到纸荒的严重冲击。

我们党深谙舆论宣传工作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除党报党刊外，各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报刊和书籍等在宣传动员群众、支援前线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纸张作为印刷这些宣传品的基本原材料，自然就成了必需物资，甚至可以说，“纸的作用比子弹还重要”。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各根据地对印刷用纸的需求与日俱增，据统计，当时仅中央造纸厂一个月就要生产 80面以上的书本两万本以上。

要应对纸荒难题，必须大力发展造纸业。早在 1934年 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就指出，“必须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尤其是对于军事，对于出口，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如像钨矿，煤铁，石灰，纸”等。发展造纸业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39年 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将“造纸”归到“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中，提出要“有计划地充实扩大现有之煤油、造纸、煤炭、纺织、硝皮等工厂”。同年 2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生产计划中明确提出由政府创办造纸等国防工业工厂。这一系列政策直接推动了边区造纸厂的创建与扩充。党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组织为解决纸荒问题提供了技术保障。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1938年 2月，以“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和“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为宗旨的边区国防科学社成立。1939年 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这是一个专门的自然科学研究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边区发展工业生产。但由于科技人才缺乏，开展各项科研工作的力量不够，1939年底，党中央决定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既从事科研实验，又大力培养科技生力军。次年 2月，又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以“进一步的、广泛的把自然科学界组织与团结起来，发展自然科学运动”。之后，一批专门性的科学技术团体纷纷成立。科技团体和科研机构的创立吸引了一大批心怀科学报国志向的科技人才奔赴陕甘宁边区，如毕业于之江大学化学系的华寿俊先后加入国防科学社与自然科学研究会，从柏林工业大学留学回国的化学家刘咸一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发展马兰草造纸业的骨干力量。

（二）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发明与应用

1939年 9月，时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曹菊如安排华寿俊、王士珍夫妇前往振华纸厂研究试验造纸。来到纸厂后，华寿俊等人通过与纸厂工人的交流，了解到当时边区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废麻绳头、树皮、蒲草以及麦草等牲畜饲料，存在着原料有限、印刷质量差、因技术条件限制存在漏水不快、揭晒困难、浪费人力与时间等严重问题。经过深入当地群众及亲自实地考察，华寿俊等人发现西北当地盛产的马兰草有着生长周期短、纤维多、坚韧且不易被牲畜所食的特性。因此，他们将马兰草看作当时最为理想的造纸原料。他们收集了一部分马兰草进行小型实验：将马兰草去除马莲籽和杂物洗净晒干，用石灰水浸泡一两天，然后放进由汽油桶改进的蒸煮锅中慢煮半天到一天，提取其中纤维成分；然后用清水将其洗净，去除杂质、放进石槽碾成细浆后，投进捞纸池搅拌均匀。最后将湿纸捞出烘干，就得到了可供使用的纸。

由于原有造纸方法较马兰草造纸抄纸方便，而且历史上也少有关于马兰草造纸的记载，有些工人对进一步扩大生产马兰纸有质疑，还有些工人反对完全使用马兰草造纸的办法，提出在旧有造纸原料的基础上采用半蔴半草的折中方法。为了破解质疑，提升抄纸贴纸时的成品率，华寿俊同纸厂的老工人们一起，通过反复实验研究，对马兰草造纸工艺进行了改进：他们改变了蒸煮方法并增加了打浆、洗浆次数，最终形成选料、切断、煮浆、压辗、洗浆、挠纸、晒纸七道生产工序，使得抄纸出水顺利，晒出的纸平整光洁。为了解决冬天水渠结冰而造成洗浆困难的问题，华寿俊带领工人们在工厂下坡的小瀑布处坚持破冰洗浆，提高了马兰纸的质量。由于没有漂白粉和烘干机，当时还不能有效解决纸张漂白和自然晾干效率低的问题。对此，他们用土碱和石灰水制成苛性钠漂白，采用火墙烘烤的方式高效蒸发纸张中的水分。造纸工艺改进后，节省了大量时间和人力资源，纸张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据《新华日报》当时的报道，马兰草造纸技术发明出来以后，延安自造纸“每月约十五万张（以前每月仅产十万张），质地较从前优良”。

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兰草造纸技术研发的同时，边区其他地方也有试制纸张的实验，如绥德鱼池沟纸厂用破布、麻绳头等原料造纸，八路军总后勤部在南泥湾用蒲草和榆树皮造纸，但因原料有限，均未实现扩大生产。而马兰草因其丰富易得，逐渐成为边区造纸的主要原料，用马兰草造纸这种极富创新性的方法也迅速在边区被广泛应用。此后，在党和边区政府的推动下，各造纸厂在满足重点需求、因陋就简的基础上铺展开来。其中，政府经营的造纸厂有振华纸厂、金盆湾纸厂、绥德纸厂等。机关经营的纸厂有教导队纸厂、后勤部纸厂、政治部纸厂、中财部纸厂等。此外，随着 1941年 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奖励私人企业”，私营造纸厂也迅速发展起来。从整体上看，陕甘宁边区的马兰草造纸业形成了公私经营齐头并进，以延安为中心辐射整个边区的产业格局。

马兰草造纸技术作为服务革命事业的技术创新，它的发明与应用突破了边区自产纸张不足的困境，有效保障了纸张供给。在其发明过程中，党和边区政府对造纸工业提供方向引导与人才支持，科技人才深入生产一线与普通工人不断交流、试验，最终使造纸业获得了新的技术支撑，实现了边区造纸业的发展进步。

二、马兰草造纸业的蓬勃发展

从马兰草造纸技术发明出来到实现大规模生产，需要一个过程。这其中牵涉马兰草的征收与运输、技术的普及与改良、工人生产积极性的调动等多个环节，离不开对群众的广泛组织和充分动员。1943年 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事实已经完全证明，“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是我们“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的法宝。事实上，在马兰草造纸业的发展过程中，为把群众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制定并不断完善马兰草的征收政策，动员群众参与到征草工作之中

要实现大规模发展，首先需要解决原料供给的问题。当时，马兰草被纳入到征收公草的范畴。考虑到马兰草的生产地区、纸厂分布等多方面因素，1941年 11月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十年度征收公草办法》提出，“马兰草一斤折合谷草一斤，但只限于延安、甘泉、安塞、安定四县征收”。同时，边区政府对征草工作进行了如下部署：“由县到乡，逐级召开政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党政军民以及县、乡参议会，参加征粮征草工作，建立各级组织，吸收干部和群众主持工作、参加工作、协助工作。”但是，最初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有的干部对征收马兰草的认识不够，一些群众也把收割马兰草看作一种额外负担，导致 1942年实征的马兰草仅占计划数的 42%。为此，1943年，边区政府在适当提高马兰草征收价格的基础上，向所属各县下达指示：“一方面将收买任务具体分配给各区、各乡、各村、各户，使完成任务有所保障，一方面广为宣传，使人民知道这是很大的一笔副业收入，又是建设边区的重要工作，应当努力去做。”在实际工作中，干部们通过开会培训加强对马兰草征收具体细则的了解，并以走访调查、报刊宣传等方式，实现了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在实际收割送草的过程中，一开始存在未能准确实地调查而导致征草任务分配不当、保管不当造成马兰草品质变差、价格政策执行机械挫伤群众热情、未能统筹规划资金调配导致群众交草后拿不到钱、抢收早割马兰草等情况。针对以上问题，边区政府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马兰草的征收方案：第一，调查马兰草的确切产量，适当分配任务。在分配产量时，实地考察各造纸厂的生产需要以及上一年征收的实际情形，在征询广大群众的意见后，再下发征收任务。第二，以村为单位实现马兰草的迅速集中与统一保管。每村制定相应的保管制度，在马兰草收割完后，由村里专门的保管员负责与当地合作社联系，进行牲口抽调和大部分的运输工作。第三，动态调整马兰草的征收价格。以谷草的市价作为计算标准，若谷草价格上涨，则马兰草的价格也要上调。同时，要综合多种情况付给农民草钱。对于送到较远纸厂或草站的群众，给予一定的脚费补偿。第四，充分利用各地合作社，加强马兰草收买、运交、资金下发等各个环节的联系。政府规定先由各地的合作社代收资金，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实行马兰草入股生息。这样不仅可以使群众在不受物价影响的情况下获得收益，而且增加了合作社的股金。第五，针对有群众抢收马兰草而导致“长不饱”的问题，通过报刊等多种方式呼吁不要过早割草，并注意选草，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印刷出版。当收割马兰草的时间同秋收时间有重叠时，通过各地区基层组织调配劳动力收割马兰草。随着马兰草征收政策的完善和进一步落实，马兰草以其生长速度快、范围广、经济效益好等特点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到割草中，群众也因此增加了收入。

总的来说，党和边区政府根据马兰草生长规律及各地实际情况探索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征草政策，通过各级组织充分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割草、送草中来。在此过程中，面对马兰草征收在计划和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实地调查等方式了解实情、体察民心，及时调整和优化征收方案。马兰草的科学合理征收为高质量纸张的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通过技术人才和基层工人的学习交流和探索试验，改进生产技术，改良生产工具

为保证战时用纸的数量和质量，边区各纸厂纷纷响应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开展厂与厂之间的人才培养、技术学习交流，并动员工人参与到技术改进的实践中。在技术人才方面，一开始除了振华纸厂有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外，其他纸厂的工人对马兰草造纸技术还了解甚少。比如，高等法院造纸厂在创办之初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资本和工人”。为此，各纸厂主要采取派人前往振华纸厂学习或聘请振华纸厂技术人员来本厂指导的方式来快速壮大造纸工人队伍。比如，教导大队纸厂就表示，本厂生产质量和数量能够迅速提高，离不开振华造纸厂给予的“很大的帮助”，以及两厂“彼此间的学习与联系”。

1942年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对当时边区自给工业的发展进行总结时就纸张生产指出，须“提高纸的质量。依据现有的生产设备与技术条件，纸的质量还可提高，但要多费人工与原料，就其作用与意义上说，费用略大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应研究改进造纸工具，以提高生产效能”。

为了更好提高纸张质量，各纸厂成立了技术研究会，进行定期交流和技术试验。振华纸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用水力带动的木质水车轮制浆，来替代牲畜拉石磨制浆，使得所产纸张表面更加光滑。在马兰草的蒸煮办法上，最初该厂采用的是借助汽油桶改进的蒸煮锅煮碱煮草的办法，但这种方式“一天用碱三百二十斤，以每斤市价八角计算，一个月要花掉七千六七百元，而四个灶眼月须柴火九千六百余斤”。振华纸厂工人刘福会对这种办法进行了改进，用土堆成大灶和 44寸的大锅泥封蒸煮马兰草，极大地减少了蒸煮时间和土碱的消耗。通过技术人才和基层工人的技术探索，造纸技术与工具在生产实践中都得到了因地制宜地再创造，工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得以充分激发出来。在马兰纸的裁切上，中央印刷厂的工人樊允行将裁纸的方口大刀改为木质裁纸架，解决了之前裁切费力的问题，产量“由每天裁纸三千张，增加到三万五千张”。延园纸厂技术研究会就去除马兰草中杂物的经验总结到，“泡的时间冬天约两礼拜，春天约一礼拜。蒸马兰草时，还要拌上适当的石灰，才会使造的纸有硬性”。

（三）制定物质激励制度，开展模范表彰和生产竞赛，激发工人的生产劳动热情

为了进一步激发工人的生产劳动热情，1941年 9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提出，工人工资“以每个工人生活所需为最低工资，工资之高低依工人之技术程度、劳动强度决定之”。1942年5月，振华、延园、利华等六家纸厂在充分探讨了“如何提高产量增加劳动强度”的问题后，决定实行累进计件工资制。为了保证马兰纸的质量，尽量避免纸浆过粗及纸中含有泥沙等杂质的情况，各纸厂针对每刀马兰纸的重量在规定斤数以下、提前完成供纸任务的情况进行梯度奖励。这种技术和劳动并重的考核标准在保障工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陇东益民纸厂在实行累进计件工资制后，“已有显著效果，如在提高质量方面，大报纸原规定标准为每刀重二斤半，现最好的一刀只有二斤四两重，在产量方面，……较过去提高许多”。

在纸厂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由于纸张质量标准的提高、物价上涨原料成本增加、生产设备损耗等问题，一些工人感到任务太重、困难太多，生产积极性受挫，个人主义思想滋生。1944年 5月，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在生产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反对不好好做工作，不管技术高低，要拿同样工资的平均主义倾向。他指出，“分红制度一般要实行，免得天天争多争少，这样一年到头按照大家努力情形合理分红，大家便都不再感到受损”。这为工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延园纸厂为例，该厂 1944年的生产任务是一万刀纸，一些工人认为不能完成任务，情绪比较消极。对此，该厂的劳模党员王国初对工厂提出的“所有超过任务的，作为大家的红利，按三级来分”的分红办法进行了解释说明。这种公私兼顾的分红方式极大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热情，最终延园纸厂在年底超额完成了任务。

同时，边区政府围绕劳动英模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表彰、宣传与学习活动，进一步掀起了工人们争相投入生产的热潮。自 1938年开始，边区政府每年都会召开各类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对其中在科研及生产领域表现突出的典型人物进行表彰。1944年 5月，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发明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华寿俊和振华纸厂的“捞纸模范”杨双庆均被提名为甲等劳动英雄。为了扩大模范人物的影响力，带动更多工人创先争优，边区政府又发动了各种劳模学习运动和生产竞赛。农具厂司炉工赵占魁因其在工作中“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和劳动英雄。1942年 10月，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并强调，要“认识这一运动不同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要“在工人中造成一个热潮”。通知发出后，各马兰草纸厂立即在厂内组织开展了这一运动。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工人们向劳模学习、争当先进的主体意识，他们以高涨的工作热情实现了纸厂生产的新突破。比如，宝丰纸厂 5月产纸 11.9令，10月增至 38令。振华造纸厂工会制定了半个月生产1150刀纸的计划，由厂方、工会商定奖励办法，蒸煮组、碾浆组、洗浆组、捞纸组、晒纸组协作生产，最终超额完成任务。

总之，党和边区政府在统筹马兰草征收以及纸厂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同时，不断完善征收政策，鼓励各纸厂人才与技术的交流互通，采用分红奖励、实例宣传、荣誉表彰、开展生产竞赛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农民、工人等不同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在支援革命的劳动宣传和积极向上的生产氛围中，群众充分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对党的革命事业的积极意义，并切实享受到了从事马兰草收割、马兰纸生产等各产业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工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什么工人的生产情绪这样的高呢？我记起了那相当高的工资，那崭新的工装，那充满着阳光、空气的清洁的工人宿舍。”

三、马兰草造纸业发展的成效及影响

马兰纸的大规模生产为党的文件、报刊、书籍等的印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为开展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纸厂工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提高了思想觉悟，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在建设边区、支援革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

（一）解决了纸荒难题，满足了革命宣传事业需要

马兰纸的生产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用纸的燃眉之急。1940年 12月，《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却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用了十万斤马兰草造成二十万张纸印成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为了确保生产出的马兰纸可作为印刷原材料，各马兰纸厂根据印刷厂的反馈意见，调整纸张尺寸，改进纸张质量，不断提高马兰纸的印刷适应性。随着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扩大，各造纸厂生产出的马兰纸逐渐可以满足边区政府各机关大部分的印刷需要。据统计，1942年，振华、延园等六家公营造纸厂全年出纸 4338.6令，占公家实际印刷用纸的85%以上；1943年，六家公营造纸厂全年产纸4610.985令，完全能够保证财政厅配给各机关的使用数 4458.99令。此外，马兰纸的生产也极大地满足了创办各类报刊书籍的用纸需求。

《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刊、马列学院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文艺史地书籍等均由马兰纸印制而成。同时，马兰纸的供应使《边区群众报》《边区群众报副刊》《群众》等发行量大的大众化报刊得以在边区群众中间广泛传播，使群众更多更便捷地了解到党的革命理论和抗战救国的主张，为党的政治宣传作出了贡献。

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和舆论管制的艰难境况下，得益于马兰纸的生产，边区党的舆论宣传工作以“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为目标，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振华纸厂厂房内，印刷着诸如“多出一张纸，多印一份报，就多给敌人一些打击”的宣传标语。边区实业处指出，“开展造纸工业的胜利，就是边区抗日文化运动的初步胜利，边区自给自足经济建设的部分胜利，也就是在总的抗日斗争胜利的一部分”。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 21日，振华纸厂召开动员大会，“一致决定以加紧生产的实际行动来保卫边区”，振华分厂也在大会上提出，“坚持自己工作岗位，保证解放日报纸张的充分供给，并继续提高质量”。纸厂工人们努力生产，保证了印刷宣传之需，使我们党在舆论斗争中给予国民党有力反击。在党的七大期间，七大代表们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整风文件，并在大会结束后把用马兰纸重新装订的这些文献带往全国各地。1945年 5月，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在收到用马兰纸单面印刷的《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原稿后，迅速据此在《晋察冀日报》上刊登全文，这对于校对翻印、鼓舞人心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年 8月，振华纸厂在组织学习党的七大相关文件时，有工人提出，“多造一令纸，即多印一千份报，把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主张，传播到全国去”。

（二）强化了工人们的主体意识和对党的政治认同

首先，在马兰纸生产的过程中，广大工人群众在工会的具体组织下，强化了主体意识和投入边区生产建设的自觉意识。比如，边区总工会曾召集振华分厂职工参与座谈会，交换经验，征求群众对边区工业局及工会的意见。纸厂基层工会也会通过教育引导、民主会议等方式，密切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比如，延园纸厂定期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会议，讨论工资、工作时长、工作任务等问题，使厂内发生纠纷的情况大大减少。1945年，延园纸厂成立经济委员会和俱乐部，吸引有能力、对工厂发展有想法的员工加入，通过建言献策相互沟通，使厂长、指导员和职工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振华分厂工会主席谢川运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工作之余积极向大家宣读开展赵占魁运动等活动的文件，阐释党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组织出版墙报，加强对工人们的劳动思想教育，使一些对生产运动持负面情绪或思想懈怠的工人转变了思想。各纸厂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工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高。

其次，纸厂工会作为连接党和造纸工人的桥梁，通过文化、经济、军事等全方面的组织动员，将工人们的个体活动融入到党的革命事业中，实现了领导群众与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统一。在文化方面，1938年 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把“工会教育工人”作为各工厂工会的四大任务之一。为把教育政策落到实处，各纸厂工会积极开展识字教育、文艺表演等活动。1946年初，在振华纸厂开展的冬学运动中，参加学习者已达到本厂职工的70%，“文化学习最少的识字五百左右，有的可以写信和条子，有的能看解放日报和群众报了”。为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振华纸厂还成立了秧歌队，向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退伍军人和群众拜年，并自发表演节目“军民联欢”“民拥军军爱民”等。在经济方面，各纸厂工会向工人讲解发行公债以加强生产建设、抗战救国的意义及实施办法，动员工人们购买公债。1941年 11月，振华纸厂掀起购券热潮，“仅一周内即销售一千余元，职员占全厂人数百分之十一，购券却占总数百分之卅五”。在军事方面，各纸厂工会号召工人们组建自卫军保卫边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工作纲领》中提出，要“广泛的发展工人参加自卫军，组织游击队”。1943年，振华分厂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要“加强自卫军训练，提高警惕性，消灭破坏份子活动”。振华纸厂、分厂都组建了工人自卫军，进行盘查放哨等工作。随着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边区建设的各项工作中，他们已经自觉地同党站在了一起，将个人与党、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总之，马兰草造纸业的发展具有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事业提供物质原料和凝聚民心的双重成效。一方面，它基本满足了党的宣传事业所需，在此基础上，党得以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范围内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另一方面，纸厂各项活动的举办，有效动员了工人群众，激发起他们对党的政治认同，从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末，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纸张供应严重不足的困境，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边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了起来，解决了原料短缺、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实现了马兰草造纸业的创建和发展，为供给印刷用纸与宣传革命理念提供了基础和保障。1942年7月，朱德在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后，赋诗《游南泥湾》，其中就有“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的词句。

统观这一时期从马兰草造纸技术的发明应用到马兰草造纸业的蓬勃发展的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解决陕甘宁边区纸张供应匮乏的困境，究其深层根源，就在于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并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首先，保障群众的经济利益是党能够广泛组织和有效动员群众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讲到：“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组织马兰草收割及马兰纸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认识到，只有将群众的劳动同改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够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群众愿意投入到党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中去。其次，充分有效的政治动员是获得群众拥护、密切党群关系的必要环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而是“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在安排技术人才华寿俊夫妇到造纸生产一线前，曹菊如就研究试验造纸的意义对他们进行了动员，“我们要冲破敌人封锁，减轻人民负担，要保证抗日前线供给，动员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就要通过党报党刊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印刷报刊需要纸张，……但目前纸张奇缺”。正是基于对发展造纸业意义的深刻认识，华寿俊夫妇“决心尽一切努力把工作搞好”。在技术人才和工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马兰草造纸技术得以发明出来并日臻纯熟。在马兰纸生产的过程中，各造纸厂工会所开展的党群沟通、生产劳动和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活动，就是把政治动员常态化，把党的革命纲领与边区政府的具体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使群众在生产过程中切身感悟到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心态上的转变，从对党某个政策或理念的具体理解和支持逐渐上升到宏观和深层的政治认同。

作者：靳小勇，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嘉昕，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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