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伟大历史贡献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邓小平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以战略转变的思路领导筹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创新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和推进军队建设作出历史贡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正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人类社会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回顾和纪念邓小平的伟大军事贡献，关键是学习领悟他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勇于解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进而深入领会习主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激荡之际与时俱进带领全军进行的伟大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坚定不移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导下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一定历史时期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状况，决定了军队建设所处的平战状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军基于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战争威胁长期处于临战准备状态。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并着力探索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要求军队建设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推动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科学判断和把握时代主题，实现了武装力量建设总体思路的重大转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苏争霸加剧和第三世界兴起，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邓小平敏锐洞察世界形势新变化，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我们党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战略判断。他进一步从战略全局上把握国际格局中的基本关系，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把我军由长期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开创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崭新局面。这就深刻启示，必须准确把握战争与和平态势，对军队建设实施科学的战略指导，并适时推进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变。当前，世界进入乱世之秋，局部失序、局部动荡、局部战乱成为常态，我国周边生变生乱风险持续走高，形势严峻一面更加凸显。习主席深刻把握战争态势新变化与强军兴军时代新要求，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科学统筹竞争、战争、斗争，强调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推动形成战建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这就紧密结合当今时代之变，在军队建设目标任务和发展路径等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突破，有利于引领我军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提升威慑和实战能力。
（二）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关系，要求军队建设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进入新时期，如何正确处理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带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坚持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思考和解决军队建设问题，指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他一方面要求军队要忍耐几年，给大局让路，保证国家首先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另一方面指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起来。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在实际步骤上固然“有先有后”，但在总体布局中决不能可有可无。这就深刻启示，中国既不能走“穷国强兵”之路，也不能走“富国弱兵”之路，更不能走“贫国弱兵”之路，必须探索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方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不懈努力，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加快国防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习主席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面对严峻复杂形势，我们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使我国国防实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一个大的提升。要坚持融合式发展的大思路大格局，把军队建设发展融入强国复兴大局，在全局中谋全域、在长远中谋未来，加快经济实力向国防实力持续转化生成。
（三）根据党和人民所需明确军队使命任务，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
军队作为国家利益捍卫者，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职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肆虐，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推行“西化”和“分化”政治图谋，邓小平鲜明指出，确保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受侵犯，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我军虽然转入相对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但其根本性质和承担的政治任务始终未变，必须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这期间人民军队不负党和人民厚望，经受了各类严峻考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这就深刻启示，我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做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保卫红色江山的坚强柱石。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阶段，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习主席深刻指出，我军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这就要求我军加快提高全面履行使命任务的战略能力，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邓小平从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实际发展情况出发，调整修订了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打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创造性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同时强调要不信邪、不怕鬼，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新的军事实践意义。
（一）调整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变为“积极防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党着眼应对可能的全面战争威胁，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这一军事战略方针与现实情况日益不相符合。1980年 9月，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致信中央军委提出，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相提并论，这容易在实行中造成混乱。同年 10月 1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举办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这样我们党就基于战争客观规律，适时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既坚持自卫防御的根本点，又突出“防御中有进攻”的灵活性。这就深刻启示，军事战略指导的生命力在于应时而变、应势而动，必须根据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涵。当前，世情国情军情发生着持续深刻的复杂变化，对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提出新的要求。习主席强调，积极防御这个基本点永远不能变，同时要增强军事战略指导的进取性和主动性，坚持在“积极”二字上做文章，突出战略上进取和战术上稳扎稳打相统一，形成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深远经略的军事战略布局。这深刻揭示了现代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实现了我军由被动适应战争向主动设计战争的转变。
（二）打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丰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
人民战争是我军以劣胜优、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提出打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对象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相同。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着力发挥人民战争的独特优势，立足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这就深刻启示，人民战争在不同时代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实践中创新发展人民战争。近些年来，世界上几场局部战争和冲突表明，信息化智能化军事对抗是举国之力的对弈。从乌克兰危机看，基于综合国力的整体较量、混合较量更加凸显。习主席坚持人民是战争伟力之源的基本立场，把握信息化战争平战一体、前后方一体、军民一体的显著特点，指出实行人民战争具有广阔舞台，强调要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抓好新时代人民战争筹划准备，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就深刻揭示了依靠系统整合国家实力打赢战争的制胜之道。
（三）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同时树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是我们党对待战争问题的基本态度，也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含之意。冷战格局下，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疯狂进行军备竞赛、渗透扩张，导致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既要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妥善解决好各类国际争端，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关系。基于这一现实需求，他创造性地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为世界提供了化解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新思路新办法。邓小平不仅明确反对战争，而且强调对任何强权威胁、侵略战争都决不低头，要敢于以斗争来制止战争，鲜明体现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的国际形象。这就深刻启示，必须灵活掌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用好和平与斗争两手，善于以斗争求和平。当今大国博弈日益激烈，我国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外部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习主席指出，现代战争根源仍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干称王称霸的事，决不会搞侵略扩张，但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到头上，我们必须能决战决胜；要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敢于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这就为我们在大国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重要法宝。
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我军建设发展的重要主题。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明确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谋划“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强军兴军战略布局，这深刻体现了全面推进我军“三化”建设的思想。
（一）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历来都是我军革命化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新时期，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我军建设面临全新的考验，突出表现为敌对势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企图借“和平演变”改变军队根本性质。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提出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强调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他认为，军队革命化建设的核心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申“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要加强军队党的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党组织建设，把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复起来，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这就深刻启示，必须把革命化建设始终摆在首位，牢牢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确保我军在长期复杂斗争中不迷失方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文化冷战”“政治转基因”工程，固根与毁根、铸魂与蛀魂的较量一刻没有停歇。习主席反复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作为我军的命根子紧抓不放。他鲜明提出并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强调坚持党对军队领导关键要达到“绝对”两个字要求，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体制机制，全面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这就创造性发展了党领导和掌握人民军队的理论和实践。
（二）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着力解决我军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推动下，世界新军事革命酝酿发轫。这期间，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受到干扰。邓小平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世界军事新变化，1977年 8月，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提出把军队建设转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来。他认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是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物质基础是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根本出路是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改革编制体制，解决后勤现代化问题以及指挥系统现代化等问题，在此指导下，我军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深刻启示，谋划军队建设全局，中心就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必须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辟军队现代化新发展路径。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深刻变化。习主席把军队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确立新“三步走”的战略安排，强调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出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要求全面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强调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这就丰富发展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理论，引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转型升级，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三）把正规化作为恢复军队优良传统的重大课题，不断提高军队建设正规化水平
早在 1975年，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就严肃指出，“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进入新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把正规化纳入军队建设总目标总任务，赋予正规化以更高标准和更具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实现军队建设的法制化，是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扭住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指出要重视军事立法和执法工作，强调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并把科学管理作为正规化军队的重要条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管理制度。这深刻启示，正规化是革命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没有正规化就难以聚合生成适应现代战争的强大军事力量。进入信息网络时代，战争过程日益科学化，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行动更加强调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从而对军队正规化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习主席深刻指出，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我军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大力推进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强化全军法治信仰、法治思维，实现了我军治军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
采取什么样的军队建设发展模式事关重大。邓小平一贯重视军队质量建设，立足我军实际提出精简部队、提高战斗力的要求，指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在创新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模式方面作出了宝贵探索。
（一）坚持战斗力标准，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军队是要打仗的，不讲战斗力不行。邓小平对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问题十分重视，明确提出“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并在整个部队建设中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总指导原则确立起来，为检验我军各项工作成效提供了根本标准。这深刻启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有效履行职能的根本要求，一旦离开战斗力标准，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中外军队史例证明，和平积弊是对战斗力标准的最严重侵蚀。习主席针对我军长期不打仗、危机意识淡薄等问题，深刻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而且是要能打得赢的。他要求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放到备战打仗上来。这就确立起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兴军根本指向，引领全军各级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二）注重军队质量建设，坚持“精兵”“利器”“合成”“高效”的原则
现代条件下，军队员额比重相对下降，武器装备比重相对上升，质量要素在战斗力生成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还穷，养兵太多会加重国家负担；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养兵太少会影响国家安全。他强调兵贵精不在多，鲜明指出质量问题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问题。注重军队质量建设，第一要坚持“精兵”原则，把军队搞精干；第二要坚持“利器”原则，下决心搞出自己的新的顶用的东西；第三要坚持“合成”原则，重视解决科学编成问题及指挥协同问题；第四要坚持“高效”原则，着力提高军队效率效益。这就深刻启示，解决维护国家安全问题，关键是提高军队质量和效能水平，同时把数量规模控制在安全需要及国力允许范围内。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也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习主席要求牢固树立“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动能，确保高质量发展；强调把改革作为军队质量建设的必由之路，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领导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实现了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强调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着力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以高水平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这引领我军建设实现由“量”的增值向“质”的提升。
（三）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加强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
我军过去是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那时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后，如何提高军队战斗力是一个新问题。邓小平高度重视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主要靠教育训练。他认为，无论从遏制战争还是从赢得战争最后胜利来讲，都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要加强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重视解决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和指挥问题，同时把干部训练作为一个重点突出出来，发挥好军队院校在培养干部方面的作用。这深刻启示，训练是作战的基础，事关军队建设和战略全局，必须紧密结合现代战争特点思考和解决部队训练问题。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战争节奏快、强度大、对抗异常激烈，对军事训练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训练就是未来战争的预演。习主席强调，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要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要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强化联合训练，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快建设一流军事院校。这丰富发展了我军军事训练思想，指导我军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确保任何时候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确保永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人民军队。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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