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树街”之于苏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现当代文学 202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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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香椿树街上

文丨苏童

有很多朋友说，我借《黄雀记》回归了香椿树街。

其实，这条街，我从来没离开过。

从地理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给予作家形形色色的礼物，体积不同，包装不同，但打开来看箱底，通常就是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或者仅仅一条街道，一片屋檐，如此而已。

我珍惜这件陈旧而贵重的礼物。几十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经营香椿树街小说，因为使用文字造街，我期望这条街道可以汲取某种神奇的力量，期望这条街能够延展，能够流动。所谓流水不腐，香椿树街的生活对于我始终是流水，我信任这条街道，缘于我对流水之功的尊崇。

这条香椿树街会显得狭窄短促吗？有人担心，而我从未担心过。

我描绘勾勒的这条香椿树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我想象的这条街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街道，它的化学意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

青少年时代，在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衰败的临街的窗口，在阳光的照耀下，一个老人总是在窗子里侧对过路人微笑。他的头发是银色的，面孔浮肿苍白，眼神空洞，表情看起来处于慈祥与怪诞之间，他的衣服永远是一件旧时代的黑罩衫。我后来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垂死的姿态，老人不是站在窗后看街景，他一直瘫坐在窗后的床上，无法站立，也无处可去。如果我停留，应该是能闻到那老人和其床铺散发的臭味的，他已经瘫痪很多年，大小便失禁。

后来我知道，他独居一辈子，曾经是一名会计，不是哑巴，但基本上拒绝说话交流。有个外甥女偶尔来照顾他，照顾得不耐烦，出门后对邻居说，我以为他活不长的，没想到活了这么久，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还活着干什么？后来我想起，虽然我天天看得见这老人的脸，却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这个瘫坐窗边的老人，将他一生的故事，都埋葬在臭味或沉默中了。

好多年前，我熟悉的一个特别腼腆的街坊男孩，令人意外地卷入了一起轰动街头的青少年轮奸案，据说还是主犯。有群众舆论说那个女孩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男孩的父母一直声称儿子无辜，为此跑断了腿，说破了嘴，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那个腼腆男孩多年后从狱中出来，混得不错，性格依然很腼腆，人到中年之后，我遇见过他，有机会刺探当年的案底，追问他的罪与罚是否真实公平，却竟然没有那份勇气。

好在有小说。

小说里有自由。自由给小说带来万能的勇气，也带来了最尖锐的目光，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探各种人生最沉重的谜底。

生命与灵魂不一定相互依偎，有时候是一场漫长的分离。

《黄雀记》里横亘着香椿树街式的伦理道德，其脉络以人情世故的乱针针法来编织，“传统”大摇大摆地掩盖理性。人们生活于其中，有真实的温暖与宽恕，有真实的自私与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遗忘与搜寻的方法。当然，隐喻与象征在小说里总是无处不在。

《黄雀记》里的人物面对过去的姿态，放大了看，也是几亿人面对过去的姿态。展望未来是容易的，展望的结果大多化作浪漫的诗篇，所谓面对过去，有一部分也容易，那就是清算他人之罪；只有自我清算这一部分，最为艰难痛苦，无关仇恨与复仇了，自我便成为自我的敌人。

在控告之后，至少还应该反省，至少还有忏悔。

忏悔与反省的姿态很美好，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个姿态，还有可能带来一个奇迹，让我们最真切地眺望到未来，甚至与未来提前相遇。

选自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

苏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包括《园艺》、《红粉》、《妻妾成群》、《河岸》和《碧奴》等。《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2015年8月16日，作品《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