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大赢家的《罗马》，其实在墨西哥
昨天奥斯卡出炉了，多少都还是意料之中的，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给了《绿皮书》，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给了《罗马》，最佳男女主角当然分别给了两个Queen（两个Queer）blablabla……所以，于情于理，奥斯卡最大的赢家都还是阿方索·卡隆的《罗马》。
一部135分钟的黑白电影，他们说，错过它，等于错过了2019奥斯卡最佳。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这个《罗马》没有假日，不是费里尼的罗马，不是索伦蒂诺的罗马，而是墨西哥城的罗马——科洛尼亚罗马。Roma 倒过来写就是“Amor”，西班牙语中的“love”，《罗马》是导演卡隆献给他童年的保姆 Libo 的情书。
但是，要知道，无论如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1.
导演：因为没钱，不得不拍好莱坞大片
十多年前，导演阿方索·卡隆在2006年完成反乌托邦电影《人类之子》的拍摄后不久，就萌生了根据自己的童年制作一部自传体电影的想法。在卡隆的大部分生活中，他一直在挣扎着平衡自己的导演抱负和保持偿付能力的需要。多年来，当被问及他为什么执导这部或那部好莱坞电影，比如《远大前程》或《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时，卡隆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比如“我快没钱了，我需要生存”。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启动的另一个项目失去了资金，陷入了绝望。他和大儿子乔纳斯·卡隆一起创作了《地心引力》，他们一起在一天之内写出了剧本的草稿。然而，拍摄这部存在主义太空惊悚片却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地心引力》于2013年上映，全球票房超过7亿美元，获得7项奥斯卡奖，并使卡隆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墨西哥人。从那之后，他可以拍任何他喜欢的东西。
“他们给我提供更大的电影，更大的预算，更大的一切”，相反，他却全身心地投入到《罗马》中——在他的祖国墨西哥拍摄的西班牙语黑白片。影片的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卡隆成长的墨西哥城罗马社区，90%的场景都源自卡隆的童年记忆，“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家庭电影”，他的经纪人史蒂夫·戈林说。
02.
电影：父母的缺席，90%的童年记忆
博尔赫斯说记忆是一面不透明的、破碎的镜子，但在卡隆看来，它更像是墙上的一道裂缝，裂缝是过去发生的任何痛苦。我们倾向于在上面涂几层漆，试图掩盖裂缝，但它仍然存在。
卡隆小时候住的地方没五分钟就能听见头顶有飞机飞过
卡隆想要的是“给我的家人拍一张精神上的X光片，带着伤口和伤痛”。盯着童年的创伤，从成熟的角度去探索它，以便理解自我的构建：这种治疗取证在艺术家中非常普遍。但卡隆的才华不在于他的主题，而在于他决定让自己只做为一个边缘人物。
几乎每个场景都有一个小男孩难以忘怀的事件：他目睹火灾的那个晚上，他发现家庭秘密的那个下午，他差点害妹妹淹死的那一天。但你需要追溯过去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因为帕克，这个以卡隆为原型的角色，很少占据画面的中心。相反，《罗马》讲述的是Cleo的故事——现实中从他出生9个月就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保姆Libo的故事。
阿方索·卡隆·奥罗斯科1961年出生在已被革命制度党（PRI）统治了30多年的墨西哥。在外人看来，墨西哥是一个经济“奇迹”：1950年至1969年间，其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革命制度党对快速工业化的关注是以大量农业社区为代价的，墨西哥一半的国内收入被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收入囊中，贫困的农民只能逃到贫民窟安顿。1968年，当数千名学生聚集在特拉特洛尔科住宅区抗议墨西哥城警察的暴力行为时，政府向他们开火。1971年，再一次发生暴乱。
卡隆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缺乏言论自由。在学校里，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试图掩盖父亲抛弃了他们家庭的事实。父亲从来没有对这个次子给予过多的关注，离开之后，他们的接触逐渐减少到零。母亲是一名药物生物化学家，独自一人艰难地支付着家里的账单。她给卡隆买了一台 Super 8 摄影机，但没钱给他买胶卷。在高中，牧师们教导说离婚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卡隆从不相信这一点，但当其他孩子问他问题时，他还是会撒谎说：父亲当然住在家里，他只是需要经常出差。
“这导致了后来的不安全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一个相当孤独的青春期有关，在这个时期，电影不仅是一种激情，它还变成了一种庇护所，成为唯一的朋友”。早在父母离异之前，卡隆就知道自己想拍电影。当他的堂兄弟们玩战争游戏时，他就玩“拍摄战争电影”。但当他成为一名天主教学校的弃儿时，他对通过电影逃避现实的需求就增强了。他出入墨西哥城的每一家电影院，经常一天看一部电影。
但是只有在保姆里奥莉娅·罗德里格斯（Libo）身上，卡隆找到了温柔，Libo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我认为她是我们家最强烈的情感纽带之一”，卡隆这样评价Libo，“这是资产阶级与家庭佣工之间非常反常的关系的一部分。一方面，是的，他们洗衣服，做饭，购物。但是除了非常努力的工作，他们的职业定义是什么？他们还承担着父母应该承担的角色，他们叫醒孩子，给他们做早餐，哄他们睡觉，接他们放学。这种存在是如此美丽，但为什么需要这种存在呢？只是因为父母的缺席。”
Libo会和卡隆谈论她作为一个女孩的艰辛，谈论她感到寒冷或饥饿。但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几乎把这些故事当成冒险故事。她会告诉他关于她父亲的事情，她父亲曾经玩过一种古老的中美洲的球类运动，这种运动现在几乎消失了，或者是关于巫医试图治愈她村子里的人的事。对他来说，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
随着他自己的社会意识觉醒，卡隆意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Libo 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需求和内心生活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给他送果汁和洗衣服的看门人。
《地心引力》之后，当卡隆决定拍一部关于这些年的电影时，他请求Libo的许可，她答应了。当他开始写《罗马》的时候，他开始一点一点地调查Libo的生活。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打长途电话，谈论她上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的最细微细节，她用的是哪种闹钟，她把衣服放在哪里了……
03.
主角：不知名的主角，他们选了一年
“有时候，我会遇到长得像Libo的女人，但她们的感觉不像她。有时我也会遇到感觉像Libo的人，但她们又长得不像她”。电影的女主角光选角就选了快一年，最后选中了一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代替她怀孕的姐姐来面试的雅利扎.阿巴西里奥，而她连卡隆是谁都不知道，去面试的时候还怕那是个骗局。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半点表演经验的墨西哥本地女人给了卡隆一种惊人的熟悉感。
阿帕里西奥知道她要扮演一个和卡隆很亲近的人，心里很紧张，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像他想象的那样赋予这个角色生命。但她很成功地诠释了Cleo，以及她面对逆境时的坚韧。卡隆让阿帕里西奥最好的朋友南希·加西亚·加西亚（Nancy Garcia Garcia）饰演克利奥的伴侣，这也很有帮助，既增加了自然主义色彩，也消除了她在拍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孤独感。
“他对我的信任帮助我想象这就是我的生活”，阿帕里西奥说。
在墨西哥，《罗马》不仅仅是一位著名导演的个人作品，还引发了一场关于不平等、家政工人待遇以及谁能在红地毯上受到欢迎的全国性讨论。因为阿帕里西奥的母亲是家政工人，自己也兼职过家政工作，墨西哥土著女性很少出现在杂志上，更不用说在好莱坞颁奖典礼上了。
去年12月，阿帕里西奥登上了《Vogue》墨西哥版的封面，这是该杂志20年历史上一位墨西哥土著女性的里程碑。甚至在电影去年12月开始在Netflix上播放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迹象：当月，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定，200多万名家政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必须能够享受该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新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兹·奥夫拉多尔的誓言是要特别重视减轻土著人民面临的压迫和贫困。
虽然卡隆并没有打算拍一部政治电影，但他接受了这个结果。在墨西哥城Cineteca Nacional剧院的首映式上，他欢迎国内劳工权利倡导人士鲍蒂斯塔(Marcelina Bautista)上台。“在墨西哥，所有的家政工人都是Libo，我们认同她”，鲍蒂斯塔对观众说。“墨西哥欠女性很多，我们必须结束对女性的暴力和滥用权力。”
04.
演员：没有剧本，台词允许即兴发挥
卡隆雇了一群几乎没有演出经验的演员，而且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没有看过剧本，所以每一个情节的转折都让他们大吃一惊，拍的时候没意识到，回看的时候却每个人都能看哭。
演员们在拍摄的当天早上才拿到台词，而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台词，卡隆只是简单地建议他们如何应对其他角色，而且还经常给到他们矛盾的指示。“所以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们陷入了混乱”，他说，“但就是这样，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处在这种混乱之中”。
他还按时间顺序拍摄了这部电影，目标是找到一些自然的东西，让演员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比如生活本身。而他的工作是仔细观察演员，找出那些最真实的瞬间。
05.
场景：1970年代的街道，按比例新建
如果说卡隆在捕捉那个世界的时候注重细节，这还不够。据报道，这部电影的预算为1500万美元，其中还包括一场精心策划的学生抗议活动的重演，一场大型森林大火的集体灭火行动，以及一场颇具挑战性的海上救援行动。
在街头场景中，保姆Cleo在去电影院的路上追赶走失的孩子，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卡隆想在真正的十字路口拍摄，但这么多年后，当他回到这个社区时，发现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主要的公共汽车站不见了，电车曾经在那里行驶，在影片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电影院也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购物中心，许多企业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用电脑生成图像把购物中心改造成电影院的想法并不受欢迎，导演说，他需要某种程度的实体，这种实体来自于在真实环境中而不是数字构建的角色，“我不只是想说明地点，我想让它渗透到整个时间和空间的精髓中。”
卡隆与他的制片设计师尤金尼奥卡瓦列罗(Eugenio Caballero)合作，研究了70年代初这条大道的面貌，调研了一些老照片，并将它们与导演的记忆进行比对。然后目标是找到一个空间来匹配这些需求。他们需要的面积比大多数摄影棚外景所能提供的要大，所以他们必须要有创意。他们考虑过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停车场，但它太小了。卡隆说：“工作人员不再从地面上寻找，而是开始查看城市的卫星照片。”
他们在公共教育秘书处使用的一批仓库中找到了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巨大的空地，上面覆盖着裂缝的混凝土，杂草丛生。卡瓦列罗和他的团队通过为有轨电车建造轨道和电缆，并在其旁边增加人行道和商店。但卡隆不只是想要正面，他希望能够进入这些空间，并用额外的东西填充这些空间，所以像旅行社这样的商店也可以展示城市这部分的阶级划分。
当Cleo接近十字路口时，屏幕上充满了行人和交通的能量，夜晚的城市灯光闪烁，整个画面投射出一种更加奇妙的色调。卡隆想要捕捉他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穿越时的回忆。
但他们对场景细节最严格的关注还包括对卡隆童年住宅的重建。原来的房子——Tepeji街21号——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已经不能用于拍摄了。
相反，他们将街对面的一所房子的立面改造成Tepeji街的外部场景；又改造了另一所房子的屋顶来拍摄屋顶的场景；而在天井和室内的拍摄部分，他们又找了一栋即将拆除的房子，对它进行了基本的改造，复制了卡隆的家庭住宅，并注意了最小最小的细节：他们雇了一名工匠，用20世纪初的技术，复制了原有的瓷砖。
为什么他会如此痴迷于重新创造哪怕是他房子的每一个细节？毕竟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区别。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我会知道的。”
他说，墨西哥城一直是的现状和过去交织的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过去的地方”。
06.
摄影：每一帧都要像是安塞尔·亚当斯的照片
当卡隆开始电影制作的时候，有三个基本的方面是他拒绝质疑的：“罗马”将以Libo为中心，它会是基于他自己的记忆，它会被拍成黑白的。他计划由长期担任他摄影师的伊曼纽尔·卢贝兹基（Emmanuel Lubezki）来拍摄，但这位三届奥斯卡奖得主最终因为家庭原因无法参与拍摄。于是卡隆决定自己当摄影指导。
卡隆并不完全相信这些他过去的想象能够转化为视觉叙事，他所拥有的只是靠着直觉往前的动力。他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咨询他的电影制作人朋友吉尔莫·德尔托罗和亚历桑德罗·伊纳里多，因为怕他们关于如何创作更好的剧本或更好的电影的建议，会蒙蔽他希望遵循的直觉。
“我只是想试试，我希望这是关于信任记忆中的这些时刻。无论结果如何，我不想考虑叙事，而且这是我第一部不想有任何参照的电影”。
拍摄结束后，他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色彩校正，以确保每一帧都像是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照片。事实上，卡隆从未放弃过美，他只是屈从于那种激情。他说，“如果你从美学开始，你就会从对美的先入之见开始，而在伟大的艺术中，情况恰恰相反，是语言的革命创造了其他的美学形式。”
“天井，阴影中，漂浮在午后的宁静里。博拉斯睡着了，长尾小鹦鹉也安静了。只有远处城市的嘈杂声。Cleo从厨房出来，拎着一大堆脏衣服，穿过小院子，走上通向屋顶的金属楼梯。她的脚步声在纤细的楼梯结构中回响，金属的呻吟声回荡在小小的天井里，吵醒了笼中的鸟儿。Cleo走到她房间前面的台阶，继续向上走。一个卖红薯的小贩在远处叫卖。Cleo一步一步地上升。然而再往上，越过屋顶，天空是纯净的。”
电影剧本的结尾部分，卡隆这么写道，仅这一段收尾就已经能让人感觉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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