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食野味，河鲜海鲜还能吃吗？

从防疫角度去禁食水生野生动物，意义不大，也很难办到。目前，禁食范围不涉及水生野生动物，但它们的处境并不比陆生动物来得更好。

人类迄今还无法商业化人工繁育鳗鱼鱼苗，养殖鳗鱼仍依赖于捕捞野生鱼苗。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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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从太平洋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到上海的长江口，一种透明的小鱼已经随洋流晃晃悠悠，漂荡了五千公里。来自上海、江苏、浙江温州和福建的渔民们正张开大网，严阵以待。每年12月到次年清明间，同样的操作在日本、韩国等海域轮番上演。

捕捞上来的小鱼苗只有6厘米长，0.2克的体重仅仅相当于3滴水。在人工条件下生长一年之后，它将增长到150克以上，被做成蒲烧鳗鱼、白烧鳗鱼、鳗鱼砂锅，端上世界各地的餐桌。

鳗鲡这种常见的水生动物，其实已经因人类的口腹之欲而岌岌可危。2014年，日本鳗鲡就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濒危（EN）行列，和大熊猫平级，其“亲戚”欧洲鳗鲡则早已是极危级别（CR）。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后，全国各地对吃“野味”的管控越来越严，深圳于5月1日将施行的相关条例规定，所有人工繁育的陆生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被称为“史上最严禁野令”。

在此背景下，人们不禁猜测，水生野生动物是否将来也会被禁食？目前，禁食范围不涉及水生野生动物，但它们的处境并不比陆生动物来得更好。人类活动正将越来越多的物种驱赶至灭绝边缘，对这些行为的执法、遏制，仍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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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不易成为病毒传染源

河鲜、海鲜算野味吗？按照“在野外自然生长”这一定义，我们平时吃的“河鲜”“海鲜”，部分是养殖，更多来自捕捞。

根据中国渔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虽然水产养殖正日益取代古老的捕捞，但2018年，捕捞产品仍占所有水产品的22.7%。而我们平时吃到的海鱼更是相当依赖捕捞，捕捞产量是养殖的近四倍。

不过，水生野生动物的疾病传播风险比陆生动物要低。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水产养殖专业负责人白志毅表示，从进化路线看，水生动物与人类的物种距离较远，陆生脊椎动物与人更为接近。进化路线不同，导致身体结构有很大差异，如除昆虫外的陆生动物用肺呼吸，而鱼则用鳃呼吸，其自身携带的疾病也就更难传染给人。

“水产的人畜共患病少，但不能说没有。”白志毅举例，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肆虐湖南、湖北、江西的血吸虫病，病源是钉螺所携带的寄生虫；1980年代上海暴发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一种贝类“毛蚶”传播的。但水产的致病因素大多是细菌和寄生虫，病毒占比较低，也尚没有证据支持鱼类可以作为人类病毒病原的中间宿主。

此外，从防疫角度去禁食水生野生动物，意义不大，也很难办到。

禁食陆生野生动物，是防止动物从野外环境得到病源传播给人，因而人类只要确保所食用的肉类与野外隔绝、纯粹来自人工饲养环境，就能一定程度切断病毒来源。但海鲜养殖的场所往往还是在大海里，广东、福建等地流行的网箱养殖，养殖的鱼和野生鱼类间只隔着一张纱网，生活环境基本没有差别。

“海鲜养殖比陆地动物养殖更难与野生环境隔离，和捕捞的区别更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禁食范围要把水生生物单独拎出来。”白志毅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确实不涉及水生野生动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在答记者问时解释，捕捞鱼类等天然渔业资源是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渔业法等已对此作了规范，“根据各方面的一致意见，按照决定的有关规定，鱼类等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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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野生动物的处境并不比陆生强

对比“狩猎”和“捕捞”，大部分狩猎行为都是非法的，少部分合法狩猎行为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内，并且要取得合法手续。

而捕捞仍是人类获得水产资源的重要方式，知乎海洋生物科普博主任辉（知乎昵称“一个男人在流浪”）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部分原因是鱼类比陆生生物驯化得更晚，“古人以打渔为主，没有探索养殖的动力”，如多宝鱼和南美白对虾是1990年代才引入中国开始养殖，更多人们常吃的水产品种还没有养殖技术，或者养殖不如捕捞合算。

捕捞这种生产方式的日常与普遍，让人们往往忽视了滥捕滥食让曾经资源丰沛的“长江三鲜”走向绝迹，鳗鱼的例子亦令人警醒。

央视纪录片《鳗鱼的故事》在广东顺德拍摄，顺德所在的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鳗鱼养殖区域，贡献全球2/3的日本鳗鲡产量。但百亿产值下，鳗鱼养殖仍与捕捞脱不开干系——人类迄今还无法商业化人工繁育鳗鱼鱼苗，所以养殖鳗鱼仍依赖于捕捞野生鱼苗。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日本鳗鲡消费市场，为供应日本，中、日、韩三国的野生鳗鱼资源已经见底——任辉介绍，1960年代仅日本一国，一个捕捞季节就能捕到200吨鳗苗。而到2013年，日本国内鳗苗捕捞量已衰减至5吨。到2019年，有台湾专家分析，中日韩三国的捕捞量之和可能都达不到5吨。

相较于禁野令后陆生野生动物养殖户的跳脚，水产养殖户则风平浪静得多。“损失不大”，在广东佛山高明区养鳗鱼的石勇说，疫情期间饭店的订单少了，但他仍可正常做买卖，不像陆生野生动物那样被全面禁止交易。

不过，“白鳝（日本鳗）是越来越不好养了”，石勇坦言。由于日本鳗种苗越来越难觅，近些年他已经改养菲律宾花鳗，但花鳗块头大，肉质难以得到日本消费者的认可，因而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任辉称，近年来还有一些养殖户改养欧洲鳗，但欧洲鳗种苗被禁止出口，来源依靠走私渠道，这门生意注定难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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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食不是唯一的原因

滥食河鲜、海鲜不是造成水生野生动物走向濒危的唯一原因。淡水动物的养殖已经大大替代了捕捞，来自长江的自然捕捞量仅为全国水产品总量的六百分之一。在四川农科院水产研究所所长杜军看来，水利工程、工业排污、航运、挖沙等人类活动因素，共同造成淡水生物的栖息地劣化和碎片化，进而导致资源枯竭。

陆地上，要保护某个物种，可以圈起一片山林、草原，与外界隔绝，设立保护区。但杜军举例，中国长江上游地跨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的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与长江黄金水道重合，沿岸人口、城市分布密集，各种经济活动的用水、排水需求是不可能避免的。“保护区核心区的保护难度很大。”

2019年年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宣布，长江中最大的淡水鱼白鲟灭绝。

杜军表示，水利工程对长江流域鱼类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切断了白鲟、中华鲟、川陕哲罗鲑等洄游鱼类的迁徙路线，还改变了水利工程上下游的水文条件，让一些在特定环境下才能繁衍生长的物种种群数量大幅减少。

而在水生生物保护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博弈中，保护往往落于下风。杜军至今仍感到遗憾，四川省在对渔业法制定实施办法时，要求可能影响渔业资源的水利工程的环评报告要征求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但县政府如果要引进水利工程，县渔业局往往不会明确反对。他建议，应该将征求意见的部门上调到市乃至省一级。

白志毅分析，水生动物保护的另一大难点在于种类太多，光贝类就是自然界生物中仅次于昆虫的第二大族类。人类难以摸清家底，更别说及时保护了，“尤其是经济价值不是很凸显的种类，你还没有关心到它，它就已经濒危了”。

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定期摸底排查，可能是当务之急。

长江水产研究所判断白鲟灭绝的理论依据是2017-2018年的一次长江全流域捕捞调查，没能发现白鲟存在的证据。而这次全面调查距离上一次普查已经过去了42年。“缺乏定期和一致的调查，无法确定长江濒危鱼类的命运，也就无法实施及时有效的保护措施。”上述论文称。

水生动物保护的另一难题是，海洋动物往往有广大的迁徙范围，有时会涉及公海，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在某些物种保护上已有体现——质量最上乘的花胶，来源是美国、墨西哥产的石首鱼的鱼鳔。这种鱼生长周期长，目前极度濒危，国际贸易已经禁止流通。2018年6月，广东江门、广西南宁海关破获一起石首鱼鱼胶走私案，查证涉嫌走私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胶15955只，案值约8.49亿元。

但在两个明星物种日本鳗鲡和蓝鳍金枪鱼上，国际上一直没能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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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成本太大

江豚的保护级别从国家二级上升至一级的呼吁已有多年，但时至今日，依旧未能“转正”。和陆生野生动物一样，水生野生动物也面临保护名录更新停滞的问题——自1988年国家出台野保法至今32年来，只有麝被调整为一级保护动物这一项更新。

杜军一直致力于川陕哲罗鲑的保护，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栖息地被水利工程切割，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其能上升至一级，在和水电站的博弈中就能更具话语权。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除了名录问题，事实上现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是对标欧美制定的，已经较为严格，主要问题还是执行困难。

目前，我国对捕捞鳗苗采取许可证管理。那么一艘没有得到许可的渔船出海捕捞鳗苗，会否受到惩罚？答案是很可能不会。

“执法成本太高昂。”王亚民曾跟随渔政执法船出海。为了抓非法捕捞，执法船出海一天的油钱几万元，茫茫大海中，能直接抓捕归案的概率已经不大，而抓捕后查抄非法捕捞海产的价值还抵不上油钱。“长此以往会把整个执法体系拖死。所以我们搞过限额管理，后来搞配额管理，因为没有足够执法力量，都不具备可操作性。”

执法人员只得将防控阵地布置在岸上，在港口和水产市集查处非法交易。不过，非法捕捞者往往选择隐蔽的港口上岸，交易也转入地下。王亚民曾做过海南省海龟、砗磲贸易的调查，发现虽然海龟被国家严令禁止交易，但“黑市到处都是”。

任辉在一些沿海省份的渔村看到，鲨鱼被堂而皇之的切割售卖，或是做成标本放在饭店展示。“保护物种到了市场，执法人员就只能逆向去查来源，线索经常断。”久而久之，管不了就变成了不想管。他有一次在一个渔码头看见有人在卖鲸鲨，打电话向执法部门举报，却一直无人受理。

任辉建议，可以将一些渔码头规定为水产的固定交易场所，在这些场所安装摄像头以监控每艘渔船的卸货、交易。同时要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辨别哪些是普通海鲜、哪些是保护物种。

执法人员的力量显然无法触及每个角落。任辉认为，渔民靠海吃海，缺乏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因此加强对渔民的宣传教育至为重要。2019年2月，辽宁大连破获一起百只斑海豹盗猎大案，靠的就是一位村民的举报。那起盗猎案后，周边海域渔村被挨家挨户贴上“保护斑海豹”的宣传告示。

陆生“野味”禁令之后，2020年3月6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渔业)主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取缔非法水生野生动物市场，严厉打击水生野生动物非法捕捞贩卖等行为。

编辑  视觉 | 汪韬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14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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