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江打击非法捕捞

2020年，长江全流域禁渔十年，监利将暂时告别延续千年的捕鱼传统。在监利，打开电视，画面下方就会飘出来禁捕标语；走进农村，“村村通”广播大喇叭循环播放禁捕政策。捕鱼行为或可令行禁止，但观念上的惯性仍需要缓冲时间。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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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长江边长大的人都知道一句俗语：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这段主要流经古荆州范围的长江，从湖北省枝江县出发，经过360公里的迂回萦绕，直到在湖南岳阳城陵矶与浩渺洞庭湖“握手相会”，才变得温顺下来。尤其以藕池口为分界点的下荆江，江流在此间绕了16个大弯，全长240公里的下荆江堤岸，从西到东的直线距离仅80公里。

荆州监利市（县级）拥有158公里的下荆江河道。自古以来，这座伴江而生的小城既要抗击频繁的洪涝灾害，也坐拥丰厚的长江鱼米之利，正是后者让名不见经传的监利成为湖北人口最多的县级单位。老人们记得，每逢灾荒年月，监利人靠吃长江鱼，比周边县相对好一些。

2020年，长江流域禁渔十年，监利将暂时告别延续千年的捕鱼传统。告别殊为不易：在监利，打开电视，画面下方就会飘出来禁捕标语；走进农村，“村村通”广播大喇叭循环播放禁捕政策。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反弹。”湖北省监利市渔政局副局长段峰从2019年开始，负责监利长江干流段的禁捕工作。生于斯长于斯的他明白，捕鱼行为或可令行禁止，但观念上的惯性仍需要缓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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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跑空跑错，不放过一个案子”

“下次有时间，请你吃监利的‘早酒’。”与南方周末记者告别时，段峰说道。50岁的他有张娃娃脸，加上胡须剃得干净，很显年轻。

早餐喝白酒是监利的标签，也是监利渔码头文化的历史记忆。过去，渔民和水手清晨出航，下船后点上热腾腾的干锅，配一壶老酒，寒意顿消。鱼杂火锅、杂鱼煲、煎刁子鱼、煎桂花鱼——监利人的食谱早已离不开鱼。

“很多年前就都用养殖鱼了。”一家早酒店老板娘言语间不乏遗憾，“长江里的鱼少了，现在完全不让捞了。”老板娘收拾碗筷时，对面宾馆电子屏正滚动播放“坚决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禁捕退捕人人参与，美好长江你我共享”的字幕。

段峰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市已刷写标语2000条，拉横幅1000多条，竖立永久性宣传牌100多块，出动宣传车船3000多艘次，发放倡议书1.5万多份。

宣传背后源于禁渔非一家之责。以往接到非法捕鱼举报，负责处理的主要是渔政部门，若涉及电打鱼等刑事犯罪，才由渔政转交公安局。监利渔政局只有五六个人负责打击长江干流非法捕捞，监管范围却是158公里江段。有时接到举报电话，案发地点距渔政局行船达80公里，“往往等我们到了，非法捕捞的人早都没影了”。

全面禁捕后，沿江乡镇政府纷纷成立打击非法捕捞工作专班。接到举报电话，段峰可以先联系就近乡镇先拦下来，等候渔政局前来处理。有时，乡镇工作专班发现有人非法捕捞，也会加以制止并报告给渔政部门，渔政“相当于多了很多双手和眼睛”。

最让段峰感到轻松的是，禁捕后，渔船都被乡镇收缴，这不仅减少了非法捕捞，也降低了执法人员分辨合法捕捞与非法捕捞的难度——只要有渔船行驶在长江上，统统是非法的。为了实现“片板不许入江”，各乡镇与监利市政府签订了“军令状”，“哪个乡镇查出来还有渔船，一把手要直接负责”。

成果斐然的还有监利公安局。该局通报，截至2020年12月12日，该局2020年共侦办非法捕捞刑事案件5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5人，“打击力度、打击战果超过历年总和”。

段峰表示，渔政局和公安机关过去常头疼如何处罚小的非法捕捞案，因为罚金要以非法所得为依据，小案件查获的水产品和非法捕捞设备价值都不高，因而往往以口头教育了事。他发现，“为了起到集中震慑的作用”，今年涉及非法捕捞的案子无论大小，公安机关和渔政局都会去调查，罚金也比以前高了。

今年年中，监利渔政局接到距离较远的某地举报有非法捕捞，于是委托长江航道公安前去调查。公安人员现场调查发现举报信息有误：那些人并非捞鱼，而是准备打捞长江底的沉塘木。当然这种行为会搅动河底破坏河道，也属违法。段峰称，渔政局接到的举报历来不乏信息错误、夸大其词的，但在今年，“宁可跑空跑错，不放过一个案子”。

段峰（农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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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好长江非法捕捞，必须形成常态化管理”

渔政局从2019年至今缴获的非法渔具都堆在办公楼的院子和车库里。渔船、“虾笼”、电打鱼机、“迷魂阵”渔网、吸螺蛳的泵机等，长期与之打交道的段峰深知危害。“‘迷魂阵’就是拉好几道渔网组合在一起，网眼有大有小，能对大鱼、小鱼、虾子、贝壳一网打尽；螺蛳生活在河底，吸螺机的搅动会破坏底栖生态环境。”

每一件段峰参与缴获的非法渔具，都能勾起一串回忆。渔政局车库里的一件电打鱼机是从一个7人电鱼团伙手中收缴的，“非法捕捞团伙很狡猾，往往夜间作案，监利在湖北、湖南交界处，听到风声很快就会跨省流窜。所以我们和当地公安侦查了好几轮，经过长时间蹲守，才把这个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段峰坦言，以往渔政执法人员出任务时往往只有三四人，而非法捕捞团伙动辄三条船、十几个人，执法时也遇到过反抗。“对方人多的话，我们执法就需要变通，可能仍会收缴渔具，但没办法扣留船只。”近几年渔政与公安配合得越来越密切，这种情况逐渐少了。

监利过去每年平均破获二十多起非法捕捞案件，2020年上半年因打击力度增强，出现一波案件高峰，下半年非法捕捞案件骤然减少。但段峰却没有放松警惕，“我们给市政府打报告，提出要管好长江上的非法捕捞，就必须形成常态化管理。”

过去渔政执法大队没有财政拨款，经费主要来自罚金，很不稳定。而渔政执法开销相当惊人：快艇每小时油费240元，大艇每小时二百多元，一年油费就要几十万，还要雇用专职的船长等人员。

机构改革后，监利渔政局归属监利农业局，经费改为财政拨款。2020年以来，监利渔政局开始执行每周一、三巡查上游水域，每周二、四、五巡查下游水域的定时定点巡查方案。这是监利市“清江”行动的一部分，力图构筑“空中无人机巡航、江面快艇巡查、岸边机动车巡逻”的防控体系，最大限度压缩非法捕捞空间。“希望明年政府能进一步配齐我们的装备，建立稳定的多部门协巡机制，毕竟靠渔政一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段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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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法捕捞控制不住，这些投入就白费了”

段峰所在的监利渔政局还加挂了船舶检查、港口监管职能，全称是“监利市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局”。2020年7月1日，荆州宣布全面实施长江禁捕后，管理局的重心集中在禁捕工作上。

2020年12月19日，大部分渔政执法人员都到湖北黄石参加一个省级巡查长江活动，只有段峰等几个人留守。“我们往往没有周末，因为周末正好是非法捕捞的高峰期。”算下来，段峰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吃住在船上。

渔政执法人员是事业单位编制，职责虽重，却不是求职热门。段峰身边的同事年纪基本与他相仿，最年轻的是两个刚从军队转业过来的80后。

段峰隐隐担心，执法人员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所幸机构改革后，渔政执法人员转为公务员编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强了一些。但改革阵痛仍存：监利渔政局本与农业局平级，现在机构调整后，渔政执法大队变成了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下属机构。“农业过去没管过我们，所以人、财、物等很多地方都需要磨合。”

首先要适应的是，渔政执法越来越规范。过去渔政执法人员从非法捕捞团伙船上缴获的渔获（捕捞得到的水产品），大部分会被放生，一部分存活希望不大的鱼“可能留下来自用，毕竟扔掉有些浪费”。现在，这部分渔获不能留下来自用，要么无害化填埋，要么送给当地福利机构并由福利机构开收据。

因“禁捕”上岸的监利渔民，也需要和眼前这条大江磨合出新的相处方式。

段峰记得，二十年前渔民们每天能捕到一两百斤鱼，每年能挣四五万元，完全够一家人花销。现在长江鱼越来越稀少，随着物价越来越高，渔民收入不增反降。他觉得，禁捕既是给长江一个机会，也是给渔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在打击非法捕捞工作面前，段峰感到责任在肩：“国家为了长江退捕已经投入了很多，如果非法捕捞控制不住，这些投入就白费了。”

编辑 视觉 | 曹海东 汪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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