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座城市，近半市树都一样，城市为何越来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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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一千多公里的上海和重庆，城市绿化竟然非常相似，植物的地域性指向，似乎完全消失了。
以前还有一种现象，各个城市都很喜欢移栽大树。我们经常会在城市里面看到树冠被罩着黑色防晒网、树干被很多棍子撑着、树上还吊着很多营养液，有人称它们为“拄着拐棍、戴着帽子、穿着秋裤、输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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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
责任编辑｜钱昊平
植物总是承载着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在重庆，普通人对城市的记忆总离不开扎根在石缝中、随处可见的黄葛树；而在南京，大多数人记得的是中山陵蔚为壮观的雪松。
但当城市的路边都种上了悬铃木，公园里都是一汪水旁长着睡莲、荷花、芦苇，小区门口种着差不多的苏铁和棕榈树，城市和城市之间还有差别吗？
杨永川是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一次偶然，他发现相隔一千多公里的上海和重庆，城市绿化竟然非常相似，植物的地域性指向，似乎完全消失了。
在进一步研究中，杨永川发现，这种相似不止存在于上海和重庆之间，全国多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像了？”在杨永川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它受到经济、政治、生态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对话杨永川。
“植物和环境之间的
对应关系好像不存在了”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发现城市的绿化建设具有相似性的？
杨永川：我是重庆人，但读书时没怎么在重庆待过，所以刚毕业时对重庆还是比较陌生的。2005年，我从上海读完书回到重庆，第一反应就是这两个城市的绿化很像。
我是研究生态的，对植物特别敏感。上海和重庆处于不同的气候带，但你在城市里走，就会发现路上的行道树、公园里面的植物，好像都差不多。我就想做一些调查，看看城市之间的绿化到底有多像？两个城市的情况可能说明不了问题，于是研究范围被拓展到了沿着长江的11座城市。
做研究前，我先在办公室查了一下11座城市的市树和市花分别是什么。市树、市花是老百姓在城市里见到最多的、最喜闻乐见的植物，也最有代表性。半小时后，我查完了，结论是比较震惊的：太像了。
11座城市处在两个气候带上，但贵阳、长沙、南昌、杭州、上海5个城市的市树都是樟树。昆明和上海，一个在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相距两千多公里，气候带也不一样。而玉兰在昆明是市树，到了上海，就变成了市花。我觉得很奇怪，这种相似是因为城市的自然环境本来就相似？还是受其他因素影响？
南方周末：除了市树市花，你还因为什么事情感到两个城市很像？
杨永川：植物和环境具有很好的配对关系，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环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植物。但在国内，你会发现，北京、上海、重庆，路边的很多行道树种的都是悬铃木。如果只看街道的照片，你根本分辨不出这到底是哪座城市。在城市中，植物和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好像不存在了。
南方周末：所以后来你又做了更细致的研究？
杨永川：为了弄清楚城市树木之间的相似是不是因为自然环境造成的，我和学生们通过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研究报告等，仔细收集了城市绿化的植物种类。我们也在每座城市选了一座离城市最近、受人类干扰比较少的山，统计了山上的植物种类，作为自然环境的样本。
两者的数据对比显示，城市树木之间的相似性都在0.4以上，但自然环境的植物是不相似的。也就是说，城市的绿化是相似的，但这种相似和自然环境无关。
越大的城市越相似
南方周末：你们分析过造成城市绿化相似的原因吗？
杨永川：苗圃实际上是城市绿化相似很重要的推手。
城市的绿化是快速建成的。2000年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城市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扩张。城市规模扩大了，绿化作为城市的配套设施，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些传统城市，它的绿化是见缝插针式的：城市里的建筑已经成型了，哪里有空地，就做点绿化建设。但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像一张白纸，绿化和城市建设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从城市规划开始，就要开始规划做绿地。
这个项目就很艰巨了，实际上大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绿化对城市来说是合适的。包括我们所说的景观教育、美的教育，甚至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也跟不上，就会导致“速食绿化”的出现，也就是到苗圃里买现成的植物。
有一些植物本身属于观赏性高且容易成活的，所以你会在不同的城市都看到它们，比如垂柳、月季等，这很正常。但还有一些植物需要经过“驯化”后才能种到城市里，苗圃就是“驯化”的场地。
苗圃是商业性质的，要挣钱，对它来说，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卖就种什么。那它怎么确定什么东西好卖？一种是考虑苗源，因为你得有大量的植物来支撑苗圃；还有一种就是看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大城市在种什么，模仿大城市。比如说这个城市这么做了，下一个城市看到这些植物还挺好看的，那也会效仿。这就导致城市的绿化在部分程度上是被苗圃引领的，少量的几种植物被大批量地种植在各个城市。
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城市与城市之间特别像，越大的城市越相似。
南方周末：在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城市之间也会相互模仿？
杨永川：对，实际上很多城市都会这样，小城市模仿大城市，经济落后的地方模仿经济先进的地方。
2000年左右，上海为了举办世博会，在城市里大量种树，引进许多外来物种。我们分析了上海市的乡土树种 , 共 42 科 89 属 128 种，也就是说，它本土的植物种类并不多。上海当时就提出，要把全世界同纬度的树种都移到上海来。
上海在北纬30度，你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同纬度的地区大部分都是沙漠，只有少数地方是绿洲。所以那时候，上海就引进了沙漠里面比较常见的棕榈科植物。引进来后，大家一看，这可不得了，这些植物以前都没怎么见过，都很新奇。当时我还在上海上学，有一年上海特别冷，很多树被移过来就已经冻得要死不活了。
但你说考虑同纬度的植物不对吗？它本身没有太大问题，考虑纬度就是在考虑温度。但沙漠植物生长的气候和上海的气候不太一样，植物的特性也不一样。沙漠植物不耐寒，上海的冬天还是比较冷的。这些棕榈科的植物移过来，夏天还好，到了冬天，问题就来了，这些树就要“穿衣戴帽”。
当时社会上反对的声音也比较大，上海很快就没有大规模地移树了，但别的城市又开始了。
前两年，我在重庆一些地方调研，看到有的小区还在种棕榈树。我就跟他们说，这样不行，重庆的气候可能种不了这样的树，也没有地域特色。你说得多了，他们也听得进去。但你发现，当大城市不再这么做的时候，一些区县、乡镇又开始种棕榈树。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扩散的。
南方周末：你刚刚说棕榈树到了上海，冬天要“穿衣戴帽”，这种现象在北方城市也挺常见的。
杨永川：对，我曾经去威海旅游，有当地的朋友接待我，说杨老师，你要是能往威海这边弄点常绿的植物，那你就发财了，不用在大学里教书了。威海靠海，冬天风大，天气很冷，盐分重，常绿植物活不了，但大家又很想看点常绿的东西。所以大家的审美有时候还是有一种“越缺什么，就越想要什么”的感觉。
“各方妥协的结果”
南方周末：对城市来说，移栽外来树木的成本也挺高的？
杨永川：对，以前移栽一棵树，成本几万，甚至上十万元都是非常正常的，现在一般不会这么做了。移栽是成本，养护也是成本。像上海移栽的棕榈树，虽然它会产生种子，但种子基本上不会发育。而且移栽后的棕榈树，整体生命周期不会很长。那树死了，你得替换它吧；到了冬天，你得给它准备一些帆布、薄膜，营造温室的效果、让它过冬，这都是成本。
以前还有一种现象，各个城市都很喜欢移栽大树。我们经常会在城市里面看到树冠被罩着黑色防晒网、树干被很多棍子撑着、树上还吊着很多营养液，有人称它们为“拄着拐棍、戴着帽子、穿着秋裤、输着液”。
“大树进城”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但大树为什么要进城？它很多时候不是从生态角度考虑的问题，甚至都不是从绿化角度考虑的问题。我们按照评价城市绿化的一些常见指标来看，比如说绿化率或者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大树其实对这些数据的影响都不大，但它却是可以短时间看到城市绿化效果的东西。
比如，两个街道，一个种的是小树，一个种的是大树，大家看了一对比，就会觉得你种小树的是不是没有用心？
其实我们国家城市整体的生态是非常好的，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树你在城市里面种5年、10年，它是能长成大树的，但很多人不愿意等。而且有一些领导可能觉得，我总共就在这个地方干几年，小树种下去还没见到效果我就走了，怎么展示我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果？“大树进城”就成了最快能看到效果的手段之一。但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合适的。
南方周末：大树进城后，种到花坛里，对树本身也不太好吧？
杨永川：是的，虽然我们说城市绿化很多时候会用到苗圃的植物，但苗圃种大树的还是比较少，因为自然规律决定了树的成长本身就是需要时间的。大规模的苗圃建设也才一二十年，它没有那么多树。所以，很多时候，移栽的大树都是自然状态下生长的。
在自然环境下长大的树，原本的生长环境是很好的，它有足够的空间、阳光和水分，它甚至能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你把树挪走之后，它原本的生态肯定是被破坏了；到了城市，它又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环境里生长，树也很憋屈。
像城市的行道树，一般长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树池里，这个树池里面是土，外面是地砖。我们就经常看到，很多树的根裸露到地面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它生长的范围太小了，包不住它的根系。
南方周末：行道树属于城市绿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吗？
杨永川：城市绿化一般以公园绿化为主，路边的行道树、小区绿化、校园绿化、单位绿化等都算，行道树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现在在城市里面，关于行道树也会有一些争议。行道树本身是给行人遮荫并构成街景的树种，但是现在很多人行道已经够窄了，你再在上面种上一些比较大的树，人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人走路都要躲着树的话，那行道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前步行的人很多，行道树可以起到遮荫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多少人夏天大中午的在外面走路？北京大学的李迪华教授也讲过，行道树应该优先保障人的通行，而不是成为人出行的障碍。
路上不种树，肯定有很多人有意见；但是你种的树过大，对路边建筑的采光产生了影响，肯定也有人有意见，所以这时候要“剃头”，也就是把树冠砍掉。所以城市的绿化，往往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包括现在很多树，你种下去的时候看着大小合适、感觉差不多，但根本没有考虑十年后，这棵树可能会长成什么样。
“需要一些耐心去等待”
南方周末：那要怎么做，才能让城市的绿化具有可持续性？
杨永川：这其实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过程。现在我们对城市绿化的理解，整体来说还是在看我在种什么东西，城市变绿了就行，但很少考虑更长远的东西，包括城市的发展和绿化长远的价值。比如，城市在规划时有没有给树木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或者大量引进外来树种带来的养护成本问题等等。
不恰当的城市绿化也会给人带来健康隐患。像现在一到春天，过敏的人就特别多，这就是有的人可能对一些植物的花粉过敏，有的人对植物的分泌物或者种子过敏。这都是城市绿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城市在做绿化规划时，是不是除了政府、设计单位，也要考虑一些研究人员的意见？比如说，我在城市的哪个地方，我要做一块绿地，那什么地方种树、什么地方种草，它是不是需要经过科学地设计？而且很多人对树木长大之后它的树冠能有多大、主干能有多高是没有概念的，但这种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增加很多后期维护的成本。而且周边居民作为城市绿化的服务对象，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提一些意见？
城市绿化，一定要重视多方参与，尊重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
南方周末：你觉得比较健康的城市绿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杨永川：城市绿化是城市里唯一有生命力的基础设施，如果在设计时考虑了植物本身的情况，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后期维护成本也会更低。
我本科的毕业论文是育苗，测量这些苗子长得怎么样。1999年，我在大棚里种了很多树苗；2000年，这些树苗就被运到了上海科技馆5号门的门口。刚种下去的时候，小苗只有50厘米高，一年后就长到了2米，2年后就变成了4米。2008年我再去看的时候，最高的已经长到12米了。2018年我又去看了一次，这些当初只有50厘米的小苗，已经长成了结构非常好的森林，林下有丰富的幼树和幼苗，它已经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了。
18年前，我就在想，这些小苗18年后会是什么样；当18年后我再去回忆我当年做的事情，发现好像就是弹指一挥间，也没那么漫长。所以生命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耐心去等待它。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对城市绿化的态度和观念，会比以前更好吗？
杨永川：现在大家更注重本土植物的挖掘了。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引进一些外来的、没见过的植物，很洋气，但是现在会觉得，一些本土植物也很不错。包括我也在做古树研究，很多植物在这个地区出现的时间比人类还要长，它们经历了各种各样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更能适应在这个土地上生存。
以前在城市里面建公园，也喜欢把公园原本的野花野草铲掉，统一地种上郁金香、菊花之类的，觉得开花的时候整整齐齐的，很好看。但这几年，大家无论是审美的提升，还是自然观念的转变，不少地方已经提出要保留原本的植物了。像北京，就提出要把奥森公园的野花野草“转正”，纳入园林部门自然抚育范围。所以有时候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理念性的问题，只要你的理念中觉得它好，它可能确实就好了。
对我来说，在城市里面做绿化，耐心非常重要，我们是需要一些耐心去追寻真正的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