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我们有多久没有听过孩子们的声音？表达是孩子的天性，但大山里的儿童却很少有机会诉说自己的想法。
现在，有一群人用诗歌打开了孩子们的心扉。诗歌成为了孩子们倾诉的出口，也是外界了解他们所想的入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以他们的角度看看这个世界——
从2016年10月至今，『是光诗歌』通过向三至八年级当地教师提供诗歌课程包和培训，为孩子们开设诗歌课，让他们学习表达，表达爱，感受温暖。面对贫瘠的世界，孩子们报之以慷慨，用五彩斑斓的想象涂满这里。
康瑜：2015年到2017年，我在云南保山一个叫漭水的小镇里支教，以乡村老师的身份在大山里发起了不少项目，包括诗歌、绘画、书法、数学……支教结束后，那边的校长让我帮忙找诗歌课程，让孩子们继续上。我尝试去找，但是发现市面上没有系统的课程，便开始以这方面进行公益创业。只有诗歌在那里“留”了下来，这代表它有生命力，孩子们有驱动力去学。
城市画报：孩子们上诗歌课时，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康瑜：在大山里，“谈恋爱”是被一刀切的。但我们现在的团队T恤上印着小朋友创作的一首小情诗：“我愿和你自由地好着，像风和风，云和云。”是我偷偷帮他投稿的。人很容易遗忘过去经历的东西，我们小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情愫，却反过来批评现在的孩子，可这些情愫其实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些关于“爱”的诗歌课，并不是教他们如何谈恋爱，是想告诉他们怎么感知爱、如何表达爱。我们常说户枢不蠹，门要一直开开关关，才不会有蛀虫。人的情绪也一样，不能憋在心里。城市画报：“是光”的诗歌课是怎样教导孩子们写诗的？康瑜：教孩子们写诗时，主题通常是他们身边的小事，比如冬雪时的脚印。或者通过音乐导入，我们完全沉浸在周遭环境里，伴随音乐去感知自己的情绪。我们也会在诗歌课上插入很多互动环节。在“情绪”那堂课上，有一个环节设计了两个口袋，第一个口袋让孩子们放进“好的情绪”，“坏的情绪”会让他们装在另一个黑口袋里。最后老师会对孩子们说，我们只留好的情绪，把坏的情绪扔掉吧。当老师做出扔的动作时，孩子们不同意——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节点，接下来老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怎么对待“坏的情绪”。这样的引导和写诗本身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但它可以改变孩子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我们教孩子们写诗，并不是真的教他们诗歌要有音律感、平仄、押韵，而是让他们丰富了自己的世界之后再来创作。
城市画报：你曾说，自己支教时带着想要改变乡村孩子的自上而下的审视感，到现在更多是平视的视角，这样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康瑜：是在我接触他们的时候。那些审视视角，源于过去在报纸、新闻上的了解，觉得这些乡村孩子渴望读书却缺少机会。当了解他们之后，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我把这个过程视作“接纳”与“拥抱”。接纳在于，我来不是要改变他们，是要看到他们。拥抱在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依然有许多可贵的状态，对这个世界有难得的体谅。即使有一天他们无法考上大学，但那又怎样？他们仍然可以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反观我们自己，坐在城市舒服的办公间里，可我们的心是舒展的吗？“走出大山”这个词其实很狭隘，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大山？这可能会导致乡村的空心化。无论身在何处，真正需要在意的其实是内在的力量，我对生活是否渴望，四季的变化我能否感知……当孩子的内心状态是丰盈的，有出口可以表达，即使没有人看我的诗，我仍然愿意去写，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康瑜：用诗歌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这是不太可能的，诗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美育。“是光”项目开展两年后，我们回到最初落地的学校，校长指着二楼的玻璃说，我的玻璃现在很少换了。以前那里的初中生发泄情绪都是搞破坏，扔石头砸玻璃。其实他们生气的次数并没有减少，但他们学会用更柔软的方式，比如写一首愤怒的小诗，来把心里的不快疏解开。诗歌教育是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感知的种子。他们通过写诗慢慢舒展，这就是为什么“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城市画报：实践“是光诗歌”项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意料之外的收获？康瑜：原本作为执行者，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挺渺小的。疫情期间我们收到一封长信，一个女孩告诉我们，她得了躁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觉得自己“一点点往下沉”，没有任何人理解她。但她偶然看到我们的一首诗，“你可知，做病人，用尽我所有痛苦”。当她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之后的每天她都来公众号看我们的诗歌、给我们投稿，现在她也在慢慢好转。虽然我不知道孩子们的诗究竟给了她多少好转的动力，但是“我看到你”“我能够感受到你”，这样的连接本身就很好。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从这点看来，“是光”的可能性是开放的。坦诚地说，我们目前还在探索阶段。一方面想要聚焦于诗歌教育本身，让它更有目标感和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越做越觉得这是一件可以拓展很多空间的事情，诗歌可以连接更多可能。以上内容节选自《城市画报》2021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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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孩子在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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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卢绍聪设计 梁海平微信编辑 麦翠莹插画 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