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国人的美国梦，已经醒了！
中美关系，新的一年新的变数：
新增几十家中国实体被美国贸易部加入黑名单、美国官员大肆炒作“中国核威胁论”、美国众议院连续通过20余项涉华负面法案、“流浪气球”……
2023年，中美关系再次变得扑朔迷离、云遮雾绕。中美两国将如何上演“攻守道”？又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以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又将如何演进、将怎么影响中国的复兴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东升，是研究美国问题的行家里手。
他认为：
“这轮‘逆全球化’，可能20年后才见底。”
“如果美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退潮，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很可能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我可能是国内最早（2014年）公开提出‘中国应该主动跟美国有序脱钩’的学者。因为我相信，中国跟美国竞争下去，不管是产业的、地缘政治的，还是军备竞赛方面的各种竞争，中国最终都能赢。”
本文为翟东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作主题为“全球化调整期与中国的战略新机遇期”的线上演讲精编。内容有所删减，经作者审阅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副院长
编 辑：余心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这轮“逆全球化”，
可能20年后才见底
今天我的分享主题是“全球化的调整期与中国的战略新机遇期”。
主要内容有3点：第一是全球化为何进入调整期，以及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第二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机遇；第三是远虑与近忧。
我可能是国内比较早提出来“全球化将进入下行周期”这个观点的学者，大概在2010年。当时的主流意见还是相信“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不可能出现重大挫折”。
等到特朗普上台后，这个趋势就比较明确了；贸易战一开始，国内的主流思潮、主流舆论都开始认为全球化出问题了。
我分几个方面，来讲解一下“全球化为何进入调整期”：
1.全球化的大周期，以及这种周期背后的逻辑关系；
2.世界市场重心与全球化领导者的变迁；
3.本轮全球化的“中美共生”关系，以及它在全球、在各个国家间、在各国内部所产生的，严重的、持续的“再分配效应”；
4.本轮的调整期何时结束，将自2008年-？；
5.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与社会革命，及其引发的反抗。这轮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它的核心领导者、核心利益板块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因此当跳出全球化本身，可以看到它在整个社会思想、在全世界各国内部引发的革命性冲击以及相应的反抗；
6.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合流的问题。
图片来源：瑞·达利欧《原则2》
上图是桥水基金的瑞·达利欧在《原则2》里的图——过去500年里，11个主要国家的实力变迁。它呈现出起起伏伏的态势，并且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引领者。
虽然按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军队规模来看，中国看起来挺强大，但在图中这个阶段里，它其实不是海洋霸权。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引领者是谁？一开始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荷兰，再接着是英国、美国。
如果站在北极点上来看地球，会看到自1500年大航海开始，从伊比利亚半岛起步，全球化的领导权经过百年时间向北转移到了荷兰，从荷兰转给它的“亲戚”英国又花了百年时间，接着从英国转到美国东海岸，再向西进发到美国西海岸。
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后，全球生产中心、全球贸易的中心枢纽，到达日本；接着经过日本曾经殖民过的地区，比如“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到了亚洲东部的海上。
1992年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就像一招“吸星大法”“北冥神功”，用20年时间把整个世界实体生产的能力，吸收到了中国东南沿海。
目前，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生产能力又开始悄悄地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方，比如苹果已经开始手把手地教印度人做制造业。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我计算了一下，这个历史的大周期，大概是每1.5年旋转1度。而在世界市场重心转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创新与扩散”的关系。
创新可以由一个小的行为者开展，借助创新带来的伟力，小国可以压倒一个帝国。但创新者所创新的新技术、新的作战模式、新的运输方式、新的航路等新知识和新能力，最终都会被人模仿，向外扩散。
这个扩散，通常是向与创新者沾亲带故的“亲戚”，或者地理上非常接近的“邻居”转移。但假如这些亲戚、邻居，原本就穷一些、但人口或国土规模却是创新者的5-10倍，那就麻烦了。他拼命学习，等到学成后，就用规模、用杀价的方式，把自己的老师打败，进而将其边缘化。
当年英国对荷兰如此，美国对英国同样，再到中国对美国也是这个道理。美国人口规模3亿多，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它的4倍多——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世界市场重心的转移过程中，历届领导者的本土人口规模是在不断扩大的。
而在本轮全球化中，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共生关系”。
关于这种共生关系，要先提一下全球层面上的“再分配效应”。一般而言，我们会想象说，全球化是中心对于外围的剥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就应该是“中心越来越富、外围越来越穷”？
但事实其实不是这样的。
上图是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所做的“全球基尼系数表”。在全球化时代，它其实是在收敛的。换言之，整个世界最穷的人跟最富的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在缩小的。
因为全球化之下，各种要素自由流动，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市场分工外的人，有机会参与分工了。它就比原先的失业状态或者隐性失业状态要好一些，起到“连通器”的作用，所以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缩小了。
但是，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却是在扩大的。虽然穷国富人的财富量在向富国富人的财富量靠拢，但富国穷人的生活状况可能也会向穷国穷人靠拢。富国的穷人虽然不至于那么穷，但收入增长的确长期停滞，自杀率犯罪率吸毒率在上升，人均寿命在下降。
所以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原本存在于中美之间、存在于非洲与欧洲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通过本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般从1980年算起，此前一年撒切尔提出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1980年里根上台，从此他俩手拉着手向全世界布道，认为世界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条路，其他人都得跟着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搞开放、搞减少管制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上升），通过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资本流动、人才流动和信息流动等，使得原本巨大的南北方鸿沟，部分地内化到各国内部。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的东北人，他们的生活水平跟广东人基本没有差异，甚至东北还更高一些。但是通过参与全球化，广东的发展越来越好，而东北的年轻人在本地却很难找到体面的高薪工作。
因此，东北人以前感受不到美国人有多富，但现在能感受到广东人比他们富裕得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心理活动——不患寡而患不均。
而在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也获得了巨大收益，上图的右上方“三角资本循环”，提到了3种投资方式、资金流动方式。
在二战结束时，全世界的制造业主要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其他地方的工业能力被摧毁得差不多了。美国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金主”——拥有全世界近3/4的黄金。
但在战后一段时期里，由于市场的因素，美国本土的要素价格相对欧洲和东亚偏贵。更重要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左翼势力——学生和工会，闹得比较凶。
为了釜底抽薪，拆解工会的力量，同时也为降低通胀考虑，把多种考虑杂糅在一起后，当时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一种做法——把本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有美国驻军的海外地区。
有老同志专门问过美方决策圈的人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说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降低通胀和对工会力量釜底抽薪，所以当初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方向，都是往有美军驻扎或者美国拥有实际控制力的地方转移。
作为世界上曾经最重商主义的美国，它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当初转向新自由主义时，也是审慎的，并不是像后来看到的那样没心没肺地搞“去工业化”。
美国认为，把产业转移到自己有驻军、控制得住的地方，很放心。等产业转移过去后，美国对这些产业的直接控制权就变成了金融投资，只是拥有股权、债权，并以各种基金的形式持有收益权、分红权等。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搞了大规模招商引资。此后，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方的产业资本，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投资，中国向他们提供超国民待遇、提供各种补贴，比如土地价格打折、税收“三减两免”等。
而这给中国带来“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导致人民币汇率有上涨压力。
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上涨，从而确保中国制造业的价格竞争力，就由央行出面，在国内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大规模地买入“双顺差”带来的超额外汇，从而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主要是通过买入美国的金融资产、欧洲和日本的国债，尤其是低风险债券。国债的好处是流动性好、风险性低，但缺点就是收益率极低。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全球化的过程，就要看整个大的资本循环，从中可以看出各方的得与失：
首先看中国。这么多年来，产业资本之所以持续地向中国转移是因为有利可图，人家不是慈善家，他们对中国没什么感情，就是来挣钱的。中国除了让他们获得正常的商业经营利润之外，还给予各种补贴。
从长周期来看，在扣除掉风险、波动后，这个收益率相当可观，人行前副行长吴晓灵老师曾提到过他们计算出的复合收益率达到10%以上。
这就相当于，每年中国左手给海外产业资本、FDI付出去大约百分之十几的利率，右手把招商引资来的钱、把由外资带来的贸易盈余的钱，放到美国和欧洲国债里，它的收益率可能平均在2%左右。一来一去，中国的投资净收益是负的。
也就是说，这个买卖做得越大，中国亏得越多，每年大约有几千亿美元补贴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最近有人讨论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似乎消失不见了，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在这种投资收益差中漏掉了。
为什么我们要干这件亏本的事？为什么要大幅补贴外部大循环？因为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获得。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1992年的中国什么样？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生活中能用多少电、出行用什么交通工具、有多少人家里面有电视机？但到了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均能量消费完全发生了质变。
中国之所以愿意让利给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是为了换取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的工业化。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再分配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全球化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美国经常有人认为，中国搭了美国的便车、占了美国的便宜。这句话错了一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是开车的，中国是乘客，而且是最大的乘客，这点没有错。
可问题是，中国不是free-rider（搭便车者），而是付费的、是美国最大的客户。中国付了巨额利息给到整个资本循环，以此换取西方国家把中国“摆渡过去”——从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资本圈，包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都获得了巨大收益，所以经济学界有个说法叫“Great Moderation”（大缓和）——1990年代和21世纪初，通胀率一直比较低、经济增速不错、资本市场的表现非常好。
它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参与到他们中间，愿意主动地接受他们的“剥削”，帮他们承担通胀压力，为他们输出的资本提供利润。
但“剥削”也是有代价的，美国国内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再分配效应”，就是上图右下方的“大象曲线”——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拥有者、资本投资方是这个过程中的赢家，原本他们就很富有了，但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的财富增长倍数依然很高。
原本中不溜的群体，比如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分工，付了很贵的票钱，通过加班、苦干、省吃俭用换来了收入、财富的巨大增长。这两部分群体都是赢家。
那谁是全球化的输家？原本在全世界排名八九十分位置的人群，也就是美欧的白人群体，以及前苏联东部地区的部分人口。过去30年，这些人的名义收入没怎么增长，但是物价涨了、能源价格涨了、资产价格涨了、股价涨了，他们身边能看到的有钱人比他们有钱得多，而自己的名义收入却没有增长。
而就美国白人而言，失业率上涨、离婚率上涨、吸毒率上涨、酗酒率上涨、自杀率上涨、犯罪率上涨，因此这个群体对全球化充满怨言。
多说一句毒品的事情，原本美国是拉丁人贩毒，黑人吸毒，白人用严刑峻法治理他们，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会因为大麻和白粉之类的事情入狱；如今则是白人男性在吸食芬太尼，毒性、成瘾性都极大，死亡率很高，而黑人拉丁人则对芬太尼无感。所以黑人现在反过来开始质问白人，你们这个种族是咋回事？而美国白人则开始逐步将毒品去罪化，认为吸毒者是受害者，是社会出了大问题。
当今世界政治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社会革命及其引发的反抗。比如，以我的观察，今天所谓的“白左”背后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思维模式和思想浪潮的民用化、日常化、生活化，比如对气候变化的过度关注、强调去民族化和去国家化、对少数族裔权利的高度关注、反对主权国家，甚至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它关注的就是个体的权利，认为个体人权高于主权。
这种思潮的扩张，慢慢地在社会上形成一些冲击，比如变性、LGBT等。这对于文化保守的家庭、宗教保守的社区而言，带来的心理冲击非常大，他们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坏掉了，真的到了末世的感觉。
其中有一个“反抗者联盟”，就是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挤压到边缘的“loser”，比如说俄罗斯等地方；甚至有一部分人，虽然他们的财富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增长的，但他们也是反全球化的，什么原因？就是刚才说到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对他们的价值观、人生意义造成巨大冲击，他们就觉得宁愿不要钱，也不能接受这一套。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背后的跨国力量是全球资本网络，而这个“反抗者联盟”背后的跨国力量则是全球宗教网络。
举个例子，这次俄乌冲突中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比如迅速形成了全球性的对俄制裁联盟，除了国家以外，还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像什么足球联盟、猫狗协会、全球新闻体系等，都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制裁。其实他们背后是同一批金主和意识形态旗手。
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在站出来说话时，那个腔调和暗示，多多少少都是在向着俄罗斯、向着普京说话。特朗普和各国右翼政党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普京正在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反全球化的“反抗者联盟”的精神领袖。所以，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合流。
原本中国是围绕着美国转的一个小经济体，现在中国的体量正在跟美国等量齐观。
我们会发现，许多经济体在某些方面还会努力地向美国靠拢，比如市场方面，但如果从资本、产业、贸易角度来看，会看到他们正在跟中国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很多经济体的汇率软锚住的货币原本全是美元，现在越来越多地开始跟人民币软挂钩。
原本统一的整个全球市场空间正在分裂为“平行体系”。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带不动我们，或者说不愿意带我们了，尤其是在特朗普之后，美国觉得自己亏大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有一个“全球化指数”，从1870年全世界拥抱“金本位”开始，一直到1914年都是全球化的上升期，也是英帝国霸权最强盛的时期；1914年后，英帝国的霸权戛然而止，他们家“表兄弟”跟他闹翻后，双方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霸权被摧毁，侧翼大国崛起——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冷战开启后，世界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一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经互会，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或者叫“布雷顿森林体系”。它们各自都形成了“半球化”。
而中国比较特殊，原本在东方，后来到了西方。1979年小平同志访美后，中国在经济上开始真正地、越来越深入地融入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进一步大幅加强，直到2008年见顶。
我做了一个“翟氏全球化指数”，包含3个指标的加权，一个是世界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一个是FDI（外商直接投资）占美联储总资产的比例，最后一个是国际债券未偿余额占美联储总资产的比例。后两个指标分别反映每一美元的基础货币创造多少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境金融资本流动。
如果我们参照上图的“翟氏全球化指数”，会发现全球化自2008年见顶后一路下跌，经过15年后，依然处于迅猛的下行周期中。
它还会持续多久？我个人判断，可能至少还得大概10多年、甚至20年时间才能见底，并且将“波浪式加速下行”，也就是说，每次美国的共和党上台，全球化将加速下行，而每次民主党上台，全球化阵营会有所反弹。
什么原因呢？因为民主党现在还是由新自由主义者主导，而共和党基本是由主张逆全球化的“MAGA”派掌握着（主张“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时候打碎“美国梦”了
接下来，我讲一下，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机遇。
我的观点是：
1.如果美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退潮，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很可能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2.处于分裂和衰弱中的美国，既是风险、挑战之源，也是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垫脚石；
3.从地缘和文明大格局来看，目前这样一种大格局非常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4.科技革命的动能与中国的竞争优势。在理解了科技革命动能之后，在面对美国这样一种新的“平行与竞争”的格局，中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5.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上，中国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我先重点说一下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以前经常讨论一个话题——中国的经济规模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无论是IMF还是国内一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都喜欢预测，比如说2027年或者2032年。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想超过美国，其实分分钟都可以做到，只要把汇率提升就行了。但这么做是有代价的——东南沿海的一部分制造业可能会出现失业、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
2022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8776亿美元，相当于我们GDP的百分之四点几。相对于全球贸易失衡的量而言，这是非常夸张的规模。
所以假如2023年再次重启中美间的贸易谈判的话，美国可能又要拿人民币汇率说事了。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百分之三四十，那么中国很快就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但如果总是想要保住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总是想动辄获得6000亿、8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我个人主张，一定要跳出这种重商主义的思维陷阱，不要再指望大规模生产出口，而是要搞基本平衡的贸易，甚至略微有点逆差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挂钩条件”始终存在着，就是刚才讲到的资本循环——中国人帮美国人生产，而美国人负责创造信贷、创造基础货币、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且负责消费，从而来吸收中国产能的这样一个大循环。
在这样的一个资本循环、挂钩条件下，出现了一种情况——中国人越努力加班，美元的购买力就越强。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能不能超过美国？从逻辑上讲，不可能。因为你生产产品再快，也快不过他们印钱的速度。
在以前这种挂钩条件下，我们会发现，在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以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底色的全球化这样一个时代下，不光是中国，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甚至包括欧洲，都只是美国的垫脚石。
我以前在欧洲工作时，欧洲同事就跟我讲过这个现象——某种程度上，欧洲也变成了美国的外围国家和半殖民地。当地的成功人士、最优秀的孩子，都会带着他们的资产、带着他们的利润、带着他们的智慧、带着他们对于财富和成就的渴望、带着他们满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跑到美国去。给本国留下的是什么呢？往往是债务和穷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提出“美国梦新解”——以前我们讲“美国梦”，是指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移民，在刚来到美国时一无所有，但在美国公平、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创造美好生活，这是“美国梦”。
我曾在美国芝加哥打UBER（优步），亲耳听到一个墨西哥老头跟我说，自己再干半年到63岁就可以退休了，退休后一个月拿1200美元的退休金。
但他认为“美国梦”骗了他，他本来是墨西哥最好的大学的工科毕业生，本应该留在祖国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被美国梦召唤来到美国后，自己的人生就是个笑话，因为美国并不要他做工程师，而是先后做过30多个工种，经常一天同时干几个不同工种，除草、送报纸、开出租、炸薯条，等等，蹉跎了岁月、浪费了人生。
后来我就琢磨，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墨西哥老头自身的人生记忆、跳出美国本土的话术，去看整个世界，那么，什么叫“美国梦”？
我喜欢借助印度教中一个教派的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教派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真实的主体叫“梵天”，它是一个大胖娃娃。
这个梵天整天都在睡觉，在它的梦境中，梦见有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梦见有一个地方叫银河系，在这个银河系边上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叫太阳系；在太阳系中有一个地方叫地球；在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北京，然后有一个叫翟东升的家伙，正在给另一帮同行汇报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是主体，我们不过是别人梦境里的一个符号。
借助印度教这种彻底解构的逻辑，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梦”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主体是美帝国、是美元霸权，它做的梦叫“新自由主义之梦”，在它的梦境中不存在其他主体，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企业和金融机构、其他家庭，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它在这个梦境中创造出来的各种符号而已。
举个例子，在这个美元体系中，有一个看似非常荒唐却又残酷的现象，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大事，无论是在欧洲发生，还是在东亚、北美发生，比如“9·11事件”，在这些大事发生后，美元一定都是大涨的。
只有从刚才说到的“美国梦”的逻辑去思考，我们才能理解美元体系和金融体系。为什么？因为自1971年之后，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主要信用基础来源于美国发行的主权信用。你也可以借用黑客帝国的逻辑去理解美元体系内，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他是主体，别人都是客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中国继续停留在美元体系中，继续满足于用我们的劳动换取美元，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永远无法超过美国。这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悲伤的事情。
比较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从永远不断扩张的美元之梦中醒来，正在意识到这个无锚货币体系的构造和特点。我们正在逐步脱离它的体系，从一个体系的客体变成一个新体系的主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税战、贸易战遭受一些损失、遭受一些制裁，其实是“大礼不辞小让”，甚至可以看作是声音尖利的闹铃，跟它对我们的唤醒作用相比，所带来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美国陷入今天这种状况的根源，主要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造的意识形态，存在若干先天缺陷。它的内在缺陷一旦真正地在全球铺开后，首先带来的就是对美国自身的伤害。
所以中国的复兴也好、崛起也罢，全靠对手衬托，主要是对手不行了。比如像美国的政治激化，这种分裂就来源于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MAGA派”之间的巨大分歧，正在重塑美国。
意识形态分裂又与种族问题相互叠加，民主党建制派的投票者越来越多地、不成比例地是有色人种，而共和党的拥趸近乎清一色是白人。
并且它们又与贫富分化的情况叠加在了一起；而且民主质量还在下降，重新陷入“否决政治”，只要是你干的事情，我一定要阻挠和否定，等我上台之后一定要将其废除——我对此有一个比喻，就像在两跺草中间拴了个木桩，木桩上拴了一只羊。
本来这只羊脖子上的绳子是够长的，两跺草都吃得到。但由于“否决政策”的存在，这只羊左右脑分裂了，要往右走的时候，左脑把它喊了回去，要往左走的时候，右脑把它喊了回去，结果来回转圈，把自己饿死在了中间的木桩上。
对于“否决政策”，在我看来，其实两党各自的主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只要照着一个方向稍微长期一点地做下去，对美国的国运都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问题就是对于“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两党各自的核心团队有着完全不同、针锋相对的愿景，所以结果就是哪个方向都难以做久。
比如拜登政府，我认为他过去两年的执政还是不错的，但远不算成功，因为时间太短，而且他的政策空间太小，他在国会里的优势太弱，像民主党参议员里出了个“老六”整天跟他捣乱，所以他的各种政策议题、花钱的事老被否决。
拜登政府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能是在有限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政策空间以及各方民意的约束下，干了一些事。
这些事，如果给他10年时间，能解决美国很大一部分内部问题，比如搞好一部分“再分配”、减少贫富分化，利用美元霸权把发钱带来的通胀压力转给全世界，向全世界收点铸币税，然后再“忽悠”世界各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配合他搞一些全球性议程，比如气候变化等，这样他的领导力就又体现出来了。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拜登投资创新、投资产业。但实体产业要想养起来，不是几年的事情，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一种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可问题就在于美国政治现在越来越短期化——特朗普执政4年，拜登有可能也是4年就下台，新人起来后又不断地“翻烧饼”。
并且今天的美式资本主义跟当年的美式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美国当年崛起时，它的军工靠的也是联邦政府出资搞举国体制、它的工业化也是靠重商主义保护的。
而拜登政府背后是坚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支持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吗？而且只支撑5年、10年是不够的，可能得支撑20年才能实质性地扭转趋势，我认为这更不可能做到了。
所以我认为拜登“重建中产阶层”的说法，只能是一些口号、一些短期行为。现在的美式资本主义是什么？引用希拉里的一句名言，美式资本主义叫做“季度资本主义”。
因为它的资本主要是进入股票市场，而股票市场是每个季度要发季度报表的，报表上是要看业绩的，而企业高管的收入又在很大程度上跟任职期间股票的涨跌直接相关。这就导致他们的行为严重短期化。
比如波音公司原本相对于空客拥有着巨大优势，但经过半个世纪的竞争，波音衰弱的背后其实就是“季度资本主义”对它的经营者行为带来的持续伤害：研发新机型是巨额资本支出，长期价值巨大，但是短期影响利润。
并且拜登政府“去自由化”后，或者说整个美国倾向于“去自由化”后的对外战略，导致冷战思维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这个路径依赖非常严重，尤其是当美国赢过一场冷战，而且当年赢得冷战那一帮人大多都还活着、且其中一部分还有话语权时，对他们的思维、行为模式的影响非常大。
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搞“新冷战”了，他们现在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当年冷战中采取的手法，不管是技术上、军事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
只不过从政治正确的考虑出发，他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在搞“新冷战”，整天嘴上说自己没有，但实际上的做法跟当年冷战那套东西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忘了今天的格局跟当年不一样，当年是中美一块对付苏联，而且当年的苏联是一个没有开放市场体系的经济体，尤其是当中国离开苏联以后，后者的朋友圈规模非常有限；而今天的中国不一样，是一个开放的、巨型的经济体。
我最近在做一个课题，研究中美之间的脱钩和竞争问题。国内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千万不能脱钩，脱钩后中国受不了。
我可能是国内最早提出“中国应该主动跟美国脱钩”的学者。因为我相信，中国跟美国竞争下去，不管是产业的、地缘政治的，还是军备竞赛方面的各种竞争，中国最终都能赢。
我拜访了一些对这个问题有更强发言权的人，包括一部分曾经在美国做科研、现在在国内做科研的群体，我发现他们这个群体比我们这帮搞社会科学、搞美国研究的人要更自信、更乐观，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赢定了。
美国越来越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来维持债务，结果现在越来越脆弱。脆弱在什么地方？比如应对新冠疫情，美国靠的就是印钞票，然后发钱。
这件事有两面性，不利的一面就是美国产业越来越虚，实体被侵蚀了，现在要想重新搞实体生产，难度极大。
为什么？因为要想实体化，美国的工人、老百姓得回归到足够穷的水平，以至于他们愿意去厂子里打螺丝，是这么一个道理。而且要想把实体做起来、把熟练的产业工人培养起来，本身是有周期的，不是短期内花点钱就可以培养出当年那批熟练工人和制造文化的。
而中国要是想毁掉美国的货币特权，其实是有机会的。因为实体跟虚体一定是映射关系，假如作为第一大生产国的中国跟美国全面脱钩，并且反过来用更加慷慨普惠的货币体系与之竞争的话，就可以毁掉美国的这个货币特权。比如拉着俄罗斯、中东国家，中国作为生产国，而他们作为资源国，大家一起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的货币体系，就有机会抽空美元体系的实体基础。
推荐大家了解一下文一教授的新著《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根据我的研究，目前无论是在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创新方面，还是在技术创造上，中国两手都硬，在某些指标上正在超过美国，在更多一些领域，增量部分中国比美国强、存量部分中国暂时比美国弱，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在科技方面完全有机会超过美国。最近澳大利亚一家反华智库也推出了类似的报告，其观点甚至更加激进。
而在制度、意识形态这块，整个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有两大哲理传统，这两大传统塑造了两大类帝国体系。一类是包括荷兰、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是基于格劳修斯海洋法那套思想传统建立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自由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和法治传统；康德哲学则塑造了另外一种与之争锋相对的大陆性现代帝国，比如德意志帝国、苏联等，其实是与康德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两类传统都是兼收并蓄。我以前开玩笑说，20世纪后期人类两大帝国美国、苏联，它们两个相爱相杀，当代中国把它们各自强势的基因给吸收到了体内，包括苏联的动员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市场经济，而印度则把它们的劣势基因给吸收了，包括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选举民主。
美国作为海洋帝国所擅长的那套玩法：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建立契约、标准和规则、各种要素自由流动、货币全球化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后，就吸收了它的市场化那部分，这些东西中国基本都会了，在东南沿海一带学得很不错。
而中国从苏联那儿学来的东西，包括动员体系、党国一体、自上而下的组织、骁勇善战的精神，我认为美国是不具备的。我一直不认为美国是个骁勇善战的国家，由于军工复合体的存在，美国很好战，但是它的国家体制决定了它并不善战，尤其是生命代价巨大的战争。它更擅长的是抬高对手的成本，并从思想上催眠对手。
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未来将有二三十年的战略竞争，在这个竞争阶段，中国的赢面是很大的，无论是文的一手还是武的一手，无论是拼刺刀还是比财富创造，都有非常强的优势。
我这个观点显然是跟国内主流知识界和政策圈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思维的转换过程。
至于中美之间是否终有一战？我认为，未来20年内，中美可能会有多次摩擦、碰撞和危机。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倾向于不断地捅咕我们、不断地挑战我们。早期美国还有资格打压中国，到了后期更多地只能是给我们捣乱。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难有大战。因为美国一定想要控制冲突或者说危机的力度、烈度，原因很简单——他们打不起大战。而且对于中美双方的地缘和能力而言，都是“攻不足而守有余”，要想跨过太平洋或者北极攻到对方的地盘都挺费劲的，但是要想报复对手、防住对手的攻击，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最近为了写报告，我拜访了不少在中美军事实力对比这个话题上有发言权的人，通过拜访、请教他们，我现在的判断是中国即将占到上风。
但是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地方是儒家思维根基深厚，导致我们的战略思想、外交政策都是非常保守的。打江山的第一代人可能是法家、兵家风格，因为他们是战乱中杀出来的，几代人之后，大家变得比较保守了，回归到中国人的主流传统思维。因此，未来即便中国军事实力逐渐占了上风，我们也不太可能去主动进攻。
我认为，最后的博弈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中美双方并不是仇敌，大家都只不过是历史运行趋势或者说背后那个天道的“祭品”。
我用一句比较残酷的话来形容——各个帝国都只不过是历史天道运行的“祭品”而已。它用到你的时候，把你摆在一个非常风光、非常漂亮的祭台上，大家都冲着你顶礼膜拜，但用完后“弃之如刍狗”。今天的美国就是被它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个天命所抛弃，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远虑与隐忧
最后说说远虑和隐忧。
首先，我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非常有信心，主要是对手拉垮，并且在机缘巧合下，中国的体制优势非常明显。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没有可能出现昙花一现的现象，不够持久。
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先看看下图——一只鸽子。这只鸽子的头在巴基斯坦这带，脖子在印度，尾巴在东南亚，翅膀则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
我估算了一下，这只鸽子所覆盖的空间，占的地表面积大概是全世界的1/24，但它所覆盖的区域生活着人类80亿人中的近一半，人口密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好几倍。
在农耕时代，这个区域的经济规模占了全世界的一半多。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力量，那时郑和的舰队规模，轻轻松松就能把一个国家的军队打败，比如斯里兰卡。
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当年最开始的动机就是要从世界边缘地区冲向世界中心地区获取财富，当时的中心地区就在这只鸽子的区域，欧洲等边缘地区的人来亚洲购买丝绸、茶叶、香料、陶瓷和棉布等产品。
但没想到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一开始是手工业，然后是科技和工业，所以全球化开始后，世界经济重心就开始迅速转移，转移到地中海、伊比利亚半岛，紧接着就是上文提到重心转移过程。
到目前为止，这个重心大概转了255度，重新回到这个占据世界一半人口的主流圈中，世界经济重心即将与人口中心重合，600年的历史轮回马上要重现了。
但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能像600年前那样自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印度的潜力，虽然它短期内起不来，但如果从讨论长期国运、讨论全球化的角度来讲，印度是不能被低估的，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变量——人口。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14亿人口，印度也才刚刚14亿人口，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要看到，印度2022年的新生儿数量大约是2400万，中国是956万，这意味着再过40年，也就是到2060年左右，印度在产业上具有竞争力的劳动人口规模，可能是中国的3-4倍。
这不就是此前中国跟美国竞争过程的重演吗？整个世界市场的内在力量，当年有利于美国，现在有利于中国，以后可能将会有利于印度。
而且不光如此，中国当年的崛起是靠韬光养晦、靠大规模补贴全球资本和消费者才换来的机会，而印度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其实比中国要好得多。好在什么地方？美国支持它，日本支持它，欧洲支持它，就连俄罗斯也支持它。再加上现在莫迪正在试图推动国内的社会变革。它崛起的外因很好，内因也在改善，所以我认为中国不能小看印度。
我有一个比较“鹰派”的观点。对于美国，中国要主动给它施加压力，不要怕斗争，只要敢于斗争、敢于加筹码，随着中国的各方面实力进一步超越美国及其盟友，我认为美国最终会妥协退让的，到那时候中美矛盾可能就不再是主要矛盾，最后真的就是“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共同发展”。
但对印度的逻辑就不一样了，不能用海洋法系那套思维去应对它，必须要用大陆法系那套思维去应对——因为“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亚洲未必大到容得下中、印两国。为什么？因为双方直接相邻、有领土争端、而且都是骄傲的文明古国，更重要的是地缘空间非常窄，双方直接争夺的都是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力。
所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并非是无穷的，可能也就是这几十年，抓好了、用好了，可以把这个天命延续到下一个百年；用不好，就有可能会是昙花一现。
因此，人口问题可以说是“慢变量、真危机”。捎带说一句，有人一直认为人多是件坏事，这是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概念，这个概念在农业社会是对的，但在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和数字时代，它就是错的。
但是过往中国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它对人口政策、军事政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目前中华民族新生儿数量的全球占比在持续下降，过去两千年历史上这个比例长期稳定在25%-30%左右，2022年约为7%。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认真对待，下大力气解决。
最后我想说，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各种思想钢印。除了要防极左外，当然也要批右翼的自由主义思维。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包括我们这代在全球化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在方方面面的观念上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典型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
此外还有儒家传统。儒家传统中有很多优秀的部分，它对中国社会的塑造也非常重要，但大家要注意，自由主义就是儒家文化的对欧洲传播中衍生出来的。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儒家传统的思想，如果你喜欢儒家的一些观点或者特别能够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那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喜欢自由主义。
最后，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传统，比如联盟问题、内政干预问题等，我们都应该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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