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个社会荣耀，而不是他们被给予了荣耀。他们的灵魂与行动都是自由的，而自由并不必然需要任何装饰与表彰。文/呦呦鹿鸣
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在本文提到了他，他，以及他的公司，接下来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昨天，我偶然看到了人民日报3月份，也就是3个月前发布的《**省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名单很长，数以千计。从他一开始报名援鄂，到机场出发送行，到组队接管入驻武汉的隔离点，到队员互相鼓励，再到集体撤退，我每一步都见证了。其间，因为在武汉物资紧缺，我还协调朋友紧急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送到他那。我问他：你的名字呢？他说：“确实没有名字，这几个月我们一些队友有时也会觉得尴尬。”原来，湖北武汉方面，在三个月前，就给援鄂的医护人员发放了纪念章，其他人都有，但是他们没有。各地对援鄂医护有不少优惠政策，比如一些景点免费，他们队员兴冲冲地去了，结果门卫说名单上没有你们，所以还是得收费。大家扫兴而归。现在，中考接近了，一些援鄂医护的孩子得到了加10分的照顾，但是，他们没有，忽然发现很难向孩子们解释：到底是不是真的去了武汉？
都是援鄂，这些纪念章，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是来自公立医院，而是来自民营医院。我打去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加班，没有怨言。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对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当年非典，他还年轻，二话不说就冲到了第一线。奋斗半生，屡屡身处险境，次次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而今能保全自身，与家人相知相守，已然是天大的福分。出发时不分彼此，回来后三六九等。也许，体制外的“野生孩子”，只适合生活在没名没姓的年代吧。 搜狗搜索显示，在微信里，仅《公立医院救了中国！》为题的文章，就有约1000篇，其中非常多的10万+，有的还获得数千人赞赏。这些抄来抄去的文章里大多以北大教授李玲的话作为依据，并加写了一段：“这一次主动请缨上前线的都是那些国营医院的医生护士，而被寄予厚望的民营医院却没有出一兵一卒，如果私立医院做大做强了，当下一场疫情无情袭来时，是否会有人挺身而出？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21世纪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让人民再次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人民对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我的这位朋友从来不会去发声，“我们说话，谁会相信呢？”一个来自中国非公医协的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12日，全国非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派遣了260个医疗队、共3991名医务人员援助湖北。另一个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援鄂医疗队员4.2万人。也就是说，非公立医院援鄂的人数占比为3991/42000=9.5%。如何看9.5%这个数字？根据中国非公医协常务副会长郝德明数据，民营医院床位数占全国20%，所占全国医疗服务总量约15%。9.5%少于15%，看似与自己的地位不相称。实际上有一个重要因素：公立医院的援鄂人数大多由卫健委调派，有行政背景，而民营医院主要是自行自愿前往，各个机构还拼命限制最终成行人数。比如，据央广网报道，2月13日，民营医院美年大健康向全国美年、慈铭、奥亚、美兆团队，征召援鄂医护人员，4小时内报名人数即达700人，至报名截止，共有2672名医护人员请愿出征，平均每10个美年大健康的医护人员中就有1人报名。但是，最终该单位只派出300人的医疗队。 民营医院援鄂医疗队进入湖北更加困难。比如，《经济观察报》报道说，来自新疆的非公医疗队，医院办了出征仪式后，因为通行手续不齐全，等了两三天才出发；先坐飞机到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然后经高速到河南信阳，再请求信阳一家医院的院长协助，派车把医疗队送到武汉边界；再由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马黎汉跟江汉区防疫指挥部协商，最后把这支医疗队接到武汉市商职医院。光是进入武汉，就花费了四五天。
相比体制内医护人员，这些来自民营医院的热情高涨的医护，更值得我尊敬。因为他们没有编制，没有领取财政工资，没有享受财政红利，他们本无义务，他们出发前并没有想过会得到什么。
武汉的马黎汉试图抓住一切机会，争取让援鄂的民营医院队员被“纳入名单”。3月2日，马黎汉去方舱医院看望医疗队员，正好碰到新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视察工作。在王忠林正要上车离开的时候，马黎汉上前拦住王，用了4分钟“汇报了工作”。王忠林听完汇报以后表示：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公立、非公立要一视同仁，你们造册上报。可惜，最后公布的名单，许多人还是没有名字，包括我那位朋友。社会办医在医疗体系中的角色，在2018年之前的定位是“公立医院补充”。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对社会办医的定位明确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从“补充”到了“重要组成”。文件里的地位提高了，但具体到个人，并不是这样。3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明确：一线医务人员以实际参加现场调查处置、患者救治等工作情况为准，不受编制、身份等限制。但是，我今天可以一定确定以及肯定地告诉大家：具体到地方上执行时，身份的限制，客观上就是存在的，而且已经存在几个月了，并未有什么松动。 前些天，因为方方转发了她的微博，猛然跳起来狂咬方方的“敲锣女”很火。但是，恐怕大家都不知道，敲锣女之所以获救，是因为媒体人张保平看到大家朋友圈转发的视频之后联系了张芾，张芾立即开辟特别通道，安排汉阳医院收治了“敲锣女”母女。而汉阳医院，正是一家民营医院。
汉阳医院（民营）1999年出生的急诊科护士王玉芳在工作中感染了病毒，病愈度过隔离期后又申请返回工作岗位
《新龙门客栈》里，周淮安和邱莫言在客栈遇到众太监，大家心知肚明又不好撕破脸皮，说：“来，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这篇文章很容易被人简单理解为呦呦鹿鸣为几千名民营医院援鄂医护索要纪念章和援鄂政策待遇。有些人甚至会认为，给他们待遇，是某些人为他们多担了一份责任，多赐下了一份荣耀与恩典。这些队员们，他们出发时，并没有考虑自己将会得到什么。在当时一切情况都不明朗，危险很不确定的时候，本来没有义务的他们，主动请缨，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这个集体。他们是这个集体令人感到温暖、坚韧和希望的一面。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个社会荣耀，而不是他们被给予了荣耀。他们的灵魂与行动都是自由的，而自由并不必然需要任何装饰与表彰。《新龙门客栈》里，邱莫言是唯一一个纯粹为了救人而救人的人（周淮安为了报恩、贺兰山草寇为了钱财），她终于是牺牲了。因为，在那个没名没姓的年代，侠义过于高贵，注定湮没在“这无情无义的沙漠”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是中国侠客的境界。急时小甜甜，缓时牛夫人；数千逆行不造册，许是狗眼看人低。这是某些官僚造册者的格局。2020了，“你什么身份”还是套在无数人身上的枷锁，这其中的那份悲哀和侮辱，不是被枷锁者的，而是枷锁者的。须知，把他们丢弃在名单和政策待遇之外，是制定和执行这个名单的人自我弃绝于文明与光荣之外；须知，把他们放入名单和政策待遇之内，是某些地方某些人对自身信用和良心的挽救。干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