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现场｜新年第一课：这节传播学“概论”不那么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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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期｜主播：杨一

2021年的第一集《去现场》迎来了这档播客开播以来的第一位出自学界的嘉宾。这期我们来聊一聊传播学。几乎对所有学会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人来说，“传播学概论”都是一门必修课，很多人乐在其中，但确实有不少人会觉得“苦不堪言”。相比与新闻业务紧密相关的课目，传播学显得过于理论化，那么传播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传播学与新闻实务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知道《去现场》有不少听众是在读研究生或者准备考研的学生，这次和黄磊聊天，我也尝试弄清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对新闻与传播充满热情的人该如何决定自己是否该进一步深造，TA与自己所爱的事业之间有多少种发生联系的可能。黄磊的个人经历是与学术研究紧密相关的，从读研开始到如今在大学任教，他的体会与思考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嘉宾】黄磊，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师

01 我与浸会的“不解之缘”

杨一：对于新闻传媒行业来说，学术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请黄磊来聊一聊在新闻传播“学界”的状态。实际上你基本上没怎么在媒体里工作过是吧？

黄磊：对，我在媒体实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大学的时候，有好几个学期是在广播电台做综艺节目，是十几年前的那种短信点歌或是相亲节目：把手机号从头到尾读出来，然后说有意向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算是个早期的配对节目。后来在报纸做过非常短的一段实习。去了香港以后就完全走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杨一：你最早去香港读研的时候，是已经想好了以后要走学术吗，还是先去读个硕士再说？

黄磊：当时选香港的时候没有特别清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是继续做学术还是去到业界。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读完了香港的硕士之后，其实也找过媒体的工作，在广电，还有当时的互联网行业，当时的互联网公司不叫大厂，就是一个门户网站。还有像腾讯、汇丰银行、苹果这些各种各样的公司我都面试过，然后也有零星的offer。可能是命运的选择，最后大学给我一个做研究助理的机会，一旦有了这个机会，我就直接选择了留校，没有去业界了，再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过了几年之后在香港继续读博士，还是在香港浸会大学。

所以我和浸会大学的缘分挺深的。我每次介绍自己都说我跟浸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用哪一个身份，而且现在我又在浸会大学工作了，是一个挺奇妙的事情，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视艺大楼

杨一：你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去香港读硕士？

黄磊：其实是2008年，我作为游客去香港玩，回来以后恰好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香港对内地的招生开始扩大。我当时就去留学的论坛，发现有一个港澳台留学的板块，所以了解了一些对香港的申请。当时是大三，申请了一下，大四得到offer。当时是想如果有一个读书的机会，可以比较深入地比较沉浸地体验一下这个地方，结果没想到就一直留在那了。

杨一：你当时读的专业是什么？

黄磊：我读的是传播学。其实当时有一个国际新闻硕士的offer。但是当时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我拿到offer之后就去了一个媒体实习，我曾经有一个新闻梦，但实习了之后，新闻梦可能衰减了不少。再一个就是说国际新闻专业对英文的要求很高。

这些老师对学生英文的期待其实特别高。而传播学就是一个比较学术的课程。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毕业后应该不会想在业界发展，而是要做学术研究。

杨一：你本科学的也是传播。

黄磊：是的。

杨一：那就有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很多对新闻感兴趣的人，其实会不太清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区别。因为提到新闻学，你能想象到它教的内容是怎么写报道、写采访这些技术层面的事情。而传播学概论是国内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那么传播学到底在教什么东西，以及它跟我们熟悉的这套新闻实践技能有什么关系？

黄磊：其实我觉得传播学是一个比较大的，涵盖不同传播现象的一个学科。在内地的学科分类上，它就叫新闻传播学或者新闻与传播学，就好像一想到传播学就想到大众传播，但其实大众传播是传播学里面的一个分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个传播学研究组织叫ICA国际传播学会，它下设了几十个研究的分支，而Journalism（新闻研究）或者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研究）就是它的分支而已。除此之外还有公关、广告等等非常多的分支。

根据香港浸会大学现在的学院分布，在我们传理学院下面，新闻系是一个单独的系，传播系又是另外的一个系。

新闻系的人会关注媒体现象、跟记者有关的话题、假新闻这样的题目；而传播系其实更多关注的是健康传播、广告效果这些话题。这两个方面分得其实比较开。

你说的技能方面的培养，更多来自新闻系。新闻系会对它的学生有一个期待，就是毕业之后要进入传媒工作；而传播系的学生毕业，如果不在学界，那么更多进入的是广告公关，甚至还有的干脆跨界了，所以传播学是一个挺宽泛的概念。

02 传播学或许不是一个学科

杨一：那么传播学到底在研究什么？

黄磊：其实给它下一个定义特别难，教科书也好，学界也好，可能会有几百个对传播学的定义。

我觉得谈论具体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对研究的东西是有一个具象的感受的。传播学的关注点太多了，有的人会关注新闻的传播效果；有的人会关注组织传播，会研究一个人作为一个公司员工是如何在公司里沟通的。但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整体的学科会比较困难。当说到一个学科的时候，由谁来定义传播学就是一个问题，可能研究组织传播的人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的人，他们对什么是传播的定义就会有所争议。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学传播学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学的传播学概论就是“Who says what, with what effects to whom”（谁说了什么，对谁说什么有什么效果），基本上把传播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说明了，就是传者、受者、传播的具体内容以及它的效果。

传播学就是一个大杂烩，很多人觉得传播学不是一个学科，它可以借用不同学科的角度，面对一个现象，你可以用文化角度分析，可以从心理学、批判角度、政治角度分析它。

所以其实我更愿意说你要想了解传播学是什么，你就可以去看传播学研究的具体题目是什么，你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它到底是一个研究什么的学科。

杨一：还有一个问题，传播学研究是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

黄磊：我们上课的时候，不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都会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基础理论，一门是研究方法。

杨一：它真的就是在做学术研究。

黄磊：对，如果你要做一个传播学研究者的话，你当然要从理论角度掌握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理论。作为一个传播学的学生，你更应该知道比如说议程设置理论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因为议程设置最开始关注的还是非常传统的媒体环境，而现在人们接触信息和获取媒介信息的途径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新闻教育或者新闻传播教育，有的时候稍微滞后了一点。

杨一：那现在传播学教学有没有什么演进和变化，或者说你在跟你的学生讲传播学的时候，还会讲比较经典的、传统的一套东西，还是说有一些新的内容？

黄磊：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刚才提到的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使用与满足，更多的是在大众传播情境下发明出来的或者创造出来的理论。而当我问到组织传播、健康传播有什么理论吗？很多人都不知道。

曾经有一次ICA国际传播学会的前主席来浸会大学访学，让学生说一下最熟悉的传播理论。结果都是议程设置、涵化这类理论。

他就说为什么没有人提到关系的辩证法？为什么没有传播建构的组织？为什么没有可供性这样的概念？其实这些概念现在在传播学界有挺多讨论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新媒体的环境下面，这些概念更适合去解释一些现象。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强化人际传播的部分，其实人际传播的应用性比较强，在国外也有很多的研究，比如去研究离婚或是准备离婚的两个人，他们的话语是怎样的，或者什么样的话语能有一个治疗的效果。

再比如说职场的员工，他如何在组织当中发出声音，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在现在的新媒体、社交媒体的环境下，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更多的机会？

这些特别具体的、非大众传播环境下面的传播现象的研究，我觉得没有得到特别的关注。我是觉得视野可以放宽一点，在传播研究上可以关注一下人际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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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职场中的微信“悖论”

杨一：你最早做的一个你认为比较正式的一个研究是什么题目？

黄磊：我做的是微博下面的自我呈现，其实这个选题现在看来也是非常老的，但是我将它和自恋倾向联系在一起：是否更自恋的人，在微博上积极地自我呈现会让他得到更多的满意感。那是2011年做的研究，但是我现在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用的就是使用与满足理论，刚才还大批特批说不要用。

但是如果说一个非常正儿八经的研究，我其实在读博士之后才开始正式地做一些研究。读博士的时候会关注在组织当中企业的领导或员工是如何进行表达的；他们在新媒体、社交环境下的表达是怎样的；在职场的环境下，微信是如何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职场沟通。

我关注的这个叫做悖论，我们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它反倒去毁了另外一个事情。比如说我去采访这些在职场当中工作的人，他们都会告诉我，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工具，在职场上对于员工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起到一个积极作用，你可能会更了解你的同事。

杨一：甚至包括沟通的方式也会更多元一点。

黄磊：但是恰好是这样一种社交属性，毁灭了职场交往当中的一种正式感，尤其是牵扯到跟合同有关的东西，两个人在谈合同就不能说说笑笑，而要严肃地去讨论一个问题。很多人不胜其烦，他觉得在微信上用比较社交的方式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谈事情，只是说说笑笑发表情包。

在这种沟通的环境下，用很多表情包，他们会觉得我们把事情说清楚，把该走的流程和沟通讲清楚，没必要加太多的社交情绪在里面。

杨一：你是如何找到这个题目的，你怎么会想去研究这个事情？

黄磊：就是从生活当中出发，观察自己的周围的生活，我身边的朋友给我提供了特别多的素材。

再一个是学界也有这样的关注，在组织传播的研究领域，它们会特别关注职场与技术的使用，但他们的关注点更多是企业社交媒体（类似钉钉的工具）。其实国外近十年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而内地的研究上还特别少，更多只是在描述现象，而没有一个理论建构。这也是我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杨一：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分享他们在使用微信时遇到的困难，这些是在选题上给了你启发，还是他们也算是你搜集素材的渠道。

黄磊：如果从研究方法上讲，我做的更多是访谈，但这个访谈又和媒体记者的访谈不一样。我已经有一个看待事情的视角了，然后带着这个视角去访谈。比如微信在职场使用中的悖论。然后我带着这个东西去看我的访谈数据有多少能够呈现出来，或者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悖论出现。

再回归到中国社会，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使得我们这么容易去接受微信作为我们职场沟通的工具。因为我有一年到美国访学，向我美国的同事介绍中国微信的现象，他们非常吃惊，他们很难想象与同事在Facebook Messenger上面聊工作。他们之间的沟通包括约一个派对都是用Email的，甚至我到美国很久之后，在几个月之后，他才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

而回来看中国移动媒介的使用，以前我们刚认识一个人就会先留一个电话号码，其实我们对移动传播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

后来到了微信的环境，这样一种传播的习惯还是存在的，我们觉得加一个微信很正常，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个事情。

再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公和私其实分得不是特别清楚，有的领导会把完全不认识的人拉到一个微信群里，说你们俩聊，现在有一个什么项目，你们商量一下。

职场新人也是一样的，对于新人而言，他是在某一种微信的使用习惯中增加了职场的情景，有些人告诉我他特别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一进公司，就有很多陌生的同事要加微信。而且也不想让同事看到自己之前发的朋友圈的东西。

杨一：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会有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其实是隔断的，我们大学时候用的社交网络已经被淘汰了。

黄磊：如果一个职场新人在朋友圈保存了很多之前的个人生活，新到了职场之后，浅层社交的同事看看你的朋友圈就能大概形成一个印象。

我觉得这个东西恰好是对一个人的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你不知道朋友圈里面哪一条内容就被截图或者被误解了。这个其实是网络传播里的一个新理论叫情境的坍塌或者语境的坍塌。

杨一：就相当于日记被公开晒在一个空间里。

黄磊：现在学界认为，可视性（Visibility），是社交媒体的一个根源性的特点，能以此来描述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各种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让很多原来不可见的或不容易见到的东西，现在变得可见度很高。

杨一：现在慢慢地人们之间的社交规则已经逐渐形成，社交媒体的用户也慢慢地适应，人们会发现网络上很多地方其实是在公开表演，一个看上去是私密性的空间，但其实意味着人需要表演的时间变得更多了，舞台也更大了。

黄磊：我觉得表演意识的产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表演，比如我这个学期上课，我就有一种感觉，拍照的人是很多的，拍完照发朋友圈的人也是很多的。我本来以为他们拍PPT是学习目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是在表演。

杨一：今天我上课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博学了。

黄磊：或者是表达“我看到了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再比如说一些学生学了代码或者特别复杂的技术性的东西之后，会拍下来说今天头发又掉了不少。

杨一：这就跟你最早的表演性研究有点关系了。

黄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表演性，它的问题就在于实质性的东西会变少。在课上拍照发朋友圈更多带来的是一种自我身份的满足，而不是学习的满足感。

杨一：所以说，大家基于微信的普遍使用，尤其是微信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最后所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跟传播方式的变化，这就是你做传播学研究的东西吗。

黄磊：我是感兴趣这样的题目，然后再回归到去理解社交媒体的本质是怎样的。学术的词叫Affordance（可供性），指的是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怎样的行动的可能性。

其实线上约会就是这样的，两个人陌生人认识了之后，如果加了Instagram或者Facebook或者微信，就能由此推测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怕有时候跟真实情况是有出入的。

杨一：但是说实话，记者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要在蛛丝马迹里面去找到要采访的这个人的信息，去了解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一个人过早地有了表演性人格之后，他在公共领域当中“真”的东西就变少了。

黄磊：对，所以说我们要意识到它是这样的，但我们可以不参与进去。

杨一：当时这个微信的研究，你一共花了多少时间，让它从选题变成了一篇论文？

黄磊：两年左右，从一个选题开始到去设计采访提纲，要去读文献去了解现在的学者对职场中的技术使用研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观点，再回归到我的情境，去看看有没有可以多做一点的东西。

就是当很多的研究都是关注一个职场上的社交工具，我现在关注的是一个公共的社交工具，它又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特点，我可能是要探究这个问题更多一点。先从身边的朋友开始，然后让他们可能也推荐更多合适的参与者。

杨一：这个研究的典型性是什么处理的？

黄磊：其实我当时划定的就是叫“一线城市的知识工作者”，叫knowledge worker，我们说的坐在办公室的这些。或者我们叫做每天要和这些符号打交道的创造内容的打交道的人，像公关或者广告从业者，因为这些人很多时候需要使用微信与客户保持联系。

杨一：客户会通过朋友圈来窥探这些人。

黄磊：对，那个时候已经有表演了，比如说他们晚上会在办公室拍一张灯火通明的照片，说为了客户加班到很晚。

所以我就希望从他们先开始来了解，他们的故事特别多，他们的反思也很多。但在做质化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在采访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故事会开始重复，刚开始重复的时候就是一个挺好的停止采访的点了，我们叫理论上已经有点饱和了。

杨一：这个重复，是事实层面的重复，还是他对这些现象在感知上的重复？

黄磊：其实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他们的故事背后的规律开始重复。这些规律可能因为他们情景不同所以表达不同，但大方向是一样的。然后论文大概写了一两个月。

杨一：我这期想聊传播学的很大原因是我也感觉到，人文社会科学当中的很多研究过程确实跟记者做采访非常像，记者也会用很多类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做自己的报道。

说回这篇论文，你当时希望它最后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吗，还是说它最后会自动生成一个结论？

黄磊：我觉得学术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要和文献有特别多的勾连，比如我写这个论文的时候更多的讨论就是在职场当中使用社交媒体优缺点是怎样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看看能不能合在一起，说当我们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什么事情被削弱了，这就是悖论的一个原始的定义。

我试图用这个理论视角来去回答微信，或者说社交媒体从更宽泛、广泛的意义上，社交媒体对职场的沟通，或者说职场的人际关系带来一个什么变化。我后来也做了其他的研究，希望能够去回答这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大问题在具体的研究上，就需要聚焦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觉得我最终更多是要用一个理论视角去理解某一个现象。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要从文化的角度、从传播的习惯等角度来回答，有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现在的选择。

04 学术研究不一定会解决问题

黄磊：质化研究其实有特别多采访，比如说会关注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或者是城中村的研究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

质化研究可以表达某一种人文关怀，就是表达某一种关注，而这种关注可能跟当前的热门话题关系不大，因为学术研究可以花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关注一个题目，像做纪录片一样，但是呈现出的东西可能就会更厚一些。

杨一：最理想的状态是它既有理论上的贡献，同时也有实践上的贡献。但有时候它不能两全其美，而且有可能实践的贡献是被抛掉的话，那么一个学术研究的价值在哪里？或者是你们希望怎么样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

黄磊：其实很多时候说学术研究要生产知识，如果是传播学角度就是关于传播现象的理解，去理解某个现象背后的本质。当我们理解到微信在职场中的使用出现了悖论之后，学术研究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改变的开始，只不过学术研究的人不太会关注解决方法。

杨一：只是抛出一个问题。

黄磊：或者说叫问题化，或者是问题意识，你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去看待这个现象。

当然有的学术研究是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很多组织研究或者职场研究的人，是作为一个顾问的身份进入这个公司的。这种论文会对公司有特别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它理解当前在职场中的沟通有什么问题，并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学术研究或者说学者的一个雇员身份，是比较有意思的。大学的教授、科研人员都是大学的雇员，我们也有KPI，我们的KPI就是发表论文。每个人在学界工作的人，当他是被一个大学雇佣之后，他肯定是要想自己的表现是如何被衡量的。我们有的时候把学者想得太神圣了，但这也是一份工作。

就像记者他也是某家媒体的雇员，他也要有很多非新闻的因素。

杨一：有非常现实的考虑的。

黄磊：我是一个青年教师，其实学校在全球大学竞争的环境下，学校对青年教师的期待就是发表更多的论文，发表的论文越多，就越可能保住现在的工作。

有的学校有发表好论文的奖励机制，但它可能也营造了一种特别不好的氛围。所以说做学术研究的人，他在之前接受学术训练的时候被告诉说要创造知识，但在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却被要求说要发表论文才能保证工作，这个心态会影响自己。如果你现在做的研究是希望能解决某一个实践问题，这个时候你的成果不一定能发表在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学术期刊上。因此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学者不会太关注实践，或者说学者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会给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05 做学术是一种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杨一：其实很多人在选择自己要不要读博的时候，都会听过一种说法是，读博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包含着所有人类知识的圆形上做一个尖的突破。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黄磊：我觉得还是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对人类的贡献，学术训练的第一课就告诉你做学术研究要贡献知识。就像刚刚的描述，学术研究就是在圆形的边缘突破了一点点。

读博士的目的其实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做到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做，从两方面来训练你。

第一个层面是回到知识背景，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梳理这门学科的学术知识到了哪里。然后告诉你学术研究的方法，如何做量化研究，做问卷、做实验；如何做质化研究，民族志、做访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认识和理解世界。记者也是在认识和理解世界，但是学术界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可能更“科学”，我这要打上一个引号。

杨一：显得更科学了。

黄磊：我们至少是以这个方向在努力。

所谓的更科学就是要克服我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某一些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过度相信权威、过度迷信；我们的观察是有限的，研究方法的信度和效度是比较低的。

做问卷的时候可能会关注数字，但说到数字的时候，我们又会忽视掉数字背后丰富的因素，因此我们还需要访谈这样的质化研究方法去了解更多的背后的故事。各种方法都有局限，其实这也是读博士时候的一个重要训练——方法论。

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实的层面，很多人觉得读完硕士之后不想工作，就选择了读博士，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个博士学位是一个荣誉。但其实读博士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要一辈子在大学里工作，做科研、做教学，你用这4~5年的时间，培养技能，把身份塑造成学者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目的是什么、你的工具什么、如何在学界社交。其实你参加的学术会议也很重要，你可以在学术会议里跟别人聊一聊你的研究想法，可能认识一个潜在的合作者，甚至会得到很多工作机会。

杨一：学者还要在博士期间知道这个圈子的规则。

黄磊：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这个规则除了社交的规则之外，还有发表论文的规则，其实论文发表里面有特别多细节的东西。

我曾经参加一个美国的传播学会的训练营，他第一天就告诉我说，从今天开始请你不要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学生。学生的意思就是万事都要问老师的意见，可读到博士阶段，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主的。你要把博士阶段当作一个职业的开始。

杨一：你刚说的社交我特别有感受，那个其实类似于路径的扁平化，媒体圈很多人都喜欢呆在北京，你可能会很容易在线下的活动里见到你想见到的人。我最早认识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微博，我当时作为一个媒体圈的新人，我虽然人在上海，但微博帮助我打破了很多的“墙”，也打破了阶级上的差距，我可以跟很多人建立一个直接的互动。

黄磊：所以我觉得参加学术会议是读博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但很多人不愿意去开会，他可能的理解就是发了论文就可以结束了。

杨一：我甚至会觉得很多人选择走学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比较避世。

黄磊：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如果在学术研究方面有非常多的成果，其实一样可以在学界生存得非常好。

杨一：相比较做别的职业来说，选择做学术的人内向的可能性还会更高一点。

黄磊：对，其实如果能有很多学术上的贡献，确实不需要特别社交。不过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认识更多的人可能确实会让你的工作更容易一点，也许这是一个资源上的获得。而且学界是一个全球的网络，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不太分国界的。

06 先决定做学术，再决定读博士

杨一：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实际的问题，一个人到底要如何选择去不去读博，要先想清楚要走学术的路再决定读不读博吗？

黄磊：我觉得要先想清楚要不要走学术的路比较好，其实如果你确定要走学术的路，读博士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杨一：而且目的很清楚，事半功倍，对吧？想清楚了之后，博士的这四五年你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而不是在四五年当中还要去纠结，其实还会浪费了很多时间。

黄磊：其实读硕士就有点像是尝一口学术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可能读完硕士之后就能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选择，这个时候就退出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读传播学或者是心理学这样研究人的科目的话，其实毕业之后不一定要留在学校的，毕业之后可以去公司，比如说互联网公司现在特别愿意招这种做用户研究的人。

但是我觉得读博士之前你也要想到这是一个4~5年的时间上的投资，对很多人而言也是一个金钱上的投资，家庭要支持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想好这份投资是否可以给你带来你想要的回报。所以我觉得读博士之前，如果有一点研究的可能，比如做研究助理或者跟老师做一个项目，你先目睹一下写论文、发论文的过程是不是你喜欢的，然后你要考虑到你或许一辈子都要循环这个过程。

另外如果你进入到了这个工作，我们愿意用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你的发表好像是一个管道，我们经常说你在管道里有多少篇文章，很多人会说有两篇在审着，有两篇在写着，有两篇在构思选题。你手上至少要有六篇这样的文章，不然就会断档了。

我们有一个老师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一旦有一篇文章从你这个管道上被输送出去了之后，发表了之后，你只能高兴一秒。因为你下一秒就会想没有文章了，明年的发表怎么办？因为论文的发表周期是特别长的，所以即使你能忍耐学术研究的过程，你也能享受发表论文的成就感，但这个成就感不是非常及时的，你愿不愿意享受这个延时的满足。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是你愿不愿意教学，很多学者会忽略教学的事情。

杨一：对，因为其实在大学里“研”跟“教”是分开的。

黄磊：做研究的人应该有教学的能力，很多好的大学也会希望那些做研究做得好的教授去教学，因为研究做得好，他才能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但是很多学校它是不太重视教学方面的人选的。很多人在大学在博士毕业之后，他找到第一份工作，更多的还是教学的工作。

因此你要和同事打交道，你每天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学生，然后你要写文章，你知道其中的规则，做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可能要教别人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博士阶段的教育真的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关注怎么写好文章，不太关注职业性的部分。

所以说回道我进入训练营第一天听到的话——“不要再认为你是个学生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到现在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你不要再认为你是个学生了，我们的讨论可以没有正确答案了，你可以认为你是对的，你学到现在其实很多问题都还是在争论的阶段了。

你要把我们彼此当成同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我不是权威，我们要共同完成一个事情。

杨一：我觉得这也是个没有特殊性的事情，很多学生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学校生活之后，到了职场里他还是会把他的上司当作一个大家长或者是老师，他完全习惯了你布置作业我来完成那套，而没有任何的创造性。

黄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许就是我们看到的学生与导师之间悲剧的一个源头之一，我们总会对权威有一种惧怕情绪，觉得他掌握了我们的命运。但其实你自己要搞清楚你要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把“我要什么”放在次要位置上，然后做的事情都是他要的东西。所以我之前说博士是一种投资，这个时间要花在你自己身上。

07 十年前学这门课，十年后教这门课

杨一：最后你要给你的课什么打个广告吗？

黄磊：我们这个项目是一年制的，我现在说工作主要的教的项目是一年制的授课型硕士。

杨一：你现在教的这个项目就是你当年学的项目。

黄磊：对啊，所以说我真的觉得挺神奇的，我十年前是学生，然后我现在在上课。

浸会大学在香港的校区里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有Master of Arts in Communication, Maste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现在还有一个Master of science in AI and Digital Media，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大的趋势下，这个还是挺前沿的项目了。

浸会大学在珠海有一个国际联合学院叫北师大浸会，今年开了硕士生的项目，也是Communication，它下面有几个方向可以选，传播学、媒介管理、人工智能与数码媒体，还有制片管理。其实跟香港校区的项目比较像。

最后还有一个深圳班，这个主要是Part-Time两年制的。

参考链接

https://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7782/2633

http://www.hkbu.edu.hk/eng/mai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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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设计：五颜六色的大亮哥 

编辑制作：CC｜片头设计：陆佳杰

节目运营：得闻｜制作总监：王若弛

文稿编辑、排版：李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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