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说教到知识传递：400年前徐光启的“劝农”创新
传统农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
——以徐光启《告乡里文》为例
康熙《御制耕织图》
清 焦秉贞
摘要
中国古代的学者是如何获取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服务于大众？传统文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而他们又是如何突破传统以获得新知？不同背景的知识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在知识由精英向民众的扩散过程中，大众对于学者官员又有何种反应？一则新发现的徐光启佚文《告乡里文》（1610），可以为知识在传统中国的建构、传播及运用提供一个研究的样本。
1607年八月，徐光启因父亲病逝，离开北京，回籍松江老家守制，第二年便赶上江南号称二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徐迅速地投入到救灾中来，他提出并采取了一些抗洪救灾恢复生产的措施。发表《告乡里文》便是其中之一。[1]
众所周知，水稻是中国南方的主粮作物。恢复农业生产当务之急是要从水稻下手。自宋代(960-1279)以后，移栽已成为主要的栽培方式。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育秧之后，便要将秧移植到大田中，如果在移栽过后不幸遇到水灾，便要设法使大田重新长出稻来。《告乡里文》便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展开。重新找来种子播种下秧，时间来不及，勉强播种，产量也低。买苗补种，又涉及到买卖双方的利益，且有一个如何减少卖方损失，提高买方所买秧苗成活率的问题。还有无力购买秧苗的农户怎么办？对此《告乡里文》都一一做了回答。
移栽
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育秧之后，再将秧移植到大田中 | 图：张小树
除了文本所含内容之外，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如徐光启何以要采用《告乡里文》这种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它有什么历史渊源？作者与乡里是什么关系？它和官民关系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的社会关系有何不同？这种不同又会对知识的传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徐光启的这些知识又是如何得来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与阐释，不仅有助于理解《告乡里文》的真正意义，也可据此对传统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多元互动做进一步的探讨，为知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生、传播和运用提供一个案例。
一
从《劝农文》到《告乡里文》
任何新知识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应对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形成了一些传统，劝农便是其中之一。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地方官员，都肩负有劝农的使命。皇帝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都要举行籍田大礼。地方官员也有相应之举。
特别是宋代以后，州县官员在每年的二月或八月稻、麦将种之时（一般是在农历的二月十五日，也有在八月十五日加办）都要下乡劝农。[2]劝农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发布劝农文。先由地方官向父老宣读，再在各处张贴。朝廷每次举行藉田大礼，或有颁布其它与农事相关的诏文，也要印发各地张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府向民众传递信息的主要形式。
籍田图
元 王桢 《农书》
劝农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之一[3]，徐光启称之为“农政”，他的农书便以此命名，称为《农政全书》。在这种文化的内在强制之下，许多官员不管是在职还是离职，都以劝农为己任。古有九扈，乃劝农之官。徐光启自号玄扈，寓重农之意。作《告乡里文》时，他的身份并不是松江府的地方官员，但他并没有忘怀劝农的使命。作为朝廷命官和地方精英（乡贤），他有义务，也有责任在抗洪救灾恢复生产中发挥作用。发布《告乡里文》便是他发挥作用的方式之一。
《农政全书》
明 徐光启
《告乡里文》和先前由地方官所发布的《劝农文》虽然都采取文告的形式，但文告的内容却大相径庭。先前的《劝农文》重在对劳动者进行政治和道德劝说，以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技术性问题，则不在讨论之列。南宋吴泳（约公元1224年前后在世）的《劝农文》最为典型。
“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惟孝悌与力田同科，亷逊与农桑同条，太守惧尔未必能家孝亷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尔其修乃身，顺乃亲，睦乃邻，逊乃畔，既种既戒，自此月中气至八月寒露，谷艾而草衰，西畴毕事，则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以报丰年，岂不为汝农夫之庆，敬之哉，勿懈。”[4]
相比之下，《告乡里文》要务实得多。它详细地指导农民如何在水灾过后，有效生产期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抢种、补栽、保苗，以及如何利用技术和经济手段解决种苗来源，和移栽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等。文中提到了“寻种下秧”、“买苗补栽”和“车水保苗”三种应对水灾过后恢复水稻生产，并对每种办法适用的情况和效果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全文的重点是放在“买苗补栽”上面，对买苗补栽涉及到经济和技术的双重问题，《告乡里文》都一一提出了解决办法，如遭卖家拒绝买家怎么办？卖家卖后田中苗少之后又怎么办？买家在买到苗后，如果禾苗太长又该如何办？没有钱买苗又该怎么办？水利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又该怎么办？等。这样切实的内容是以前《劝农文》中所没有的。
但这并不是说，《劝农文》对《告乡里文》没有影响，相反后者正是借用了前者传播方式，并受到重农劝农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如果说，历史上的《劝农文》是政治法律制度之下官员们的规定动作，通过组织的形式发挥作用，那么，徐光启的《告乡里文》则是政治文化之下的自选动作，通过个人的方式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告乡里文》是重农劝农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之下，徐光启和1608年至1610江南水灾这种特殊背景相结合的产物。
二
从官民关系到乡里乡亲
《劝农文》所诉求对象往往是作者管辖下的百姓。作者与受众关系是官民关系，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吴泳，潼川（今四川省三台县）人，曾在宁国府等处任职，对于其发布劝农文的宁国等地的百姓而言，吴泳与他们之间并非乡里乡亲，而只是代表朝廷来管理一方百姓。在传统社会里，如何处理劝农过程中的官民关系是一个紧要的问题，它事关劝农的效果，政令的畅通，乃至社会的基本运作。
从10世纪以来的实践来看，劝农过程中的官民关系显然没有处理好。地方官把劝农看作是例行公事，并不是要真正解决农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农民成了看客，但他们对这种劳民伤财贻误农时的活动不感兴趣，对有些官员以劝农之名，行游玩之实，并借机宴集宾客，鱼肉乡民，更是反感。至于《劝农文》的内容对农民也没有吸引力，由于农民大多不识字，自然无以卒读。复由于官员多非本地人，宣读起劝农文来，也都打着“官腔”，这对百姓来说，缺少亲切，听起来也兴致索然，甚至充耳不闻。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时人便有诗曰：“是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5]。
有名无实的劝农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因扰民取到负面效果，因而受到多方的批评。[6]有人建议略去劝农活动中的“繁文末节”，“以免亲诣烦扰之害”。朝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地方官员在劝农活动中出现不正之风。宋高宗赵构要求禁止各地官员下乡劝农期间置办酒席，请客送礼[7]。但这个禁令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到了南宋末年仍然看到这样的规定，“诸守令出郊劝农（每岁用二月十五日）。不得因而游玩及多带公吏，辄用妓乐宴会宾客。”[8]只是到了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废除了官员亲自下乡劝农的制度，改为发布书面文告。[9]
坦山岩劝农记 碑拓片
南宋 高2.5米、宽1.73米、厚0.54米，号称“中国农耕第一碑”
为什么一个好的制度，却得到了一个坏的结果？何以农民对劝农文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当事者在反思其中的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劝农文》所用的语言文字难懂。的确传统社会中，农民大多目不识丁，官员在《劝农文》中强调自己只是“识字一耕夫”，也说明耕夫是不识字的，他们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经验积累，父子兄弟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传，甚至没有“文字下乡”之必要。[10]
《劝农文》在农民的眼里只见“行行蛇蚓字相续”，根本无法读懂[11]，加上有的官员在写劝农文时喜欢“古语杂奇字”，以炫耀自己的知识和文采，更让“田夫莫能读”[12]。以前面提到的吴泳《劝农文》为例，他所提到的农作物品种、农具、水稻种植技术、治蝗技术和家畜防病技术等，对于农民来说的确是“耳闻目熟”，但他在《劝农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则断不是他所管辖下的宁国府的一般农民所能知晓的。如所谓“禾之谱”，当指的是北宋曾安止所著水稻品种专著《禾谱》；“踏犁之式”，指的是北宋淳化五年，宋、亳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运以人力，即分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给民；景德二年，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13]“星子知县种桑法”则指的是南宋朱熹任职南康军时，其管辖下的星子县（今属江西）县令王文林所著《种桑法》。至于“孝悌与力田同科”则用的是汉唐时期的典故。汉唐时都曾设立孝弟、力田等科，用以奖励在农业生产和孝敬老人等方面卓有成绩的人物。
踏犁
广西巴马地区的农耕工具 | 图源：红动中国
这些典故对于农民来说，是难以知晓的。他们出现在劝农文中只会拉大与农民的距离，无助于农民对劝农文的理解。有些官员也认识到这点，并为此做过努力，在行文上尽量少用冷僻生字[14]，在内容上也尽量通俗易懂，在语言上要“以里巷通晓之言”[15]，力求“浅易”[16]，拒绝“艰深”[17]。
也有官员从更深层次去找原因，认为官员自己对农业缺乏了解[18]，劝农文“空话连篇”，没有真情实感，不能打动百姓[19]，才是《劝农文》遭到冷遇的原因。为此有的官员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进行劝农。他们对农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施之以威”，方法就是讲述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试图拉近与百姓的关系，以提高农民对自己的信任度。
也有的地方官员身体力行研究农业，写作农书，成为农学家，如吴泳《劝农文》中所提到的“星子知县种桑法”，便是适应劝农的需要而出现的。除《种桑法》之外，星子知县王文林还有《种田法》，“尤为详细”，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间也曾一再加以推广。[20]南宋以后的劝农文一改此前空洞说教的官样文风，而加入了一些技术内容，成为中国农学的传统之一。元代王祯、鲁明善，明代的袁黄、邝璠等都是出于劝农的目的，研究农业，成为农学家的。只是他们所写的劝农文和农书，有多少会被农民所接受，则还受到社会结构、官僚制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官民二重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因为官僚制度而强化。中国历来有“异地为官”或“地域回避”的传统，主要官员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但作为一个外乡人，《劝农文》作者与其所诉求的对象是对立的，一方面官员对其所管辖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没有感情，也不懂当地的语言，一口“官腔”，与百姓难以沟通，尽管官员们试图树立亲民形象，甚至说：“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21]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更有甚者，压根没有为民服务的思想，而专心于鱼肉乡民，正如吴澄在为陈襄《州县提纲》所作序中指出：
“（州县之官）近年多不择人，或贪黩，或残酷，或愚暗，或庸懦，徃徃惟利己是图，岂有一毫利民之心哉？”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得到地方百姓的拥护。劝农和《劝农文》不受农民的欢迎，便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官僚制度有关。
当然，外来官员很难获得地方百姓的信任和配合，这当然不能全赖在官员身上，农民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中国农民向来有无政府主义倾向[22]，他们认为农业“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23]没有外人介入的必要。官员下乡劝农只会让农民觉得官府只是在劝农日当天想到农民，其他的时候便把农民忘了。农民的想法和官员的想法是不同的。农民关心的是政府减轻他们的负担，不要催租太急。[24]因此，他们对于各级官员的劝农活动总是消极应对。
劝农图
清 王云 1729年作 手卷 设色绢本
相比之下，徐光启遇到的阻力可能要小一些。这也是在明代以后《劝农文》已比较少见，而有《告乡里文》的原因。[25]发表《告乡里文》时徐光启不是地方官，他并不直接地向农民催租逼粮，相反作为地方走出去的官员他对当地农民的负担深有感触。地处东南的松江本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但当地百姓并没有因此过上富裕的日子。这也是徐光启立志为乡民探索致富之道的初衷，他说：“余生财赋之乡，感慨人穷。且少小游学，经行万里，随事咨访，颇有本末。”[26]
几年前的1603年，他就曾拟订《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送上海县官刘一爌参考。显示出他对家乡建设的关心。他试图在北方开发农田水利，以从根本上解决南粮北调引起的东南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面对1608年的特大水灾，在家丁忧的徐光启发挥乡贤的作用。一方面“建议留税金五万赈苏、松、常镇。发仪真盐课及税金各十五万赈杭、嘉、湖。”[27]一方面设法生产自救，他利用自家田园引种甘薯、芜菁等救荒作物，发布《告乡里文》也是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的水稻生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桑梓。
乡土情怀拉近了作者与乡里的距离。徐光启在43岁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家乡渡过，以授徒为业。1604年，43岁那年，徐中进士，成为乡里的骄傲。虽然此后三四年，徐离开了家乡，在朝廷的翰林馆进修，1607年被署为翰林院检讨，但不久便因其父亲的过世又回到了家乡。乡里对他的身世背景了如指掌，所以《告乡里文》中他不要像某此《劝农文》的作者一样更多的去强调自己的身世和背景，他只是以乡贤的身份来跟乡亲谈心，在中国这种老乡关系远胜过官民关系，乡贤的训话更易为乡民所接受。徐在行文中也将诉求对象称为“凡我农人”。这正是乡土社会的本色。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成员从熟悉得到信任。[28]在乡土社会里，乡贤的《告乡里文》比官员的《劝农文》更有号召力。
没有资料反映乡里对《告乡里文》的反响。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地方的重视。与《劝农文》多出自作者的个人文集不同，那大多是作者的亲友和学生有意保留下来的，而徐的文章似乎不见于个人文集，却保留在崇祯《松江府志》中，当时徐光启尚在世。这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该文的唯一出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里对于作者徐本人的重视。志中称徐光启为“徐宗伯玄扈”，也显然较正式场合下称为“徐光启”要亲切。一些间接的资料表明，《告乡里文》中所提到的方法的确在后来的日子里得到采用。《告乡里文》发布之后的约二、三十年，松江近邻的嘉湖地区就有采用“车水保苗”的做法。[29]于此也可间接地证明乡里对于徐的认同。即车水保苗技术由徐总结之后，为乡邻所采纳，再传播到附近的嘉兴、湖州等地。
车水
1957年，张祖道跟随费孝通先生访问江村，在开弓弦踩龙骨水车 | 摄影：张祖道
车水
1957年5月，妇女踩踏龙骨水车，将稻田多余的水排到河里。秧苗移栽到天利以后，灌水和排水成为田间管理最重要和最辛苦的工作。如果有一部车灌溉，每亩地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 摄影：张祖道
To be continue
参考文献 ：
[1] 曾雄生：《告乡里文：一则新发现的徐光启遗文及其解读》，《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2页。[2] 《田家五行》载：（二月十五日为劝农日），“有司官守属文散管内各乡社，躬率父老会于东郊，勉励以时兴工，谓之劝农。”[3] Gabriel Almond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4]《鹤林集》卷三十九《宁国府劝农文》。[5]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长沙劝农》。[6] 宋末元初人刘埙（1240—1319）有诗描绘变了味的劝农：“山花笑人人似醉，劝农文似天花坠。农今一杯回劝官，吏腊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休休，劝农文在墙壁头。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毕。”（刘埙《隐居通议》卷八《花雨劝农日》）元代中期曾经担任过县令的张养浩说：“常见世之劝农者，先期以告，鸠酒食，候郊原，将迎奔走，络绎无宁，盖数日骚然也，至则胥吏童卒杂然而生威，赂遗征取，下及鸡豚。名为劝之，其实扰之，名为优之，其实劳之。”（张养浩：《三事忠告》卷一《牧民忠告上》）同样担任过县令的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口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柳子厚有言，‘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四•劝助篇》）[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有八年正月戊子条。[8]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劝农桑·职制令》。[9]《元史》卷九十三《食货一》：“是年，又以江南长吏劝课扰民，罢其亲行之制，命止移文谕之。”[10]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第8-20页。[11] [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八十二 利登《野农谣》。[12]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泉州劝农文》。[13]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14] 《南宋群贤小集》卷三百二《竹溪十一稿诗选》，《劭农》：“已分镂板随人看，闻说今年僻字稀”。[15] [宋]陈傅良：《桂阳军劝农文》。[16]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八《劝农道场山》。[17]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长沙劝农》。[18] [元]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四·劝助篇》。[19]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长沙劝农》：“只为空言难感动，须将实意写殷勤”。[20] [宋]朱熹：《晦庵集》别集卷六《申谕耕桑榜》、《辛丑劝农文》。[21]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会长沙十二县宰》。[22]如先秦民歌《击壤歌》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宋人王禹偁《畲田词》：“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天高皇帝远”一语也是宋元以后开始流行的。[23][元]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页。[24] [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八十二利登《野农谣》。[25] 据笔者以“劝农文”对《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进行粗略检索，共有130个匹配，其中北宋建隆至靖康167年2个，南宋建炎至德佑152年90个，元97年8个，明洪武至崇祯276年9个。[26] 《农政全书·种植·木部·乌臼》。[27] 《启祯野乘·徐文定传》，引自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88页。[28]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29] 明末湖州《沈氏农书》说：“盖淹后天即久晴，人得车戽，苗肯长发。”又据嘉兴桐乡张履祥的记载，崇祯庚辰年（1640）“五月初六日雨始大，勤农急种插，惰者观望，种未三之一。大雨连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行于陆。旬余稍退，田畴始复见，秧尽死，早插者复生，秋熟大少。”这次水没田畴的日子是在五月十三日，但“十二以前种者，水退无患；十三以后，则全荒矣。”因为十二日以前插的秧已经扎根，所以水退之后还能再生。（《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72、139、174页）。
作者小传
曾雄生 ：
我本农家子，1962年11月生于江西新干农村。世代业农，种稻、植棉、树橘。自幼随父母行走畎亩之间。1979年入学江西师范大学，习史学。1983年至1985年执鞭吉安白鹭洲中学。1985年至1988年入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受业游修龄氏门下，专攻农史。自1988年始迄今供职京师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农史、水稻栽培史、农业文化研究。寄居城市，心系田间，偶获闲暇，探视乡居双亲，不忘躬耕南亩。古人有言，“太守特识字一农夫耳”。我非太守，为“识字耕夫”应是无愧。平素无所好，唯读书、上网、写作而已。入道以来，二十余载，著有《中国农学史》、《中国稻作文化史》、《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农业与世界的对话》等数种，并论著章节、论文、译文及科普文章等多篇。充数者不少，满意者不多。复又创办并主持“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agri-history.net，我会不断地把我自己及同行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上网，敬请关注，期待交流。
乐与永续（Live Heritage），是一个致力于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的保育、传播与分享的社会企业。我们致力于采集、呵护、传递那些作为共生智慧的遗产，通过设计与支持长效型遗产共生策略，助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一种能够平衡生态、经济、文化及社会权益的“遗产共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