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半信半疑地问肖林，
到底有没有“白马回头”？
哪儿是“白马回头”？
2019年11月，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后，我见到了郭净老师，和他的纪录片《阿觉娃和小生命》。阿觉娃（音）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平时是牧民、僧人和农民，只是在特定时刻，成为了朝圣者。而“小生命”，在藏地大概泛指“非人类的生命”。2003年，郭老师随德钦的两位老奶奶去转山，邻居姑娘卓玛也要同去，于是他们就轮岗拍下了这些转山“日记”。这一天，又是个大太阳天。这几位叔叔奶奶，趴在坑坑洼洼的一段土路上，笨手笨脚地用树枝搭救着掉进电线杆洞里的癞蛤蟆一家子。捣鼓来捣鼓去，最后一只也终于被挑了出来！她们就势往地上一躺，笑成一团。看得我也笑得身子蜷起来，眼睛热热的，想伸手去把她们抱起来，就像在路上我们也常做的那样——在如今并不“桃源”的高原上，那些被各种工程敲打得癞蛤蟆一样的路上——那些路，常常叫嚷得肆无忌惮，穿越过曾经沉默的湿地峡谷草原，可见不可见的莽原之经脉。转山途中 （供图_郭净)
想到在那里，我第一次那么分明地走在山里。想到带我那么分明地走进山里的那位守林人，想到我欠他没走的那条羊年的转经路，想到他跟我说他给女儿的作文题目：葡萄园里的“寂静”——横断山谷里正蔓延的葡萄梯田里的农药效应。那已经是2014年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指标物种——滇金丝猴 （摄影_肖林)
是什么书呢？关于猴子、岩羊？还是雪鸡、雪豹？哪座山？哪个村子？哪条江？哪条河？脑子里立刻整个保护区上下里外跑了一大圈——可你怎么跑，哪里赶得上他的脚力呢。我想想就笑了。那就只能听他来说说了，只但愿他有时间歇一歇。也谢谢王蕾，这一回，是终于等到了。2007年的初秋，我第一次进白马。这会儿想起来，仿佛就是一直在走路。而我的采访对象——那位守林员，似乎也是这样。我似乎全然忘记了拟好的问题，他也忘记了他的“接待”任务。那天说是去冰川。就从两水相会的曲宗贡，倒溯着溪流往上走。各种各样的声响，大大小小，轻轻重重，似乎都只是在物体的外围盘旋着，忽近忽远忽近，把空气越拉越宽广。而人，却越走越小了起来，小到你确信自己正被脚下那种连绵的谷地所推送着，旋即又包裹起来。穿过层层递进的寒冷，一抬脸，面前就是冰舌了。他忽然拍拍我，指给我看，影影绰绰的，褐色的巉岩间正出没着一群高山岩羊。秋季白马雪山，主峰下的流石滩与冰川 （摄影_国慧）
白马雪山的高山岩羊 （摄影_肖林）
第一次，我见到有人是这样一种样子——那种喜欢，全不是用言语表达的，而似乎是从身体内部点燃了一个小小的炮仗，怕炸开，又赶紧捂上去，以至于发出了非常非常细微的震动。我也忍不住跟着颤抖起来，大气也不敢出，只用力注目、遥遥默数，心里燃烧着那种或许能被它们看到，并终能与它们对视的渴望，把脸都烧得火热了。
记不清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只记得终于能确认它们其实已跳过山崖去很久了。前面那位老兄也回过身来，看看我，忽然像是回过了神儿，“你还在？！”——我想他其实是说，“怎么是你？”（一个城里人！一个读书人！）又或者是，“你没事吧？”（还能走回去么？天都黑了！）我也回头看，原来此时此地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夏季白马雪山，高山杜鹃林和溪流 （摄影_国慧）
“好！”他是明显欢快多了。果然是卸下好大一块石头，我暗笑。他把三脚架一扛，我们就追着落日下山。几乎一路蹦跳着，两个“人”似乎被岩羊感染了似的。流石滩在脚下噼啪作响，暮色中溅起萤火虫般的尘雾水光。就这样，肖林就是昂翁此称，昂翁此称就是肖林，在那条我们都只顾走路的林子里。即使在林子外，我也从没见过那不是一体的两个人。我们的交流非常有限，然而有幸全都在这条让我忘记问题也放弃讲述的路上。不管你怎么称呼它——猎人的路、盗猎者的路、牧人的路、林场的路、护林员的路、科考队的路、保护区里大伙一起修的栈道，是放牧的路、采山的路，赶牛羊们回家的路，也是黑熊去偷鲁荣家蜂蜜时的路。还有这么多的可名不可名之物，一一簇拥在这路上，不，应该说，是涌现于这路上：粪便、蘑菇、花果、落叶、鸟雀、虫蚁……
白马雪山科考大本营和原始森林步道 （摄影_panda）
连这些命名，都不是固定的。守林员们的科考大本营，就是牧民们的曲宗贡，是两水交会之处，到了夏季，就恢复成牧场。在牧人的窝棚里喝酥油茶，发现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一头头乖乖地等着，叫到谁谁就施施然踱过来给挤奶。可是那位哑巴大哥怎么办呢？我仔细听他如何唤他的牦牛。原来是啊啊啊，牟牟牟～像牛声又不是牛声的音符，自有一套命名系统。牛却似乎是更欢喜于为他所叫唤的。虽然我无法替牛来回答，到底是因为这种“拟牠”的称呼让牠们更觉亲昵呢，还是因为牠们也怜爱他格外的补偿似的用心？自然保护区内的夏季牧场 （摄影_国慧）
而每次出保护区，走上隘口、接公路的地方，仿佛就是入世的路了。在这样的交错地带，一看到被砍的树桩，我总是特别留意。有时上面真的有好多“蚂蚁爷爷”——转山路上的老奶奶都喜欢这么叫着。她们细细撒着青稞面儿，伺候这些爷爷，念念有词说“蚂蚁爷爷快来喝茶”——那不正是带郭老师转山的那些老奶奶们么。爷爷认路，老奶奶也认得路。2014年，大本营的水电站修好了，照例是肖林带着兄弟们肩挑手扛建好的。曾经是兽医的提布，现在是保护区的水利工程师。那回是带成都的曾家亲友团进山。伯父伯母，恩爱比肩的退休教授，其时已77、78岁高寿，脚踩解放鞋也能徒步原始森林，再探访小水电。肖林见惯了白发碧眼来探险露营的“洋专家”，对这样斯斯文文亦能上山入林的“老书生”也着实敬重，常鼓励说：呵，你们是来破纪录的么？ 保护区的兄弟们在做科考导讲 （摄影_panda)
每次进山，都深深感激保护区兄弟们的照顾。可能没有人比肖林更理解，在那片林子里，所谓“责任”的意义了。但他永远都是那种天塌下来有他扛着的无畏，这担当不是嘴上说说的，他也从来无意打造某种英雄神话，他只是一贯的坦荡荡而已。我只能说他是真正的“自然之子”——虽然他们有幸尚不会如我们这些被割裂的现代人一样使用“自然”这个词。而他身上那种让人信赖的力量，是因为你总能感受到，他从来不是独自一个人。自力更生的保护区兄弟们 （摄影_国慧）
2011-2012年间，我们把日本环保运动家、生态作家星川夫妇和陶人山下君带来白马做考察，再带白马的兄弟们去日本的世界遗产地社区做回访。记得那时，在香格里拉——卡瓦格博一线的旅游市场已流行着关于“白马回头”的观景神话。我们常半信半疑（甚至暗含质疑）地问肖林，到底有没有“白马回头”？哪儿是“白马回头”？“你觉得是哪里就是哪里吧。”一向较真的他，只是笑笑，做了个颇有禅意的回答。他倒不是故弄玄虚或敷衍了事，他只是从不热衷争辩这类被“植入”的概念。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连这些“植入”都不存在。他要把时间都用在那些真正的种植上吧。所以他总是那么淡然。和日本世界遗产地社区共建专家做交流 （摄影_国慧）
日本陶艺家山下正行夫妇根据社区交流经历创作的手绘“人与自然共生”
在德国，文化保护者们喜欢自称为Gärtner der Kultur（文化园丁）。这是个我特别喜欢的称呼，因为它总让我想起，我最初在白马，在中甸，在卡瓦格博见到的那些普通的、草根“保护者”，他们是村民、牧人、僧侣、乡村教师、志愿者、守林员……他们都是守护着高原与河源的园丁，也都是我的领路人。真要算起来，我发心要留在草根的、社区的层面做遗产保育的支持，正是从白马开始的。这些年来，眼见环保、公益、非遗、社造、乡建等寂寞清苦的边缘地，渐渐风起云涌成了众声喧哗的弄潮场。这里的节奏，似乎依然故我。日常琐碎的工作，日常琐碎的生活，还始终容得下如我这样的，林林总总的大小生命，还有蚂蚁爷爷、转山奶奶，可以来来往往，继续酝酿着和这里的亲近。因为这一点，就总让我感激不尽。
若已无暇注目于生命之微，又怎能祈望了知天地之大呢？十多年前，我初到白马的时候，那还是一个信仰变革的时代。以少数派的热情，我揣着希望主义的放大镜，杜鹃啼血般，渴望刺破彼时的喑哑与淡漠。甘于平淡的白马，并没有提供给我一个完美的创新案例，只是包容地带我走了一路出乎意料的沉默。十多年后，在这个众声鼎沸的时节，当我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条路如此绵长，枝叶蔓延，交托着温厚。而在那条山路上的我，那个彼时已失语的我，凭借着一颗依然会被时时擦亮的惊奇之心，竟带我跳跃过此刻一地锐利的绝望与虚无。
岩羊过山岗 （摄影_肖林）
“肖林一辈子工作的这个地区也是他的出生之所。他把自己这一生像献给神灵一般，全部奉献给了这座大山。”——艾瑞克·瓦利（Eric Valli）电影《喜马拉雅》导演一部难得的非虚构作品。通过一个一线自然保护者的三十五年，讲述了人与山，与猴，与众多野外生灵的传奇故事。肖林，藏族，藏名昂翁此称，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第一批正式员工，从十六岁便开始从事一线保护工作。作为藏人，他似乎天生能与大自然灵魂相通，这使得他的自然保护实践与众不同。他是传奇物种滇金丝猴的守护人，经历过滇金丝猴研究与保护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他酷爱野生动物摄影，希冀以影像凝固大自然与野外生物的野性之美、灵性之光，曾举办个人摄影展。王蕾，编剧、非虚构写作者，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士，法国索邦大学人类学硕士，研究生论文以藏文化的山崇拜为题，目前旅居法国。她长期关注并参与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事业。她是职业写作者，写科普故事，写时代传奇，也不忘书写个体的幽微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