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1000年前的“半农半X”生活艺术家

东坡笠屐图   [明] 钱毂 

——《东坡八首》之四

林语堂先生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得有二的。”一般人都知道苏东坡是一个豪放的诗人，一个多才的艺术家，一个荤素不忌的美食家，一个倒霉的官员。但如果说，苏东坡还是一个农家，可能有人不信。

苏东坡比起他崇拜的辞官归田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更懂农业，也比起后来被人称为农学家的清初学者张履祥更有干农活的经验和能力。陶渊明辞官归田时，因缺乏基本的农事常识，需要农民来告诉他，春天来了，要下地干活了。由于缺乏经验，尽管他“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仍不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张履祥虽作有《补农书》，但并不能说他是种田能手。由于自小缺少体力劳动和农事经验，他经营农业时只好“雇人代作”，于是想到用智力来弥补体力，钻研农业，并因而成为农学家。苏东坡则不同，自小接触过农业，热心种植，并亲身从事生产，积极推广农具，对同侪的农学著作予以高度的肯定，也偶发一些关于农业的议论。他虽然没有系统的农学著作问世，也没有人将其视为农家者流，但这并不能掩盖苏东坡在农学上的贡献。元代王祯《农书》提到或引用苏东坡的文字就有不下10处之多。

苏东坡的故乡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苏东坡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记载了当地水稻生产的过程，其中以水田除草为详。后来，苏东坡还把家乡的种稻经验带到了他躬耕的黄州，在《东坡八首》诗中一再提到蜀人的种稻经验。在黄州期间，苏东坡也学到了一些与水稻种植相关的新知识。其中就包括用于水稻移栽的农具——秧马。秧马是插秧之前拔秧时所乘坐的坐具，其“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在拔秧时使用“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苏东坡在黄州对面的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发现这种“行泥中极便”的秧马之后，很感兴趣，不仅查阅了文献，而且打算“异日详问其状”，以便推广。

苏东坡对于与水稻种植相关的事物总是敏感而好奇。浙西地势低洼而雨水又多，影响水稻播种和移栽，苏东坡发现这里的水稻播种期须推迟到四月以后，加上不少于一个月的秧龄，移栽的时间最早也得在五月初以后。这和苏东坡老家四川的情形大不相同。为了躲避水灾，苏、湖、常、秀等地的百姓采用“就高田秧稻”的办法，等到五、六月水退之后，再行移栽。高田育秧既避免了水灾，同时也解决了水退之后水稻有效生长时间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江南地区应对季节性水灾所采取的主要办法。苏东坡应是这一方法的最早记录者。浙西的水稻生产除了可能要遭受到雨水的侵袭之外，也时有旱灾之虞。五月雨水偏少就会影响到水稻的播种移栽，只好进行人工灌溉。苏东坡在无锡道中发现当地使用龙骨水车进行灌溉，并作诗讴歌。苏东坡也很关心水稻品种的问题。长腰米是他在黄州时喜欢的水稻品种。流放海南时，苏东坡发现当地的糯稻品种三五年一变，头两年还最受重视铁脚糯，今岁就变为马眼糯。

龙骨水车   [元] 王祯《农书》插图

不过苏东坡的眼里也不光只有水稻，其他一些粮食作物也都在他的视野之内。这可能是受到其祖父的影响。苏东坡的祖父苏序是眉山本地的农民，当地以种稻（大米）为主，但他偏爱种粟（小米）。有人问他：“您何必非粟不可呢？”他回答说：“粟耐存放，可以大量储藏以备不时之需。”

苏家还在宅基四周种芋魁，所收极多。芋是块茎类粮食作物。芋的个头大，产量高，所以又称为“芋魁”或“蹲鸱”。蜀地原本就以产芋著称，是当地一种著名的救荒作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的记载。苏东坡的诗中也提到“芋魁径尺谁能尽”，他在黄州时，发现所居对岸武昌，“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这让他在哀愁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离开四川后，他还曾收到朋友从外地寄送给他的山芋。而流放到岭南以后，藷芋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到了海南，当地所产稻米不够吃，“乃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 但顿顿芋头未免单调，于是他想到从食用方法上来改善藷芋的食用品质。此前“牛粪火中烧芋子”是他的最爱，到了惠州之后，有人又教给他去皮之后用湿纸包裹煨之于火的食用方法。高产的藷芋和美味的食法，使他能够在“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人不堪其忧”的海南昌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也是一个奇迹。

芋   [清]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在苏东坡这里，芋不仅可以吃，还用作无性繁殖的试验材料。古时候就有“种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好直枝，如大拇指，长五尺，插入芋魁内，再栽种到地里，胜过采种子繁殖。四川人在进行花果嫁接时，皆用芋胶合缝。苏东坡也掌握了这项技术。他曾与弟弟子由（苏辙），出于好玩，用苦楝木嫁接李子，结出的果实非常难吃，一点李子的味道都没有。但这却表现了苏东坡对于农业试验的兴趣。

苏东坡对松树情有独钟，一生中有过多次种松的经历。他在“戏作种松”一诗中写道：“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后来又在他双亲墓前亲手种下松树三千棵。他积累了丰富的种松经验。他在《种松法》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松树的山地直播技术，从十月后松子的收取，到入春后的播种，出苗后的养护，到五年、七年后的洗枝、间采，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极富可操作性。古书中言及种松之法，无出其上。苏东坡的种松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元祐初年，苏东坡路过都梁（在江苏盱眙）时，当地秀才杜舆便请求向他学习种松。

松风高士图  张大千

苏东坡一直保持着对种植的兴趣。他对农业的热爱有的是出于天性，有的则是源于客观上的需求。苏东坡所到之处，但凡居住过一段时间，都想在当地“买田筑室”，为此，他亲自前往“相田”。

苏家在阳羡、蕲水等地有田产。但在身不由己的宦海生涯中，苏东坡和他的家眷更多时候需要借田耕种。在凤翔，苏东坡于官舍北面为亭，南面为池，引水种树、种莲、养鱼，以为休息之所。所种树木的种类有十余种，三十余株。又用一斗酒换得牡丹一丛，种在亭之北。在密州，苏东坡仍然不免过着采集或种园的生活。“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在徐州，苏东坡借王参军地不及半亩,种植芦菔和芥菜，使他和他的儿子得以“终年饱菜”。在阳羡，他希望有空时购置一小园,种植三百株柑橘，在橘园边作一小亭，取名楚颂。在黄州，苏东坡在故人马正卿的帮助下，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进行种稻、种麦、种桑等广泛的农事活动，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为此他还买牛、拾瓦砾、刈草、盖雪堂、修筑陂塘，还通过好友元修从四川老家引种巢菜，又从大冶长老那里要来了桃花茶，从农夫那里学会纵放牛羊践踏麦苗的做法，以控制麦苗过快生长。在岭南，他“灌园以糊口”，园中除常见蔬菜外，还有如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药用植物，并在院墙四周种岭南特有的红薯与紫芋，还曾将松林间野生茶树“移栽白鹤岭”。在海南，又艺菊九畹。一畹为30亩，或12亩。

苏东坡对农业的用心，不仅是出于自家生计的考虑，也与他的官员使命有关。作为地方官员，他必须随时根据地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苏东坡在浙西和高密任职时，遭遇严重蝗灾。他从老农那里得知，“从来蝗旱必相资”，认为蝗灾的发生与旱灾有关，同时也观察到“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的自然现象。苏东坡断定淮浙一带的蝗灾为京东“波及”所致，京东才是蝗灾的重灾区。苏东坡在请求政府给予税收减免的同时，也希望当地农民在次年春雨调匀之时“可以广种秋稼”，以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

苏东坡虽然对水稻生产十分熟稔，但他和他祖父一样，也没有把水稻种植当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唯一选项，因此在指导地方农业发展时能够比较灵活。浙西水乡广泛分布的葑田，原本可以经过开发种植水稻，却因为它的蔓延导致河道堙塞，是浙西水灾频发的原因之一。苏东坡发现“吴人种菱，每岁之春，芟除涝漉，寸草不遗，然后下种”，他从中得到启发，提出将“葑田变为菱荡”的主张，通过除草种菱使浙西“永无茭草堙塞之患。” 苏东坡上书皇帝，反对开汴水支流八丈沟以种植水稻，他认为汴水流域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种过水稻，而秦人之歌中有“长我禾黍”的歌词，却没有说“长我粳稻”。

采菱图   [清] 金农 

苏东坡注重实践。他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他读苏子美（苏舜钦）《六和寺》诗，起初并不明白诗中“松桥待金鱼，竟日独迟留”两句的意思。到杭州后，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并且在“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之后，才最终明白“迟留”之意。苏东坡见牧童总是将羊群驱赶到瘠地上放牧，而不在草木茂盛的泽中，他从牧童那里得知茂草反而不利牛羊的生长，而“瘠地之草，羊細咀其味，乃得肥也。”于是他把牧童的经验总结成“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这样的诗句。苏东坡在黄州躬耕时甚至还学会了给牛治病。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在信的结尾，苏东坡不无自豪地跟友人说：“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苏东坡的言下之意是说，你不要看不起我，认为我谪居之后就成了一个农民，就放弃了学习，其实我老妻都懂得如何给牛治病。

苏东坡和许多栽培植物都有过亲密接触，除了稻、麦、桑、麻、蔬菜、果树等常见农作物之外，见于其诗文中的还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柑、橘、柚、荔枝、龙眼、卢橘、杨梅、枇杷、橄榄、海棠、樗、槐、松、桧、柳、杉、竹、柏、桧柏、含笑、栀子、菖蒲、桄榔、菊、土芋、藷、牡丹、芍药、菱、芡、巢菜、藤菜、蒌蒿等。可以说，苏东坡所接触和记载的农作物的种类之多，分布之广，远在一般农书之上。

青蒿   [清]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苏东坡对草木的生长习性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听说草木的生长常在天还未亮之前的黎明时分，他早早起来，观察到草木数寸的生长，竹笋的生长尤为迅速。他对水稻生长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发现“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累累然忽自腾上，若有推之者。或入于茎心，或垂于叶端。稻乃秀实。”他与苏辙的和诗，“露珠夜上秋禾根”一句便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出的结论。苏东坡还对成熟期的稻、麦等作物进行过比较观察，发现“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麦则反是。”苏东坡在开封时，发现经过人工嫁接的菊花对时序并不敏感，“不复与时节相应”，这样能保证市场上有源源不断的鲜花供应。在南海，苏东坡艺菊九畹，发现南北方菊花的花期大不相同，“北方随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黄花乃开，独岭南不然，至冬乃盛发。”

苏东坡在躬耕的基础上，对土壤肥力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他曾经求田蕲水，发现田在山谷间者，投种一斗，得稻十斛。种收比率是1：100。这个比例很高，欧洲中世纪农业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一般是3、4倍，十三世纪英国的《亨莱农书》(Walter of Henley’s Husbandry)所记是3倍。苏东坡也觉得收获很大，他询问其中的原因，有人告诉他：“连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谷，地气不耗，故发如此。”由此他得出“五谷耗地气为最甚”的结论，并从历史中找到证据。他发现，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泽，人收其利，岁以为常。至五年，谷渐少，而农事益修。他将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久不生谷，地气无所耗”的缘故。这使他认识到农田休耕的重要作用。

基于对地力的认识，苏东坡主张农田休耕，他在送给好友张琥的《稼说》一文中说：“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南宋] 陈旉《农书》 

中国首部反映南方稻作、蚕桑农事的专著

苏东坡也把从农业中悟出的道理用之于读书和学习，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东坡对于农业的这种认识和后来农学家陈旉的思想是一致的。陈旉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必须“先度其财足以赡，力足以给，优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为之。倘或财不赡，力不给，而贪多务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在探讨中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道路的原因时，我们总是把人多地少与之联系起来。其实在人口压力之下，只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破坏，未必讲究精耕细作。只有在财力丰赡的条件下，着眼于可持续的精耕细作才有实现的可能。用这种观点去打量中国农业所走过的路，或许会发现中国传统农业不仅有精耕细作，还大量地存在苟简灭裂。精耕细作和经济发达实则相辅相成。

只可惜苏东坡并非农业专家，他对于农业的实作与思考，在他广阔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像他这样在中国南北东西辽阔的大地上，频繁而又深入接触农业，在视农业为小人之事的古代士人群体中并不多见，仅此一点已足以让我们刮目相看。■

东坡先生笠屐图   张大千

| * 编注：灭裂指耘田时粗心大意。语出《庄子》：「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耘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

感谢曾雄生先生授权发布，原文名《老农苏东坡》，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8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