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未来30年”之我见（2）

我特别欣赏岳路平说的“赛博格”里面的这个“格”字。为什么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格”字含有命理的意思。我觉得如果互联网有门学问的话，一定不是Internetology，而是“互联网命理学”。因为-ology是西方的，是基于logos的。互联网就是关于“命理”的。

（图片转引自岳路平在北大新传研修班上的课件，授课题目：媒介 · 艺术 · 权力；图片为韩裔美国艺术家白南准［1932-2006］的作品，创作于1974年的“电视佛陀［TV Buddha］”）

关于命的问题，西方和东方完全走的是不同的路径，西方是“命运的驯化”，荷兰人类学家Jos de Mul有一本书，叫《命运的驯化》，从古希腊三大悲剧作者的作品入手，精辟分析了古希腊剧作家透过诠释希腊神话传说，讲述战胜命运、升华命运的故事。尼采认为，古希腊真正的悲剧是日神精神战胜酒神精神的过程，也就是苏格拉底式的穷追猛打，穷思猛问，战胜诗性和沉醉的过程。

总之这个过程——命运之驯化——西方的隐喻就是离家出走。人被逐出伊甸园，人有原罪，这就是它的隐喻。他流浪在世，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存在者原本是“在世存在”，但却被“抛掷”，所以他不停地要找家园，这是西方的精神存在。

但是对于东方来讲，这件事是匪夷所思的。我们原本就在“家”里，we are in home，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命理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种嬉戏的状态，而不是寻求指路明灯的问题，它“不是个问题”，这个很重要。

    命，对西方来讲是纠结状态，对中国人来讲是嬉戏状态。

这两种状态，我觉得简单下个判断就是，中国人对命理的直觉判断，更符合互联网的内在精神（当然这个需要立刻补一句话以免被误解为自大夜郎：东西文化或许各自“缺一张牌在对方手里”，东方需要学习logos，而西方需要学习“命理学”。这也是我极力主张“对话”的理由。当然这个过程可遇不可求，路途也漫长且崎岖）。我觉得互联网一定会在中国东方文化的精神上崛起和复兴，中国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贡献“互联网命理学”。

举一个例子：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我是这些年一个豪气冲天的口号。人们畅想着人和机器互联、机器和机器互联、人和人互联的美丽新世界。但我觉得，在逻各斯语境下谈万物互联，基本还是机械论的观念。他们假设我们没有连接，所以我们需要连接，连接越多越好，而且为了把机器嵌进来，得重新理解机器是“活的生命体”（当然值得鼓励哈J）。其实扯淡得很，对中国人来讲，万物互联是早已存在的事情，我们熟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

    东方的万物互联是天然状态，不但是天然的而且还是灵性的状态。西方的这个“连”得慢慢来，得先物理连接，然后化学连接，然后生物连接，逐渐走。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操作系统，或者说它这个连接过程，目前来讲只有一个logos的操作系统，没有一个灵性的操作系统，没有“心”，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当然西方文化传统里原本有“灵”的，只是被logos打败了。参见法国思想家皮埃尔.阿多的《伊西斯的面纱：论自然的观念史》）。这就是东方文化的历史使命，摆在这儿了，它一定是点豆腐的卤水，要不然这个豆腐是成不了形的。

这次川普上台，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重要不在于党派之争。如果再过多少年回头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才会看出它的重要意义。它在超越霍布斯以后的政治学。霍布斯的政治学是有一些基本假设的，霍布斯的基本假设就是人性是恶的，人相互之间是相互倾轧，相互开战的。霍布斯认为要确保世界秩序，需要大众出让权利，迎来君王。霍布斯的政治学假设，跟柏拉图的“哲学王”也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还是期望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王者，这也是契约的一个基本假设。上帝曾与希伯来人立约。所以我觉得，政治学如果停留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基本上是走到尽头了，没出息。

“走到尽头”的意思是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在期望某种“改善”的可能，终点是业已既定好了的。剩下无非是那句老话，“螺旋上升”，大家互相校正，历史螺旋前行。结果你会发现，“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就是来回校正。我们发现生活的真谛，好像都是左拐了往右，右拐了往左——这真的是生活的真谛吗？我觉得政治学上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川普上台的确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政治正确。因为政治正确某种程度上让人们讲话开始求全责备了，开始谨小慎微了，让人们讲话的过程中，表面上顾及到所有人的感受，实际上常常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这样才能说出来政治正确的话，不得罪各方的话。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政治正确其实是浓厚的工业时代的政治学精神，因为工业时代的政治学假设存在普遍人性，存在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政治家的努力就是要让这件普遍人性变成现实，让大家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但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过去100多年的理论思考的结果，往往答案是“不可能”。哥德尔定理、测不准原理、孔多塞选举悖论、韦伯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等，你都可以看出来，要想通过理性理性计算，公正投票，追求公平正义，基本上这台戏唱不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新的政治学，应该重新思考，如果互联网让我们分分钟能够做一次全民公决的话，四年一选的宪政民主还有什么意义？互联网上的权力构建、运行会有哪些全然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次罗尔事件就非常典型，几天的功夫这件事情已经做出了“全民公决”，完全颠覆掉了。而且微信又有善后的通道，这件事情反映出民意的聚合、表达、转换和消散可以同步进行。在过去，这可能就变成了一笔烂账，变成了一个“疙瘩”就在那儿待着了，“等待后人评说”。在互联网上，一边冒疙瘩，一边消肿，互联网是有这个本领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治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玩儿的状态，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玩”字。玩儿在哪里？就在于“玩可能空间”，我们玩儿的是未来的可能性，而不是赌未来的必然性。工业时代或者传统的政治学赌的是必然性，赌我们一定能到达彼岸，并且这个彼岸是被人用金手指指过很多次的，好像是宿命一样的彼岸。

将来政治学可以更放松一点了，政治就是许可大家玩儿，玩不同的版本。政治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达成共识，如何在异见中斡旋、妥协，政治就是许可大家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还能好好合作，而不是必须先有共识然后才能合作，我觉得这是对政治学最大的挑战。

互联网对传统学科的学理基础提出重大挑战，包括经济学的挑战、社会学的挑战、政治学的挑战。互联网过去二三十年了，差不多到了第三阶段，即对政治学或者对政治的学理思想的挑战，不能再基于过去的学理思想考虑问题了（前两个阶段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挑战；前者对应对交易的理解，后者对应对交往的理解）。

（未完待续，下一节还有待整理哈，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