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思想的土壤——共在的思想
［按］本篇内容选自《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第一章第一节。这是2011年9月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给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程，30学时。课程名称为“互联网前沿思想”，后在同学们录音整理的基础上整理成书。图片是新选配的，带色标的词语，文末有注释。
选择部分内容重发，是想呼应2017年2月19日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互联网思想者大会”。敬请关注“网络智酷”微信公号，进一步了解有关内容，欢迎报名参加。
同学们好。
这门课程的题目，叫做《互联网前沿思想》。说它是一门课程，不如说是一连串的讲座更恰当。
互联网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新概念、新应用、新知识层出不穷。要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整合成一门课程，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而且，我自身理论素养和积累都很有限，内心虽希望尽一丝绵薄之力，还是觉得力有不逮。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领域，到处洋溢着创新的勃勃生机，我所观察与思考的，只能说是“取一瓢饮”而已。我热切地期望与各位同学一道，领略她无尽的魅力，咀嚼她深邃的思想，汲取她富足的养分。
作为讲座呢，相对自由、宽松一些，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理解来组织素材，把一些表面看上去距离甚远的材料放置在一起，呈现出某种“共在[1]”的启示和旨趣，并以此为框架，理解和领悟“文本间性[2]”的妙处。这“一连串讲座”大约需要花费30个学时，我把它编排成三个部分，希望能在学生心目中留下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
请允许我先来“破题”。
为什么课程名称起作“互联网前沿思想”？
一说“前沿”，可能有同学觉得会不会“很技术”?我现在就告诉你，不会。但我会在课程里提到一些技术名词，解释一些技术原理，目的是把握这个技术术语之后，你才可能“越过”它，看到它携带的“思想”。比如说，最近“大数据”、“数据挖掘”很火爆，你需要了解其基本概念，更需要从“根子上”知晓这项技术火爆的“缘由”。再比如说，社会网络分析时下很热门，我们未必需要去探究“社团识别[3]”的算法本身（你有兴趣深究当然好了），但你需要明白为啥“结构和动力学问题”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如此重要？
我还想说明的是，这个框架里有大量的历史素材，但也不是纯历史性的，并非按照严格的发生史、编年史、创生过程的脉络，叙述互联网孕育、发生、演化、变迁的历程。描绘互联网创生的故事，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有大量不同类型的读本存在。我的预期是，当我们穿行在不同史料间的时候，特别需要的是把这些史料放回到彼时彼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获得特定情境给予的独特启示，这样来把握历史事件的关联与内涵。
课程题目如此，所以破题的话，就索性直接说说题目里的这三个关键词：互联网、思想、前沿。
先说互联网。
与互联网相关的记忆，铭刻在我脑海里的，有两件事情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还是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1984年春夏之际，正在紧张准备毕业答辩的间隙，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学校图书馆布告栏里的一纸通知，说有一个专题片，题目叫作《第三次浪潮》，后来才知道，这个片子的编导很牛，叫阿尔文托夫勒[4]。
现在回想起来，走出放映室时心潮澎湃的样子，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记住了片子里，托夫勒讲的这样一句话：穷国和富国，从此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同一起跑线”不是指别的，就是“信息时代”。这一年，互联网这个名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在美国，互联网也只是刚刚从阿帕网[5]摇身转变而来，与军方脱钩，但远未进入公众视野。
不过，硅谷、微电子技术、硅芯片这些新鲜的名词，伴随着北京中关村临街一间一间电脑、元器件公司的开张，渐渐汇聚成一股席卷全国的巨大热潮。
第二件事是在2000年，我在北京感受了那次美国高科技股市纳斯达克（NASDAQ）[6]的暴跌。彼时，我正供职于一家新加坡网络公司，该公司开发生产专用服务器，试图在这股全球.com的淘金狂潮中，扮演“卖水人”的角色。第二轮融资正赶上美国纳斯达克从5,000点高位飞流直下，短短半年时间，互联网公司可谓“尸横遍野”。
不过，换个角度说，这恐怕是全世界范围内对“互联网”的一次出乎意料的“公众宣传”。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网民只有6,200万，世界网民也不过2亿。这一时点，距离互联网从军方解禁的1983年，不过17年，距离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提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7]（1993年），也不过7年。
这一年，百度公司刚刚设立，新浪、腾讯、阿里巴巴公司成立才2年，谷歌公司也才成立2年。
这一年，乔布斯在被清退出苹果公司董事会15年之后，重新担任了苹果公司的CEO；创造社交网络奇迹的脸谱（facebook）公司，直到4年后才创立。同样，后来被新闻集团收购的聚友（myspace），也还没有出生 。不过，正是这些人物和公司，缔造了纳斯达克暴跌之后新一轮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浪潮。
对互联网，在坐的各位并不陌生。
你们的学习与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你选课、查阅资料、传输文件、讨论问题，会用到互联网；你购物、聊天、吐槽、娱乐，离不开互联网。我们对互联网已经“依赖”到什么程度了呢？我打个比方说，就是没有WiFi、没有手机，你的生活就手足无措的地步。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于你我而言，还只是纯粹的工具。我们对互联网的观察不能就此止步。
我们承认，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们想知道，她还会在哪些方面颠覆和改造我们所熟知的一切？我们更想知道，这些令人气喘吁吁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审视互联网的内在冲动。（编辑这段话的时候，我意识到需要做一个补记：“我们想知道”、“我们观察”、“我们思考”这些术语的本意需要警惕。我们不得已会使用到一些名词、术语、概念，需要警惕的是，这些名词、术语、概念其实已经遭受“污染”。污染源，则是我们熟悉的工业时代的思维模式，以及刻画在脑海深部的认知结构。当然，用“污染”一语，也并非是将工业思维一竿子打翻——这显然不是互联网的本意。）
第二个关键词是“思想”。
谈到“思想”，我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一幅画面，就是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伟大的艺术家罗丹[8]的《思想者》雕像：一位俯身坐姿的男人，全身赤裸，右手支撑着下巴，凝眉沉思。
思想固然是深邃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但另一面，很多人也会觉得，思想有空洞、飘渺、玄虚的一面，仿佛横空出世，从天而降。我们课程中有大量内容与“思想”有关。我希望大家能透过具象的材料和情境，领略到“思想”的美妙之处。我希望在讲课中，努力做到这一点。
帕斯卡[9]说，“思想成就人的伟大”，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应当成为能思考的“苇草”。无论东西方文化发展到哪个时期，思想从来都是文化繁育的源动力。不过，大家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西方传统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思想的理解，除了“史诗般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强烈的动因，就是试图获得横扫一切的能量。特别在启蒙运动前后，数学、物理学、化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迅速建立起现代学科的模样，思想，逐渐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神话、宗教、情绪、意识，似乎都被甩到了思想的边界之外。同时，思想也成为了逻辑的代名词，是论辩、举证、推理、说服的修辞手法。
文艺复兴之后，思想在两个层面变得清晰起来。
一个是，思想日益凝结于知识当中，并日益借由学科分立、专业分工“蛰伏”在日益庞杂的学科体系之下。另一个层面，思想日益成为批判、反思和焦灼的表征，成为人文学者、艺术家们表达情感的武器。比如前面提到罗丹的《思想者》雕像，巴尔扎克[10]的《人间喜剧》，贝多芬[11]的交响乐，尼采[12]、叔本华[13]等人痛苦的呐喊。思想在这里，与苦难、焦灼有关，与生死有关，与恐惧有关。这大约是学者们讨论的，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分离”[14]。这是一个很厚重的话题，我们会反复与此遭遇。
思想的“蛰伏”与“凸显”，显示了文化的某种“断裂”。随着机器的轰鸣、技艺的专门化，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所遭遇的各类“思想”，在制度化的科学技术、商业体系中，以“格式化”的模样蛰伏于内；而在光怪陆离的文化景观中，思想则成为凸显人与自然、人与人紧张关系的土壤和母体，以花样翻新的“某某主义”横行于市。
这门课贯穿始终的一个企图，就是试图努力发掘、揭示出互联网萌生、爆发、兴盛的思想根由，努力辨识出这些思想根由中，哪些缘自工业化滚滚洪流的延长线，哪些缘自对工业思想的反叛，还有哪些缘自辽远历史情怀的唤醒、思想遗迹的重生。
事实上，很多思想的火花、痕迹，仿佛化石一样深深嵌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变化极其缓慢。
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地球村”，是麦克卢汉[15]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语汇。他将现代传媒包裹下的社会空间，形象地描绘为一个小小村落。虽然麦克卢汉没赶上互联网时代，但这个词汇却令后人在解说互联网时，倍感贴切。麦克卢汉将思想的坐标投射到遥远的“部落时代”。这一思想的隐喻，至今散放着充足的活力，激发人们思考互联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交往形态和组织方式。
再举一个多少技术性强一点的例子。巴拉巴西[16]是时下网络科学领域炙手可热的学术大明星。他1999年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提出了“互联网是无标度网络”的思想，彻底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互联网结构的错误假设。从数学角度研究网络，始自18世纪伟大的数学家欧拉[17]。欧拉通过研究哥尼斯堡“七孔桥”问题[18]，创造了“图论”这一崭新的学科。图论是现代网络科学的一个重要支撑（另一个重要支撑来自统计物理学）。
欧拉到巴拉巴西的200年间，人们认为很多网络结构要么是随机网络，要么是规则网络。比如流行病传播网络、交友网络、信息扩散网络等。互联网诞生后的头30年里，人们也不假思索地这么看，直到巴拉巴西改变了这个假设。巴拉巴西发现，很多网络从结构上说，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规则的，而是服从所谓“幂律分布”。幂律分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知识，比如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19]描述的个人收入分布模式，就服从幂律。通俗地说，就是20%的人拥有80%的收入。1932年哈佛大学语言学家齐普夫[20]，从统计词频的角度发现，英语文本的词频统计服从幂律。可以说，巴拉巴西的贡献只不过是在互联网研究中，再次激活了幂律思想而已。巴拉巴西的发现我们后面还要提到，到时候我会介绍更多的细节。
思想真是个无形的东西，它在日常生活中的辨识度很低，还可能长期寂寂无名。倘若某种思想被摆放在耀眼的位置，占据权威的教科书，或者成为八股文章中的套话，这一定可以断定为思想的“格式化”版本，或者毋宁说是思想的桎捁。比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理性思想”就是如此。
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奠定了理性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迄今是主流话语的标准版本。然而，最近100年来，越来越多的暗流涌动，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理性思想本身。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700年，在西方流传千年之久的炼金术[21]，在哺育了现代化学、医学和药剂学之后，随着文艺复兴的“理性之光”，被归入“民间方术”、“旁门左道”之流，斥为伪科学而束之高阁。精神分析学家荣格[22]，在接触到伟大的阿拉伯炼金著作，以及中国的《太乙金华宗旨》[23]之后，惊叹于中世纪学者以及东方智慧对个体、心灵之洞察。他试着从炼金术的著作中汲取养分，构筑其心理治疗的方法论体系。时至今日，荣格精神分析已成为现代心灵与心理治疗的重要方法。
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1945年美国学者范尼佛. 布什[24]就提出了“米麦克斯（MEMEX）存储器”的概念，这一概念假设了文本之间的超链接。超链接，这是互联网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由时任欧洲核子实验室的计算机科学家蒂姆. 伯纳斯-李[25]整合到互联网文本架构中，从而提出了万维网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超文本文学游戏，在芬兰学者考斯基马（Raine Koskima）的《数字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中有大量的描述。这些思想都经历了“再发现”的过程。
一般的教科书体系，会谈到大量互联网发展史中的事件、人物、典故。在这里，我们不只关注其发展史。发展史并非是技术编年史、商业创富史，而是思想发酵、碰撞、升华的历史。
在我所亲历和见证的互联网历史中，总有一个疑惑如鲠在喉。
1998年受邀参加数字论坛[26]创始会议的时候，我是唯一从外地赶来北京的人。在发言中，我提出了一个萦绕心头已久的问题：对这个时代（即信息时代），我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们何以真切地确信，所言不差？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本中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从眼花缭乱的数码产品中领略强劲的科技旋风；但我们却总是“聆听者”、“接受者”、“赞叹者”的身份。久之，我们虽然也能学会同样的话语，使用同样的文本，但似乎总摆不脱“泊来的思想”的隔膜。
在那之后不久，我与数字论坛创始成员之一的姜奇平，在首体北面的一个宾馆里，讨论到深夜。他信心满满地跟我讲信息时代启蒙的伟大意义；我则满腹狐疑，认为“启蒙的资格”其实是个问题，甚至“启蒙本身”就十分可疑。十多年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我的焦虑其实是对互联网思想的焦虑。
在课堂上面对大家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在“讲述”思想，而是跟大家一起沉浸在思想的焦灼、起伏、游移和彷徨中，体验和捕捉思想带来的酣畅的快感，以及尖锐的刺痛感。
没有答案，只有思考。
第三个关键词是“前沿”。
一说前沿，脑子里浮出的首先是“尖端”、“领先”、“未来趋势”等等。这一词汇总是与敏锐的洞察有关，似乎也总是与少数登高远望的精英人士有关。对前沿的深刻领悟，似乎是某些头脑睿智、见识广泛、融汇贯通的优秀分子的“专利”。当然，他们的真知灼见值得聆听和咀嚼。我这里想对大家（也对这些思想家）说的，多少有点“解构”的意味。
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古已有之。远古时代这群人叫作巫师和祭司，他们是能够聆听上帝声音的超能的人。巫师和祭司也是知识分子的远祖，宗教上称之为先知；卜筮中叫作星占大师；后来被称作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在现代性话语中，这些人又被称作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未来学家。
在工业社会里，“前沿”意味着占据优位，引领风气，代表意识形态主流，象征竞争优势和道德高地；还意味着它属于小众，即将风行于世。然而，在互联网中，“前沿”的意味却大不同。前沿，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共时存在”的状态。我们彼此关联，文本和事物也彼此关联，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我们其实都身处前沿。
气象学大气环流有一个“前锋”的术语。这个术语并非表达这一环流截面“优越于”其他的截面。只是说这一截面在共时性中划出了一个梯度曲线，如同地形学等位线的性质一样。
前沿，指某种共在的状态。用荣格超自然、超因果的解释，这种共在是“有意义的巧合”[27]。
这显然是一种全新的存在状态。当然，说“全新”并非指从来没有过，而是指这种状态其实被遮蔽已久。借用韦伯[28]的术语，是“祛魅”（disenchantment）。比如在哥白尼[29]发现太阳位于中心之前，托勒密[30]的地心说，统治了欧洲将近1,500年。再比如说“意识”这一语汇，过去30年成为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热词。有神经心理学家小心翼翼地说，这竟然是人类第一次将“意识”这个耳熟能详的语汇，放在“探究”的焦点下审视。
“感知前沿”，在很多像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心目中，仿佛是“功成名就”之后的事，是某种长久历练、修习之后获得的超凡能力。
通过这门课程，我希望大家破除这个迷思。感知前沿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羚羊的听觉能辨识出数千米之外猎豹的移动；鹰隼的眼睛可以在数千米高空，看到匍匐行进的地鼠。这种灵敏的感知能力，是大千世界诸多物种生存本领的必须。唯独在人这里，感知前沿仿佛成为一个漫长的修为、习得的过程；启愚发蒙成为一个人成长历程之必须，且时间跨度长得惊人。有学者指出，大概唯独人这种动物，其哺乳期之长、成长期之长，位列各种动物之首，这其实是很怪异的事。
互联网之后，感知前沿将成为一种生存状态，甚至是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孩子们从小就透过电子界面了解另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熟悉其游戏规则。如此一来，前沿将不再深奥、神秘，将变得稀松平常了。
好了，以上算是对《互联网前沿思想》这门课的一个解释。刚才提到的一些思想者，一些名词术语，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还会一再碰到。
注释：
[1]参见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一文中的阐述：事的世界需要一个与“一般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在基本问题和原则上都非常不同的“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coexistence）。共在存在论以“共在”（coexistence）而不以“存在”（existence）作为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展开了与一般存在论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共在存在论中，存在不构成问题，共在才是问题。共在是可选择的未定状况，是创造性的动态互动关系，所以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共在存在论的基本原则是：共在先于存在。这意味着，任何事都必定形成一个共在状态，在共在状态中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存在，共在状态所确定的在场状态才是存在的有效面目。当某物尚未进入某事时，它的存在是尚未在场状态；物只有在事中与他物形成共在关系，才能确定其在场的存在性质。选择一种事就是选择一种关系，选择一种关系就是选择一种共在方式；只有选择了共在方式，存在才具有在世意义，所以说，共在先于存在。
[2]文本间性，又称“互文性”或“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其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1969年，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这一术语。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文本间性（互文性）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
[3]“社团识别”是复杂网络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参见美国物理学会《混沌》（Chaos）杂志2011年专刊《导论：复杂网络的中尺度问题》（Introduction to Focus Issue: Mesoscales in Complex Networks，American Instituteof Physics，Chaos 21,016101，2011；中文版可参考陆君安教授的译稿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1414-451363.html。）
[4]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是被称作未来三部曲的《未来的冲击》（1970），《第三次浪潮》（1980），《权力的转移》（1990）。托夫勒的妻子海蒂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多次合作著述，2006年5月，两人的最新作品《财富的革命》全球同步出版。
[5]阿帕网，互联网早期的称谓。1958年1月7日，美国政府为冷战需要，拨款5.2亿美元，并设立20亿美元预算基金，在美国国防部下设高级研究计划署（简称ARPA，音译为“阿帕”）。阿帕旋即启动一项研究，旨在建立高灵活性的指挥体系，后来发展为阿帕网。
[6]纳斯达克（NASDAQ），国家证券业者自动报价系统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Quotations）的简称，是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为规范混乱的场外交易和为小企业提供融资平台，于1968年2月8日创建的。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证券交易市场。现有上市公司总计5,400多家，是全世界第一个采用电子交易并面向全球的股市，它在5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6万多个计算机销售终端。
[7]1992年，当时的参议员，前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旨在以“因特网”为雏形，兴建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使美国人方便地共享海量的信息资源。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对Internet的译名并不统一，音译“因特网”和意译“互联网”两种译法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译名逐渐统一为“互联网”。本书在说明早期互联网的状况时，也会援引旧称“因特网”的说法。
[8]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1875年游意大利，深受米开朗琪罗作品的启发，从而确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他早期作品的风格。奥古斯特·罗丹的作品多以纹理和造型加以表现，倾注了全部心血，被认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雕塑艺术家，罗丹在欧洲雕塑史上的地位，正如诗人但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罗丹同他的两个学生马约尔和布德尔，被誉为欧洲雕刻“三大支柱”。
[9]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神学家、宗教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气象学家。帕斯卡早期进行自然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对机械计算器的制造和流体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扩展托里切利的工作，澄清了压强和真空的概念。1654年末一次信仰上的神秘经历后，他离开数学和物理学，专注于沉思和神学与哲学写作。人文思想大受蒙田影响。
[10]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1850），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他创作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共91部小说，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11]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集古典主义大成的德意志作曲家，钢琴演奏家。他一共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等等。由于这些作品对音乐发展的深远影响，贝多芬被尊称为“乐圣”。
[12]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13]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他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不同于他同代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取消物自体的做法，他坚持物自体，并认为它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将其确定为意志。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人们只有在审美的沉思时逃离其中。叔本华将他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和此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他对心灵屈从于器官、欲望和冲动的压抑、扭曲的理解预言了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
[14]参见《两种文化》，英国学者C.P.斯诺（Snow）著，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15]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著名传播思想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被誉为“电子时代的代言人”，“变革思想的先知”。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中写道，“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媒介使人自恋和麻木。我们正在回到重新部落化的世界。”
[16]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Barabás，1967－），复杂网络研究学者，“无标度网络”模型创立者；美国物理学会荣誉会员，匈牙利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东北大学教授，网络科学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他2006年荣获匈牙利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冯·诺依曼金质奖章；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科扎雷利（Cozzarelli）奖章；2011年荣获拉格朗日奖。他是复杂网络界被引述最多的科学家。
[17]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近代数学先驱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俄国和普鲁士度过。欧拉在数学的多个领域，包括微积分和图论，做出过重大发现。他引进的许多数学术语和书写格式，例如函数的记法“f(x)”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力学、光学和天文学等学科有突出的贡献。欧拉也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其学术著作约有60－80册。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曾这样评价欧拉对于数学的贡献：“读欧拉的著作吧，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我们的大师。”
[18] 18世纪著名古典数学问题之一。在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现名为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公园里，有七座桥将普雷格尔河中两个岛及岛与河岸连接起来，问是否可能从这四块陆地中任一块出发，恰好通过每座桥一次，再回到起点？欧拉于1736年研究并解决了此问题，他把问题归结为“一笔画”问题，证明上述走法是不可能的。
[19]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生于巴黎，是瑞士洛桑大学教授。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这一观察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20/80法则），后来进一步被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
[20]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1902－1950），出生于德裔家庭。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32年，齐普夫在研究英文单词出现的频率时，发现如果把单词出现的频率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则每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的排名的常数次幂存在简单的反比关系，这种分布就称为齐普夫定律。
[21]炼金术是中世纪的一种化学哲学的思想和始祖，是当代化学的雏形。其目标是通过化学方法将一些基本金属转变为黄金，制造万灵药及制备长生不老药。直到19世纪之前，炼金术尚未被科学证据所否定。包括艾萨克·牛顿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曾进行过炼金术尝试。现代化学的出现才使人们对炼金术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炼金术的存在在一个复杂网络下跨越至少2,500年，曾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朝鲜、古希腊和罗马，以及穆斯林文明，并且直到19世纪都活跃在欧洲。
[22]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早年曾与弗洛伊德合作，曾被弗洛伊德任命为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后来由于两人观点不同而分裂。与弗洛伊德相比，荣格更强调人的精神有崇高的抱负，反对弗洛伊德的自然主义倾向。
[23]《太乙金华宗旨》一书是道家内丹修炼的经典，一向秘传，近代才由一个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德国人传到欧洲。1899年，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卫礼贤来到中国，在全真道家龙门派的祖庭胜地崂山接触到了正宗的全真道教。卫礼贤在中国学习道家全真派的正宗修炼方法21年后，回到德国。他将《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取名为《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golden flower”）。卫礼贤是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好友， 荣格为德文版的《金花的秘密》作序（中文版2011年由黄山出版社出版）。
[24]范尼佛·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二战时期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一，“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和执行人，信息论创始人香农（Shannon）的老师。1945年在一篇名为“As We May Think？”的文章中，提出米麦克斯存储器（MEMEX，存储扩展器“Memory-Extender”的缩写）的概念，米麦克斯是一种基于微缩胶卷存储的“个人图书馆”，可以根据“交叉引用”来播放图书和影片，同时它还提供在资料之间建立关联的功能。
[25]蒂姆·伯纳斯-李-李（Tim Berners-Lee，1955－）爵士，万维网的发明者，互联网之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1989年3月正式提出万维网的设想；1990年12月25日，他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实验室里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
[26]“数字论坛”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网络文化启蒙、倡导和推动的最重要群体。十多年来，数字论坛成员以专栏、图书、主编杂志、论坛、活动、学术研究、海外联络等各种方式促进中国网络社会的进程。主要成员包括王俊秀、胡泳、姜奇平、方兴东、段永朝、吴伯凡、郭良、刘韧等人，以及众多外围支持和参与的各领域专家学者。
[27]荣格超越了弗洛伊德注重个体经验的研究范式，用“共时态”（synchronicity）统合超因果、超自然和超历史的神秘现象。载于《论共时性》（1951年发表的演讲稿；参见《荣格文集·第四卷：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5月，第355页）。
[28]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组织理论家。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韦伯也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29]尼古拉·哥白尼（Mikolaj Kopernik，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教会法博士，牧师。40岁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罗马天主教廷认为日心说违反圣经。哥白尼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此书在哥白尼临终之际出版。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30]克罗狄斯·托勒密（拉丁语：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光学家，“地心说”的集大成者。相传他生于埃及的一个希腊化城市赫勒热斯蒂克，父母都是希腊人。公元127年，年轻的托勒密被送到亚历山大去求学，并且学会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他长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直到151年。重要著作有《天文学大成》（13卷）、《地理学指南》（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