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重发】唐亚林、叶敏：上海工人阶级的底层生活样本

题记之题记：

因看到一个朋友转发他的同事参加“三线建设口述史”相关活动的消息，很认可这种记载共和国建设史上带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并感喟普通人物在历史大潮下的起伏命运。

便找出了这篇是十一年前的文章，供各位参考。

题记：

整理书桌，发现六年前笔者尚在华理工作时做过的一次访谈记录材料，内容是关于上海工人阶级的底层生活。该材料由时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如今已留校任教的叶敏记录整理，由唐亚林改定。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一直是笔者关心的话题，但一直没有深入去研究，此访谈材料可做一份信史备存。

附录两则短文由笔者当时撰写，发表在新浪博客《会飞的鱼的博客》上，略有改动。此外，相关姓氏与单位名称已做技术性处理。特此说明。

唐亚林，2014年9月4日

一、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Ｎ师傅是导师在银行取钱时偶遇上的（他的工作是银行保安）。导师因取钱等待，与其打趣闲聊，无意中发现他竟是我们关注的底层研究的典型个案，即城市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于是，导师做东，约好Ｎ师傅在学校旁边“今缘宝”酒家深入探讨话题。

Ｎ师傅中等身材，衣着普通，态度和善，谈吐诚恳。酒桌访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甚是真诚。下面是Ｎ师傅的革命家史。

1.工人大家庭出身的孩子（1958~）

Ｎ师傅1958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工人。大家庭有九个成员，奶奶，外婆，父母，大哥，姐姐，Ｎ师傅，弟弟，小弟，Ｎ师傅排行老三。一家九口挤在30平米的房子里（两个房间，一个12平，一个18平），房子是单位福利房，没有卫生间，厨房也是公用的（一般3户人家合用1间厨房间，只有6平米）。当时“一张5尺的床可以横七竖八地躺五六个人”。虽然生活艰苦，Ｎ师傅还是认为童年与快乐相伴。

2.上山下乡（1975~1979）

1975年17岁的Ｎ师傅高中毕业，赶上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尾巴，毛主席号召的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以极大的惯性向前走。姐姐也是同届的，当时只能一个人“留城”，要有一个人下乡，“一工一农”。父母的意思是希望Ｎ师傅留下，因为在老人的眼界里，儿子的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姐姐很勤劳，家里的家务都是姐姐做得多，Ｎ师傅就主动要求代替姐姐下乡。这一下就是4年，地点在浦东的一个农场。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每天的劳作非常辛苦，Ｎ师傅还记得第一次被指派去拔草（因为队长看他个子不高），竟在手上磨出了五个水泡。赶上“双抢”（抢收、抢种），每天劳作有十几个小时。工钱很低，每个工只有6毛钱。在农村插队期间，Ｎ师傅是几个知识青年当中表现最好的，其他人都坚持不下来，只有Ｎ师傅一直与当地农民同甘共苦，深受当地农民喜爱。Ｎ师傅还在大队当会计，是共青团员，最后还被选上（“当时选举很民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虽然下乡后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苦，但直到现在Ｎ师傅还十分认同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他说“当时知识青年非常有激情，知识青年下乡对落户的乡村建设也是非常有用的”。

3.顶职返城（1979~）

1979年前后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返回城市。当时父亲在上海服装机械厂（生产制衣的锁眼机，属高科技工厂，国家二级企业）工作，Ｎ师傅也就循着当时特有的政策顶替了父亲的职，进了工厂当工人。在这之前，Ｎ师傅还参加了79年的高考，志愿填的复旦和师大，最后没有录取。Ｎ师傅进厂后做的是装备钳工。当时工厂工资非常低，每个月不过30块6毛钱。而且工厂在虹口大连路，离家（当时住在徐汇漕溪路）很远，每天上下班要花三个多小时，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于是Ｎ师傅向工厂反映，最后在1985年调至上海胜利服装厂工作做机修电工，一直做到1994年。

Ｎ师傅在工厂也表现优异，并被工厂送出去接受培训。Ｎ师傅在工厂期间还自修拿到了中学和高中毕业证书，并试图参加成人高考，但因工厂书记不通融盖章放行而饮恨，给出的原因是Ｎ师傅的文化程度在工厂已经足够了。

4.走动“从不走动的伯父伯母”

Ｎ师傅有个“不走动的伯父”，也就是父亲的兄弟。什么原因呢？因为伯父那辈，虽然爷爷是铁路扳道工人，但因为家里孩子多，生活还是不好。刚好当时有个富裕的人家没有儿子，又看上了伯父的老实（在Ｎ师傅的眼里，老实是工人家庭教出的孩子的劣势，这里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优势呢？），于是伯父入赘到这户人家，但人家的交换条件是伯父不得与他家的穷亲戚再走动。所以，Ｎ师傅只是在小时候见过这位伯父，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进工厂后，Ｎ师傅听说伯父就在自己工厂所在的虹口区附近，所以，有一天就去找这位伯父，几经周折还是找到了。伯父伯母见到久违的侄子，非常亲切。以后的日子，赶上有空，Ｎ师傅也经常提点东西去伯父家去看他们。这么一来二往，伯父伯母对这个侄子印象就比较好。谈到Ｎ师傅成家问题，得知因为没有房子，迟迟不敢成家，刚好两位老人又没有子女，伯父伯母一次就对Ｎ师傅说：“看能不能把房子调过去，反正我们老了，没有子女，房子还是要被收回去的。”因为这个Ｎ师傅称自己“还有点福气”的人生插曲，后来才有了可以成家的房子。

5.因房子而有的乡下亲戚

得到伯父伯母的支持，房子调入徐汇的程序开始启动了。第一个困难是“换房”，当时上海因为各种原因，不同区域之间“换房”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所谓“换房”也就是把自家房子与别人的房子互换，各取方便。Ｎ师傅尝试贴出了换房信息，没想到很多人希望跟他换房。Ｎ师傅说当时有个女士天天缠着他换房，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因为离家比较远。最后Ｎ师傅换成了徐汇漕溪路的房子，房子的面积从17平米变成26平米（一室一厅），因为当时在上海，虹口区属好地段，换房时好地段置换出的面积自然比较大。

第二个困难是“落户”问题。当时上海的政策是房子要与户口一一对应，Ｎ师傅户口不在虹口，要想要房子，还得把户口转进去。于是Ｎ师傅一家开始想办法，当时Ｎ师傅自己家这边的居委会看到他们家比较困难，所以对这件事比较支持配合。家里几经商议，最后以“过继”的办法把Ｎ师傅的户口转到伯父门下，才得了房子。Ｎ师傅现在谈起房子的事，还是带着对伯父伯母的万分感激。

更令人感动的是，伯父伯母非常明智、体贴。房子换掉之后就主动放弃在市区居住，主动住进乡下的房子。Ｎ师傅很是过意不去，但两个老人还是坚持，他们说：“分开住会亲一点，在一起生活难免有些磕磕碰碰。”

在那之后，每年Ｎ师傅都过去两次看望伯父伯母，两次在Ｎ师傅看来还是少了，但是看一次开销不小，按照乡下的规矩，那边的乡里乡亲都要打点到。“乡下人都以为大上海的人是有钱的”。“伯父伯母又是要面子的人”。他们知道Ｎ师傅的难处也会用自己的钱给Ｎ师傅贴补回去。

6.迟到的婚姻（1990~）

Ｎ师傅是33岁结的婚，算是份迟到的婚姻。在上海，房子与婚姻之间似乎有层非常必然的联系。房子不但成为婚姻的前提条件，有句话叫“家有房子，半个媳妇”；甚至房子情节还会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当中。在没有房子之前，Ｎ师傅都不敢去想结婚的事，甚至羞于与女性交往。“自己没能力，就不愿找，不能害了人家跟自己受苦。”

有房子之后，婚姻就水到渠成地来了。妻子也是工人家庭，住在虹口，当时也算是大龄女青年（？），工作是在上海宏伟仪表厂，开冲床。结婚时因为经济原因（Ｎ师傅说结婚时母亲只给了200块钱），婚礼非常简单，没有排场，就是摆了两桌亲朋好友的酒席。

7.被劳务输出的下岗（1994~）

女儿是1992年出生的，1994年Ｎ师傅却不得不面对下岗的命运，原本就不算殷实的小家庭又要经受自己不能控制的经济波动。按照Ｎ师傅的说法，工厂是被黑心的新厂长给搞垮的。那时工厂属上海“四星单位”，生产高级服装，出口日本等地。在上海以外地区还有四家比总厂还大的分厂。按理说，这样的厂子是不该倒闭的。但是，新厂长为了私利，在外私设同类工厂，造成原先工厂资源不断流失。

1994年Ｎ师傅是第一批次下岗，工厂没有给予任何待遇，只是以“劳务输出”的形式把Ｎ师傅送到了当时上海刚开始运作的保安公司当保安（保安公司成立时，招不到工，而下岗工人算是有过正式单位的，素质比较高，所以他们愿意要）。工资仍然很低，不过200~300块钱，是最低的工资。当时下岗没有任何待遇，没有什么“一次买断”，没有补贴，要么就是“辞职，要么有关系的就是‘换厂’什么的”。以后的日子，Ｎ师傅的职业一直是保安，只是服务的单位不同。

94年6月被分配到老凤祥金店一个厂家做保安，做了2年不到。然后被调到上海商品交易所所在的大楼做保安，做了2年，然后交易所搬迁至陆家嘴，又因为离家远交通不便而没有跟过去。这段期间，Ｎ师傅见识了什么叫金融行业的高收入，在当时（1996年）交易所董事长的月工资就能拿到8000块（是Ｎ师傅的30倍左右），普通交易所职员也有4000~5000块的工资。相形之下，Ｎ师傅深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之大。其后，被保安公司安排到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当保安，也做了2年不到，当时是保安队的班长。期间因为看不惯其他保安懈怠（晚上不好好值班、离岗）而遭保安队长偏心与打压。

1997年调入农行工作，一直做到现在。Ｎ师傅工作认真，现已当上保安队长，并曾被评为“区保安先进个人”、“银行保安先进个人”、“上海市保安先进个人”。

8.动迁之后的“八年抗战”（1993~2001）

 在漕溪路的房子住了3、4年后，Ｎ师傅一家又赶上了动迁，这是在1993年。老房子是福利房，动迁之后按照政策要买商品房，新房在长桥，2室1厅的房子，每平方米当时的价钱是250元。买房子时家里没有什么钱，Ｎ师傅狠心通过单位担保向建设银行贷了1万块钱的款。这个数目现在看来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对Ｎ师傅一家来说，无异于沉沉的生活重担。当时，夫妻两个的收入非常低，Ｎ师傅做保安一个月也就是200~300块钱收入，妻子又在96年下岗，每月单位只给120块钱【唐亚林注：上海1993年率先在全国最早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1993年120元，2003年290元，2008年400元，2011年505元，2014年710元】，孩子又刚刚出生。Ｎ师傅打趣地说：“还这个1万块钱的贷款，一家人好比打了个‘八年抗战’”。从1993年一直还到2001年，每个月要向银行月供140块钱。

9.因继承才有的积蓄

问到家里有没有积蓄，本是很隐私的问题，Ｎ师傅还是向我们敞开了心扉。Ｎ师傅说他们家本没有什么积蓄，这么穷苦的生活哪里还能有多少积蓄呢！家里现在有点积蓄的来源还是因为继承了老丈人的一套房子的卖房款。老丈人家有两个孩子，就是妻子和她的哥哥。老丈人过世后，在宝山区有套不错的房子，也是福利房，有50平米。当时哥哥家想“独吞”了这套房子，但是在办手续时被告知所有有继承权的人都应到场。

于是，Ｎ师傅一家也知道了这件事，妻子对这套房子也有继承权，但也因为这个跟哥哥嫂子闹得不愉快。哥哥嫂子的意思是让Ｎ师傅家出钱把福利房先盘下来（福利房只有使用权，如果想卖出去还要出一定数量的钱买下来）。房子买下来后，Ｎ师傅的意思是放在那里不动，不要早早地卖出去，但是嫂子不放心，一定坚持将房子卖出去分钱了事。最后房子只卖了15万（按照现在的价钱就能值50万元），每家平分到7万5千元。

10. 节俭的苦日子

就是到现在，Ｎ师傅一家还是过着节俭的苦日子。收入方面，Ｎ师傅现在做保安一个月基本工资是960块，保安队长津贴有300块，另外还有放弃休息时间在超市兼职当保安的300块，粗略算下来每个月有1560块钱。妻子现在的下岗补贴有300块，然后现在做社区保育员，每个月也有1200~1300的收入。辛辛苦苦，两个大人加起来，一家人的月收入3000块不到。

支出方面，孩子现在上中专，半年学费就要3000~4000块钱，平均每个月500~700块钱。家里生活开销一般维持在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按照Ｎ师傅的说法，家里一天只有晚饭一顿正餐，早饭是前一天的剩饭，就着酱菜凑合的，没有别人家什么早点有牛奶啥的。早饭之后，一家人“各奔东西”（大人上班，孩子上学），也就没有什么中饭概念了。

11. 孩子的学业和未来

仅有的女儿是Ｎ师傅一家的希望，Ｎ师傅对女儿的期望很大。女儿刚刚17岁，虽然在学校表现优异（班长、共青团员），但上海的中考特别难，孩子上的初中又不太好，即便女儿中考在班上考的第一名也没能升入普通高中，今年上的是一所叫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中专学校）。这所学校的收费家里还基本能维持，如果要上像邦德四中（名字不确切）这样的私立中学，半年的学费就要1万，其他的私立中学半年也要7000多。

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对孩子心理还是有影响的，Ｎ师傅说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没考上高中，没脸见奶奶”。Ｎ师傅对孩子的上学问题还是有愧疚的，因为家里困难而不能让孩子上好学校，也是Ｎ师傅的一块心病吧！但是Ｎ师傅也有自己的想法，女儿现在上的中专学校收费还算公道，而且据说以后就业是面向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以后能找个4000~5000工资的工作。

而且，Ｎ师傅认为，现在城市岗位越来越少，一直上学也可能以后占不到便宜，如果女儿能够中专毕业先找到个不错的工作，以后再通过进修，考更高一些的学历文凭是比较理想的。Ｎ师傅举了个例子，说现在女儿中专班上就有同学中考考了570多分的（超过普高分数线），也选择读这个学校的中专。Ｎ师傅对女儿的最后的期待是至少要上个大专。

二、家庭基本结构及其他成员的生活

家庭结构

第一代

爷爷（工人）

奶奶（工人）

第二代

伯父（不详）

伯母（不详）

父亲（工人）

母亲（工人）

第三代

哥哥（某区环卫所工作）

大嫂（不详）

姐姐（工人，上海某电机厂）

姐夫（驾驶员）

Ｎ师傅（工人，保安）

夫人（工人）

弟弟（广告设计，现居委会做宣传员）

弟媳（工人）

小弟（某供电所上班）

弟媳（上海南站本地人）

第四代

孩子（中专毕业，营销员）

儿子（某百货公司上班，中专毕业）

女儿（中专在读）

儿子（酒店上班，职业高中毕业）

女儿（火车站列车员，中专毕业

哥哥的生活

哥哥比Ｎ师傅大3岁，是1955年出生的，工作不错，在某区环卫所工作，房子是2室1厅。但是，哥哥又是家里孩子中“最不幸的一个了”。哥哥的精神有点不好，有点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在Ｎ师傅的记忆里，哥哥是家里孩子中最聪明的，但“人太聪明了又会生出问题来”，哥哥有“收藏癖”，喜欢收集各种录音机、放音机之类的东西，家里一屋子堆得高高满满的。哥哥与大嫂很多年前就离异了，当时小孩才6岁，一直跟着哥哥过。

Ｎ师傅在叹息哥哥的遭遇时，反复跟我们强调他的一个观点：“父母是老实人，没文化，不知道如何培养小孩，吃亏就吃在这里，让小孩走了许多弯路，教出来的小孩太老实了。”哥哥的儿子现在在某公司当营销员，中专毕业。

姐姐的生活

姐姐是家里唯一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某电机厂，也是个工人。“姐姐是个悲惨的人”，姐夫过世得早，留下个儿子，姐姐一个人抚养孩子。一家人祖孙三代（婆婆、大姐、儿子）挤在只有18平米的房子里，没有卫生间，厨房是几家共用的。姐夫是个驾驶员，身体不好，又非常迷恋打麻将，最后因为哮喘病发作，早早就过世了，姐姐是从45岁开始守的寡。儿子也是中专毕业，现在在上海某百货超市上班，每个月的工资有2000~3000块钱，孩子比较争气，人挺老实，吃苦耐劳。

说到外甥的工作问题，Ｎ师傅还特地说到了一个外甥“因祸得福”的插曲。说的是，孩子毕业后一开始还不是在超市上班，而是给这个集团公司看仓库。小孩比较老实，看不惯工友的懒惰作风，刚好领班的又不是个好主，总是找外甥的麻烦。最后，合同到期，因为领班的原因，孩子就没被公司再雇用了。这算是个“祸”。回家之后，退休后在居委会工作的外婆知道了原委就不干了，外婆径直跑到这个集团公司总部去交涉，讨个说法。当时刚好经理不在，接待外婆的是经理的秘书，外婆将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跟秘书说了，秘书答应一定将事情跟经理交代。没想到沟通的效果非常好，没过几天，外甥就径直被通知到此集团所在的超市上班。工作更体面了，工资也提高了不少。这算是外甥的“福”了。

后来家里人才知道，经理和秘书之所以让外甥到超市上班，有三点考虑：一是外甥为人老实；二是工作认真，吃苦耐劳；三是父亲早逝，家里情况比较困难。

更令人心喜的是，外甥现在已经有女友了，是超市工作的同事，是上海本地人，家里父母还是教师，条件非常不错。女方家里没有因为外甥家的情况不好而不同意孩子们的交往，现在这个女孩对外甥一心一意的，两个年轻人都住一起了。姐姐也为了小孩能有个好归宿，贷款帮孩子买了套2室1厅的房子。家里条件最好的小舅（也就是小弟）也给外甥支持了10万块钱买房。Ｎ师傅说，自己如果不是家里情况不允许，也会该帮外甥分担点的。

弟弟的生活

弟弟算是个艺术青年，也算是个有福气的人。也是毕业后插队到农村，在当时上海的近郊梅陇附近，然后顶替了母亲的职，进了纺织厂当工人。因为弟弟年轻时写的一手好字，画也画得不错，所以梅陇沪剧团后来招他进去工作；现在的工作是在居委会当宣传员，是个当法官的同学给介绍的，收入还可以（Ｎ师傅说比他好）。弟媳也是个工人。家里也是一个儿子，不爱学习，职业高中毕业，现在在上海某大酒店上班，工资有3000~4000块钱。

说弟弟是个有福气的人，就要提到弟弟成家的故事了。弟弟比Ｎ师傅结婚得早，因为在房子的问题上，弟弟算是走了运的。弟媳还是个姑娘时候，在上海市某纺织厂上班，了不起的是她还是个“党员女性”。当时弟媳在厂里相中了有艺术气息的弟弟，可是弟弟也是因为家里没有房子，心理上就有点畏惧。弟媳了解之后就说房子问题由她家解决。怎么解决呢？刚好，弟媳的父亲是上海市计委主任的司机，有了这层关系才分到了一套福利房，两个人就顺利地走到了一起。

小弟的生活

小弟现在的家庭条件算是5个兄弟姐妹中最好的。小弟现在在沪南供电所上班，妻子是上海南站附近的农村“本地人”。当时动迁的时候，赶上了生产队“托底”，分到了不少钱。什么原因呢？当时上海南站动迁，原先农村的生产队就被拆掉了，生产队还有许多剩余资产，按照政策，生产队按“工龄”在社员中间分配，1年1万元。小弟家有个女儿，中专毕业，现在就在上海南站当火车列车员，收入也可以。

三、Ｎ师傅的想法

1.“上山下乡”运动还是好的。

2.凭什么保安工资的标准是跟上海工资最低标准走的，而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又是怎么定出来的？Ｎ师傅说，2007年上海的月平均工资是2788元【唐亚林注：经查，上海2007年月平均工资为2892元，与N师傅的记忆差距不大】，而保安工资只有960元。

3.父母没文化，老实人，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孩子比较吃亏。按照Ｎ师傅的说法，吃亏就吃在“老实”上了。

4.对孩子的就业规划要符合形势，要选择契合家庭条件、就业环境的求学路线。Ｎ师傅的女儿因为各种原因上的是财经类中专学校，这在Ｎ师傅看来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城市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中专能早点毕业，不至于在时间上吃苦，如果找个好点的工作后，再去进修，拿更高一点的文凭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唐亚林注：上海的底层老百姓在孩子读书成绩一般时，往往主动选择先读中专，而后边工作边读大专、本科，这样既能拿到不错的收入，还能把学历提高。这一选择与计划经济时代只要上了中专就可找到工作的分配政策有关系】。

附录1：

听倪师傅痛说革命家史(2008-10-0421:46:39)

按照先前的约定，晚上我请银行保安N师傅在学校旁边的餐馆“今缘宝”吃饭。把家里仅存的两瓶五粮液带上（最后只喝了一瓶，大家都忙于倾听和做记录了），再送给倪师傅一瓶干红。约上几个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一起陪N师傅吃饭，听他痛说革命家史。两个半小时的吃饭、聊天，让学生们深切地了解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上海工人阶级之不易，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做学问要有现实关怀精神，也让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书斋里的所有设想与预案在与现实连接之后的一触即溃式幻灭感······

做了六七张纸的记录，感受又更深入了一层。由于与N师傅有约在先，不过多透露详情，故草草作个大致交待。最让我嗟叹的是，兄妹五人，五个家庭，五个孩子，没有一个高中生，都去读中专了（个中原因复杂，不作说明）。故而更加坚信了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直观判断——无产阶级贫困化难以避免了！这让我想起俞正声到上海后不久，一次到上海老城厢去考察，当时说了三句感言（听一个十分接近的朋友介绍，我只记住了两句）：水深火热，暗无天日。可能连他也没有想到，繁华的大上海，居然如此？！

我们今天晚上就见识了！！！

附录2：

交往方式——研究城市底层工人阶级的新视角(2008-09-1822:27:28)

中午到银行取钱，由于要等待，便和站在身旁的保安开起了玩笑。轻拍他隆起的肚子，边笑边说：“像你这样，如果来了抢劫的，怎么对付？平时可搞过训练？”他看着我，笑着回答，“别看我这样，我可是有力气的，我也是穷人家出身。”说着就把双手伸出给我看，我说啥呀，都是肉手，不像是劳作的手。便和他比试手劲，一点力气也没有，似乎不堪一击。站在另一旁的大堂经理也笑起来了，说他是局长，也就是局部肉疯长的人。大家都笑起来了。又见“秋天里的菠菜（秋波）”式幽默！

谁知这位老兄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絮絮叨叨起来：“我这样子还算是好的，不像闸▪北▪分局的民警，专门吃那碗饭的，一下子被搞倒六个”【唐亚林注：指上海当时发生的“王▪佳案”】。我告诉他，毕竟人家是搞内勤的，且没有什么防备。边上一位老者也附和我的看法。他还不罢休，说他们一个月有多少钱，我们一个月有多少钱，他们一个月一个人的收入比我们十个人收入的总和还要多。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便问他一个月有多少钱？答曰：“960元”。继续问：“怎么会这么少？”继续答：再加上200元的冷饮费（好像只有两个月有，没有听太清楚）。其它的就没有了，更没有奖金。然后多一个加班工资，每天加班2小时，每小时8元钱，但这是辛苦钱。我问他衣服呢？他告诉我那也是花钱买的。他接着说，这么少钱甚至不如外面做交通协管员的。他们每月有1200元。我拍了拍他身上的警棍，说你不是喜欢这种指挥人的感觉吗？站马路的协管员尽管每天只做6小时，但一天到晚要吸汽车尾气，风吹日晒兼雨淋，很辛苦。他认可了我的说法，连说那是那是。尽管他的工资不多，但心情愉快，不抽烟不喝酒（没有钱，只好如此），把身体搞好就满足了。当官的尽管有钱，一旦被查出贪污，命都没了，没啥意思。

接着他又和我聊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不时插话问他问题）：他今年50岁，兄妹5人，十七八岁高中毕业（也没读多少书）就去插队落户，在浦东的一个村，当时很穷，一天劳作下来，一个工分只有6毛多钱。刚去，生产队长派他跟在老人后面学拔草。一天下来，两只手都是血泡，因此到现在记忆都十分深刻。在浦东一呆就是4年，后来顶替他父亲到工厂做了工人。

他一直到33岁才结婚。原因？没有房子呗！当时全家7口人，只有30几平方米住房，2间房子要住7个人哪！当时上海人有“一间房子就是半个新娘子”的说法（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以前听得更多的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或者“上只角，下只角”等说法）。如今他和他妻子都下岗了（不是他能力不行，是厂长和政府把厂子搞没了），都再就业了，一个月加起来工资不到3000元。孩子在上中学。他现在就住在附近的长桥地区。原来房子拆迁没什么补贴，不像现在，补贴很高，还可以发财。

我告诉他，我一直都想了解像他这种经历的人的生活状况，尤其是想了解上海那些上世纪50年代起就住在第一批工人新村的老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记下了他的大名（N师傅）和联系电话，相约未来的一天我专门请他喝酒，请他好好谈谈他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的状况，并答应送他一瓶好酒。

为什么我对他的个人经历和家庭状况感兴趣？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直观看法和深刻感受：上海作为产业工业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如今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4050现象主要是指他们），过着十分艰苦而又难以看到多大改变甚至无望的生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的难以改变？他们的生活到底有多苦？造成了他们今天的贫困化相对加剧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改变这种现实？

为此，我想通过实证调研来验证自己的一个假设：因为交往方式决定了当代产业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进而决定了无产阶级贫困化不可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如何开展实证调研呢？我想通过对解放后第一批住进工人新村的老工人们近60年的家庭生活状况的变迁来揭示大都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些老工人当初是因为根红苗壮、三代赤贫、勤奋工作，才有可能住进工人新村，他们勤奋地无私地忘我地不顾身体地工作，但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多都退休了，但退休金不高，身体多病，且儿女又多，生活负担极其沉重；而他们的下一代即第二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既没读好书，又没学到技术，到改革开放后或之前（指知青回城潮）回到城里，正当年时碰上改革开放，碰上搞市场经济，碰上产业结构大调整，他们只好下岗了，没有收入来源了，家庭陷入了困境；老工人的孙子辈即第三代到90年代上中学、上大学时，又碰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的浪潮，整个家庭因收入来源的困顿，自然贫困就不可避免。

更要命的是，因为家庭、工作、时代背景等原因的交织，三代人的交往范围、交往渠道、交往人群等极其狭窄、有限，甚至出现了工人成分家庭的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也就是说因为交往方式而导致了这种状况的代际嬗递。恰恰因为家庭成分的单一性、工作的简单性、收入的板块性、老中青三代生存问题的突出性、婚姻的配伍性（此所谓“龙配龙、凤配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等的交织，使得下一代丧失起点的公平，又因为家庭经济与社会状况始终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又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承。如果这种状况始终得不到改变的话，产业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就不可避免。这是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结论（大致想法如此）。

几年前，把这一想法和几个朋友们说了，他们都很赞成我的看法，并希望我深入研究下去，做出有影响的东西来。奈何为稻粱谋，奈何俗事缠身，没办法去调研，也没有精力去深究。曾经希望我的一个博士生来做，但导师组又担心无法通过，只好将其一放再放。

前段时间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上看到于建嵘的一个演讲，得知他已做了一个调研，并在境外出了一本书——《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因敏感，境内没有让出）。从其考察问题的视角以及结论来看，还更多的是从阶级意识与组织化视角来分析，尽管非常有价值，但可能存在缺憾（没有读其书，无法评价。从书的内容来看，无法考察大都市产业工人阶级的现状）。（参见：于建嵘：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2008年7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3533）

现在有时间了，决定认真地做一做。故请我的博士生们、硕士生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能否把马克思、哈贝马斯等的交往（行动）理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结构与分层理论、社会流动理论系统地整理一下（提出交往方式理论，不同于阶级或阶层理论，也不同于交往行动理论，而是我们自己的创见），并认真地参看一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书籍，试图梳理一个调研思路出来，我们在国庆节后一起碰头。争取在国庆假期中我请N师傅吃顿饭（大家作陪），试调研就从他那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