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时仪：研读《朱子语类》的价值和意义
在儒学发展史上，朱熹以博学多闻的才识，结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融儒、释、道于一体，潜心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义理经世务，论学著述皆以圣贤之道为宗，修己治人为要，形成了独特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将位居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宏阔、博大精深，统治传统文化思想界达七百多年，不仅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政治生活、伦理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理想人格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跨越地域界线，远播海外，渐发展成为东方文化主流的朱子学，在朝鲜和日本曾被视为国学。
朱子学研究开拓的范围相当广泛，纵向上涉及北宋道学的形成和元明清至现代的朱子学等，横向上涉及朝鲜的朱子学和日本的朱子学等，内容上则以朱子为中心，涉及朱子著述的诠释和朱子的经学、文学、史学、自然学、书院文化以及朱子后学的研究等，且既注重原始文献整理点校的基础研究，又拥有广阔的视角，涉及语言学、哲学、文献学、辞书学和朱子学等多个学科，更重视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儒学内在关切的问题。
朱熹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的研讨、传授和著述，讲学在朱熹的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朱熹讲学时释疑答问，广征博引，自天地万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从自然界到人类本身，无所不及，涉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朱子语录可谓朱子与门人弟子讲学的实录，记载师生间往复诘难、相互研讨学问时的随问随答，气氛比较自由，不像著书立说那样严肃郑重，态度比较真切，往往更注重实情。这些记载有的出于朱熹所著的相关专著成书之前，反映了其在成书前的早期思想观点，有的出于其专著成书之后，反映了其在成书后思想观点新的发展，尤其是所载朱熹晚年的许多精要论述，多未载于他的文集和著述中，蕴涵着朱熹思想发展的曲折与精微之处，其中不乏思想火花的即兴迸发，评述时事的真情流露，往往挥洒自如、生动活泼，一颦一蹙，纤悉详现，在朱子之学中犹如画龙点睛，读之有破壁飞腾之感，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
一般而言，传世的文献语料有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之分，现代传存的语料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后时资料很有可能经过后人的改动，因而研究朱子语录的首要工作就是文献语料的鉴别和选择。
文献语料如果不可靠，研究也就失去了基础。就朱熹门人所记朱熹讲学内容而言，从最初各家所记“语录”到汇编为“语类”，其中各本异文错综复杂，后世刊印的传本也多有不同，既有同一版本不同门人记录的异文，又有不同版本同一门人记录的异文，还有不同版本不同门人记录的异文，更有汇编者或后世传抄刊刻者改动形成的异文。其中有书写形式的多样、辗转传抄刻写导致的讹误、不理解文意而妄改的异文，也有一些有目的有依据的改动、受上下文或行文习惯影响而形成的异文。
学界以往研究多依据通行的明成化年刊刻的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或清人张伯行所辑八卷本《朱子语类辑略》，而朱子语录的早期传本尚存有李道传编《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叶士龙编《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杨与立编《朱子语略》和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校正本等数种，其中有不少内容不见于今通行本，且与朱熹的论著也有异同，从中可见未经删削改易的大量原始记录，保存了朱熹门人所记讲学语录的原貌，而宋至明清各本在编排和内容上的异同又形成互补和参证，尤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七卷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十卷，日本九州大学藏朝鲜古写宝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语类》皆为孤本，可供考察《池录》和《蜀类》的编纂体例，探讨黄士毅和黎靖德分类汇编所成《朱子语类》的通例和取舍异同，还原《池录》和《蜀类》的原貌，寻究各家所记语录的承传渊源，考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今传各本编排的异同，考探朱子语录在东亚各国的流传线索和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
值得指出的是朱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讲学内容由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的门生记录，同一内容的表述用词不尽相同，门人弟子所记又各有侧重，或详或略，有同有异，而同一门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记录同一内容，不同的门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记录同一内容，不同的门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记录同一内容，同一门人前后所记或有不同，来自同一地域的不同门人所记也或有不同，来自不同地域的门人更难免有同有异，而《朱子语类》中往往注明各家所记语录的异同，据其所注内容及各本异文可探具体讲学时间，还原出朱子讲学内容原貌，知人论世，从中可见朱子的人格人品和门人的人格人品及学习态度，考探其时同门听讲的弟子有哪些和彼此间的交往及朱熹对这些门人的评价，“听”到朱子的经国之谋，济民之政，出处之义，交际之道，“看”到当时师生问答的鲜活场景，尤其是庆元党禁时的人情世态和朱子的心态。
现存叶士龙编《晦庵先生语录类要》、杨与立编《朱子语略》和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等作为朱子语录的选编本，编者择要选辑各家朱子语录中的一部分，互有异同，其同反映了诸本编者的共同取向，其异则反映了诸本编者的特有取向，从其取舍异同中则可见朱子学的承传和影响。
朱子学传至朝鲜和日本，由于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在融入朝鲜和日本文化后往往发生很多质的变化。
朱子学传入朝鲜和日本后，学人为真正读懂朱子著述，就得解义明理，而解义明理必须先识字明义。其时较为著名的朝鲜朱子学者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对朱子语录皆作有注释，今传存有李退溪门人编《语录解》，郑瀁编《语录解》和南二星、宋浚吉编《语录解》，白斗镛编纂、鹤巢尹昌铉增订的《注解语录总览》（1919年木刻本）第一册中“语录解”部分也辑录有李退溪和柳希春对《朱子语类》中词语的解释，李义凤所编韩国学古辞典《古今释林》（亚细亚文化社刊行）卷十四至十七收录有《洛闽语录》，李宜哲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则对《朱子语类》中的重要词语作有辨析和考证。
此外还有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译注》，许铎、李尧圣译注的《朱子语类》（清溪出版社出版），垣内景子译注的《朱子语类》，吉川幸次郎与三浦国雄翻译的《朱子语类》选译本《朱子集》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代表民族文化的制高点，而文明间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具有多元交错性。
从这些诠释《朱子语类》的著述中不仅可探朱子语录的词义和义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可探朱子学在东亚的承创特色，即朝鲜和日本的朱子学者往往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对朱子的相关思想进行翻译和解读，从中可见传播方和接受方的理念和观念异同，东亚各国对朱子学的理解和取舍，所含价值取向既有内核精神的相融相合，又有各自不同价值取向的异化，而在变异中形成自己的创新，反映了东亚文明间的文化互动。
朱子语录的记载从不同角度扩展丰富了朱熹所撰专著的内容，说明了其所撰著作的成书经过，提供了在其专著中无法展开来详加叙述的大量背景材料。
从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的记载可以看到朱熹讲学的内容几乎处处融合着浓厚的哲学意味，其中修身明理为讲学内容的主体，有关修身的论说约为3卷，有关理与穷理的论述约为27卷，修身与穷理并论的讲述约79卷，可见朱熹的讲学是以修身与穷理并重，主旨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交往中仁义诚信，在公干私谊中履责守义。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内容，弟子的记载有详有略，且与朱熹的论著也有异同，然而无论这些记载与朱熹亲笔所撰专著的观点是一致还是不一致，在全方位研究朱熹思想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其相一致处使朱熹的思想观点更为明确，其不一致处，甚至相互乖戾矛盾之处，则可供参照比较，全面分析，进而得到正确的理解，为研究朱熹思想，了解南宋政治、经济和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入矢义高为盐见邦彦所编《〈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作序曾指出：“至今还没有把《语类》全部经过精细调查而提出具有总括性之见识的文章，也见不到援引旁证数据的文章。”慨叹读《朱子语类》之难，其中有许多看似容易其实难解的词语，有些词语至今尚无确诂，影响了对内容的理解，甚至导致误解，认为关键就在于它是语体，而此书却是治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文学史的人不能不稍加留意的（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初版，1988年再版第5页）
诚如入矢义高所慨叹，《朱子语类》既有讲学时引经注的雅言旧词与朱熹解说所用白话口语的历时层次差异和历代记录修订的差异，也包含有不同地域不同阶层门生弟子各自习用方俗词语的差异，充满了各种性质和各种层次的言语成分，然门人弟子所记语录虽然会有所加工，但毕竟是随堂听讲，唯恐失真，片言只语不敢遗漏，口吻声态详加记载，往往是直录朱熹的原话，而现存宋椠朱子语录和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以及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等所作《语录解》等则有裨于探讨朱熹和门人弟子在课堂讨论中所用文言雅词与通俗白话相融合的价值取向，阐析一些理学词汇的义理内涵，考察言语与语言间意义生成、制约的互动机制，研究汉语文白新旧质素的兴替和演变过程，考索汉语文白演变和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发展趋势，揭示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在社会交际中趋雅←→趋俗相融互补，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新旧交替规律。
因而朱子的讲学语录不仅更能反映朱熹的思想演变脉络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堪称研究朱熹思想和朱子学形成及传播的一块璞玉，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和古今汉语文白演变的概貌，在诠释朱子讲学语录和汉语史的研究方面无疑也是重要的佐证。
历史启示我们，任何文明的传承都建立在经典文献的传承基础之上，任何文明的光大也离不开经典文献的启迪，而任何经典文献都需要在一代一代人的不断解释中弘扬其价值，从而介入当时的文化传承和再造，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朱子讲学语录的内容涉及自然现象、生产劳动、物质文明、社会关系、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礼仪习俗等各个方面，不仅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反映了中华文明所倡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而且对时下抵御外物诱惑、重振道德良知仍能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当今社会物质相对丰裕，而信仰迷茫也伴之而来，道德约束力下降导致诚信危机。
因而以朱子语录为中心探讨朱子集理学之大成的思想演变线索以及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夯实朱熹讲学语录的坚实文献和语言基础，由朱子语录的研究拓展至朱子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文本可靠的语料和确诂的词义从哲理层面来探索朱子出佛入儒的思想发展历程，阐发朱子语录所蕴含朱子学伦理价值体系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鉴古以知今，弘扬朱子学的精华，阐发朱子学中与时俱进且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人文精神，从而使今天的读者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凝聚成中华文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认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在全社会、全人类培壅出新型的社会良知与生存范式，导向人文化成的和谐境界，形成世界上多元文明多向度雅俗交融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向现代化和进一步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且对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和不同文明的共存互补、平等发展也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
作者简介：
徐时仪，著有《慧琳音义研究》《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汉语白话发展史》和《佛经音义研究通论》等，校注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发表论文200多篇。
论著《玄应众经音义研究》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台刊》获王力语言学奖，《<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7年，《朱子语类词汇研究》获第十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