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说】东亚的画皮：李嘉诚等华人教父们的致富童话
由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所著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
为什么在欧美国家的海外华人，鲜有如李嘉诚等成为当地富豪的群体出现？而是集中在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地区。这些地区是东亚著名的民主政体，但形成以华人主宰的豪富阶层，他们的发家史和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密切相关，甚至与中国内地豪富阶层的崛起，有某种脉搏共振之处，那就是为自己致富制造譬如家境贫困、勤俭节约“童话”。
从李嘉诚、霍英东等到中国内地的王健林、马云等等等，都以如何“白手起家”制造类似“成功可以复制”的“心灵鸡汤”，为自己进行榜样宣示，但无论如何仍然不能掩盖唯利是图、谋取垄断霸权的本来面目。他们对所属国家和地区公共福祉的贡献几乎忽略不计，而取之以阻碍自由市场进步的隐性碉堡。
没有人去问香港为什么产业空心化和科技进步的迟钝，而从中找不到李嘉诚们完全可以担当的公共责任，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某一领域的垄断霸主，他们只想从中稳固暴富基础，而排斥任何有可能损害自身垄断地位的公民创富机会。
他们可以成为慈善家，但任何慈善行为对他们而言，都是生意。对！他们是生意人，有钱赚就落地，有风险就撤，李嘉诚就是这样。他们可以成为演说家，如同马云，所有的励志名言，都是阿里巴巴整体战略的生意构成，假如阿里巴巴没有马云的公众演说，阿里就很难成为无数屌丝励志的传说。当然，如同李嘉诚们不容许香港科技进步那样，马云也不高兴出现与阿里巴巴同质的挑战者，包括采取一切手段比如资本轰炸，使无数的小买卖生意人蛰居于淘宝，并实现交易数据的封闭垄断，为自己稳固霸主地位，有多少马云的粉丝从淘宝做买卖成为巨富？马云通过淘宝，不是为了培养企业家，而是为了维护小生意人永远就是小生意人，一旦发现其中有任何做大的迹象，就迅速吞并消灭之。
华人巨富，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于官商腐败有关，他们娴熟地权利勾结伎俩，不择手段地谋取投机暴利，他们在市场经济制度的缝隙内巧妙周旋，然后杜撰致富童话麻痹大多数。如此行为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安于现状，确立他们的教父神话的可信性，任由他们延续蒙蔽愚智的套路。
为什么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多发生在美欧？因为那些国家和地区自由市场具开放驱动、鼓励创新，而华人巨富集中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最终回归封闭，那就是只容许自己发财暴富，而不容许他人觊觎暴利机会。在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如马来西亚等，当地华人比的如何长袖善舞于官商勾结，但对当地公共福利贡献仅是花絮。而在中国内地，当财富新贵们一旦具备资本实力，即迅速结欢权贵，借以维护寡头垄断。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今日，或是中国内地马上可以看到的明天。华人巨富眼里没有所谓社会群体公共责任，他们就是生意人，他们的财富完全可以培育强大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巨头群落，但他们只贪图生意买卖的“王国”，一切均可交易，今天能赚到的，绝对不想留到明天：这一思维怎么与一国家的经济发展逻辑隐秘一致？！
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就洞悉了一个群族的所谓文明基因隐藏的密钥。
附文：
一、“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二、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三、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四、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五、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六、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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