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国家治理逻辑及其软肋，战略的缺失有多可怕

在某个场合，一个国家的资产管理掌门人说：你看对面来的几个人，前面的那个人大腹便便，这是做石油的，后面紧跟着一个衣冠楚楚的人，那是华尔街投行的，再后面的一个人比较低调，那是某个政府或特殊集体的代理人。

这个场景过去已经十多年了，当时在场的十人左右，被这个掌门人认为个个皆是世界顶尖的人了（我自己把自己剔除）。因为石油是最男人的符号，可以充分满足一个男人的全部野心、虚荣心，集权势、财富于一身，无论到哪个国家，都是总统、部长接待或对话（这个我有体会），可以深入到一个国家的命脉环节。至于华尔街投资银行，也只配给其拎鞋。再往下的什么什么房地产商，就更上不了台面。

毫无疑问，石油是全世界法律最完备、利害最充分的领域，并且长期与地缘政治、多边博弈密切相关，比如如今的伊朗至于BP等、中东石油与华尔街对冲、租让制分成制等等，一径深入，至少五六十年的国际格局如何变化会泾渭分明。

那一年过后二三年，我在写一个系列的华尔街金融震荡小文里，其中写过一个“假如石油不是金融产品”，回答了油价的一些迷惑。同时，我准确预测了几个月后的全球油价，在某个月、某个日会从当时的150左右美元/每桶跌至40-30美元/每桶。这些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记得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某个酒店的会议室里，当我用中文阐述了地缘政策风险时，在翻译的同时，有两个投资银行家已经在纸上画了满满两张产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策风险指数曲线（这张图曾经详细注释并小范围传阅）。

对石油产业的短短数年时间，是我从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推演出产业投资理论最成功的历验。当我从石油产业推演出百分之七八千回报时，我已经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某个顶点：如此迷人的领域，具有探险、涉险的意味儿，既然不那么神秘了，我就可以暂且搁置。

说到这里，就提到有关战略：

我之所以做出百分之七八千的回报模型，盖因为在能源投资领域，有战略投资、战术投资，简而言之，战略投资就是没见到油之前的风险投资，高风险但可以规避；战术投资就是见到油之后的投资，那就没多大意思了。国际顶尖的那几家石油公司，都做的是战略投资；中国的石油公司，做的都是战术投资，即别人已经挖出油了，才进入投资合作。

还有，就是中国石油公司老是说炼化赔钱，成为批零倒挂的由头，老百姓甚至所谓国内投行研究机构，有几个懂得其中的猫腻？涉险，就是里面道道儿太深，写几百万字也意犹未尽。

2009年因了一个机缘，有笔几百万的投资与我合作“价值指数Cui Value Index”，作为我的产业投资理论的实证工具，其中所推演的“政策风险指数”基于我1998年的中国政策风险研究报告，我将其量化到系统应用，经过两年已经完成了与二十多个部委的政策数据接口，但凡有什么政策出台，我这儿就瞬息风险指数曲线和分析就可打印出来。后来，我的投资人出了点故障，就没有再往下继续。而不能继续的原因，还有就是部委部门的并转增减调整，我需要重新调整指标结构，需要后续投资。我是随缘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歇了就歇了吧。

不涉及政策风险量化领域，不知道政策的繁复和复杂性（我将混乱也称之为复杂），最简单的就是什么是政策？红头文件？决定？通知？函？回复？法规与政策的边界？政策的权重分布之一个部门的政策？多个部门共同出台的政策？什么是临时性的回复也成了“政策”？诸如这些，根本不可概念性图解，其中隐含的逻辑，实际能推演出非常莫名其妙但亦非常有效的结果：这就是我二十余年来所预测之事，十有八九都会提前，而且现在也在我的推演路线上。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为什么中国的能源战略怎么糟糕？”（大意如此）其寓意不是能源战略多么糟糕，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战略可言。

中国如今已经越来越逼近政策风险的敞口，皆因战略缺失有关，比如美国制裁中兴所涉及到的芯等等，不是中国没有花钱、也不是中国做不到，就是因为缺失战略导致。假如仍然不能从战略处入手，就永远不可能突围。

战略在一个国家处于什么地位？以我之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同样也面临或无时不受到战略的制约和困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就是一个人的战略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治理逻辑而言，大致分为如下几层：

信仰或文明

公民精神与国家意志

战略

策略

政策

组织

社会或市场

这是一个循环逻辑，正向可以解释和延伸，逆向可以用于政策风险指数量化推演。信仰或文明，可以泛称为文化但不限于；公民精神与国家意志，作为平行指标，量化并反映治理冲突；战略，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假如既有远虑又有近忧，则说明战略出了问题；策略，方法和系统；政策，权宜之计；组织，思维方式或方针；社会或市场，生存和发展环境。

择取战略，如果非常清楚什么是战略以及国家的治理逻辑，会发现其实中国一直走在策略或政策的路线上，根本没有战略意识。改革开放，只是策略而已，并没有解决战略悬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是策略性的战略，同样也缺乏战略部署及可持续性。是的，战略，解决的就是可持续性。

从1978年以来到如今，假如我们意识到战略层面，就可以平溯：

所谓的阶层分化，源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所谓的区域不均衡发展，源于特殊政策本身的局限。

这已经成为目前最根本的国家治理的瓶颈。其实，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就是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平等和公平竞争；特殊政策趋向，实际上是一种特权偏授，使得改革开放也充满了等级性而非次序性。如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不可能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特殊政策区域只能解决本地区的一时困境，然后形成独特禀赋，也不可能适用或适配于其他地区。

而所谓小康等等，本是统计指标，而不是赶超的某种终极目标，为了赶超，就是透支未来资源，只顾眼前利益。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会有明天吗？

再比如我们统一台湾，根本不涉及能力问题，但统一后怎么办？这也是战略。

以我的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推演猫论，至于此起彼伏的猫鼠大混战，沿用了如下逻辑：

物欲

物质

物理

物役

物化

物流

物欲：追求物质的动物性欲望，而不是精神品质的牵引。在哪本书上见过，当年苏联一高层到中国那个著名的游泳池拜见mao，当这位苏联高层说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吃好喝好时，MAO反诘：难道游泳是为了穿游泳裤吗？人作为所谓的高级生命，应该有人的生存使命。掀起或鼓励物欲，本身是什么，就暂且打住不议；

物质：物欲驱使下，所有的生活目标就是无限地追逐物质财富的满足，而忽略甚至无视生命更本质的精神需求；

物理：此物理非物理，是指物欲、物质化后的“理论”或思维，认为人类追求物欲、物质是“天经地义”，永无餍足，起码高于精神品质的需求；

物役：当人人都受物欲、物质、物理的驱使，并使之为想当然时，就会心甘情愿地本能接受物的役使，成为物质财富的奴隶；

物化：生命因陷入物欲而丧失道德性约束、生活因崇尚物质财富而使大多数成为物的化身，生命本身不再具有思想功能或觉性；

物流：就是人人都是物的化身，毫无目的、毫无方向、毫无知觉地苟延残喘，不知过去亦无知明天将会是什么。

这一切，盖因为我们缺失战略。而因为缺失国家治理层次和系统结构的认识，就只能视政策为一切。殊不知，政策仅仅是解决临时问题的权宜之计。

我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人常念叨的一句话：我们生活在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时间里。

深里不议。

CCE创意智造条件交易平台www.ccecn.net采取“创意交易所Cui Creative Exchange®”系统应用，为全创意要素和智造条件交易平台。现交易品为品牌、商标、专利、版权、艺术衍生品、CCE硬方案（政府软课题成果项目化落地应用）六类，为“智造学院”课程实践平台。

CCE创意智造条件交易平台www.ccecn.net欢迎与创意机构、创意园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意金融产品部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工业设计专业和院校、政府创新课题应用组织和部门等合作，发挥CCE交易定价机制、交易枢纽驱动创意资源聚集功能，共同分享中国创意智造成长价值！

崔氏指数信息技术研究院Mr. Cui Index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ITRI或CCVI)，是由“崔氏量子指数理论”创立者及实验模型应用发明人崔新生领衔之信息数据量化、战略咨询、IT技术应用研发机构。代表性指数产品包括“CCVI中国价值指数Cui China Value Index”为评价、评级、投资引导、风险管理领域知名品牌以及CVI价值指数Cui Value Index®、IIVA产业投资价值分析师Industry Investment Value Analyst®、创意交易所Cui Creative Exchange®、民生幸福指数®以及三次产业贡献率、三次产业投资比等一系列指数产品应用，并应用于产业与金融价值标准无缝对接、虚拟资产定价以及产业投资规划、创意产品设计等战略咨询和应用方案。目前，“崔氏指数”已涉足“信息量子数链”、“信息量子能赋测序和赋值账户管理”等领域。

研究院专业团队组合为量子指数和数据科学实验室、信息数据标准应用实验室、指数产品运营中心，目前研发指数产品包括政策风险指数、民生幸福指数、能源金融指数、创意交易所指数、产业投资价值分析师指数等二十余种(类)，应用于产业与金融对接、虚拟交易品设计等领域。

CCVI研究院拥有信息数据化、数据指数化能力，核心指数品牌"CVl价值指数”为评价、评级、投资引导、风险管理领域知名品牌，在无形资产评估、质量体系认证等范围具有商标专属权，包括“数据微观点"编辑部、"产业投资价值分析师"编辑/课程部等，在产业与金融无缝对接专业应用领域、信息数据标准量化领域均居于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