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管控走向差别化奖惩，绿色引领石家庄工业企业转型发展
文章导读
近年来我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2+26”城市，近几年针对工业、燃煤、扬尘、机动车四大污染源，各个城市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管控措施，力度空前巨大，成绩也相当显著，不少城市很好地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任务。
▲ 来源：中国大气网 整理：程云
需要肯定的是，近年来我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2+26”城市，近几年针对工业、燃煤、扬尘、机动车四大污染源，各个城市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管控措施，力度空前巨大，成绩也相当显著，不少城市很好地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任务。
现有的管控措施不是长久之计，越往后任务越艰巨
目前我国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企业造成的污染问题，主要采取两类手段：一类是生产管控，包括秋冬季的错峰生产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另一类是提标改造，在末端治理上做“文章”，标准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工业企业不断投入资金建设环境治理设施。
在“2019年首届石家庄蓝天绿色发展论坛”上，清华海峡研究院生态中国创新中心副主任方晨指出，随着上级政府考核指标越来越严，工作目标越来越高，而很多城市现有的管控手段措施已经做到面面俱到，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大气环境治理改善空间越来越小，显得后继乏力，比想象中更复杂、更艰难。
“以石家庄为例，近年来政府虽然在大气治理上一直没松劲，铁腕治污，采取一系列管控措施，包括停限产、搬迁、处罚甚至处分执行不力的政府官员等，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可以说是负重前行。”中国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绿色工厂专委会秘书长王立章指出。
石家庄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马玉辰也认为，石家庄蓝天保卫战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产业机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与地理条件等因素限制，当前形势依然严峻，越往后大气治理任务就越艰巨，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虽有成绩，奈何家底差，论坛上，马玉辰和王立章都不约而同提到石家庄面临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与运输结构不合理、气象条件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等突出问题。王立章说到，相比其他城市，石家庄工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偏重，钢铁、建材、化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占比60%左右，排放总量居高不下，预示着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任重道远。
除此之外，马玉辰补充说，作为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石家庄运输结构主要以公路为主，每天过境重型柴油货车五万多辆，柴油货车对PM2.5排放贡献突出，以重卡为主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除燃煤、工业污染的第三大污染源。
王立章总结认为，从三大结构来看，产业结构偏化工、能源结构偏煤、交通枢纽偏柴油，都使得石家庄比其他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更复杂、更艰难。
“每提高一个污染物指标，就要付出很多心血和成本，一旦末端治理的边界成本高到企业无法承担的地步，许多工业企业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方晨担忧说，现有的生产管控措施和提标改造手段终不是长久之计，末端治理遭遇“瓶颈”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亟需从生产管控走向精准差别化奖惩管理，高排放、重污染重工业企业亟需探索绿色转型升级路径，用绿色引领城市工业企业转型发展。
生产管控走向差别化奖惩，应建立绿色指标绩效体系
石家庄市大气治理是中国式环境治理的缩影，石家庄市过去为治理大气污染，围绕末端治理探索了许多方式与路径，但成效难以令人满意，要想改变目前的治理困境，与会嘉宾和专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发展思路，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以绿色工业化和生产绿色化促进城市转型升级。
方晨认为，未来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管控走向差别化奖惩，末端治理衔接绿色化转型。政府应主导加速高排放行业集中化程度进程，通过差别化奖惩机制实现环保绩效的达标，让绿色化转型主动意愿强的、资金及规模实力好的领先企业提前享受政策红利，“尝到”绿色生产带来的甜头。
而对于那些环保绩效落后、在环保治理上消极应付甚至弄虚作假的工业企业，应找出其问题，给与严厉的约束惩戒。这些企业往往经济效益差、没有能力和意愿进行污染治理，更难以实现绿色化转型，方晨建议应加速对其淘汰，但对主动退出的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对于政府来说，他认为差别化奖惩机制重点在于导向性，通过对优劣两端的奖惩，让大多数中部企业看到方向，追随优秀企业，从而带动全行业的整体绿色环保水平提升，是一条在末端治理遇到瓶颈的时候，降低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新路径，政府主导得越快，见效就越快。
E20环境平台董事长/首席合伙人、清华海峡研究院生态中国创新中心主任傅涛也认为，绿色化是城市工业企业转型的必要手段，既然是必选项，与其被动面对，不如主动认真面对，早动手早受益。
要保证差别化奖惩机制落地，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能够评估和量化的绿色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对此，方晨解释说，简而言之，绿色指标体系是一套评估高排放型工业企业绿色绩效的工具，通过它来量化每个企业的绿色绩效，从而打分、排序及分档，绿色环保领先企业应优先享受绿色政策红利。
这类似于2018年河北省推行的《企业环保“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该方案第一批征集对象为水泥、钢铁、玻璃、焦化、垃圾发电、碳素生产及供热发电行业企业，遴选各行业3至5个符合遴选规则和标准的企业入围环保“领跑者”。通过实施差别化环境政策，加快河北省重点行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企业生产煤炭占比（火电、焦化等作为原料的除外）、每万元产值主要污染物排放、能耗、水耗等绿色指标体系进行遴选，指标优异的企业将率先荣获“领跑者”称号。根据方案，对于取得环保“领跑者”称号的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期间，在确保符合环境管理要求和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可不列入停限产清单。
“河北省下达的领跑者实施方案，是按照择优的原则，将工业企业分成领先与不领先的两档，而我所说的绿色指标体系是基于打排序思路，将工业企业更加细化，分为四档——绿色引领企业、绿色潜力企业、一般企业以及当前面临淘汰的落后企业，并对这四类企业进行差别化的奖惩，同时每年还应根据企业绿色绩效指标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或者调挡。”方晨补充说。
回归到工业企业绿色化转型如何落地，王立章说到，主要是缩减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培育一批经济效益好、规模实力强对环境友好的绿色工厂，绿色工厂是实现“工业绿色化”的主要抓手。
绿色工厂热度持续升温，是引领城市工业转型的主要抓手
其实早在2015年5月，国务院就颁布了《中国制造 2025》，为绿色制造吹响了号角。报告中将“全面推动绿色制造”作为九大战略重点和任务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建设绿色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
绿色工厂概念提出来之后，在全社会得到广泛响应，并掀起了申报绿色工厂的热潮。工信部与国家开发银行还签署《共同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合作协议》，协议提出“十三五”期间，国开行将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不低于3000亿元融资、贷款、投资、债券、租赁等各类金融服务，包括支持绿色示范工厂的落地。
王立章指出，从国家层面释放3000亿金融来看，以及配套指标体系和各省市相应补贴激励政策的出台，均传递出绿色工厂热度空前高涨，目前绿色工厂申报企业“水涨船高”，热度持续升温。
王立章继续补充，这也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政策，目前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配套文件，支持绿色工厂创建，对创建成功者一次性补贴一般在30-50万，个别省份达到100万、200万。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湖州”更是开始借势大力支持绿色工厂创建，截至第三批，湖州市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已累计达26家，在全国地级市中排首位。
王立章也指出，绿色工厂是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持单元，从目前一些成功案例来看，绿色化转型不光解决环保问题，对地方政府经济效益和企业产能增效同样意义重大。以湖州为例，该省在大力推进绿色智能制造过程中经济效益持续攀升，前三季度，湖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真正走通了从绿水青山的增量中找到了金山银山，找到了城市发展的价值奇点。
统计发现，在前三批绿色工厂名单中，河北共有37家企业入围了绿色工厂示范名单，排名第7，占全国绿色工厂数量的4.75%。绿色工厂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比例2.57%，排名第11，而石家庄1-3批入围11家企业，还需要发力。
石家庄要想借势逆袭，变重工业之痛为绿色发展之力，应以绿色工厂为抓手引领城市转型升级。王立章表示可从五个方面入手：突破国家框框，出台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打破湖州模式，探索属于石家庄的道路；化解雾霾困扰，从特征污染物的设计与管理方面入手，深度治理雾霾；实施精准的差别化管理，打造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融合的新经济，化奇点价值为极点之势。
结合国际国内产业绿色升级的经验，施涵也对石家庄市工业绿色转型提出五大建议：
1、更有效地利用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来减轻企业末端治理负荷，减少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施涵建议显著加强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的政策要求，对中小企业开展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同时建立专门资金支持，加速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防治的过度，从源头减少工业对环境的损害。
2、开展行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价，来加速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引导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创建绿色标杆，而尾部企业清晰认识自身的排位，促进其有序和平稳地推出。要想使污染排放降低，需要对行业进行兼并重组，提高集中度，形成主导行业的产业集群。再进一步，可鼓励创新型绿色产业替代传统重污染产业，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工业企业对环境的影响。
3、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升级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实施有效的政策组合。目前针对供给侧提出的强制性政策措施较多，其特点是实施成本高，在实现相同环保效果的情况下，供给侧强制性政策往往需要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施涵希望，未来可以多采用一些类似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自愿环境行动、绿色采购等需求侧政策，依靠市场手段与管理体系等来优化地方环境政策手段组合。
4、很多政府部门的政策都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要从碎片化、部门化向系统化、协同方向转变。绿色产业政策体系需要从三个维度加强协同与合力：首先需要纵向的国家、省级、市区、工业园区和企业层面政策的关联与协调；其次需要从企业（点）、行业（线）和区域（面）之间关联与协调；最后还需要发改、工信、环保、财政和科技等不同部门的政策协调。
5、建设区域生态运营中心，促进石家庄市低碳循环经济建设，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缺乏一个长期稳定的、专业的运营队伍，生态运营中心可以成为地区可持续运营的中枢，是区域循环经济、产业共生和生态创新的服务与促进平台，以非赢利方式为所在地的工业企业提供政策、技术、人力、资金等全方位服务。
施涵最后表示，地方工业绿色转型升级需建立长期战略，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认识；可以把建立在国内外成功经验基础之上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探索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有了决策者愿景与切实可行的战略，石家庄市当前在工业绿色发展的巨大需求很有可能转变为未来绿色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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