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韶到殷墟：安特生、德日进与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发现
▲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仰韶文化遗址，证实中国远古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打破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观念；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其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中研院史语所《安阳发掘报告》所描述的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更重要的是从前后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上解读的文字，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提前到了商朝。就此而言，儒莲奖评委会的目光是敏锐的、专业的和有前瞻性的。
仰韶殷墟
有一位中国考古学界十分敬重的瑞典人。他最早发现周口店古生物学遗址，为“北京人”现身世界舞台拉开序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主持发掘仰韶文化遗址，证实中国远古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打破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观念；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其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他喜欢野外考察，尻舆神马（kāo yú shén mǎ，指以尻为车舆而神游。后为随心所欲遨游自然，出自《庄子·大宗师》），走遍中国西北白草黄沙的台塬沟峁，百姓习惯称这位阔绰洋大人为“安先生”。这位卓伟之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48公里处，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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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为医治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循继清晚期旧制，招募外国人士权做幕僚。来自“没有帝国野心”瑞典王国的安特生，有幸被选中与北洋政府签约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从而走进了中国考古圈。
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挪威联合王国的耐盖（Närke），四十岁来华，这时，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这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1901年至1903年屡次赴南极考察，发表过多部研究报告，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还是国际地质学会秘书长。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1899年至1901年在瑞典国王资助下到中国西部探险，发现楼兰古城遗址。安特生对同胞的成就感叹不已，一直有栖身这个东方国度一展身手的企望。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安特生欣然接受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聘书。他后来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满意，曾在笔记里写道，自己忘记了曾有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赞叹喝彩。
▲ 楼兰古城遗址
（图源：www.sohu.com）
来华初期，安特生先后发现了宣化附近的辛窑山铁矿、宣龙铁矿和烟筒山铁矿，受到袁世凯的褒奖。他还完成《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等地质报告。洪宪闹剧的时局变化使他的工作陷于停滞。民国二年（1913）章鸿钊创办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聘请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回国一直在云南进行野外调查的丁文江担任所长，民国四年（1915）丁文江邀请安特生作为顾问加盟，开启长达十年的辉煌考古之旅。
安特生与农商部签订的顾问合同为期十年，民国十三年（1924）期满，他离华回到斯德哥尔摩。1926年经瑞典国会批准创办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安特生担任馆长，把自己在中国采集的化石、彩陶等文物应分得的部分入馆收藏和陈列，并监督将中国应分得的部分返还中国。1939年，六十五岁的安特生把馆长职位移交给另一位汉学家高本汉。中国是安特生功成名就之地，他在这里有很多朋友，有甘苦与共的同行之友谊和前景无限之事业，后多次以学者身份来华科考。1960年安特生逝于斯德哥尔摩。
▲ 安特生得到民国政府的奖励
（图源：www.baidu.com 百家号：猛犸视频 ）
安特生的代表作有：《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TheCav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民国十二（1923）］、《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五号，民国十二年（1923）］、《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民国十四年（1925）］、《龙与洋鬼子》（Der Drache und die Fremden Teufel，Leipzig：F.A. Brockhaus，1927）、《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Stockholm: Museum of FarEastern Antiquities，1934）、《中国为世界而战》（China Fights for the World，London：K.Paul，1939）等。
安特生在中国有多项考古成就被载入史册。
▲ 1915年7月4日出版的《政府公报、公文》刊载的安特生获得农商部一等奖章的呈文
民国六年（1917）安特生获得瑞典机构资助，拟订了在中国采集古生物化石计划，得到丁文江认同，约定完成该计划全部费用由瑞典方承担，采集的化石由中国与瑞典平分，研究成果必须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化石标本可以全部拿到瑞典研究，事后必须按约定返还中国。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里谈到那次活动时是这样记述的：“此次甘肃考古之经费，统由瑞典科学委员会及该会会长瑞典皇太子热心筹集。中国政府因欲酬其协助之雅，允将采集所得之一部分，分赠瑞典。”①这是翁文灏、丁文江与瑞典古斯塔夫②王太子代表两国达成的政府间协议，事后看，安特生是认真遵守履行的。
①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民国十四年六月），第8页。
②古斯塔夫六世（Oskar Fredrik Wilhelm Olaf Gustav Adolf，1882—1973），即古斯塔夫·阿道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长子，1950年即位，热爱中国陶瓷艺术，被公认为东亚考古和艺术鉴赏家，1907年他开始搜集中国瓷器。
▲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民国七年（1918），安特生偶然得知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石灰岩洞穴有大量动物骨骼化石堆积物。据说他骑着毛驴去周口店，早出晚归，却收获不大。民国十年（1921）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①加盟安特生的团队，陆续发现原始人牙齿和使用的石器。虽然他确定“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②，但是民国十三年（1924）师丹斯基回国后，安特生也离开周口店，发掘工作交给了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③等人。经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④教授的鉴定，他与师丹斯基发现的牙齿是“北京原人”（北京人）的牙齿。民国十五年（1926）安特生借瑞典古斯塔夫王太子访华之际向世界公布这一重大发现。安特生刚走进龙骨山时就曾信心满满地预言：“这个地点总有一天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⑤民国十八年（1929）裴文中终于挖掘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无论如何不可忘记安特生是“北京人”栖身地最早的发现者，是他带领成功者走进周口店龙骨山的。
①师丹斯基（Otto Karl Josef Zdansky，1894—1988），奥地利人，古生物学家，1921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哲学学院古生物专业，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古生物学家维曼（Prof Carl Wiman）的建议下前往中国，民国十年（1921）发现巨龙形类恐龙是师氏盘足龙（Euhelopus zdanskyi）、古中华虎（Panthera palaeosinensis）。
②⑤Johan Gunnar 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to prehistoric China， London：Kegan Paul，1934.
③裴文中（1904—1982），河北丰南人，古生物学家，民国十六年（1927）毕于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民国十八年（1929）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此后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
④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加拿大人，解剖学家，1906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民国八年（1919）来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周口店考古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民国十六年（1927）根据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一枚下臼齿，给“北京人”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发表过多种有关北京人和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的论著。
▲ “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
（图源：www.sohu.com）
安特生等欧洲考古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早期发展经历过石器时期、铜器时期、铁器时期，有着悠久文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经历。他们把在中国找到石器时期存在的证据视为事关人类文明发展完整链条之重要一环。
民国九年（1920），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寻得石斧、石刀等石器，又在被流水冲刷的土里发现一些陶片。这引起他极大兴趣，便在给农商部部长的信里提出发掘的想法，获得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和地方政府批准。民国十年（1921），安特生与师丹斯基、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收获出乎预料，大量精美的彩陶展现在人们眼前，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 安特生在仰韶遗址发现的陶制人头形器盖
民国十二年（1923）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Anearly Chinese culture，袁复礼节译），发表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地质汇报》 上。作者大致讨论了“中国器形之源流”“古代文化之遗址”“石器遗址之年代”“仰韶文化与中国人种之关系”“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五个方面的问题。不论在奉天沙锅屯遗址还是在仰韶遗址都发现大量石器，如石刀、石斧等，“中国学者大抵以为中国有史以来即知利用金属。故发现石器时辄以为蛮夷人种之遗，非汉族物”①。罗佛在《玉考》里 也持类似观点。安特生认为，这些石器和一起出土的陶器属于新石器晚 期之器物，并且为中国人所有。“自仰韶器物形状观之，则全似为汉族遗 迹。”既不是南方倮倮苗族的，也不是北方蒙古人的。“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人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换言之，据已发现之各器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为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②
①②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五号（民国十二年）。
▲ 图源《中华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报告叙述平淡直白，然而他们在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阔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文化研究上的视野。中国文字历史中没有对这段文化的描述，安特生等人对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证实了中国存在过新石器时期。中国史书记载有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部族，但缺乏实证史料，仰韶村地下遗存验证了史书记载的正确性，证实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最早起源就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使西方历史学家证实自己在史前文化研究上的推测，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环节；使中国人证实了自己的历史传说，中华文明历史前推了一千余年。安特生从一位地质学家成为国际公认的考古学家，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
有了仰韶遗址发掘形成的理论构架，安特生等人于民国十二年（1923）开始新的征程，用了一年半时间进行野外考察，足迹踏遍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系统发掘的文化遗址有五十多处，发现的石器和彩陶丰富了他提出的仰韶文化所代表的中国新石器时期存在的证据链。这时期他勘察的重要古代遗址有：民国十二年（1923），西宁的朱家寨遗址，青海贵德的罗汉堂遗址，青海湟中的卡诺遗址和卡约遗址；民国十三年（1924），甘肃定西的辛店遗址，宁夏临夏的半山遗址、齐家坪遗址、寺洼山遗址和灰咀遗址，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甘肃民勤的柳湖墩遗址、沙井子遗址和三角城遗址等。宁夏于民国十七年（1928）建省，此次考察涉及今青海、宁夏等地，在当时属甘肃省，所以安特生在考察报告里把他们这次中国西北考察统称为“甘肃考古”。
▲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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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1925）已经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撰写了《甘肃考古记》，发表于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专报》上，对自己后期考古实践进行了学术总结。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二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
足迹所涉，几及甘肃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纪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墓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甘肃考古记》
安特生的报告分为七章：“住址与葬地”“遗址地形”“甘肃远古器物各论”“甘肃远古文化之相对年代”“甘肃远古文化之绝对年代”“新石器时代之缺失”“文化之迁移”；后附利济翻译的步达生的一篇短文《甘肃史前人种说略》。
▲ 图源《甘肃考古记》
作者把其在甘肃采集的标本粗略归为六个时期：齐家期、仰韶期①、 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虽各有不同特点，然都属于仰韶文化。“当吾人调查之发轫，独取所谓仰韶期者，其名盖原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之模范址。而甘肃文化亦以此名者，因与著者民国十年发见之河南古址之情形同故也。”②作者将他所发现的文物断代为公元前三千年，齐家期、辛店期、马厂期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新店期、寺洼期、沙井期为铜器时代初期。
①安特生认为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与仰韶遗址是同一时期
②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民国十四年六月）。
安特生在最后一章“文化之迁移”里，把他在中国发掘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物与欧洲、西亚、中亚同时期器物做了比较，提出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民族，当仰韶文化期自新疆迁入黄河河谷，因载有石铜器时代过渡期之文化。但此过渡期之文化，则有西方之特性者也。”（《甘肃考古记》）他的论点在学术界响应者不多，后来他自己也改变了看法。近几十年随着对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同时良渚文化的丰富遗存为反驳“安特生假设”准备了更为殷实的证据。其实文化现象是个复杂问题，“非此即彼”不可能概括全部事实，“东西来去”古也有之。构写历史首先要辨别主流和主脉，同时也应该容许和承认非主流文化现象共存。
儒莲奖评委会把1927年奖项授予《甘肃考古记》，也是对安特生为中国考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之华丽表彰。
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里谈到两位法国传教士的研究对自己的启发。“当一九二三年之夏，法国博物学者德日进氏及桑志华氏于鄂尔多斯发现旧石器时代之器物与多数鸿积统之哺乳类化石同产于情形明了之地层中，此又不啻为吾人考证华北人类遗迹之新发轫点也。此种重要之发现，二氏虽仅将其大略公布于世，然已足以为吾人参考之佐证。
▲ 图源《甘肃考古记》
古生物学家桑志华（ÉmileLicent），又记黎桑，1876年生于法国龙比（Rombies），1895年加入耶稣会，1912年获得法国南锡科学院动物学博士学位；民国三年（1914）来华，教籍属献县教区，安居天津，大部分时间从事野外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二十五年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五万多公里。其中他在民国三年至十二年（1914-1923）间对黄河流域的考察尤为重要，为此他发表《黄河及北直隶湾其他支流流域十年旅考》（Comptes Rendus de Dix Années(1914-1923)de Séjour et d′Exploration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du Pai Ho et des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u Pei Tcheuly）。桑志华十几年鞍马劳顿、风尘仆仆，肩负的主要任务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考察，他们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达数万件。这些标本陆续运回天津，藏于耶稣会账房崇德堂，日积月累，无隙存放。桑志华遂向耶稣会会长提出兴建博物馆正式馆舍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于民国十年（1921）在马场道动工，次年落成。桑志华为其取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Musée Hoangho Paiho），几经扩建，中文馆名定为“北疆博物馆”。
▲ 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
民国十六年（1927）桑志华被法国政府授予“铁十字骑士勋章”，表彰其创办北疆博物馆的特殊功绩。卢沟桥事变后，桑志华中断了在华科研工作，并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离华回法。1952年桑志华逝于巴黎。
民国十年（1921）冬，桑志华收到在内蒙古传教的神父发现疑似古生物化石的报告。次年8月，他到达萨拉乌苏河谷的邵家沟，在这片湖相沉积地区发现史前旧石器地质的遗址。当他的考察报告放到法国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布勒（Marcellin Boule，1861-1942，法国古生物学家、巴黎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并出版了完整的尼安德特人样本）办公桌上时，这引起了后者的关注，布勒随即派遣德日进携一万法郎经费来华。民国十二年（1923）5月，德日进抵达天津。8月，桑志华和德日进一起再次考察了萨拉乌苏，收获颇丰，带回北疆博物馆的化石有二十六箱，最重要的是有三只完整的十万年前的披毛犀化石，还有野驴、王氏水牛、野马、古棱尺象等，后来被命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
▲ 北疆博物馆陈列室入口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年生于法国奥尔西内（Orcines Auvergne），1899年加入耶稣会，1905年至1908年他在开罗一所耶稣会开办的大学讲授物理和化学，1908年至1912年他到英国黑斯廷斯（Hastings）学习神学，其间于1911年晋铎。1912—1914年，他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古生物学，1913年他与步日耶考察西班牙西北部史前岩洞壁画。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于1920年取得索尔邦大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学位，随后在巴黎天主教大学讲授古生物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德日进应桑志华神父邀请、受布勒的派遣来献县，并参与筹建天津北疆博物馆。他在中国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学术生涯。他走遍中国，考察新生代地质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化石。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1932-1939），德日进参加法国科学界发起的“黄色远征”活动，对华南、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系统的古生物考察。
▲ 北疆博物馆的古生物化石陈列
民国十二年（1923），德日进在整理桑志华于1922年从萨拉乌苏邵家沟带回的羚羊牙齿、鸵鸟蛋片化石时，发现一枚桑志华疏忽的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他们便委托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教授鉴定，确认这枚化石是七万年前旧石器时期晚期智人，一位七岁儿童的左上外侧门齿。发现这枚“河套人”门齿的意义虽不及后来周口店挖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但在中国地质生物及考古领域是开创性的非凡发现。这枚两缘翻卷成棱、中间低凹的“铲形牙”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标准“生理印记”，有着“铲形牙”的“河套人”被视为汉人的直接祖先。
德日进被中国科学界看作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民国十八年（1929）德日进被聘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顾问，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和鉴定工作。恰在这一年，裴文中教授发现一个完整北京人头盖骨。民国二十四年（1935）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发掘工作，并于次年发现三块头盖骨。德日进参与了历次发掘全过程。贾兰坡的发现是德日进等人研究鉴定的，确认了“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贾兰坡晚年回忆说，他二十三岁初入这个领域，给德日进做助手，学得许多知识，“德日进神父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之一”。
▲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民国十七年（1928），一本非常重要的考古报告问世，《中国旧石器时代》（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由桑志华、德日进、布勒、步日耶（Henri Breuil，1877—1961，法国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曾参与周口店北京人发掘工作）合作完成，在巴黎和天津两地联合出版。在巴黎出版时纳入摩纳哥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基金会“人类旧石器时期研究所档案”论文集第四部；中国的出版机构为北疆博物馆，纳入“北疆博物馆丛书”第三种。
《中国旧石器时代》分为“导论”（布勒撰）、第一部分“地层学，断层”（德日进和桑志华撰）、第二部分“旧石器时代”（布勒和德日进撰）、第三部分“考古学”（步日耶撰）；附录为三十组考古发掘实物照片。
这部学术专著的核心是桑志华、德日进一行在甘肃庆阳县城以北约五十五公里幸家沟黄土层中首次发现中国旧石器遗址。多位学者从不同专业角度肯定了中国北方存在过旧石器时期，讨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特点。
▲ 《中国旧石器时代》
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人在北疆博物馆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日本人的关注。为了使科研成果不被日军掠夺和破坏，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经耶稣会总会会长批准，时任馆长的罗学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立私立北京地质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Pékin），借此把北疆博物馆重要标本、实验室设备和部分图书资料，转移到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北京地质生物学研究所只存在了五年，但是研究成果还是很丰富的。德日进和罗学宾主编过自己的刊物《亚陆生物史迹汇编》（Géobiologia），民国三十二年（1943）和民国三十四年（1945）出版了两卷。他们也出版过少量书籍，延续着德日进等人的科学研究。这个时期北京地质生物学研究所出版了一套科研丛书，可稽的有十二种。二战胜利后，德日进与罗学宾结伴返回家乡，北京地质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中断。
▲ 《亚陆生物史迹汇编》
北京地质生物学研究所丛书不乏国际科学史上的名著。《东亚地质及人类原始》（Early Man in China，bound with Fossil Men，中文书名见原书版权页）就是其中之一。《东亚地质及人类原始》分为两卷：第一卷“中国早期人类的大陆环境”，第二卷“人类遗址的分布”。德日进为自己的著作配了五十一张图片，其中有二十一张是从前没有发表过的。另外他还准备了五幅地图。
民国三十三年（1944），德日进与裴文中教授合作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Le Neolithique de la Chine），作者在前言里说明：
过往几年，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在中国史前研究领域得到广泛重视。北京猿人是继鄂尔多斯旧石器时代中期或后期遗址发现之后人类遗址新的发现，研究者对更新世地层做考古学调查的活动区域遍布整个国家，且越走越偏远。尽管这些研究有时不够缜密，目标方向也很老套，不管怎样，这些分析说明，亚洲东北部和中部特别有利于早期人类的进化。北京猿人与印度-马来猿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与罗斯-欧罗巴的黄土地旧石器时代的特征完全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更新世时代，中国和蒙古曾经是文明凹地，不是文明流出的高地；就人类进化而言，是接收外界流入而不是溢出之处。由此我们形成这些新的观点！
德日进和裴文中先是说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定义和特征、新石器时代低级和高级状态、研究新石器时代的难点和益处。然后分四卷“更新世末期的中国”“蒙古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吉林南部新石器时代”，逐一介绍了他们采集的标本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准备了作为考古学著作必不可少的图片四十八幅，直观地讲解自己的分析；还附有两幅地图：《中国黄土地的分布和外貌》和《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的意义在于，其承续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为完整地解读中国史前历史增添了重要的篇章。
▲ 图源《中国新石器时代》
民国二十九年（1940）困潜于北京的德日进完成手稿《人之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他把宇宙看成是一种进化，从无生命到出现生物，从生命到出现人的精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完整的进化现象。进化朝着精神发展，呈现一种社会化和全球化发展运动。针对德日进的这些大胆言论，天主教会认为他的观点离经叛道，背驰传统神学教义，禁止他的著作出版。
民国三十五年（1946）德日进离华回法。他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后又受美国基金委托赴非洲考察猿人。1955年，漂泊半生的德日进在纽约居所郁郁而终，悄然葬于当地的圣安德烈哈德森教士墓地。就在这一年，他的《人之现象》在巴黎出版。他身后留下了十三卷《德日进著作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给了德日进很高的评价，称其既是科学家又是精神巨人。
▲ 德日进在检查他在中国获得的头盖骨
（图片来源：www.thepaper.cn）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十年，重构中国断代史的一系列最大考古发现，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民国十年（1921），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解决了中国新石器时期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民国十一年（1922），桑志华、德日进发起萨拉乌苏地质堆积层的发掘，找到中国旧石器时期存在的直接证据；民国十七年（1928），李济①、董作宾②等人对安阳小屯遗址的发掘，让以殷墟和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遗存彻底改写了中华文明史；民国十八年（1929），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七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改变了人类起源的学说。
①李济（1896—1979），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1922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学校、南开大学，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在台湾大学及史语所任教。
②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北京大学毕业，民国十四年至十六年（1925—1927）先后执教于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民国十七年至三十五年（1928—1946）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民国三十七年（1948）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后，在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和珠海书院任教，病逝于台湾。
1932年儒莲奖颁发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发掘报告》专刊。《安阳发掘报告》是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小屯发掘的报告，后来以“殷墟考古”闻名。
清末以来，安阳小屯地区偶有镌刻甲骨文的“龙骨”出土。民国十七年（1928）傅斯年受蔡元培之邀任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队赴河南安阳，发掘小屯遗址。科考队由考古组主任李济和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带队，历时四年，勘察了商代晚期都城建筑遗址，出土大量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
▲ 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
（图片来源：www.sohu.com）
殷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进行过多次，《安阳发掘报告》记载的是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928—1933）考古研究成果，分为四期：
①张蔚然，山西人，考古学家，民国时期曾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员。
②秉志（1886—1965），字农山，原名翟秉志，满族，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动物学家、教育家；1909年考取第一届官费赴美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
③徐中舒（1898—1991），民国十五年（1926）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任职
①郭宝钧（1893—1971），字子衡，河南省南阳市人，考古学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河南省立南阳中学任教，后到省教育厅工作，多次参加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
②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民国十九年（1930）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次年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岗的发掘等。
③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省安丘人；民国十五年（1926）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民国十九年（1930）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其间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④刘屿霞，考古学家，曾参与河南安阳小屯遗址和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发掘。
⑤石璋如（1902—2004），193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直接到中央研究院研习考古专业，1945年去台湾，相继担任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等。
这三十二篇文章（不计序和编后语）都是非常专业的论文，记述了发掘经过、建筑遗址、骨卜龟卜与甲骨文、冶铜术与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兽骨、周边遗址、墓葬、宗教艺术和社会组织等十个方面内容，附有大量工作照片、区域地图、遗址测绘图、铜器和陶器图样、甲骨及甲骨文图样等。
《安阳发掘报告》有七百三十四页、四十五万余字。这份报告所描述的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更重要的是从前后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上解读的文字，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提前到了商朝。就此而言，儒莲奖评委会的目光是敏锐的、专业的和有前瞻性的。
本文内容节选自《汉学家与儒莲奖》姚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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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家与儒莲奖》 姚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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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译著颇丰，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有着广泛而精深的了解。
儒莲奖是汉学界的最高奖项。此奖在儒莲去世前一年（1872年），由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设立，用以表彰对汉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人。自1875年儒莲奖第一次颁发以来，有多位中外学者获此奖项，其中包括我国语言学家王静如、哲学家冯友兰、文史名家饶宗颐、北京大学教授杨保筠、西夏学家李范文等。
本书回顾了从儒莲奖首次颁奖到1949年的获奖者情况，从思想观念、风物掌故、习俗地理等方面对儒莲奖获得者及作品进行了详细剖析，全景式展现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研究，可以让读者较为客观地了解海外汉学发展史和中西文明交流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
作者简介
姚鹏，祖籍福建福州，1956年生于北京，1978年2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术研究专长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史、法国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基督教史，著有《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自由女神的遐想》《自由备忘录——对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的历史反思》《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等；合编有“猫头鹰文库”“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走向文明丛书”“中国思想宝库”“东方思想宝库”等；译有《西方政治思想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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