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何吃了吐，吐了再吃……瘦=美=成功？聚焦进食障碍者
曾有长达10多年，杨雪一直小心隐藏身份。在中国，有一群和她一样的年轻女性。她们反复暴食，食量是常人的几倍，却又极度怕胖，想方设法催吐。
她们不愿见光，网上交流多用暗语——自称“兔子”（与“吐”谐音），暴食称为“撸”，催吐则是“生”……更难想象的是，一些女孩正在用“吃播”的方法挣钱，在镜头前笑靥如花，吃得津津有味，无论弹幕中有再多质疑，也绝口不提“催吐”二字。
从医学角度看，她们很可能患有进食障碍——神经性贪食症或神经性厌食症。进食障碍本身并不致死，但催吐、过度消瘦则会导致心律失常、多器官衰竭，甚至抑郁自杀，是精神科里致死率最高的病种，高达5%－20%。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认为，这种最早被认为只见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过度减肥导致的精神疾病正在中国蔓延。去年，诊治中心对上海3所女生较多的高校新生的健康调查显示，进食障碍可疑人群比例最高达到30%。
“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疯狂，难以开口。”国内极少数帮助进食障碍者自助的公众号“一滴”的发起人何一，也曾“隐形”6年，不敢向医生乃至亲人袒露心扉。直到在呕吐物中发现血丝，她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病了，不仅是身，更是心。
坚持吃了5天清水煮菜后的一个清晨，杨雪再也遏制不住暴食的欲望。
5个汉堡、2个披萨、1个千层蛋糕……外卖一到，她迫不及待打开包装，快速把食物塞进嘴里，根本来不及品尝。空虚太久的胃获得满足，大脑却拉起警报，她冲进厕所，弯下腰，把一切会让自己长胖的“罪恶”清除。
让所有进食障碍者沦陷的导火索，几乎都是节食减肥。
杨雪使用过一款在女生中颇为风靡的食物卡路里计算软件。这款软件根据个人身高和目标体重设定日摄入热量。为了严格执行饮食计划，她拒绝所有朋友的聚餐邀请。食谱简单粗暴地切断淀粉和油脂，任何入口的东西都要记录。当总热量逼近红线时，再饿也只能喝水。
短短两个月，杨雪从90斤迅速瘦到65斤。一张当时的照片里，她的背部脊柱、肋骨根根分明。即便如此，她还是觉得腿粗，“就像练功走火入魔，越陷越深”。
杨雪并非特例。医学界普遍认为，进食障碍中的厌食症多发年龄为13-20岁，贪食症则在12-35岁之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的研究显示，约有30%-60%的青春期少女在节食减肥，其中7%-12%是极端节食者，极易发展成厌食症。其中部分厌食症易发展成贪食症。
“瘦就是美”的潜意识，同样在胡致远的少女时代扎根。因为脸型圆润，她被同学起了外号“包子”。“都是开玩笑，我也没觉得特别难过，但还是希望能瘦。”高考后，她靠天天打网球瘦了20斤，入学时被捧为“女神”，但学习压力再次让她情绪化进食，很快被“打回原形”。男生们的议论传到耳里，她下决心：一定要减回去！
同样是高考后的夏天，谢萌的人生发生转折。她从小胃口奇大，4岁时一顿能吃3个面包，初中时2个肯德基全家桶不在话下。身高、体重数字都是170，延续到了高中毕业。高考后，父母下达最后通牒：“你再不减肥就把你丢出去。”
谢萌从此像上班一样每天运动8小时，体重哗哗地掉，到110斤时，终于停了。“人也开心，朋友也好，父母也好！除了生理期停了。”这个20岁的女孩住院了，在进食障碍诊治中心3个月后明显好转。但回忆起110斤的世界，她还是忍不住流露出怀念。
变瘦之前，谢萌曾向一名男生表达好感，未被理睬；变瘦之后，男生态度缓和。在她盘问下，男生亲口承认：“我觉得又肥又油腻的女生不够自律，没有交往必要。”
2012年，正值国内健身产业快速发展，一大批营销号和运动社交软件涌现，胡致远每天刷相关文章。身为国内顶尖高校生物医学专业第一名，她学起这些概念毫不费力，立刻付诸实践。平时去食堂，她从来不要米饭，只打几个看上去没有油的菜。
“控制不了身材，怎么控制人生？”“你吃什么，决定了你是什么。”胡致远痴迷于各种营销口号，每天逼着自己去健身房，40分钟力量训练加40分钟有氧运动，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经期感冒。前3个月她每周都瘦1斤，却没有察觉到危机正在降临。
胡致远开始去医院调理，开一堆乌鸡白凤丸、加味逍遥丸，但完全没用。她的内分泌紊乱，经期停止。这个问题在减肥女性中非常普遍，却常被忽视。
“根本原因就是摄入脂肪不够，人体无法再合成雌激素。”她说。
大三暑期，胡致远到英国实习。白天她只吃麦片、鸡胸肉和蔬菜，到了晚上，时不时想吃高热量的东西，却又不敢，“只能煮很多很多南瓜”。她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填补心理空虚。
杨雪的四次节食减肥，纷纷以暴食宣告失败，最多的一次反弹了30斤。第一次是在初中。由于几天没吃米饭，某天上学途中，她冲进面包店买了七八个面包，一口气站在路边塞掉，“肚子像要炸了一样”。她跑回家，躲进厕所吐掉所有，如释重负。
每次吐完，杨雪的脸都会充血，眼周出现血点。她不敢抬头，生怕被人发现丑陋的一面，有人问起，一概以“胃不舒服”搪塞。她唯一庆幸的事是没有跟风，学其他“兔子”使用塑料管。“那种非常难戒，伤害也更大。”
生活的平衡感被逐个打破。她的脾气日益暴躁，看到桌上有油腻的菜就会和家人争吵。家庭聚会上，她会控制不住转桌子，吃得飞快，再火速去厕所吐掉。
杨雪一度对吃播狂热，“想知道那些看上去好吃的东西都是什么味道”，但看了之后更易暴食。康复之后，她不再看了，“世界上哪有什么吃不胖的捷径？”
谢萌害怕反弹，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克扣饮食，却还是没能“逃过一劫”。因为只要吃多了，母亲就会哭着打骂她：“你不是在减肥吗，怎么还是吃这么多？”
“如果一天不运动或者一天不看书，就感觉不是个自律的好女孩。”谢萌承认自己过于完美主义。在第三次备考雅思的两个月里，她坚持每天自习10小时以上，但渐渐开始吃不下东西。即使这样，她仍保持每天半小时运动量。
体重掉到88斤，这意味着谢萌在两年间几乎减掉了半个自己，体检发现体脂只有5%（普通女性一般在20%以上）。她非常害怕，而母亲的答复是“只要多吃点就行了”。
食欲再次像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从2个面包渐渐变成10张鸡蛋饼，比高中的食量还要大。3个月后，体重弹回112斤，全身水肿。听到谢萌说“不想上课，只想吃东西”，母亲又急了：“你怎么这么没有自控力？”
谢萌向父母提出要来上海住院，起初无人支持，她只能大吼：“我已经跟中了毒瘾一样，戒不掉暴食了！”
“很多人误认为进食障碍是一种收放自如、主观选择的疾病。”何一曾经有过荒唐的“梦想”：得3个月的厌食症，先瘦下来再去康复。直到现在，这种观点在网上依旧不少见。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何一催吐日渐频繁，原先只在家里，后来在单位也忍不住。想吃东西时，她甚至会从自己的垃圾桶里翻找。到后来，就连口腔也被胃酸腐蚀坏，4颗臼齿严重蛀牙。每次看牙，牙医都叮嘱她少吃糖。她只能苦笑着说：“好。”
某次，杨雪没有把马桶的呕吐残渣冲干净，被父亲发现，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狠狠打了一顿。“爸爸骂我，想死就滚出去。”她说，“老一辈都觉得三年自然灾害时大家根本吃不起东西，哪里有什么进食障碍。”
上世纪50年代，进食障碍只见于西方；到了八九十年代，在中国香港、韩国等地陆续出现。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2016年刊发文章《巨大的问题：进食障碍》，指出欧盟约有2000万进食障碍患者，每6-7位年轻女性中就有1人患有进食障碍。
何一忆起几年前第一次向好友坦承病情的场景，忐忑犹在。“因为怂，我选择了QQ。发送信息后，心脏狂跳不止，感觉就像犯了罪的人，等待宣判。”
可好友回了一句：“你说的就是戴安娜王妃得的那个病吗？”出乎意料的接纳，完全不评头论足，让何一热泪盈眶。她又战战兢兢告诉其他几名好友。让她意外的是，没有一人因此离开她，反倒惊讶于她为何拖了那么久才说。
上海精卫中心统计显示，进食障碍患者数迅速增长，2011-2015年门诊初诊量是2001-2005年的5倍，来源地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拓展。但由于科普和预防不够，多数人不了解这种新兴疾病，甚至存在误解。因此，许多进食障碍患者还在默默背负秘密。
何一觉得，坦白有风险，但为了康复，这是一个值得去冒的险，可以选择值得信赖的亲友和专业的医生。“你会发现，你真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战斗。”
实际上，直到今天，进食障碍的成因尚未被医学界完全弄清。和其他精神类疾病类似，这是一种由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疾病。
“不仅仅是‘以瘦为美’的社会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进食障碍是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有一定遗传度，目前研究已经发现多个风险基因。”陈珏解释。
邓琪想过很多次为什么偏偏是自己患了进食障碍。她能追溯到的最早记忆，大约是她10岁时母亲的一句话——“如果你不漂亮，我早就把你扔了。”轻描淡写，仿佛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当她鼓足勇气告诉母亲自己患有进食障碍后，对方认为是“小题大做”。她随后发去科普文，母亲却激动地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你疯了，对得起我吗？”
“其实父母可以在康复过程中起到作用。”陈珏说，家庭治疗正是治疗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家长陪孩子一起住院，在单家庭和多家庭治疗以及父母支持性团体治疗中反思教育方式，常说得泪如雨下，家庭关系得到改善。
“以前就算孩子考满分，我也说‘这有什么稀奇’，希望她不要骄傲。对孩子的鼓励太少，批评太多。”6月21日，一位带着女儿从江苏来沪复诊的父亲对记者说。
谢萌住院之后，母亲不准她跟外人提生病的事，但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还是告诉了最好的朋友。“说出来的感觉真好。哪怕她不能给我具体的康复建议，只要表达同理心，我都很感谢。”谢萌咧嘴笑了。
让她既开心又遗憾的是，关系最好的病友前不久出院了。那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女孩。谢萌零食瘾还很旺盛时，好几次偷拿女孩的零食吃，结果被发现。
“我特别羞耻，一直说‘对不起’。她没怪我，只说‘可以理解’。”谢萌突然间眼眶红了，抬起手腕擦拭眼角，“不是所有人都会鄙视的。”
陈珏始终记得接诊的第一位厌食症患者给她带来的挫败感，“经常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刚好一点很快又回去了，像天平一样摇摆”。后来发现，在进食障碍的康复过程中，病情反复属于正常现象。有的人康复需要几个月，有的需要几年。
起步最为艰难。厌食症阶段的杨雪瘦到无法站立，冷静的丈夫一度哭着求她：“你吃一点东西好不好？”随着体重增加，她才慢慢找回“饱”和“饿”的知觉，反而能控制住食欲。如今，她康复快7个月了，再吃水煮菜只觉得难以下咽，“吃饭重新变成一件开心的事”。
“营养越差的人思维越刻板，越想减肥。只有营养好了，大脑才能恢复思考的灵活性。所以，治疗的第一步必须从行为治疗开始，定时定量进食，每天三餐正餐和点心，把营养调整好；然后再开展其他心理治疗，包括辩证认知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等。”陈珏说。相比于治疗，她认为早期预防尤为重要。近期，精卫中心将会和上海部分中学、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开展合作。
然而，即使身体康复，观念的改变依旧缓慢。精卫中心心身科住院医生陆茜说，到达病房的病人都已有治疗意愿，但康复过程中还是不免出现藏饭等控制热量的行为。
上海女孩夏梦婷现在试着每顿都吃主食，强制自己不吐出来，但她承认“还是非常怕胖”。在国外留学时，她没有被说过身材不好，但一回国几乎所有人见面第一句就是“你怎么胖了？”
去年2月，杨雪在微博上开了小号“我和暴食症的日常”，分享康复方法，鼓励女孩们学会自我接纳：“人生要是由秤砣上的数字决定，那才是真正的失败。美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真的有统一标准，那一定是做自己。”她觉得，想要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先从自身做起，“我做不到要求别人怎么看我，只能要求自己，不要片面因为身材去定义一个人。当你真正意识到人生不止胖瘦的时候，会豁然开朗。”
邓琪把体重秤、卷尺、代餐粉、量勺量杯、减肥药、泻药、催吐管全部扔了。她也曾被“胖女孩没有青春”等“格言”洗脑，直至看到一句话——“现在的女孩普遍太瘦，就像一百年前的女孩脚都太小。”
“在妈妈眼里，我167厘米的身高低于110斤就是白骨精，高于115斤就叫猪。她对我的爱并不是无条件的，这是我心理障碍的源头。”但邓琪并不责怪母亲，反倒觉得母亲也是受害者，“她年近五十，身高170厘米却固执地要瘦到110斤。”
何一在公众号上记录过母亲带她做针灸减肥、为她买减肥药的往事。“她其实很犹豫，在女儿健康和身材之间纠结。”何一说，不少女生留言有同样经历，她才感觉到，中国女性面临的身材压力有多么严苛。
“女性为瘦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健康。一个被迫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是很难施展才华的。”何一认为，个体困境不单单是出于个人原因，更有宏观因素在起作用。最近她刚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计划和志愿者们开展更多倡导性工作。
在人生最迷茫时，何一曾把“瘦”和世俗意义的“成功”紧紧捆绑，“觉得如果瘦了、美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现在她才意识到，人的价值其实与胖瘦无关，而心中的黑洞也终究无法靠食物填满。
（文中杨雪、何一、谢萌、邓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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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梦昊
微信编辑：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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