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听！上海的马路和地铁上有什么声音？

城市越繁华就会越吵吗？

中国哪座城市最“吵”？

排在第一位的，居然不是北上广深

《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8）》显示

省会城市里

最吵的是哈尔滨

最“安静”的呢？

是拉萨

那你觉得你居住的城市安静吗？

从数据上看

城市似乎变得越来越吵

2017年，全国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55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42.9%。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是35.4万件，占比35.3%。

有些人对噪音很宽容

但也有人对噪音一点都忍不了

甚至有人发明了“震楼器”这样的神器

以噪音来对抗噪音

城市噪音污染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与宜居的必然矛盾，至今仍然是中外城市治理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怎么让城市“安静”下来？

在很多与声学相关的研究者眼里

上海是国内降噪办法最多样的城市

马路上有什么声音？

殷漪是一位声音艺术家，自2008年投入到城市的实地录音中，近两年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上海整体交通上的噪音减少很多”。

马路上，除了大型工程车，什么车会发出最大的噪音？不少人或许会想到公交车。

五月的工作日下午，城市还处于不疾不徐的慵懒之中。离静安大悦城不远，有一处尚在建设的大厦中，钢筋和水泥偶尔撞击，“哐哐”作响；20米开外是公交站台，往来的公交车到站、开门下客、驶离。

细数，8辆公交车里6辆是电动车——我这才留意到上海的电动公交车普及率已如此之高。电动车启动时，是一种沉闷的声响，行驶起来后更为轻盈，但轮胎摩擦柏油马路的声响并没有减轻。

已经在上海马路上运营的电动公交车

“（噪音）还可以接受吧？”殷漪侧过脸问我。

半分钟后，一辆企业班车打破了“还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是一辆燃油车，短暂停留下客后，它启动，发出粗砺的轰鸣，席卷了整个路面。

降噪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交通工具更安静。殷漪认为上海推动电动车就是一个效果明显的办法。国外一些城市的经验还包括，使用低噪音的轮胎、使用半柔性的路面材料；在繁忙道路和居民区之间设立隔音设施；以立体交叉路道代替十字路，采用智能信号管理来减少车辆的频繁起步；禁止大吨位车进入城区，停车10秒以上必须熄火等。

选择在静安大悦城附近，殷漪有另一番用意。

他领我走过蒙古路、西藏北路路口，然后指着一个银灰色的柱形装置让我看。

我围着这个家伙绕了一圈，感觉它看上去就像块普通的广告牌，很低调，什么介绍都没有，但效果却是令人惊叹的——这个设备使得声音像聚光灯一样，投向前方的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可听到清晰响亮的“请走人行横道线”，但当走到与该设备同一水平线位置附近或者绕到后方，即使离得再近，也几乎听不到声音。

殷漪之所以能观察到这个细节，是因为他长期录制各个城市的信号灯指示声。他曾经把已录制的城市做成一组声音装置作品《第一公约》——在展厅模拟城市过马路的场景，数只带着名牌的耳机被安置于斑马线上，不同城市的名牌对应这个城市的交通信号灯指示声。这些声音有的比较悦耳，“啾啾啾”，像鸟叫，有的很快，“嗒嗒嗒嗒”，有的是“嘟嘟嘟”，有的是“叮叮叮”，还有循环的人声：“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

实地录制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细节，比如，在日本东京，不同方向的人行道提示音不一样，这对视障人士更友好；还比如，在中国香港，提示音会根据环境声的高低而调整音量，这是在有意识地管理声音。

香港街头行人过马路

殷漪认为上海已经有了对声音管理的意识。“我走了那么多城市，真正实际用到信号灯提示声上的，只看到过这一处。我第一次经过时，激动跟我太太说，上海太牛了。”或许，不久的未来这项技术就可用于广场舞、大型活动播音中，解决噪音扰民的问题。

现在殷漪的提示音声音库已经增加到30个。他很想把上海这个聚声装置的提示音录入自己的素材库，“可如果只是录音，听众可能无法体会到这种声音定向的特殊之处吧。”他一时有些懊恼。

地铁里有什么声音？

我们决定再到地铁里看看。

坐地铁之前，殷漪问我，来时在地铁上听到什么声音？

路人在交谈？站台的广告？车厢里的报站？

其实车厢里，这些声音都没那么引人注意。

人们都在看手机，极少交谈，车厢连接处吱呀吱呀的声音，以及呼呼呼的风噪声，成为车厢里声音的主旋律。

“上海的地铁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是更安静的。”殷漪说，比如站台几乎都是全封闭的隔音屏，这在欧洲大多数站台都没有。电视屏幕的播放音量曾经很大，但现在已经明显变小。环境噪声越低，传达信息的播报声音就越可以控制音量，从而避免产生“毛刺”般尖噪效果。

噪音什么时候不烦人？

从8号线人民广场站出站后，我和殷漪去人民公园逛了逛。

进入公园，粗壮的梧桐、樟树组成了密实的绿色围墙，一直萦绕在耳边的交通噪声很快就从耳边消失了。“明显，这是一个慢行空间，一个适合停留的地方。”殷漪说。

鸟儿唧啾，三三两两游人在水边闲坐，有人带着收音机放起老歌，自然而然聚起一个老年人的圈子；再往东边门走，风从树梢间穿过，麻将声传来。

“如果你在麻将馆里，听到都是这种麻将声，你大概会觉得嘈杂，对吧？但在这种环境里，它和鸟鸣、风声混在一起，就变得有意境了。”

人民公园里，麻将声与鸟鸣、风声混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意境。（王潇 摄）

“和100年前相比，我们的听觉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城市中。环境噪音的音量很高，许多细节的声音就都被掩盖掉了。我们‘听不见’很多声音。”

在纽约，对房屋吊顶进行隔音改造，或者用隔音棉对散热管进行降噪处理，可能需要花费几万美元。在孟买，影院的声学顾问销售供家庭使用的隔音墙，但价格只有富人能负担得起。

安静无疑是舒适的，但是我们是否需要绝对的安静？

一个品牌曾在新天地附近办阅读活动，场所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临时的透明空间。空间旁就是道路，品牌方希望殷漪帮忙做一些隔音，解决掉噪音的问题。但殷漪决定做加法，而不是减法。他设计了一个海边声音的场景，包括海浪的声音，海边鸟类的声音，还加入了鱼缸底部暗流涌动的声音……他觉得在阅读的场景之下，背景音乐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声，而可以有阅读者自己的文化解读。

有意思的是，后来这组作品被一位朋友推荐去无印良品旗舰店所在的大厦播放。播放那天，整栋楼都是海浪的声音，有的顾客觉得“高级”，也有人疑惑地投诉，“诶？今天你们的喇叭是不是坏了？”

能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

我们在咖啡馆歇脚。身边两位时髦的女士入了座，许是好久未见，两人富有激情的交谈声、大笑声，声声入耳。 

我们聊到了“大声之国”。

一个共通的感受是，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大声之国”——人们不介意在公共场合发出大的声响。

“有些大声是功能性的，因为距离远，像民歌里面出现高亢和大音量的地区都是空间距离比较大的。”殷漪说，而在城市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许多人对“公”与“私”空间的界限模糊。

“这些人有一些年龄特征，就是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是没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区分的。但现在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去学习，重新去审视，和这个世界如何交往？是否有这样一种意识，在乎别人，在乎你周围的世界？”

殷漪认为，公共空间里声音的发生机制以及管理机制，在目前的城市管理中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城市里面所有的声音，其实都是人行为的延伸，甚至就是人的行为；噪音的治理，到最后其实是对人行为的一种引导。”

一旦人们开始自我约束，很多小的社会契约就会自然生发：比如美国的无噪音协会建议人们，在鞋跟下钉一块牛皮，减少鞋子发出的噪音；还比如在法国某些隔音不佳的老建筑里，人们发出公约，半夜尽量不按抽水马桶的冲水开关，以免打断邻居睡眠。

管理应该是更从人的本身出发的。

殷漪想起了鲁迅公园的一个做法。

鲁迅公园几十年来每个周末有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数百位老人自发聚集唱红歌。殷漪去观摩过多次，还录制过一个作品。

2017年他再去时，发现在老人们唱歌的地点旁树立起一个分贝测量器。

“一般的公园不太会设分贝测量器，这相当于是建立了一套自我监控的机制。你可以在公园里唱歌，但也需要看到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尽量减少影响别人。”

降噪的效果如何，殷漪没有客观数据，但一个变化是，老人们开始把场地从公园主干道移向了支路。“如果它起到了作用，这其实就是一种更加细腻的、更人性化的胜利。对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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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潇

微信编辑：胡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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