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胡歌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工人，母亲在市政系统工作。跟大多数家庭一样，他们只有胡歌一个孩子。
妈妈怀孕的时候，爷爷已经把名字取好了，叫做胡柯。妈妈觉得用上海话一念，听起来像医院里的“妇科”，就跟爷爷商量，能不能把“柯”改成“歌”。胡歌说可能因为妈妈爱好文艺，她跟爷爷说，这个“歌”是取自于高歌猛进的歌，爷爷一听觉得蛮好。
胡歌小时候很胖，还特别胆小。父母担心他性格出问题，幼儿园时就带他去考电视台的少儿模特队和小荧星艺术团。两次考试他都从头哭到尾，考模特队要看柔韧性，他太胖掰不开腿而没被录取。小荧星的老师却决定收下他，因为觉得这个小胖子死活不配合的样子蛮搞笑的。
胡歌就这样“从艺”了。当时一周只有一天假，而每个周日还要去小荧星上课，对胡歌来说是痛苦的经历。每次他都一百个不愿意，家里总是逼着他去，本意就是想锻炼他。就这样，断断续续持续到小学五年级。
但到了高三，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定参加艺考。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这时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也在招生，他觉得好玩也去考了。他跟面试的表演系张生权老师说，我已经考上了中戏导演系，今天就是来试试。张老师认真地跟他说，你看姜文和黄磊都是演员出身，现在都当导演了，你进导演系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独立执导的机会，但如果你当演员呢，可能大学期间就有机会拍戏了。
一句话就把胡歌说服了。
这以后，一部《仙剑奇侠传》让23岁的他爆红，一次车祸让24岁的他觉得肯定要改行了，一场《如梦之梦》让31岁的他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用生命来演戏”，一个梅长苏让很多人觉得34岁的他涅槃重生。
今年3月份，久病的母亲离开了胡歌。前段时间，他去了趟青海，到了长江第一个大峡谷——烟瘴挂。他站在通天河的这边，看着对面的山坡，视线慢慢往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觉得妈妈就在那里。
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胡歌对我说，他走到今天，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做的，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他想做点别的事，更有意义的事。
“我能够在这么严重的车祸中幸存下来，可能是老天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去做，还有一些使命需要我去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要做点什么事情，但还在探索中。”
“我的性格里有很多地方跟我父母都不一样。最后，只能归结于我小时候跟猫相处的时间太长了。”
胡歌：至今都没找到原因，我的性格里有很多地方跟我父母都不一样。最后，只能归结于我小时候跟猫相处的时间太长了。我出生那天，家里跑来了一只猫，从此就不走了。那时候，我家住在永嘉路太原路，三层楼房子的底楼。那只猫跑到我家后门口蹲着，其实一楼还有另外一户，但它就待在我家门口。我跟我妈还在医院，是我奶奶发现的，她不喜欢猫，因为她是属老鼠的。过两天我妈抱着我出院了，那只猫跟了进来，全家都觉得很有意思。但奶奶还是不想养，我爸好几次把猫放在自行车上，骑过几条马路放在路边，但没一会儿它又跑回来了。后来我妈说，看样子这只猫跟胡歌有点缘份，就养着吧。所以，我从小是跟猫一起玩大的。胡歌：小时候非常内向，在幼儿园也不大讲话。爸妈就有点担心，他们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这样的性格以后会有问题。于是，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多接触社会，去练练胆量。最早的时候，电视台有个少儿模特队招生，他们带我去了，我是从头哭到尾，很害怕。老师还要掰开腿看柔韧性，但我小时候很胖，根本掰不开，结果没被选上。但爷爷觉得这样尝试蛮好，应该送我出去锻炼。到了1989年，让我去考上海电视台的小荧星艺术团，考试那天我也是从头哭到尾，死活不干。但小荧星的老师看到一个小胖子哭个不停，觉得蛮搞笑的，居然把我招进去了。那以后，基本上每周日都要去上课，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当时小荧星分为表演队、合唱队和舞蹈队，我学表演，但是真不喜欢。反正我是一百个不愿意，能不去就不去，但父母逼着我去，他们的本意就是锻炼我。就这样，断断续续持续到五年级。胡歌：我的小学是向阳小学，推行的是快乐教育。不过，当时我还是觉得挺辛苦的，但现在回想，那才是真的无忧无虑。老师们知道我在小荧星上课，学校里有什么活动都会想到我。我小时候很老实，老师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哪知道学校为我搭了个舞台。我在小荧星的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在学校里却得到了很多上台机会，比如主持升旗仪式、表演课本剧等等，成了文艺积极分子，稍微有了点自信。胡歌：是的，我后来进了市二中学，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校长是吴小仲老师，抓教学很严格。这时候，不仅学校的文艺活动多，社会活动也更多了。一开始是到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阳光少年”节目当主持人，后来又到上海广播电台，做“青春太阳”节目主持人，这档节目一直做到高中。进了中学以后，我的个性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不像小学时那么内向了，自信心越来越强。胡歌：初一的时候，有个电影《马兰花》的摄制组来学校找演员，教导主任第一个推荐了我。摄制组老师说我的条件不错，拍戏要先培训，学费1500元。我说我没钱，爸妈也不会给我这么多钱的。那是1995年，1500元挺多的。那个老师想了想说，那我不收你钱，你就算来当助教，但你不要跟其他同学讲。这样我就去上课了，培训班有20多个人，年龄跨度很大，我好像是最小的。后来那个电影没声音了，但我们这些学员资料收进了上影厂的群众演员资料库。当时上影有个很有名的“群头”大王老师，她看到我的资料，觉得这个小朋友形象还不错，让我去当群众演员。反正就赚零花钱，少的一天15块，多的20块，如果通宵大概可以有50块到70块，就这样算是入了行。胡歌：那是天纬通讯的广告，他们找了三个人：聂远、陈龙和我。当时聂远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陈龙已经有知名度了，只有我是默默无闻的初中生。后来陆续拍了将近20个广告，其中像真味奶糖、白猫洗衣粉等印象比较深。这也让我觉得广告是很有意思的行业，很多国外广告的创意和文案我都很喜欢。高渊：到了什么时候，你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哭哭啼啼的小胖子了？胡歌：初中时因为发育长高了，我的身材可能相对遗传我爸多一点。而且，见的世面也多了，很有点自信了。
“高三去北京广播学院面试，这趟北京之行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让我完全没心思读书了。”
高渊：中学的时候这么频繁地拍广告，有没有影响你的学业？胡歌：我拍戏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成绩总体还算可以，但中间有过几次波折。初二期末考试，我排在年级前二十位。初三开始谈恋爱，成绩下降了不少。当时只要通过直升考试，就能升入本校高中。但谈恋爱影响了成绩，我没通过，老师还找家长谈话，说胡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就是因为早恋。我只能参加中考，考回了我们市二高中。高一高二成绩继续下滑，高三上半学期开始奋发，期末考总成绩排在文科班的年级第八名。因为我当时想从事广告行业，还是有一点野心的，想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广告专业。但高三寒假回来，看到了一张贴在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艺术类院校招生通知，我的心就收不住了。胡歌：北京广播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我看到之后就去找老师，强烈要求请假去北京考试。事先我没做准备，还是一门心思想做广告，到了北广一看，有个制片管理专业，觉得跟广告有点关系，就填了第一志愿。但还必须填第二志愿，我就随便填了播音与主持专业。正好在北广遇到一个志愿者是上海籍在读学生，他一看我是上海考生觉得很亲切，问我志愿是怎么填的。他一听，说你把我们学校最冷门的专业放第一志愿，把最热门的专业放第二志愿，你这不是开玩笑嘛。他说现在也没法改了，你第一志愿随便考考，第二志愿好好考。我说我真不想当主持人，他说你来都来了，去试试吧。胡歌：北广的考试很严格，要先做一套文化综合类试卷，然后再进行专业考。因为只跟市二中学请了几天假，初试结束我就回上海了，发榜那天是北京一个亲戚去看的，他打电话过来说，你两个专业都进复试了。复试我没去北京，因为这两个专业都不是我想要的。但这趟北京之行，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让我完全没心思读书了。我就去找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信息，同时去上戏报了考前培训，这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考艺术类院校了。胡歌：因为我执着地想从事广告行业，有老师指点我，当导演可以拍广告。中戏在上海有考点，我考了三轮，发榜那天正好毕业体检，我就没去看榜。那时候没手机，只有拷机，中戏老师给我连发了好几条信息，我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这时候，上戏表演系也开始招生了。当时我的心态有点变化，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多少有点嘚瑟，就去试试表演。第一轮考试是唱歌，我说我背不出歌词，必须看着唱本唱。面试老师批评我，说这个同学你的态度不够端正。我赶紧解释我是高三在校生，学业太忙没时间记歌词。上戏也是考了三轮，我都通过了，然后参加面试。我说其实之前已经考上了中戏导演系，我来就是想试一试。表演系张生权老师说，你看看姜文和黄磊，他们都是学表演的，现在都做导演了，而且很成功。他说你学导演专业，可能要等很多年才能真的当导演，但学表演的话，说不定还没毕业就有戏演了。他这么一说，给了我新的思路。胡歌：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家里条件不好，我希望学费和生活费都自己解决。我从中学开始拍广告，在上海积累了一些资源，如果去北京的话就要从零开始。经过反复考虑，还是留在上海吧。“谷亦安老师对我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教你一个学期，如果你还是觉得学不到东西，你再退学。”
胡歌：我在大二下半学期开学的时候，递交了退学申请。我觉得我不适应那个环境，当然其实是我自己没有调节好，我不想学表演，想做幕后。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内向，习惯往后退。胡歌：系里没有马上批复，说暂缓处理，但我已经不去上课了。过了大概两个星期，我去学校办事，偶然见到了谷亦安老师，他以前没教过我。他说，我是谷亦安，这个学期来你们班教表演课，你的事情我听说了，你可以跟我讲一下退学的原因吗？我说，我感觉有点格格不入。接着，谷老师说了几句很打动我的话。他说这样好不好，你给我一个机会教你一个学期，如果你还是觉得学不到东西，你再退学，如果你觉得有点意思，那你就留下来。胡歌：知道，我爸没说啥，我妈一直哭，她想不通。她说你自己选的戏剧学院，我不同意你非要读，现在让你读了，读了一年半又说不读了，到底想干什么？对她来说，退学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她很传统，她觉得大学退学了，我的人生就毁了。胡歌：我夹着尾巴回学校了，去找系领导，挨了一顿批评。我想我能怪谁呢，所有的决定都是自己做的。后来其他老师帮我求情，最后让我留了下来。我回去以后，同学里面也有一些声音，觉得我可能在外面拍戏故意搞了个“假退学”。其实真不是，那两个星期我天天待在家里。胡歌：谷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他的教学体系和教学理念有别于当时的主流。比如，他从来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演，永远引导和启发你。在表演课上，一开始就教我们练气功，感受气息在身体里的运动。当时，我们班20多人有三位表演老师。刚开始的时候，谷老师这里的人多一点，因为他是新来的，大家比较好奇。后来很多人都跑了，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比如要排个戏，剧本发到每个人手里一两个月了，谷老师还在让大家读剧本，还会逐字逐句告诉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但大二学生是沉不住气的，大家急于把戏排出来，总觉得不走调度，没有动作，天天坐着念台词怎么叫演戏？胡歌：我心里也有很多问号，但谷老师的课至少给我一种新鲜感。我想，好吧，我就跟着你学一个学期，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过了很多年，我才体会到谷老师的好处，他真的是在教你方法。简单地说，表演就是理解和表现，在戏剧学院更多学习的是表现，这是一种技巧。但是如果没有对剧本的深刻理解，你的表现力再好也是空洞的。我在谷老师这里学到的，就是如何理解作品、理解人物，在理解的前提下再去塑造人物。当然，谷老师的教学也有一定争议，因为他不随大流。“演完《蒲公英》我觉得完了，现代戏演得这么烂，古装戏的造型又这么难看，我还能干什么呢？”
胡歌：我在大二时签了唐人影视，暑假接了第一部电视剧《蒲公英》，一开始让我演一个大学生，是男二号。但临开拍前不到一个星期，男一号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公司就问我有没有信心演男一号，我说当然有啊。但没想到，其实根本就不适合。这个男一号有一个6岁的女儿，他从台湾来大陆考察，下了飞机发生车祸失忆了，忘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医院治疗过程中，与一个护士之间产生了感情，后来他台湾的太太带着女儿来内地找他，发现和那个护士是孪生姐妹。这部戏我演得乱七八糟，演完以后，自信心也受到了很大打击。胡歌：演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是小女孩他爸。那个小演员已经很配合了，但她看着我老叫我哥哥，我说你叫我爸爸，她就是叫不出口，反正怎么都不对。演完后我觉得完了，公司以后肯定不会再用我了。这时候，听说公司在筹拍《仙剑奇侠传》，我觉得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一是《蒲公英》演得太烂，二是我刚签公司的时候，做过一个古装造型非常失败，公司说我不适合演古装戏。我在想，我的现代戏演得这么烂，古装戏的造型又这么难看，我还能干什么呢？高渊：但后来，《仙剑奇侠传》为何突然敲定你演李逍遥？胡歌：到了2003年底，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为版权关系，这部戏必须在当年开机，否则版权就过期了。但公司还没做好准备，就在2003年最后一天举行了试拍仪式，算是开机了。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我有幸去横店参加开机仪式。那天，我起床就到处晃悠，觉得挺新鲜，被老板看到了，他说你来都来了别闲着，去化妆间再试一个古装造型。《仙剑奇侠传》里有个两三集戏份的男配角，化妆师就照着他的样子给我做了造型。那次开机仪式请到了《仙剑奇侠传》游戏的创作者姚壮宪，他被誉为“仙剑之父”。那天他也在那里闲逛，逛进了化妆间，他看到了我的古装造型，走过来要跟我合影，我真是受宠若惊。胡歌：有可能吧。我以前做的那个失败的古装造型，是很传统的，但我的脸比较长，做出来就不好看。而《仙剑奇侠传》的造型，它带一些现代的漫画元素，所以看着还不错。这事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记得是2004年的小年夜，我的经纪人说有两件事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说那就先听坏消息吧。他说公司本来考虑让你去新加坡演一个现代戏，坏消息是那个戏你去不了了，好消息呢，就是决定让你演李逍遥。这对我来说真是难以置信，我以为怎么轮都轮不到我头上。但是我心里觉得我是适合的，因为李逍遥的性格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我演的话，可以很快抓到这个角色的感觉。当时的心态，就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胡歌：我没有想过，我想的是要一扫之前《蒲公英》的颓势，拼命证明自己。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想古装戏应该有文言文的台词，就带了一本很厚的文言文词典到横店。但一直到全剧杀青，那本词典也没用上，因为对话全是白话文。拍戏那三个月，我真的是像海绵吸水，现场有太多的东西要学，这是在学校课堂上完全没有的。仙剑摄制组是一个很高效的团队，我的神经每天都是崩紧的。最煎熬的一次是拍一个非常简单的镜头，就是李逍遥和林月如从地上捡起一个道具，说两句话就行了，但那个镜头拍了二十几遍，感觉怎么演都不对。但导演、摄像师和剧组比较资深的演员都很愿意帮我，也给了我足够的耐心。胡歌：所有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原来火了是这样的，明星是这样的，真是觉得很新鲜。当时没有拿到很专业的奖，但几乎拿了所有的人气奖和新人奖。走出去大家都会认出我，一开始感觉蛮好的，后来就想躲一躲。这部剧对我是把双刃剑，可以说我后来拍戏的所有自信都是建立在这上面的，但也让我太依赖它了，我把后面几年称为“后李逍遥时代”。当时片约不断，直到2006年出车祸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右边的脸大了一倍。我想反正帅哥已经当了24年，以后可以转行做别的嘛。”
高渊：2006年8月遭受严重车祸后，你相信还能复出吗？
胡歌：我休养了11个月，心路历程有过几次起伏。车祸发生在半夜，手术一直做到第二天早上。当时病房里已经来了好多人，我整个脸缠着纱布，他们看不到我的伤，所以一开始表情没什么特别。后来医生来给我上药，纱布解下来的那一刻，我发现大家的眼神都有点异样。我说我要镜子，他们都说没有，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爸扶我进去的。我把门一关，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右边的脸大了一倍。我摸了摸说，怎么这么硬，是不是骨头出来了？我爸说，就是肿。我的第一反应是，演员肯定做不了了。胡歌：其实还好，就是有点遗憾，但我觉得反正帅哥已经当了24年，以后可以做别的嘛。而且，我暗地里松了口气，因为从仙剑播出到出车祸那段时间，我像坐了火箭一样，说实话完全没做好准备。从一开始有点虚荣心，到后来完全不适应，再到后来想停停不下来，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不做演员也挺好，不用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了。胡歌：一开始都瞒着我，车祸第三天我去了香港，他们才告诉我这事。本来我的心态还挺积极的，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内疚和自责。因为本来是我坐副驾驶位置的，那位同事中途跟我换了一下，说坐后座睡觉更舒服点。那时候，我跟经纪公司还有过一次争执。因为正在拍《射雕英雄传》，我演郭靖，我不希望剧组停拍，让公司赶紧换演员。当时拍了将近三分之一，换演员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如果要等我，时间是不可控的，而且也不知道能恢复多少。但公司还是决定不换。胡歌：那是漫长的等待，对我来说非常煎熬。无论医生、同事还是朋友，都告诉我能恢复得很好，但我每天醒来照镜子，看到自己还是老样子，感觉一直在原地踏步。伤口在愈合，但疤痕和错位的组织似乎没办法修复了。这样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6月份，公司顶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已经不能再等了，需要马上复拍。我与外界隔绝了将近一年，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没做好准备，但我知道必须出来了，这是我的责任。胡歌：公司先让我上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作为复出的宣传。面对摄像机，我一直在出汗，声音还发抖，是我出道以来未曾有过的紧张。回到《射雕英雄传》剧组，所有人都对我非常好，他们也知道我需要慢慢适应。但有时候，过度保护反而是一种伤害。我印象很深的是，经常拍完一场戏，现场非常安静，摄像师过去跟导演窃窃私语。我能猜到他们在说什么，可能哪个角度不太好，我脸上的伤太明显。我最难过的时候是，一场戏拍完，大家都轻手轻脚地重新摆机位，重新布光。当时布光已经大大超过了一般电视剧的标准，就像在拍广告。因为只有把光打得很平，我脸上的伤才没那么明显。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但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以后也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地方了。胡歌：对，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在复出前，曾去韩国见了一位疤痕修复医生，他说等你拍完戏再来，我给你做激光手术，可以基本消除疤痕，所以我心里还存了一丝希望。拍完射雕后，我马上去了韩国，做完激光治疗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那次对我的打击很大，最后一根稻草都没了。“我发现这个戏融入了我的生活，我在戏里也获得了特别的感悟，好像又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
胡歌：一方面，很多人都在鼓励我；另一方面，我也要面对现实问题，车祸前刚买了房子，所以没什么积蓄。当时找我的是《仙剑奇侠传3》，我对“仙剑系列”还是有感情的，所以就接了。但那时候演的几部戏，我的造型都是右脸留着长长的刘海，尽量遮挡一下伤疤。这说明，我很长时间没有从车祸的阴影中走出来。高渊：一直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很硬气地说，我不在乎这个伤疤了？胡歌：那是2009年拍《神话》，做造型的时候公司还是建议用刘海遮一遮，但我在里面演一个秦朝将军，我要让观众相信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留刘海太不符合剧情了。有人提醒我脸上的伤疤会很明显，我说我不介意，必须接受现实，如果我自己都不接受，观众怎么能接受？我心里如果一直有这个包袱，我怎么演戏，这是我必须面对的。胡歌：对演员来说，容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这么多明星，肯定大部分都是帅哥美女。但是如果过于在意自己的容貌，在艺术上的道路上它会成为一种阻碍。讲得简单一点，要做明星还是做演员？表演是先塑造内在，再塑造外在，如果只塑造外在的话，就只是明星。现在很多人都说我恢复得很好，但跟没受伤之前还是很不一样的，不过我早已不在意了。我考虑的是我的样子跟角色贴不贴合，而不是跟胡歌贴不贴合。如果我演的角色需要很帅，那我必须把我的造型做到帅，甚至要比我平时帅得多，反过来也一样，毕竟演员要为角色服务。胡歌：《神话》是在2010年播出的，收视率很高。有一天我看电视，连调了三个台，分别在播《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3》和《神话》，我的心情很复杂，觉得自己的演技退步了。我第一次演李逍遥的时候，虽然技术比较拙，但情感特别真。到了那两部戏，好像都在靠经验和技巧，观众可能感觉不大明显，但我自己很清楚。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没有意义，如果演员不能把真情实感放在角色上，而是进行流水线式的表演，那就纯粹是在赚钱。林依晨曾经跟我说，她是用生命在演戏。她跟我同龄，但当时我完全理解不了，什么叫用生命演戏？一直到出演话剧《如梦之梦》，我才有了一点体会。高渊：赖声川导演为什么请你出演《如梦之梦》的男一号“5号病人”？胡歌：《神话》之后，我觉得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就主动隐退了一段时间，回上戏去听课。有一次我接受采访，我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舞台。这段采访被许晴的经纪人看到了，就向剧组推荐了我。许晴是《如梦之梦》最早定下的演员，剧组正想找一个影视剧男演员来演这部话剧。他们一找我，我马上就答应了，毕竟赖老师是神一般的存在。但也有个问题，2012年下半年我妈身体不好，我去排戏的话，又要离家很长时间。赖老师跟我聊过一次，他说非常理解我，一切让我自己决定，他不会有任何勉强。那时候，他的《宝岛一村》正在上海上演，我看了很受震撼。我没办法拒绝了，就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去北京的剧组报到。高渊：这部话剧是四面环形舞台，长达8小时，是不是很特别？胡歌：赖老师是在印度菩提伽耶获得的灵感，全世界去那里的佛教徒都是顺时针环形绕圈，所以他设计了这个环形舞台。我进入剧组后，一开始还觉得这是一项工作，进一步说是一次学习和沉淀的机会。但慢慢地，我发现这个戏融入了我的生活，我在戏里也获得了特别的感悟，好像生活又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这个戏现在每年都会上演，我每次回到剧组，回到这个舞台，感觉就像朝圣。其实，所谓幸福就是找到痛苦的根源，并且学会探寻解决痛苦的良方。这部戏让我打开了智慧。胡歌：我最特别的一个感受，每年年底都会在北京上演，今年这一天晚上8点，我在这个剧场讲这些台词，第二年同一天晚上8点，我又在这个剧场讲同样的台词。这两个点就像两次从床上醒来，而中间这一年的生活就像一场梦。那一刻，我觉得舞台上才是真实的，生活中就像一场梦。一年里可能会遇到很多事，发生很多变化。但不论生活有多大的改变，我在这两个点还是一样的。“现在好像重心有点往电影偏，但我觉得不能完全放弃某一类。演员在不同的舞台，可以吸取不同的养分。”
高渊：《琅琊榜》是你在《如梦之梦》第一轮演完之后接拍的，很多观众都挺喜欢你扮演的梅长苏。这部剧和你以前演的古装戏有什么差别？
胡歌：我以前的古装剧主要面向年轻观众，《琅邪榜》有很好的小说读者基础，格局也更大了，它讲到了江湖情怀，讲到了牺牲、奉献。更难得的是，《琅邪榜》里没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可以说，我在2010年就酝酿的影视剧方面转型，在《琅琊榜》初步实现了。其实，我拍《琅邪榜》比《伪装者》早，但前者播得晚，因为大部分平台一开始并不喜欢这样的戏，他们担心没有观众缘，没有收视率。高渊：2015年播出的这两部电视剧让你重回了巅峰？胡歌：很多人说我涅槃重生了，好像又回到了事业的顶峰。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如果说，车祸后我花这十年只是成就了个人事业的话，我觉得离我想象的那个目标还差得很远，或者说离我自己所感知到的使命感还差得很远，虽然我还不明确这是什么。高渊：接下来会有你演的两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和《攀登者》上映，你从艺这些年，为何以拍电视剧为主？胡歌：我们通常都会认为电影比电视剧高级一点，但从我的认知角度来看，这是两个门类，它们有着不同的创作规律。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周期差不多，但电影的呈现只有两个小时，而电视剧可能有四五十集，这么看电影确实精致很多。但从现在的制作来看，这条规则已经不成立了，因为相当一部分电视剧的制作水准已经接近电影，又有相当一部分商业电影和过度娱乐化的电影其实是非常粗制滥造。高渊：从演员的角度看，电影和电视剧哪个对表演要求更高？胡歌：说实话，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表演难度取决于角色、环境、导演的要求和作品的风格。我们通常会认为电影更难演，这也是成立的，毕竟银幕放大这么多，观众会更清晰地看到表演细节上的变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视剧通常在艺术表现上达不到电影的水准，而这恰恰对表演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电视剧的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更需要“靠自己”完成。胡歌：我主要还是看剧本，虽然现在好像重心有点往电影偏，但我觉得不能完全放弃某一类。演员在不同的舞台，可以吸取不同的养分。
“我在通天河的这边，看着对面的山坡，视线慢慢往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觉得她就在那里。”
高渊：你今年37岁，觉得现在处在你演艺生涯的什么节点？
胡歌：前一段时间我在青海，到了烟瘴挂，这是长江的第一个大峡谷。在那儿，我有个很特别的感受。我妈是今年3月份去世的，我在通天河的这边，看着对面的山坡，视线慢慢往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觉得她就在那里。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回到城市感觉进了一张网，但到了那里，直接跟大自然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走到今天，我做的这些事，大部分可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而不是自己想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好几次选择跟现实有关，需要挣钱。但我觉得走到今天，我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了，或者说更有意义的事。胡歌：我这次去青海是参加“绿色江河”的公益活动，有一群志愿者已经在那里坚持了20多年，目的很单纯，就是保护长江源头的生态环境。我第一次去当志愿者是2013年，这六年里我去了四次。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觉得我的价值在于传播，因为有那么多的观众和粉丝在关注我，我就有责任把好的东西告诉大家。不仅仅是影视作品，更要把现实世界中的好人好事传播开来。高渊：刚才说到你妈妈几个月前走了，从小跟父母是怎样的相处状态？胡歌：我爸基本上不管我，他是心比较大的那种人，让我自由生长。我妈就不一样，她本身是一个非常要求上进的人。她跟我爸爸都是知青，在黑龙江的农场待了十几年，她一直觉得没有好好读书。回到上海后，她很希望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记得她经常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到了1990年，她查出乳腺癌，在瑞金医院做了手术。那时候我刚上一年级，还不大懂事。生病以后，对她的整个学习计划有很大影响，而且她不仅要管我，还要操持家务，是很辛苦的。从那时起，她慢慢把对自己的要求转到我身上来。胡歌：非常严格，她经常打我，成绩不好打，不听话也打。所以，我小时候更喜欢爸爸。我经过一段叛逆期后，开始慢慢理解她，我觉得生活和命运对她没那么友好。她可能最快乐的时光是童年，我的外公开一家化妆品厂，妈妈从小的生活是挺无忧无虑的，也比较早地接触到一些国外的艺术。但后来家里受到了冲击，她很年轻就去黑龙江插队。她在当地老莱农场养猪，我爸也去了那个农场，但他轻松很多，当过小学老师，也当过食堂管理员。我爸年轻时在体校打网球，已经打得很专业了，也是被耽误的。胡歌：她挺传统的，她不希望我走这条路。小时候，他们送我去小荧星，是想锻炼我的胆量，改变我的性格，接受文艺熏陶。但后来我考上戏，当演员，并不是她最想看到的。胡歌：知足常乐吧，我曾经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可争的，老天已经对我很好了。13年前遭遇车祸的时候，我的确恐惧过。我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已经坐在高速公路边，右手扶着自己的脖子，那里一直在流血。那一刻处于失忆状态，不知道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的。唯一的感觉是非常恐惧，情不自禁地喊救命。后来救护车来了，医生问我还能不能走，我说可以，但站起来走了两步就走不动了。躺在救护车上，车顶的灯照着我，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在从横店回上海的路上，车上还有两个人。我赶紧问医生，他说司机没事，另外一个还在想办法拉出来。我又问医生，我脖子的血管是不是破了，他说你别急，我先给你处理一下。我又摸了摸脸，感觉一片血肉模糊，也没有知觉，我想我的右眼肯定没有了。到了医院，医生首先告诉我，生命没有危险，当时我心定了。接着给我处理脸上的伤，医生说你的眼球没有损伤，但要把整个右眼的眼皮都割掉，把耳朵后面的皮肤移植过来。他还说，颈静脉虽然已经露在外面，但没有破。无论是眼球还是颈静脉，都只差一根头发丝，医生也说不可思议。你看我现在，右眼的视力比左眼还好。我能够在这么严重的车祸中幸存下来，可能是老天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去做，还有一些使命需要我去完成。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要做点什么事情，但还在探索中。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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