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乓！”自带白色烟雾，一颗催泪弹在半空划出优美的弧线，落到我身边二十多米处。不知谁“嗷”了一声，所有人四散奔逃。
很不幸，风往这边吹。刺鼻的气味顿时裹住了我们。
即便戴着防毒面具，也挡不住那无处不在的奇怪味道，像瓦斯？像洋葱？像榴莲？都像又都不像。眼睛辣、喉咙呛，整个人有种飘起来的感觉。
这是在港岛轩尼诗道，2019年9月29日下午。在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之前，黑衣人扔了大量的砖块、燃烧瓶、汽油弹。类似的警方与黑衣人街头对峙、记者在旁的画面，成了香港去年下半年的常态。如今，修例风波发生已有一年时间，回顾我去年亲历的一些片段，或许能给未来一些启示。闹，闹的可怕。“黑衣人用路障和伞阵设起防线，向警署投掷汽油弹。警方在高处防御，橡胶子弹打在伞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当一批防暴警察从路口跑进来，他们就立刻如流水一般朝另一个路口没命地狂奔。一夜火光四射的对峙后，留下一座伤痕累累的九龙城。”这是同事笔下的香港理工大学冲突。通过现场记者的镜头，世界看到一个瞠目结舌的香港。静，静的吓人。你见过一片死寂的铜锣湾吗？去年11月11日下午，这片购物中心又成了战场。晚上6时多，走在铜锣湾空旷的街上，昏暗的路灯加上刺鼻的催泪烟味道，耳边只有绿灯通行的“滴答滴答”声。稀稀拉拉的行人匆匆走过，两边的大小商铺早就关了门，转了一圈竟然找不到吃饭的地儿。“真是活久见。”一股悲凉顿时涌上心头，“这还是香港吗？”去年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完善法治之举，在被香港反对派与境外势力“污名化”后，6月起港区出现激进行为，之后加码升级，“东方之珠”黑云压城。香港的生活也被迫改变。以准时闻名的港铁，要么提早收车，要么区间运行，甚至出现数日全线停运。我还以亲身经历告诉乘飞机来港的朋友，为了确保平安降落且能出得了机场，千万要选上午的航班……到了周末，家住西环的刘女士会去郊野爬山，她不想卷入政治纷争中，远离市中心只求躲个清净。但更多人没法躲开。一位开的士的老伯跟我抱怨：“路常常被堵，生意难做。”“手停口停”的还有餐馆的服务员、商铺的营业员、街边的小业主……他们能做的，只有默默地落闸关门，隔开年轻人在街上的疯狂。黑衣人、勇武派、废青……截至今年3月初，在参与暴乱被拘捕的7700多人中，学生占了四成，其中逾半是大学生。除了见识过他们暴力破坏外，我还记得这样两幕：去年8月26日，黑衣人在湾仔税务局大楼“静坐”，有高高瘦瘦的男生，有长发披肩的女孩，口罩遮住他们年轻的脸庞。镜头扫来的时候，有人会下意识地低头，拿手中的标语牌遮住脸。还有一幕。某天晚上“硝烟”未散，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小店吃饭，两个黑衣青年坐在我边上。他们与我见过大多数当地青年一样，说话轻声，筷子碰到我后会立刻说“Sorry”。之后，他们走到街边公交车站，规规矩矩地排队候车。有种解释我比较认同。有人故意将年轻人参与街头暴力“正当化、浪漫化、理想化”，甚至有反对派议员说出“有案底的人生更精彩”这样极不负责的话。事实却是，在香港这座高度职业化的城市，一旦有了案底，相当一部分体面工作从此与你无缘。年轻人成了某些势力的“政治燃料”。还有一点，就是教育。在采访香港国史教育中心校长何汉权时，他举过两个例子：在介绍“现代中国”时，有的教师给学生大讲10年“文革”史，却不介绍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变化。还有关于钓鱼岛归属，经过课堂学习，有学生得出结论：钓鱼岛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日本的，但最终是飞鸟与天空的。虚假的幻想、似是而非的教育，使年轻人严重缺失国家观念与国民身份认同，让他们心安理得扛着港英殖民旗帜、举起“邀请美军登陆香港”的标牌。年轻人是城市的希望，该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成长空间？香港的教育乱象如不止住，香港的政治乱象将无休无止。不知从去年何时开始，一些港人用餐时不再关注菜品好坏，而是先确定这家店算“蓝店（支持政府）”还是“黄店（支持反对派）”，看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修例风波种下的恶果。泛政治化逐步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周末逛街，不少人会留意身边人衣服颜色，是黑是白还是蓝。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在人群聚集处讲普通话，不会说粤语就讲英文，再不行就讲上海话。要知道，香港曾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更令人不安的，是人心的撕裂，多年的同事、亲密的朋友，会因为“挺警队”或“挺勇武派”而争吵，甚至从此“割席”。痛心的对立还发生在卧房中——夫妻因为政治立场相左而失和。许多家庭约法三章，在家不谈时事、不看电视。有些内地媳妇不再与婆家亲戚来往，或者即便聚在一起，也假装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交谈。卷入撕裂漩涡的，还有在港的内地学生。“我是来读书的，怎么成逃难的了？”上海姑娘晓君（化名）忘不了去年11月逃离香港时的那一幕：清晨5时多赶到西九龙高铁站，站外满是等首班车回深圳的内地生，大家脸上写满焦虑与不安。晓君原本想留在香港发展，“现在只求读完书拿到毕业证，绝对不在这里工作。多待一天我也不愿意。”个人一直认为，香港之所以充满魅力，就是在于它长期形成的巨大包容性。在亚洲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在街上看到黄种人、黑人、白人，看到佛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听到粤语、普通话、英文等多种语言。这是这么多人喜欢、愿意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原因。然而，去年的修例风波硬生生把社会撕裂，人与人间以政治光谱区分敌友，包容性降至谷底。我住的铜锣湾酒店边上有家惠康超市。每次进出，都能看到几位老人家在门口向顾客收集贴花，集满若干个后能换家用物品。有时候，反对派在附近示威，老者在门口收贴花，彼此倒也互不干扰。在香港待长了，能发现艳丽外表下的“遗失世界”，开始理解这座城市难以掩饰的戾气。我去过一个朋友在港岛跑马地的家中，300平方呎（约28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市价800多万港币（约730万人民币）。“这里1呎（约0.09平方米）2.5万到3万。”他淡定地说，楼里有户人家硬把这房子隔成三房。30岁出头的朋友坦言，如果不是家里买得早，凭他每月不到3万的薪水，想也不要想。去年，我们还进过“劏房”采访。“我人未死，却已围上4块木板。”400呎（约37平方米）的空间中，塞了近20个上下密封的床位。既然租不起能站起来的房屋，那只好屈膝在床上生活。尽管看了这么多年的“劏房”，但社工施丽珊每次进入还是很不习惯：“香港怎么会有这样不人道的地方？”“香港是个被平均的社会。”那位跑马地的朋友跟我说。香港2018年人均GDP超过38万港元，高于英国、加拿大。然而还有另一份数据：全港贫穷人口137.66万，贫穷率20.1%。此外，就是年轻人的就业。一张用几年苦读与高额学贷换来的大学文凭，并不是年轻人成为中产阶级的入场券，更不是挎名牌包、穿高跟鞋走在中环摩天大楼的通行证。香港职场早已饱和，很难向年轻人提供体面且高薪的岗位。2018年数据是，应届大专毕业生首份工作平均月薪14280元。贫富两极悬殊，长年不涨的薪水，日益增长的房价、租金与日常开销，让普通港人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艰难。“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上街游行？就是因为家里太小待不住。”朋友一本正经地说。修例风波把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摆上台面。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街头动荡留下一地鸡毛，加上今年新冠疫情香港“封关”，使全港经济雪上加霜。小到铜锣湾餐馆“蛇王二”4月底歇业，大到国泰航空获政府投资273亿“续命”，一季度数据显示，香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熬到现在，香港社会正在重启。海洋公园本月13日重开，香港书展如期举行，港区与内地、与世界的连接逐步打开。政府也推出一系列保民生、保经济措施。但是，稍显平静的街头又乱了起来，特别是全国人大通过关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决定后。“时至今日，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仍是空白。”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说，港英时期法律至今没有完成适应化，《刑事罪行条例》中“英女皇陛下”赫然在目。令人欣慰的是，民调显示，七成以上市民不希望黑暴再来。而根据香港社科民意调查中心的数据，多数受访者理解港区国安立法的必要性，过半市民认为反中乱港势力损害国家安全。“（去年）动荡告诉我们，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做了有成功的机会，哪些事永远不可能成功。”港中大教授、前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说，大家要回归现实，为香港谋得未来。这不能靠一句又一句没有操作性、只有煽动性的政治口号，而是需要重归理性，重回稳定的社会环境。去年有一幕我很难忘记。当我问起港人朋友：“等这事（修例风波）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对方总会很高兴地与我分享计划。当我接着问：“你觉得这件事怎么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对方兴奋的眼神会黯淡下来，摇头不语。很多人说，香港需要“二次回归”，方能行稳致远。我很同意。如今，香港又一次处在十字街头。衷心期待“东方之珠”能从此由大乱走向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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