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造谣者父亲称只是“开玩笑”?当事人:赔偿不要了,刑责追到底
正常去取个快递
却被人造谣“出轨快递小哥”
最后因为这段谣言
搞得自己工作丢了、人也抑郁了……
造谣者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小商品店
这样的事情
就发生在杭州女子谷女士身上
(此前曾化名为吴女士)
今年3月,谷女士和男友离开北京,决定在杭州定居。四个月后,一段9秒的视频和几十张伪造的聊天记录打破了两人的平静生活。
来自业主、同事、朋友的议论
随着假消息流传发酵,从谷女士所住小区的业主,到她同事、朋友都在议论这段视频和截图,甚至还收到过来自国外网友的跨洋谩骂,谷女士承受着来自网络的恶意。
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到了9月8日,谷女士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对公司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工作也丢了
谷女士表示,因处理此事已牵扯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自己被公司劝退,而此后的求职也接连失败,堪比“社会性死亡”。
造谣者戴着墨镜口罩道歉
还要求视频打码
央视:社会性死亡的单
不该由受害者来买
对于谷女士的遭遇,央视评论称:“社会性死亡的单,不该由受害者来买”。
“社会性死亡”已成网络流行词,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它形容的是个体在遭遇网络暴力后,主观上感到自己丢脸已经到了没脸见人的地步,就像谷女士得了抑郁症;客观上社交往来被阻断、社会声誉被倾轧,比如谷女士被原单位辞退、找新工作又被拒,尽管谣言已被公安机关澄清,却还要忍受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压抑与无助。
一个词汇的流行,必然伴随着此类事件的屡禁不止,“社会性死亡”引发的伤害该谁来承担?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
与受害者的“暗无天日”相比,造谣者的现状又如何呢?用一段偷拍的视频、编造的故事情节、虚构的微信聊天截图,就轻易把谷女士推向“社会性死亡”的两位始作俑者——郎某和何某,在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后,就回归了自己原本的生活中。
当造谣的成本如此之低、受到的惩罚如此之小,当造谣者仍在轻描淡写地说着“只是闹着玩”“开玩笑”,谷女士终于做出了向当地法院提起诽谤罪的刑事自诉的决定,她的态度很坚决:赔偿可以一分不要,但“他们的刑事责任我会一追到底,绝不妥协”。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被造谣伤害的后果不该由受害者去承担。解救“社会性死亡”,需要有力度的法律支撑,也需要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伸出救援之手。
法律的完善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解决网络谣言问题的路径,在刑事、民事、行政三个层面上都有,但在实际执行层面,受害者却常常要面临举证难、网络转发责任鉴定难、损失定损难等问题,令很多躲在暗处的造谣者得以“全身而退”。
即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比之前的民法规范,其中最大的立法突破之一便是人格权独立成编,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这些,都将为制止“社会性死亡”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从社会释放温暖的角度来说,谷女士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目前来看还比较缺失的救济渠道,除了寄望法律帮助恢复名誉、评估并弥补损失之外,来自全社会的正能量声援与帮助同样不可缺少。比如,澄清事实,扩大真相的获知面,禁止“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蛋”等冷言冷语,对于那些侮辱受害者外貌、身材的言论展示出“人人喊打”的态度,对于那些因此事件拒绝谷女士的用人单位虽可理解、却不能认同。
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央视新闻 等
微信编辑:胡雨松
校对: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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