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惜丧命也要“逃”去香港时，邓小平和习仲勋下了这个决心 | 信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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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立基永远记得34岁时的那个周六上午。那是1982年的春天，一位65岁的老人骑车来到清华园，敲开一间男生宿舍的门。顾立基悄悄离开一屋子尚在补觉的青年，随老人到楼下的长椅上“坐谈”。半个多小时后，这个从上海来到北京求学的年轻人决定：去深圳。

65岁的老人叫袁庚，4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当过炮兵团长，做过多年外事和情报工作，“文革”时坐过牢，1978年被任命为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打动顾立基的是袁庚的一句话。后者告诉这位小30岁的后辈，过去的体制像“蒲包里的一堆螃蟹”，螃蟹的腿你钳着我，我牵制着你，谁都别想动，谁都动不了。但在深圳蛇口那个地方，“可以闯出一条路来，改变‘你牵制我、我牵制你’的现状，大家一起往前走”。

1982年，很多人像顾立基一样，孤身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来到蛇口。这是改革开放正式启幕的第四个年头，是“经济特区”正式问世的第三个年头，也是广东省宝安县改名“深圳”的第三年。

那首日后传遍大江南北的歌，还没有开始作词谱曲，但中国的南海边已经开始上演“春天的故事”。

深圳莲花山顶的邓小平像。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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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动顾立基前，袁庚也曾打动过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跟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起面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袁庚随身带着一张地图，告诉李先念：只要中央点头，在报告上签个字，这块地皮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李先念最终点了头，用铅笔在地图上划出一块地方，也就是蛇口南头半岛。此前，袁庚说服了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希望在蛇口筹建工业区，并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

这是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公社，距香港咫尺之遥。在袁庚看来，此地“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要为沉寂多年的招商局重新打开局面，可谓天选之地。

而对整个国家而言，此地的破局，也已势在必行。

袁庚（手指者）坐船考察蛇口。（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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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是离香港最近的地方，也是最能感受落差的地方。以一条20米宽的深圳河为界，北岸的宝安县，一个农民的年收入仅仅143元，而南岸的香港，农民的年收入有13000港币。两地差距之悬殊，导致大批内地民众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另谋出路。

1955年，“逃港”现象开始出现。当地曾经流传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冒险者们试图游过深圳河，或上山翻过铁丝网进入新界，但死伤极其严重。1978年，在宝安县被堵截收容的外逃人员超过4.6万人；蛇口甚至活跃着200余个“拉尸佬”，每埋好一具逃港者的尸体，可以在蛇口公社领取到15元钱。

这年夏天，习仲勋南下主政广东，基层考察的第一站，正是偷渡逃港风口浪尖的宝安县。连续查看了罗芳、莲塘、沙头角、皇岗等边境地区后，习仲勋反驳了“逃港是政治问题”的观念：“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

很多年后解密的档案告诉人们，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曾在广州说过，逃港“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对变革的渴望此时已经趋近顶峰。“他们（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在沙头角，习仲勋对当地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

1978年，习仲勋在广东惠州地区考察。

与此同时，广东竭力争取来自中央的支持。1978年底和1979年初，广东省两次上文中央，希望在蛇口兴办工业区。这之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开启。

到1979年4月，习仲勋进京向邓小平等汇报提出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经验建设出口加工区时，历史的车轮已经在向新的方向前进。

这些突破常规的设想招致了一些非议，但终究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正是那次，邓小平给出了日后载入史册的回答：

“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此前一周，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爆响。宝安早先已经更名深圳市；一年后，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后来回忆：“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

转折时刻就这样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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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袁庚特地做了一个类比。“爱迪生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他说，“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时代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

习仲勋在1992年的回忆，则称自己“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深圳是特区，蛇口则被视为“特区中的特区”。率先诞生的蛇口工业区被视作一根“试管”，弹丸之地万一失败，“也是肉烂在锅里”。也因为是试管，一些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闻所未闻、也难以想象的改革，却能够在这里力排众议。

蛇口开山不久就打破了“大锅饭”。1981年，《人民日报》专门报道此地在基建领域实行公开投标制的经验；1982年，初到蛇口的顾立基又赶上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里在全国首次公开招聘人才，并大胆用具有现代学识和突破意识的年轻人“顶”了老干部的位置。一位总经理遭遇“能上能下”的故事就上过报纸：“在深圳蛇口有一个著名的‘海上世界’，前不久它的总经理被解聘了，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辛苦，但是没有做出开创性的事业，所以被解聘了。这就是新的蛇口观念。”

此后，管理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创设社会保险公司等等诸多“全国第一”，相继在蛇口落地，并一再激起波澜。知人善用且极富口才的袁庚拥有一大批拥趸。但同时，非议也从未远离过这片试验区。

1984年，蛇口工业区内的“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标牌。新华社发

在一个“姓社姓资”常被拿出争论的年代，改革的急先锋，无可避免地会被放到舆论漩涡的中间。有人曾经这样问袁庚：1949年你带领军队南下解放蛇口，将资本家赶跑，建立了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但现在，你又在蛇口开发了一大片土地，把资本家请回去搞经济。你在蛇口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类似的质问，也屡屡抛给深圳乃至全国的各个经济特区。有人说，“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一切都是‘黄’的”；也有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甚至有人说，深圳已经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试验场”。

招致非议的还有那句深圳最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它的发明者袁庚曾让人将之做成标牌，放在蛇口最为醒目的位置。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正是袁庚让人连夜赶制一块标牌，放在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然而，袁庚又曾数次让人把它拿下，只因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过多——在大多数人还“耻于谈钱”的当年，大张旗鼓地宣扬“金钱”，不啻为大逆不道。

但改革先锋并没有就此改变路径的意思。当年，不止一位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记得袁庚曾经发过的“毒誓”：“要是成功了我们都没有话说，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而在蛇口创立初期，招商引资并不顺利、又招致诸多非议的时候，他还说过一句话：“大不了，回到秦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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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庚不需要回到秦城。那些遭受质疑乃至攻击的改革，最终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曾有人问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尽管阻力重重，但变革终究是大势所趋。在当年，这既是特区的小环境，也是整个国家的大气象。

1984年2月，邓小平在去过深圳后，讲了一段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特区的战略设想萌发5年后，邓小平系统表达了他对特区的理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而后的一系列场合，总设计师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他对前行方向的坚信不疑。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直至1992年南方谈话，特区“姓社姓资”之争终于平息，也开始不断刷新“深圳速度”“特区速度”，并助推整个国家刷新“中国速度”。后来人们常常追寻特区精神的原点，说来说去，其实来自一种朴素的发展观——如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习仲勋则在多年后这样回味当初的抉择：“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

今日深圳。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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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赶上深圳的发展速度，这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又一个南大门。”

2020年，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傅高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为深圳写下这句评语。

在为一本题为《向深圳学习》的论文集所作的序中，曾专门研究过广东改革开放，也专门研究过邓小平的傅高义写道：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引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深圳是开拓者，是帮助塑造中国现代生活的开路先锋”。此时，蛇口的开山炮声已经过去41年，经济特区的历史有了整整40年。深圳贡献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也将自己变成了一座从无到有的国际大都市。

“当年的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2020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深圳如此感慨。

这是对特区的评价，其实也是对一段壮阔历史的评价。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郑重对外宣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斗转星移，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发展环境，亟待这里续写新的“春天的故事”——“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这同样是一次郑重宣示。

办得更好、水平更高，意味着“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40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唯一的出路，也是一条被验证了的成功之路。前路未必一帆风顺，但智者的选择是勇往直前。

就像当年，袁庚在最艰难的时刻留下过6个字：“向前走，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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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珉迕

微信编辑：泰妮

校对：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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