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上海那些像明星般存在的“团长”们

这个春天的上海，一切似乎被冻住了。

一座约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菜场、超市、饭店、外卖悉数封停，人们退回了自己的居所，寸步不出。如何获得食物成为了许多市民心中的难题。

在全力以赴“保供”的各方力量之外，社区团购应运而生。“团长”一夜之间成为小区明星般的存在，拯救居民于匮乏之中，让人们有机会吃上蔬菜、点心甚至肯德基。一些网友将团长捧上了微博热搜，称呼他们为“上海小区里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社区团购毕竟只是市场制度短暂而粗糙的替代品，其规则、价格、特性上的局限，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而将另一些人排除在外。在缺乏门槛和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奇葩”团长们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非议。

不可忽视的是，团长和团购在社区中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是其他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都不曾产生过的。

1 停摆

4月2日是刘庆晨所在小区被封控的第10天。她打开冰箱，里面还剩两根白萝卜、一些生菜、一包蚕豆、一条海带、一块豆皮、两斤猪肉和一斤牛肉，大约够两个人吃4天。但她仍控制不住内心的焦虑。

刘庆晨和室友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建于1995年的大型老旧小区。这里共有120栋楼，居民逾7000人。3月中旬，疫情爆发后，近三分之一楼栋都发现了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还在不断增加。

解封的时间尚未可知，但挨饿的日子近在咫尺。快递停运了，外卖商家悉数停业，小区里的菜场和超市被封控，手机上的大多数生鲜电商已关停了附近的站点。只剩下“叮咚买菜”，每天早晨六点和八点放单，数量有限，刘庆晨从未抢到过一次。而那些声称提供保供物资的企业、商超、农业合作社，最少也要20单起送，总金额不得低于2000元。

上海市民自制的“买菜战术手册”，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网络截图

作为一个收入不错的城市白领，刘庆晨不曾想过自己会遭遇“断粮”的狼狈。这个晚上，她失眠了。她甚至拿出筋膜枪，打算明天抢菜时放在手指上，提高自己点击“支付”按钮的速率。

和她一样为买菜心慌的人还有很多。同一个小区的居民叶佳男在食物只能撑3天时打电话向居委会求助，工作人员登记了他的需求，承诺可以帮忙购买，但无法保证发放时间。

“居委会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该小区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数千人的需求不断向居委会涌来：“我们家有孕妇，需要去医院产检，能不能开个通行证”“我是尿毒症病人，我再不透析就不行了”“我妈有高血压，你们必须给我配药，太危险了”“我爸是糖尿病患者，我在外地，你们能找个人照顾一下他的饮食吗？”“孩子他爸根本不会做菜，他和孩子今天饿一天了，你们能不能给他送饭啊？我们离婚好久了”。

核酸检测及医疗转运工作也占据了居委会大量的精力。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4小时，夜宿在居委会的折叠床上，已经十多天没有回家了。

志愿者文倩负责协助居委会的药品需求登记工作，她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当天的配药登记单——足有半个食指那么厚。光是开车去各定点医院配药，就可以耗掉一名社区卫生干部一整天的时间。

显然，对于这个配置不到10人的基层行政组织来说，要代替市场，满足这个大型社区每天层出不穷的需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抱团

刘庆晨不能再等了，她要“自谋出路”。她观察到，朋友圈里不少人都是通过和邻居“抱团成单”获得物资：大家凑足一定的单数或金额，再从保供企业处订购。她想加入一个这样的群，却不知道向谁求助。

她和室友找到所在楼栋的楼组长，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您知道咱们有楼道群、社区群吗？”“没有，我不知道，我也买不到菜”，对方眼神警惕，很快关上了门。

两个女孩突然感到自己在社区中的孤独，除了彼此，她们不认识任何人。

转机出现在4月3日的早上，刘庆晨打开手机，蹦出了一条室友的消息：“我加到群了。”

原来，室友在微博上找到一条网友的帖子，自称是同小区的居民，可以帮忙拉入“买菜群”。经过网友牵线，她加入了许多小区购物群：生鲜蔬菜群、正邦买肉群、大棚蔬菜水果群……

刘庆晨一下子醒了，从床上跳起来，一个个地点开、加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团购信息在手机屏幕上炸开：

“猪肉团购一份138元，包含小排一盒，大排两盒，五花肉一盒，需要请接龙”“新鲜蔬菜包，小份5斤68元，大份10斤108元”“新鲜土鸡蛋，一版30个，3版125，4版160”

刘庆晨激动地在“群接龙”中留下自己的地址并付款，甚至没有时间仔细计算价格。她已经太久没有成功地拍下一单了。

这些购物群多由小区居民为解决“口粮”自发组织而来，其中，有一定渠道和人脉、愿意为大家牵头购物的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团长”。

“有人想吃鸡腿吗？咱们团一个？”团长在微信群问道。‍

“有！”一秒钟不到，居民们就留下了一列齐刷刷的回答。一呼百应。

3 考验

社区团购几乎成为居民唯一的购买渠道，团长们也一夜之间成为上海小区里明星般的存在，他们似乎“手眼通天”，掌握紧俏资源，拯救居民于匮乏之中，甚至能让大家吃上海鲜、点心和肯德基。

上海网友将团长们捧上了微博热搜，他们为团长制作电影海报“我的团长我的团”，将团长称呼为“上海各个小区里最受尊敬的人”，还有人制作了红遍全网的表情包，上面写着文字：“我们靠什么活着——团长，小区最可爱的人——团长”。

小区里刮起一股社区团购的风潮，居民们跃跃欲试，都想做一次团长“过把瘾”。但实际上，团长的职责远比大家想象得琐碎和复杂。做了一周团长的上海博主“米十分米”在视频中给出一句听上去略微夸张的评价，“如果各位不是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岗位，你做一周的团长可能会比你上一年的班收获还要大。”

首先，你要变成客服和销售，在数个微信群内发布信息，统计数据，收付账款，解答问题；其次，你要充当采购，确认供应渠道的资质，把控货品的质量和价格；你必须紧跟物流，了解司机的位置，向大家同步到货时间；最后，你可能还要充当搬运工和消杀员，帮忙卸货、消毒、分发，再统筹志愿者一一配送到订购的居民手中。

“身兼多职”决定了一件事情：组织团购的每一步中都蕴含了一定的风险，一旦团购规模扩大，发生意外的概率便会增加。如果团长仅凭一腔热血，将会面临很大的考验。

王丽姿现在是一所小型社区的团长之一，她是一名家庭主妇，曾经在广告公司负责执行，有一定采购和组织经验。刚开始封控时，她加入了居委会组织的业主群，由于经常在群聊中为别人解答问题，被居委会干部认为“热心、靠谱”，请她帮忙组织居民团购。

她和另一个女孩共同承担“团长”工作，一人负责找供应商，一人负责和对方沟通。另外还有一个财务工作的女孩负责统计、收款、核销等。当货物到达后，王丽姿会先卸货、分拣，再用小推车搬运至各栋楼下，将货物喷洒消毒水。静置半小时后，每栋楼的志愿者再将货物送到居民家门口。

王丽姿和志愿者们的对话。受访者供图

王丽姿不愿意夸大自己的工作，“我也需要大家和我一起拼单，并不是我单方面在帮助大家，而是互相帮助。”另外她也强调，因为小区仅有6幢楼，所以工作相对轻松，“如果是那种很大的社区，我也不愿意做的，太麻烦了。”

不过，尽管只是一个共144户的微型社区的团长，尽管只承担了其中一部分工作，但王丽姿还是“从早上一睁眼，忙到晚上睡觉前，一直都在看手机、回微信、打电话”，家人也因此颇有微词。

王丽姿组织大多数团购都不超过50单，过程也比较顺利，唯一糟心的经历是一次接近100单的蔬菜团购。供应商送来的“像是湿垃圾”，50元的蔬菜盲盒中，仅含一根断掉的胡萝卜、两根损坏的白萝卜和一颗包菜。小区里不少居民收到后，气势汹汹地在微信群里找王丽姿问罪，王丽姿也很愤怒，“太欺负人了”。最终，她拒绝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将钱退给了居民。

王丽姿和居民们团购的价值50元的蔬菜盲盒。受访者供图

叶佳男则是前文提到那所逾7000人的大型社区的一名团长。他本是普通居民，后来因为嫌其他团购价格过贵，便开始自行组织团购。他当过4次团长，前3次团购的面包、草莓、蔬菜，单数均在30-60元的范围内，过程也比较顺利。但第4次团购消毒物品时，单数暴增至736单。

他向我回忆了这次极其波折的大规模团购，团长工作的每一步中蕴含的困难和风险，也一一暴露出来。

寻找供应商就足够让他抓狂了。由于订单数量较多，多数供应商都无法满足要求，这个过程中他接触了30余家，然后终于在淘宝上找到两家上海店铺可以供货。

接下来是送货，运程30公里，但是封控期间有通行证的货车极少，并不好找。群友提供了3名货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分别叫价1200元、3000元、3500元，“不能还价”，而在平时，通过货拉拉APP的价格估算功能可以看到，同样规格的货车在这一运程内的价格仅为300元不到。

叶佳男选定了第一个司机，但第二天需要送货时对方却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早晨突然被封控了。叶佳男立刻联系了第二名司机前往发货地址，却把发货地址弄错了，让司机白白多等了两小时。他又加了500元才安抚了暴躁的司机，让对方赶到了正确地址。

这时，微信群里出现了居委会志愿者的求助信息——消毒物资告急，他们也想参与团购。叶佳男立刻联系供应商紧急加了64单。

货物送到后，没有防疫物资也不懂消杀程序的他，一个人卸下了货物，并开始配送。即使有多名志愿者和居民协助，他还是从下午2点一直分发到晚上10点多。

那天配送的过程中，叶佳男只有一个薄薄的口罩，“我相当于‘赤裸上阵’”。他记不清自己曾接触过多少人，“我很担心，真的很担心”。

回想整个过程，叶佳男觉得“特别疲惫、烦躁”，虽然在这中间，他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快乐，感受到为居民服务的成就感，也得到了许多关心和感谢，但他还是决定，“以后再也不团了”。

玉玲是同小区的一位“大团长”，深得居民信任，组织过多次单数超过100单的大型团购。她原本是快递站的工作人员，快递停运后便开始组织团购，也赚取一些收入。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当团长的时候，“整整一天都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微信群里，经常看到她凌晨一点还在回复消息和卸货。

最让她郁闷的是，有时得不到居民的理解和体谅。频次最高的时候，每五分钟就有一个人在群里@她的名字，不少人会用质问的语气，“你人哪儿去了？”“我买的大米怎么还没到？”。每次团购，明明已经将货物配送至楼下，却总有人声称没有收到货物，还会出现偷拿物资的情况，她不得不自掏腰包。

“事情真的很杂，我给的都是良心价，但这两天太难受了，我想歇一下”，她对我说，她不想再干了。此时是凌晨1点47分，她刚回到家。

群聊中人们不断@团长玉玲，时间间隔极短。受访者提供

4 资格

封控的时间不断延长，居民的物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样，从基本的米面粮油扩展至日用品、烟酒、消杀物品，更多的团长涌现出来，人员资质参差不齐。

刘庆晨的室友在一次团购中上了当。那位团长自称是“送温暖”，名下的爱心套餐定价300元。到货之后她却发现，原本说好10斤新鲜蔬菜变成了3斤的“胡萝卜大套餐”，10斤大米变成了5斤，图片中品相上乘的五花肉也变成了有味道的劣质五花肉。但那位团长并非小区居民，维权无门，她只好自认倒霉。

刘庆晨室友团购的价值300元的爱心套餐。受访者供图

而刘庆晨曾经遇上过一个不靠谱的团长。当时她主动充当过团购志愿者，帮忙统计和配送货物。结果，这名团长一直隐瞒自己所在楼栋早已封控的事实，直到货物到达后才告知其他人。最后，“他就在家指挥我们配送，接受大家的感谢。”

这名团长还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加货售卖，导致人员聚集，增加了志愿者感染的风险。而当刘庆晨手忙脚乱地送货、回复居民问题时，团长却组建了一个叫“优质单身club”的微信群，和他人闲聊，“他说自己不小心受伤了，问有没有漂亮小姐姐愿意帮他看看”。

在江苏路南辉小区做志愿者兰妮妮也遇到过一名“奇葩团长”。配送前，团长要求召开电话会议，“我们这次要打一场硬仗”；配送后，团长又要求开会，“大家觉得我们要怎么优化改进一下”。他还曾在业主群中命令志愿者不能配送其他团长的物资。

到了配送货物时，团长竟然“临阵脱逃”。在群聊记录中他说道，“我爸不让我去”，并发了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兰妮妮认为，团长并不是为了服务大家，只是为了“享受权力的滋味”。

事实是，团长的确不都是称职的，他们中也可能出现骗子、流氓、来“过官瘾”的人，还有许许多多虽然善意，却欠缺组织能力，也不懂消杀程序的“小白”。未经筛选的团长们，也给疫情下的社区团购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没有平台背书、没有机构监督的情况下，有人上当，有人货物丢失，还有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

5 排斥、分层

记者蹲守在刘庆晨所在的老旧小区门口，社区团购的货物被卸下，整齐地摆放在入口处的道路两旁。不少佝偻的老人慢慢走过来，在货物旁边徘徊，他们犹豫着，还没开口，守着货物的人就会赶紧摆手，“这个不卖，都是人家定好的”。

一位约摸70岁的老人悄声说道，“有没有多出来的？”，对方给出否定的回答，他不甘心地在旁边转悠了一会，终于走了回去。

另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居民问，“这个怎么定？”，在对方的指导下，她戴上老花镜，拿出手机，皱起眼睛操作起来。

团购群中的信息变化得很快，就连许多年轻人都分不清群里在卖什么，如何付款，自己买了哪些东西。老年人即使加上了微信群，要他们跟上团购的节奏，学会使用“群接龙”“在线文档”“付款”等功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除了老人，贫困者也被无形地排斥在社区团购之外。特殊时期，团购物资的价格涨了一倍到三倍不等。叶佳男观察到，平常30元一版的鸡蛋涨到了60元，两个西红柿能卖到15元，20元就能卖到蔬菜包现在定价68元。

对于那些经济状况较差或消费水平较低的人而言，社区团购过于昂贵。

“有一些来居委会登记买菜需求的居民，一听到套餐的价格扭头就走了。”居委会志愿者文倩告诉我，有的儿女在他们这里为父母订购物资，送上门去之后，老人却拒绝了，“他们嫌太贵了，非要退款。”

团购的性质也决定了，一些小众群体或微型社区的需求也很难得到满足。王丽姿的孩子才两岁，她需要购买奶粉，然而“小区里的宝妈太少了”，无法成团。陈珏是王丽姿同小区的居民，她想团购消杀物品，但是供应商告诉她，“金额需要达到12000元以上”。最后，她找到附近万邦都市花园小区的消杀物品供应商，“乞求了半天”，才搭上隔壁小区的便车，帮邻居们团到了20单消杀物品。

社区团购是市场的粗糙的代替品，其规则、价格、特性上的局限，导致它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将一些人包括在内，而将另一些人剔除在外。

在普陀区的中环名品公馆的团长睿睿告诉记者，他们的每幢楼都配有多名楼组长、团长、志愿者，大家沿用原先早已成立的业主群开展团购，“没有人被落下”，物资覆盖到了每一户人家。而居民也众筹了一万余元给负责配送的志愿者购买防护物资。

另一个住在宝山区一所青年社区友间公寓的居民告诉记者，小区里都是年轻人，大家沟通顺畅，氛围和谐。在公寓管理者的指导下，他们制定了共同的规则：团购只保留由官方牵头的一个渠道，每天只配送团购物资一次，私人快递不得购买，有特殊需求如卫生巾、狗粮等，可以由居民互助来满足。两天前，公寓甚至还举办了“阳台音乐会”，人们隔着玻璃一起狂欢了一场。

社区团购在年轻或高档的小区中，似乎更可能呈现出有序的面貌，在这里，没有人被忘记，没有人被遗漏，也没有人冒着脆弱的防护，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中。

小区门口，志愿者在分拣团购物资。受访者供图

6 变化

随着社区团购的问题和局限渐渐显现，居委会、团长、居民们也试图寻找补充性的措施。

针对团长的资格，不少居委会出台了团购的新政策，要求团长签订责任承诺书，其中的条款包括，“组织团购必须提前报备”“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志愿者”“货物质量有保证”，甚至有要求“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一切的责任由团长承担”。

这引起了一部分团长的不满。尤其是那些未得到过居委支持，又不曾从团购中获得利益的团长。陈珏既是居民，也当过团长，她认为，“权责应当统一，很多团长都是好心帮助大家，分文未取，凭什么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但是刘庆晨在做团购志愿者时发现，这项条款的确筛选掉了一些不负责任的团长，“有的团长一看要签承诺书就退缩了，只有那些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敢签，才敢继续做团长”；同时，承诺书也提示了团长潜在的风险，让他们更加注意货物消杀和配送秩序。

针对那些无法被团购覆盖的群体，一些小区居委会也尝试和团长合作，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购买渠道。

在刘庆晨所在的老旧小区中，团长应居委要求，提前预留了一部分物资，以较便宜的价格摆放在小区门口，老年群体和贫困群体也可以现场购买。

刘庆晨小区内团长预留的物资，老人可现场购买。受访者供图

而在王丽姿所在的小区，居民们开始主动摸排每一栋楼中的孤寡老人、困难群体，统计他们的需求，众筹免费物资赠送给他们。

社区团购或许只是非常时期为满足刚需而产生的代替品，相比那些有着完整体系和资质的超市、菜场、电商、物流，它是如此的粗糙，无法承接上海这个超大城市中2500万居民复杂而多样的状况。

然而，它却在社区中产生了一些极为奇妙的化学反应，是其他市场组织或许都不曾产生过的。

睿睿曾经是小区里的隐形人，很少在业主群中发言。成为团长后，他的组织能力和责任心被居民认可，不少邻居主动送来水果和饭菜感谢他，还在微信群里起哄“要把他升为‘旅长’”。

陈珏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邻居们，他们不再是面目模糊的陌生人，而是有一个两岁孩子的热心宝妈，在小区宠物店工作的“万事通店长”，一位愿意和大家分享香烟的“烟瘾大叔”。

刘庆晨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注意的、看上去也没什么用处的关于社区的细节。比如小区健身器械旁是老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社区志愿者多是外地来的年轻女孩，住在六楼的阿姨虽然有点抠门但心地不坏。她加了将近60名小区邻居的微信，还牵头组建了楼道群，成为楼上楼下叔叔阿姨口中的“小刘”。

这可能是这次疫情中最为正面的副产品——上海市民似乎重新找回了“附近”，在团长的带领下，在这个颇为沉重的春天里。

（文中除叶佳男外，均为化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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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杰艺

微信编辑：泰妮

校对：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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