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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岁的她摁停自杀念头:“幸好我的窗户很小”,新冠不仅威胁身体健康,也威胁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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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原点original
Author 原点记者
心理热线962525可以说是城市情绪最灵敏的“晴雨表”了。毕竟,拨出一通电话,是深陷黑色漩涡的人们成本最低的求助方式之一。
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资深心理治疗师李黎告诉记者,
自3月至今,962525每日能接到两百余次电话,这比疫情前的日平均数量整整翻了一倍。当她按下接听键,从热线的另一头传来的,常常是慌乱的啜泣和低沉的叹息。
相比经济上的损失,疫情后的心理伤痕更隐形、更持久,波及范围也远比大众想象得要广。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 COVID-19 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增加了25%。中国科学院院士、世卫组织新冠研究专家陆林在演讲中介绍,截至去年底,疫情已导致全球增加了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给人类的心理健康带来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将持续20年”。
“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它是一根缓慢的曲线,起伏、跌宕、迁延。”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发现,来访者中增加了不少新面孔,一些本无病史的普通市民感觉自己得了“疫后综合征”:容易失眠、长时间情绪低落、有焦虑抑郁的症状和明显的创伤感。
最酷烈的风暴已然过去,但看不见的雨滴还是渗透了心底。人们似乎在经历一场广泛的心理创痛。这种共同的伤口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仍旧感到疼痛?
1 “集体症状”
4月下旬的一天,60岁的母亲忽然在午饭后蜷缩起身体,不停发抖。起初王薇薇以为她只是胃痉挛,但之后的一个月,母亲的“胃痉挛”屡屡发作,在客厅在厨房在卧室,她会一瞬间表情惊恐,浑身颤抖,“好像四周都很不安全的样子”。
“焦虑症。”精神科医生诊断,王薇薇母亲其实是惊恐发作,是“心病”。
麻绳是一点点拧紧的。王薇薇回忆,从4月开始,每一次病例增加的消息传来,母亲都仿佛迎头一击,在餐桌上食不下咽、唉声叹气,人也变得无精打采。
王薇薇的母亲是家庭主妇,负责照顾着一家三口的饮食起居,一向节俭朴素。丈夫退休后家庭收入锐减,隔离期间女儿的工资又打了八折,团购菜价却节节攀升,像不断上涨的水位终于压垮了她的精神。
发病时,她嘴里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只是不断念叨着“没有用、没有用”。
平日内向稳妥的母亲一下变成了“情绪崩溃的大孩子”,每周要发作两三次,需要哄着才肯进食和喝水。王薇薇意识到,健康到失常的距离原来这么近。
江晖是一家民营机构的资深心理咨询师,最近两个月来,他接待的来访者和王薇薇母亲有不少共同点:“焦虑感更普遍了。从症状上看,一是反应和强度比较大,有些本来没有病史的人都出现了惊恐发作的躯体症状,二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两三个月后仍未恢复。”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认为这一“集体症状”的出现和疫情有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以分为五个从低到高的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任何一个层次没能满足,都会对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疫情几乎影响了所有层次,物资短缺、社交隔离、病毒传播的不安全环境、频繁的负面消息、工作和生活秩序被切断。”他指出,大众对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和认可度,正是来源于这些细节,“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失控了。”
李黎发现,求助者的焦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影响到了你的基本需求的时候,人作为动物本能的生存焦虑就被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她指出,集体症状很难立刻消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去认识和治愈。
近三年来上海地区“抑郁”“焦虑”关键词的百度指数趋势图
2022年壹心理平台上海地区的咨询订单数量变化 壹心理供图
2 信任创伤
25岁的崔方曾在5月上旬一个凌晨逼近危险的边缘。
那晚她躺在公寓的床上失眠,脑中再次浮现出自杀的念头。连续几天了,念头像一个浮标,一次次摁下又漂起。
“幸好我的窗户很小”,她笑着提起那一刻。
“你觉得自己的世界撕裂了,处于一种绝对性的无力状态。”
崔方是一名音乐剧演员,有着艺术工作者的敏感和较强的共情能力,相信灾难来临时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当她打车去虹桥站,13公里的车程司机却“自信开价”450元的时候,她感觉“难以置信”“太讽刺了”。
她形容自己失去了“相信的能力”。
刘欣怡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她是一名今年即将毕业的应届生,三月初感染新冠后,和父母一起被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父亲患有糖尿病,为了时刻注意他的血糖波动,她只能连夜守在冰冷的医院走廊里。屋漏偏逢连夜雨,
实习的公司得知消息后,第二天通知她“提前解除合同”。
她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的心情,没想到却引来一场网络暴力:
“他们评论我是‘故意扰乱舆论’‘造谣生事’。
我一条条回复过去,但还是被扑面而来的恶意中伤,深夜没忍住哭了出来。”患上新冠后,外界的误解和排斥让刘欣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新冠病毒不仅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威胁我们的社会关系
: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实验室的文章分析,疫情期间不确定性、社会排斥、谣言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和防备心理,会威胁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
民营机构心理咨询师赵灵芝惊讶地发现,疫情之后的“信任创伤”普遍存在。她擅长家庭关系咨询,最近观察到不少来访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表现:“这些夫妇大多是70、80年代的人,他们的整个人生是随着经济腾飞一起的,一直向上走的状态,忽然就来了疫情。疫情三年来,大家的生活时不时被打断,随机降临的风险、停滞无力的感觉、无法控制的恐惧,内心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在咨询过程中,人们常常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吗”,甚至有病情严重的患者因无法接受现状,“整天都处于梦游状态”。
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指出,疫情期间的心理伤痕还会隐秘地影响着政府服务水平,如不能及时重视,将形成恶性循环,持续削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处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工等提供服务的人员,其实是疫情创伤的高危人群。高强度工作和精神紧张,导致他们产生‘职业倦怠’,出现情感耗竭和非人格化的表现,容易刻板、无差别地对待服务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老百姓觉得,‘怎么会这样冷漠机械地对待我’。”
在壹心理的曹洪雯看来,早在2010年左右,中国就基本步入了“普信社会”,尤其在北上广等大都市,已经形成了高度信任的社会基础,“这波奥密克戎疫情规模较大,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对整个社会的互信关系都是极大的挑战。”
3 创伤的“蝴蝶效应”
疫情创伤之所以亟需重视,是因为它的影响不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
曹洪雯认为,疫情创伤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生选择,“这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走向低欲望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会更倾向于降低风险,习惯于做保守的选择——比如延迟购房、延迟婚育时间,或离开大城市回到小城市生活。”
联合国与纽约医学院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理影响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的生产力下降,不分国籍:“隔离,缺乏与同龄人的接触,失去情感和经济保障,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中断了他们的教育。这导致青年面临患抑郁症、焦虑症和睡眠障碍的风险增加。由于上述各种压力,这一大流行病也导致了青年生产力的下降。”
疫情还将给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李黎曾接到过许多家长的求助,逼仄空间内的朝夕相处,大大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家长们经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压力传递给孩子,对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导致亲子关系出现裂痕。”
而根据联合国研究统计,自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封锁开始以来,在法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报告从3月17日封锁开始以来增加了30%;在阿根廷,自从 3月20日封锁开始以来,有关家庭暴力的紧急求助电话增加了25%。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都报告了家庭暴力案件和对紧急庇护所需求的增加。
除此之外,疫情还将影响家庭的生育安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今年1月发表于《人口研究》的文章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下降,部分家庭推迟了生育安排,这与近年来中国生育率的持续性下降趋势叠加,加速了年度出生人数的减少。
2020年在土耳其、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地的多个研究发现,疫情封锁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伴侣之间的性行为。“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多人压力太大了。”美国金赛性学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贾斯汀·莱赫米勒在媒体采访中说道。
疫情创伤的经济学后果也在慢慢荡开涟漪。据统计,今年中国家庭存款增幅不同寻常。截至6月末,活期存款余额突破36万亿,较去年末增加1.3万亿;定期存款余额77.6万亿,较去年末增加9万亿,增幅合计超10万亿。安全感的降低往往导致社会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人们习惯于为不期而遇的风险做准备。
正如新冠研究专家所说,疫情心理伤痕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现在,数千万隐形的创口带来的蝴蝶效应将是深远的,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影响至少将持续20年”。
4 走向重建之路
是治疗者,也是亲历者和幸存者,这是上海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面临的共同处境。他们的三重身份,让创伤变得分外切近。
5月时,江晖参与了一次上海咨询师的团体互助活动,大家互相分享了疫情中的经历和情绪。
一名咨询师因全家五口人到方舱隔离,情绪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担忧和无助;另一名咨询师则因为承受了太多“替代性创伤”,一度濒临崩溃。或许是牵起了不忍的回忆,有长达数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接着,每个人都开始倾吐自己的不易,“好像一群委屈的小孩子在诉苦”。但说着说着,“场子热了起来”,
一句“我也是”,一句“我理解”,
让咨询师们渐渐恢复能量,感觉不再是一个人。
江晖始终记得其中一位咨询师不经意间说的话,“我很惦记着大家”。那句普通的“惦记”,好像抚过他心底一块小小的疤痕,“把大家连在了一起。”
“我们仍在疫情当中。”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提醒道。他目睹身边许多医护人员经受了严重的职业倦怠,这让他更加迫切地希望个人和社会能共同努力,走出这场持续性的心理海啸。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减少割裂感。我们能够给予的最大的社会支持,就是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解决实质性的社会问题,及时传递准确的信息、清晰的指令,减少老百姓的恐慌和误解,让城市早日恢复运转。”
“我们要重视‘社会薄弱地带’。一是关注疫情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比如新冠肺炎感染者及其亲属、具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儿童青少年及老年群体,要提供经济补偿和心理援助,改善其就业和生活环境。二是让心理救助‘下沉’到一线社区,通过走访和宣传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让市民及时了解求助渠道。”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徐一峰看到过不少患者因中断治疗病情加重,这让他分外揪心。因此他建议尽快搭建远程心理治疗体系,应对持续不断的疫情冲击。“疫情对于获取精神卫生服务有破坏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93%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或中断。80%以上的高收入国家都部署了远程治疗体系,以弥合精神卫生服务缺口,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还不到50%。”
同时,他也希望市民能够积极使用已有的救助系统。“上海市的心理服务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除了市级、区级的精神卫生中心,我们还有庞大的心理热线团队,各个区都招募了许多专业志愿者来接听。大家千万不要耻于求助,要善于利用资源。”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徐一峰还给出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建议,“第一,
节制屏幕时间,减少和负面信息的接触
;第二,建立新的生活节奏,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社交;第三,有机会可以尝试为他人提供帮助,这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价值感、成就感。”除此之外,普通市民可适当了解心理学知识,感知自己的情绪变化,学会运用运动、冥想等容易操作的方法,自助改善情绪问题。
刘欣怡是愈合得较快的那类人。她觉得自己和家人已经找回了生活的主场。感染新冠的恐惧、网络暴力的遭遇、被开除的“倒霉事迹”似乎都随时间远离了。“之前母亲一直不舍得买的冰柜、我不愿意下定的考研决心,都因为这次疫情有了结果。”
她更愿意记得那些幸运的时刻,比如出院后去隔离酒店的路上看到了顾村的樱花,比如在隔离酒店掐着点抢到肯德基外卖、隔着墙和母亲分享美味,比如回家后邻居没有歧视或躲避,而是主动送来自己家的蔬果。
再比如疫情结束后她去重庆见了半年未见的男友,他们在重庆的街头散步、聊天、吃冰淇淋,待在一起“荒废时间”。一对“拥抱很僵硬、牵手很僵硬”的异地恋情侣,再次熟悉了彼此。
而对于还没愈合的人们而言,江晖相信,最重要的一步首先是接纳和承认,“我们不要去否认、责怪、歧视,对于有心理困难的人们,把他当成是患了一场小病,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理解他的感受和痛苦。”
“如果你感到难过的话,并不意味着心理过于脆弱。我们可以确定地告诉你,这是一种普遍的表现,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正常反应。”
(文中王薇薇、刘欣怡、崔方为化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作者:夏杰艺 牛益彤 谭晨
微信编辑:泰妮
校对: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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