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岁的她摁停自杀念头：“幸好我的窗户很小”，新冠不仅威胁身体健康，也威胁社会关系

心理热线962525可以说是城市情绪最灵敏的“晴雨表”了。毕竟，拨出一通电话，是深陷黑色漩涡的人们成本最低的求助方式之一。

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资深心理治疗师李黎告诉记者，自3月至今，962525每日能接到两百余次电话，这比疫情前的日平均数量整整翻了一倍。当她按下接听键，从热线的另一头传来的，常常是慌乱的啜泣和低沉的叹息。

相比经济上的损失，疫情后的心理伤痕更隐形、更持久，波及范围也远比大众想象得要广。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 COVID-19 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增加了25%。中国科学院院士、世卫组织新冠研究专家陆林在演讲中介绍，截至去年底，疫情已导致全球增加了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给人类的心理健康带来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将持续20年”。

“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它是一根缓慢的曲线，起伏、跌宕、迁延。”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发现，来访者中增加了不少新面孔，一些本无病史的普通市民感觉自己得了“疫后综合征”：容易失眠、长时间情绪低落、有焦虑抑郁的症状和明显的创伤感。

最酷烈的风暴已然过去，但看不见的雨滴还是渗透了心底。人们似乎在经历一场广泛的心理创痛。这种共同的伤口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仍旧感到疼痛？

1 “集体症状”

4月下旬的一天，60岁的母亲忽然在午饭后蜷缩起身体，不停发抖。起初王薇薇以为她只是胃痉挛，但之后的一个月，母亲的“胃痉挛”屡屡发作，在客厅在厨房在卧室，她会一瞬间表情惊恐，浑身颤抖，“好像四周都很不安全的样子”。

“焦虑症。”精神科医生诊断，王薇薇母亲其实是惊恐发作，是“心病”。

麻绳是一点点拧紧的。王薇薇回忆，从4月开始，每一次病例增加的消息传来，母亲都仿佛迎头一击，在餐桌上食不下咽、唉声叹气，人也变得无精打采。

王薇薇的母亲是家庭主妇，负责照顾着一家三口的饮食起居，一向节俭朴素。丈夫退休后家庭收入锐减，隔离期间女儿的工资又打了八折，团购菜价却节节攀升，像不断上涨的水位终于压垮了她的精神。发病时，她嘴里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只是不断念叨着“没有用、没有用”。

平日内向稳妥的母亲一下变成了“情绪崩溃的大孩子”，每周要发作两三次，需要哄着才肯进食和喝水。王薇薇意识到，健康到失常的距离原来这么近。

江晖是一家民营机构的资深心理咨询师，最近两个月来，他接待的来访者和王薇薇母亲有不少共同点：“焦虑感更普遍了。从症状上看，一是反应和强度比较大，有些本来没有病史的人都出现了惊恐发作的躯体症状，二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两三个月后仍未恢复。”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认为这一“集体症状”的出现和疫情有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以分为五个从低到高的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任何一个层次没能满足，都会对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疫情几乎影响了所有层次，物资短缺、社交隔离、病毒传播的不安全环境、频繁的负面消息、工作和生活秩序被切断。”他指出，大众对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和认可度，正是来源于这些细节，“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失控了。”

李黎发现，求助者的焦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影响到了你的基本需求的时候，人作为动物本能的生存焦虑就被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她指出，集体症状很难立刻消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去认识和治愈。

近三年来上海地区“抑郁”“焦虑”关键词的百度指数趋势图

2022年壹心理平台上海地区的咨询订单数量变化       壹心理供图

2 信任创伤

25岁的崔方曾在5月上旬一个凌晨逼近危险的边缘。那晚她躺在公寓的床上失眠，脑中再次浮现出自杀的念头。连续几天了，念头像一个浮标，一次次摁下又漂起。“幸好我的窗户很小”，她笑着提起那一刻。

“你觉得自己的世界撕裂了，处于一种绝对性的无力状态。”崔方是一名音乐剧演员，有着艺术工作者的敏感和较强的共情能力，相信灾难来临时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当她打车去虹桥站，13公里的车程司机却“自信开价”450元的时候，她感觉“难以置信”“太讽刺了”。

她形容自己失去了“相信的能力”。

刘欣怡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她是一名今年即将毕业的应届生，三月初感染新冠后，和父母一起被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父亲患有糖尿病，为了时刻注意他的血糖波动，她只能连夜守在冰冷的医院走廊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实习的公司得知消息后，第二天通知她“提前解除合同”。

她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的心情，没想到却引来一场网络暴力：“他们评论我是‘故意扰乱舆论’‘造谣生事’。我一条条回复过去，但还是被扑面而来的恶意中伤，深夜没忍住哭了出来。”患上新冠后，外界的误解和排斥让刘欣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新冠病毒不仅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威胁我们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实验室的文章分析，疫情期间不确定性、社会排斥、谣言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和防备心理，会威胁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

民营机构心理咨询师赵灵芝惊讶地发现，疫情之后的“信任创伤”普遍存在。她擅长家庭关系咨询，最近观察到不少来访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表现：“这些夫妇大多是70、80年代的人，他们的整个人生是随着经济腾飞一起的，一直向上走的状态，忽然就来了疫情。疫情三年来，大家的生活时不时被打断，随机降临的风险、停滞无力的感觉、无法控制的恐惧，内心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在咨询过程中，人们常常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吗”，甚至有病情严重的患者因无法接受现状，“整天都处于梦游状态”。

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指出，疫情期间的心理伤痕还会隐秘地影响着政府服务水平，如不能及时重视，将形成恶性循环，持续削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处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工等提供服务的人员，其实是疫情创伤的高危人群。高强度工作和精神紧张，导致他们产生‘职业倦怠’，出现情感耗竭和非人格化的表现，容易刻板、无差别地对待服务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老百姓觉得，‘怎么会这样冷漠机械地对待我’。”

在壹心理的曹洪雯看来，早在2010年左右，中国就基本步入了“普信社会”，尤其在北上广等大都市，已经形成了高度信任的社会基础，“这波奥密克戎疫情规模较大，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对整个社会的互信关系都是极大的挑战。”

3 创伤的“蝴蝶效应”

疫情创伤之所以亟需重视，是因为它的影响不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

曹洪雯认为，疫情创伤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生选择，“这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走向低欲望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会更倾向于降低风险，习惯于做保守的选择——比如延迟购房、延迟婚育时间，或离开大城市回到小城市生活。”

联合国与纽约医学院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心理影响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的生产力下降，不分国籍：“隔离，缺乏与同龄人的接触，失去情感和经济保障，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中断了他们的教育。这导致青年面临患抑郁症、焦虑症和睡眠障碍的风险增加。由于上述各种压力，这一大流行病也导致了青年生产力的下降。”

疫情还将给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李黎曾接到过许多家长的求助，逼仄空间内的朝夕相处，大大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家长们经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压力传递给孩子，对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导致亲子关系出现裂痕。”

而根据联合国研究统计，自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封锁开始以来，在法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报告从3月17日封锁开始以来增加了30%；在阿根廷，自从 3月20日封锁开始以来，有关家庭暴力的紧急求助电话增加了25%。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都报告了家庭暴力案件和对紧急庇护所需求的增加。

除此之外，疫情还将影响家庭的生育安排。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今年1月发表于《人口研究》的文章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下降，部分家庭推迟了生育安排，这与近年来中国生育率的持续性下降趋势叠加，加速了年度出生人数的减少。

2020年在土耳其、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地的多个研究发现，疫情封锁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伴侣之间的性行为。“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多人压力太大了。”美国金赛性学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贾斯汀·莱赫米勒在媒体采访中说道。

疫情创伤的经济学后果也在慢慢荡开涟漪。据统计，今年中国家庭存款增幅不同寻常。截至6月末，活期存款余额突破36万亿，较去年末增加1.3万亿；定期存款余额77.6万亿，较去年末增加9万亿，增幅合计超10万亿。安全感的降低往往导致社会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人们习惯于为不期而遇的风险做准备。

正如新冠研究专家所说，疫情心理伤痕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现在，数千万隐形的创口带来的蝴蝶效应将是深远的，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影响至少将持续20年”。

4 走向重建之路

是治疗者，也是亲历者和幸存者，这是上海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面临的共同处境。他们的三重身份，让创伤变得分外切近。

5月时，江晖参与了一次上海咨询师的团体互助活动，大家互相分享了疫情中的经历和情绪。一名咨询师因全家五口人到方舱隔离，情绪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担忧和无助；另一名咨询师则因为承受了太多“替代性创伤”，一度濒临崩溃。或许是牵起了不忍的回忆，有长达数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接着，每个人都开始倾吐自己的不易，“好像一群委屈的小孩子在诉苦”。但说着说着，“场子热了起来”，一句“我也是”，一句“我理解”，让咨询师们渐渐恢复能量，感觉不再是一个人。

江晖始终记得其中一位咨询师不经意间说的话，“我很惦记着大家”。那句普通的“惦记”，好像抚过他心底一块小小的疤痕，“把大家连在了一起。”

“我们仍在疫情当中。”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提醒道。他目睹身边许多医护人员经受了严重的职业倦怠，这让他更加迫切地希望个人和社会能共同努力，走出这场持续性的心理海啸。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减少割裂感。我们能够给予的最大的社会支持，就是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解决实质性的社会问题，及时传递准确的信息、清晰的指令，减少老百姓的恐慌和误解，让城市早日恢复运转。”

“我们要重视‘社会薄弱地带’。一是关注疫情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比如新冠肺炎感染者及其亲属、具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儿童青少年及老年群体，要提供经济补偿和心理援助，改善其就业和生活环境。二是让心理救助‘下沉’到一线社区，通过走访和宣传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让市民及时了解求助渠道。”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徐一峰看到过不少患者因中断治疗病情加重，这让他分外揪心。因此他建议尽快搭建远程心理治疗体系，应对持续不断的疫情冲击。“疫情对于获取精神卫生服务有破坏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93%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或中断。80%以上的高收入国家都部署了远程治疗体系，以弥合精神卫生服务缺口，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还不到50%。”

同时，他也希望市民能够积极使用已有的救助系统。“上海市的心理服务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除了市级、区级的精神卫生中心，我们还有庞大的心理热线团队，各个区都招募了许多专业志愿者来接听。大家千万不要耻于求助，要善于利用资源。”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徐一峰还给出了许多简单易行的建议，“第一，节制屏幕时间，减少和负面信息的接触；第二，建立新的生活节奏，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社交；第三，有机会可以尝试为他人提供帮助，这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价值感、成就感。”除此之外，普通市民可适当了解心理学知识，感知自己的情绪变化，学会运用运动、冥想等容易操作的方法，自助改善情绪问题。

刘欣怡是愈合得较快的那类人。她觉得自己和家人已经找回了生活的主场。感染新冠的恐惧、网络暴力的遭遇、被开除的“倒霉事迹”似乎都随时间远离了。“之前母亲一直不舍得买的冰柜、我不愿意下定的考研决心，都因为这次疫情有了结果。”

她更愿意记得那些幸运的时刻，比如出院后去隔离酒店的路上看到了顾村的樱花，比如在隔离酒店掐着点抢到肯德基外卖、隔着墙和母亲分享美味，比如回家后邻居没有歧视或躲避，而是主动送来自己家的蔬果。

再比如疫情结束后她去重庆见了半年未见的男友，他们在重庆的街头散步、聊天、吃冰淇淋，待在一起“荒废时间”。一对“拥抱很僵硬、牵手很僵硬”的异地恋情侣，再次熟悉了彼此。

而对于还没愈合的人们而言，江晖相信，最重要的一步首先是接纳和承认，“我们不要去否认、责怪、歧视，对于有心理困难的人们，把他当成是患了一场小病，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理解他的感受和痛苦。”

“如果你感到难过的话，并不意味着心理过于脆弱。我们可以确定地告诉你，这是一种普遍的表现，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正常反应。”

（文中王薇薇、刘欣怡、崔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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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杰艺 牛益彤 谭晨

微信编辑：泰妮

校对：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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