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家喻户晓的曹可凡，这次被我们采访了！聊表情包，聊失败的访谈，也聊了拍戏…
曹可凡频频出镜。
其中一部分是在电视上，最近他主持了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三台直播晚会，做了9档《可凡倾听》的访谈，还抽空去新疆做了档节目。
另一部分则在视频网站上，他当年吃大肠的短视频点击量惊人，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包括多年前做直播时的口误，也被反复播放。
做电视节目，他花了不少心血。比如在电影节晚会上，原本有个环节，是邀请日本老导演山田洋次上台说几句，但老先生婉拒上台。替换方法是，曹可凡坐在台下采访老先生，但这样的话，台下观众只能看到他俩的背影。曹可凡跟导演组商量，他跟老先生在台下面对观众交流，但一定要考虑机位设置，更要避免音响喧叫。
那些短视频，则是别人花了精力。现在有不少人在翻老节目，把其中吸引眼球的环节挑出来，以此获得流量。“曹可凡吃大肠”就是如此，还有在1997年慈善晚会上，他把东方电视台捐赠50万元说成了50元，以及他跟歌手毛阿敏演小品，后者频频笑场等，都被广泛传播。有朋友建议曹可凡去维权，他选择一笑置之。
36年前，上海电视台举办大学生主持人大赛，24岁的上海二医大学生曹可凡得此走上荧幕。1993年，东方电视台开播，30岁的曹可凡兼职加盟。两年后，他辞去二医大的教职，正式成为专业主持人。
这些年来，曹可凡同步经历了上海电视发展的过程，让他至今难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东方电视台的人很少，但大家干劲极高。有一次他和袁鸣跟几位编导在办公室里午餐，吃生煎馒头和牛肉粉丝汤，有人说起今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有没有可能办一次纪念歌会，最好在长城上，具有很强的寓意。众人七嘴八舌一番后，一起去找台领导，领导觉得有可行性，拍板决定筹办，一位编导当天下午就飞往北京。没多久，一台气势宏大的长城歌会在东视直播，观众一片叫好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可凡是上海电视的一个符号，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电视事业的纯真年代和黄金年代，他的主持生涯也随着电视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重要转型。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又会如何转型也引人注目。
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人，曹可凡的故事从何说起呢？或许，《可凡倾听》是个不错的切入口，不仅因为这是为他度身定制的节目，而且今年是这档节目的20周岁生日。
人物档案
曹可凡：1963年7月27日生于上海，江苏无锡人，199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硕士学位。1987年开始业余参与主持电视节目，1995年任东方电视台专职主持人，1997年获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同济大学客座教授。
一场马拉松的访谈
高渊：今年是你主持的《可凡倾听》20周年，在国内电视谈话类节目中，这么长寿也算现象级了吧？
曹可凡：确实是凤毛麟角。这个节目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播出密度大，它是周播节目，一年要播52期，而且节目团队人手很少，也就3到5个人。
20年前之所以想做这档节目，直接原因是当时一批文化老人相继逝去，像吴祖光、施蛰存、英若诚等都结伴走了。那年还伴随着非典疫情和美伊战争，我的心情很沉重，就想尽量记录点东西，可以留给后人。
于是我写了份策划书，交给我的上司滕俊杰。他很支持我的想法，但不认可我取的栏目名《与大师对话》。他觉得“大师”很难定义，有些人众望所归，也有些人可能会引发争议，而且“大师”肯定越做越少，如果做了几年做完了，这个节目是不是就要关门了？
高渊：怎么想到的《可凡倾听》？
曹可凡：节目名字我纠结了好久，后来是我的好朋友、华东师大的王群教授灵光一闪，想出了“可凡倾听”。
在当时中国电视圈中，用主持人的名字来命名栏目的还不多见，但这能体现主持人的标识地位，有利于推广。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对话”，“倾听”更能体现“以嘉宾为主”的制作理念，这档节目不是让观众听曹可凡喋喋不休的，我的职责是引出嘉宾更多的精彩故事和人生感悟。我们后来发现，这算是搭准了谈话类节目的主脉。
高渊：名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容，节目第一炮打响了吗？
曹可凡：差点打了“哑炮”。当时台领导拍板决定开设《可凡倾听》时，距离开播不到一个月。我心里很紧张，就只能从最熟悉的文化老人开始做。漫画家丁聪成了我的首选，他社会知名度高，为人和善，而且他视我为“忘年交”。
我拨通他的电话，叫了声“小丁爷叔”，老人虽然刚做了胰腺切除手术，但经不住我一番好言相劝，就同意采访了。我马上赶到北京，走进他家“山海居”，发现他明显消瘦，好在精神还好，见了我就说：“我过去除了蔬菜不吃，从来不挑食，只要是肉都吃。现在生了胰腺炎，肉不大能吃了，人倒是瘦了，不过我这只表的发条松掉了。”
见他言谈幽默，我喜出望外，摄制组马上布置好灯光、摄像机。开始采访才发现，老人语速很慢，而且不管问他什么，他都要从头说起。夫人沈峻被他称为“家长”，是个急性子，就打断他说：“丁聪简单点，不要啰啰嗦嗦！”老人不得不停下来，满脸无辜地对我说：“本来讲得蛮好的，现在只有再从头讲起，半当中讲，我讲不来的。”
高渊：那天的采访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曹可凡：那时候我缺乏采访经验，事先准备的问题很多很杂，弄得“小丁爷叔”气喘吁吁。等到采访结束，才发现竟然持续了5个小时。好在老人并不生气，还笑嘻嘻地跟我说：“既然弄得晚了，索性就留下来吃饭吧。”
我心存愧疚，连忙谢绝。老人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家长有规定，如果留客人吃饭，允许我喝一口老酒，吃几块瘦肉，你就算帮帮我忙。”听罢此言，我顿时眼眶湿润。
因为后期剪辑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没放在第一期播出。但那次采访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再去探望他，他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
曹可凡采访丁聪
约到人是真本事
高渊：我是从8年前开始做“高访”的，有些受访者很和善，就像“小丁爷叔”，但也有些很有个性。你这20年里，想必也遇到了不少比较难弄的受访者吧？
曹可凡：文化老人大都很有个性，像丁聪、程十发、黄永玉等以前就跟我熟识，都愿意帮忙。但有些老人跟我不熟，就难免要花些功夫了。
我初次拜访大画家叶浅予的时候，几乎要被老先生撵出家门。叶公自称“倔翁”，脾气倔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对媒体人的态度不大友好，据说因为当年跟一家媒体有点过节。那次我去拜访，身边有一位叶公的忘年交陪同，可当他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主持人时，顿时没了好脸色，大喝一声：“对不起，我不欢迎！”吓得我通体透凉、满脸通红，不知该如何是好。
幸亏我有相熟的前辈画家帮忙，当叶公得知我是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的好友，再加上我还带着他的同窗挚友石伽先生的亲笔信，他的表情立刻慈祥了许多。
高渊：老先生们的帮忙属于“他助”，但要约到重量级的嘉宾，更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助”？
曹可凡：确实，只靠“他助”没有“自助”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多年前我去北京，想采访文物专家王世襄，托了好几个朋友，但还是被他拒绝了。倒不是对我有意见，他就是不喜欢接受采访。过了几天我去黄苗子、郁风夫妇家，正好说到这事，黄苗子当场打电话给王世襄，说：“曹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丁聪的朋友，采访会很快的。”
王世襄让我接电话，他问我：“你想要采访什么？”我心头一急，马上说：“世人都说玩物丧志，可是您玩了一辈子，却实现了玩物立志，这是怎么做到的？”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今天下午两点到我家来！”
高渊：还有比王世襄更难约的人吗？
曹可凡：还真有好几位。比如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我听说设计大师贝聿铭要亲临现场，跟馆方沟通后，就带着摄制组赶了过去。没想到贝先生坚持不接受采访，我虽然无奈但又不想放弃，就天天跟着贝先生，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保持四五米距离，绝不打扰。
跟了三四天，贝先生身边有一位高个子年轻人走到我面前，很礼貌地问我，天天这么跟着到底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是上海来的电视主持人，想为贝先生做个专访。那个年轻人面无表情地想了想说，明天下午贝先生在博物馆有个参观活动，你们就在他必经之路的休息室里等着。
第二天，果然就在说好的时间，年轻人引着贝先生走进休息室，他随后就出去把门关上了。贝先生一看房间里的灯光、摄像机，先是一愣，他毕竟见过大世面，既然这样也就坐下跟我聊了起来。到采访结束，贝先生微笑着握手道别，等我们收拾好设备出门，看到走廊拐角贝先生正用英语很严肃地批评那个年轻人，大意是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同意，就为我安排采访。
高渊：那个采访我有印象，你跟贝聿铭全程是用上海话对话的。
曹可凡：因为一上来气氛有点尴尬，我就提议说上海话，贝先生连声说好，他小时候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上海话比普通话说得好。
那次访谈虽然时间有限，但那年贝聿铭正好90岁，很有意义。更有意思的是，作家金宇澄后来跟我说，他就是看了这个访谈，产生了用沪语写一部小说的念头，《繁花》就此开始酝酿。
曹可凡采访贝聿铭
曹可凡采访黄永玉
苛刻的受访者
高渊：做了20年《可凡倾听》，有没有感觉比较失败的访谈？
曹可凡：当然有。我一开始是以做文化老人为主，后来拓展到文艺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再后来因为这两类人越做越少，又拓展到各界专家、文体明星，甚至外国政要等。这么做，当然有收视率的考虑，也是为了满足播出量，不能出现节目断档。
但也因为嘉宾类型多样化了，我遇到的状况比以前多得多。而且电视节目是批量化生产，不具备慢工出细活的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任何一个因素不到位都会让节目留下遗憾。
高渊：我在做访谈的时候，最心里没底的是功课没做好，你有过类似情况吗？
曹可凡：我非常注重采访前的功课，通常的流程是确定嘉宾后，我们组里的编导或实习生会从网上搜索尽可能多的资料，还包括影像资料。我拿到手后，把这些资料通读一遍，如果嘉宾有传记就更好，我用红笔划出重点，最终列出十几到20几个问题，这个过程一般要花好几天。
但这是规范流程，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出问题。比如前些年，一天深夜我早已睡熟，突然接到台领导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中午去采访小提琴大师帕尔曼。我在床上愣了好一会，然后打电话通知组里的编导，第二天一早拿到了十来页纸的资料，只能说聊胜于无。我匆匆看了几眼，再结合自己在古典音乐方面的积累，就仓促上阵了。后期剪辑的时候，自己越看越不满意。
高渊：采访大牌明星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方在采访时间上会很苛刻吧？
曹可凡：一点都没错。《可凡倾听》的实足时长是至少20分钟，我们的一般“片比”是2:1，就是说至少要有40分钟的采访素材，这样剪出来的节目才比较丰满。这对那些文化老人、行业专家来说不是问题，但遇到当红大明星就成了奢望。
有一年，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来华，短短一天要应付30多家媒体，经纪人规定每家15分钟，像割韭菜一样。还有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等，也像说好了一样，都是15分钟，韩国明星李英爱给的时间甚至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准备得再充分，也没法发挥，只能把最重要的问题问了，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质量就只能这样了。
高渊：如果约定的采访时间太短的话，还会担心自己或对方迟到，这样一来可能就没几分钟采访了？
曹可凡：大约十年前，我通过各种关系约到了基辛格博士，他给了20分钟时间，地点在北京。我原计划提前一天去，忽然接到通知说，那天上午十点，意大利女演员索菲亚·罗兰可以在上海接受专访。
这两个机会都非常难得，我决定两个都不放弃，于是就开启了速度与激情的一天。上午先赶到宾馆，一路上在担心索菲亚·罗兰会不会迟到。万幸的是，她居然非常准时。采访一结束，就直奔虹桥机场，那个航班非常争气，居然准时起飞。这时候，北京方面接我的车已经等在了首都机场。
但飞机还在天上，我发现已经不可能按时赶到。等飞机落地，传来消息说，90岁高龄的基辛格那天早上才从伦敦赶到北京，一落地就去参加活动，他提出下午的采访推迟一个小时。我这狂跳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
我们赶到宾馆，提前在他下楼的电梯口架好了摄像机。基辛格从电梯里出来，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他一看到摄像机，立刻扬手就把文明棍扔了，他的助手迅速走过来说，刚才那个镜头不要用。显然，他不希望让人看到自己的老态。
曹可凡采访基辛格
高渊：有没有在采访时，就让你觉得要彻底砸锅的？
曹可凡：那是采访周星驰。之前，我也知道周星驰话少，于是在设计采访提纲时，破天荒地准备了40个问题，这是一般嘉宾的两倍。我想他一个问题回答半分钟，就足够撑起节目了。
实在没想到，他几乎每个问题都只回答几个字，结果15分钟不到，40个问题已经全部答完。这时候，周星驰眨巴着眼睛看着我，似乎在说：“没有问题我就走咯？”急得我，简直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事后想想，嘉宾的个性千人千面，关键还是靠主持人的掌控。周星驰的采访没做好，主要还是我的准备工作不到家。
“菩萨心”与“挑战力”
高渊：你曾经说过，主持人要有“菩萨心”，我的理解是要与人为善。对主持人来说，这有多重要？
曹可凡：我一直认为，主持人成败的关键，是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菩萨心”。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高超的表达技巧和思维逻辑，只有心怀爱、善良与真诚，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主持人。
有些主持人喜欢以刻薄尖锐的方式，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将对方逼到墙角。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身的才华。其实这种简单粗暴的提问方式，只会让采访对象厌恶，最终遭观众抛弃。而真正有人文情怀的主持人，则是舍“锐”取“温”，用最大善意和热忱，走入受访者心灵。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说过一件事，她去采访小煤窑的矿难，有人推荐采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当时她提着瓦罐去给父亲送饭，父亲却没能走出来。从效果看，这当然极具悲情色彩，但敬一丹不愿为“泪点”而丧失新闻工作者的操守，拒绝了这个采访。
高渊：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可凡倾听》中的你，总是跟嘉宾谈笑风生。有些人就会觉得，如果过于温柔地对待嘉宾，会不会难以激发深层回应和思考？
曹可凡：我的访谈总体氛围确实比较好，但并不都是一团和气。其实，我经常对嘉宾提出质疑，当然前提是善意的。
比如采访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时，我当面对她说，在越剧圈里，有些人对她颇有意见，觉得她特别“革命”，甚至有点“霸道”，问她有没有听到过。她笑笑说：“我既不霸名，又不霸位，什么都不霸。过分率直是有的，可能尊重人家不够吧。”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表示：“人家要我圆滑一些，说你外圆内方不好吗？我说我圆不了，绝对圆不了。”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禁跟她开玩笑：“你姓袁，做人却一点儿也不圆。”老太太连连点头称是。
高渊：有没有对嘉宾提出过更深入的质疑？
曹可凡：我曾对作家王蒙提出商榷，现在回想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年届七旬的王蒙发表了新小说《青狐》，再度引发关注。在访谈中，我对他的新作提出了几点“不满足”。比如，他的小说主题相对单一，基本围绕反官僚，有重复倾向；小说在人物或器物的描述上，缺乏工笔画那样的细致入微。
面对我这个后生小子的咄咄逼人，王蒙多少有些意外，但他依然从容。对于主题单一，他毫不避讳：“这个是很可能的，一个人不管写了多少东西，实际上反映的还是自己灵魂里最关切的那一点。”对细节的描写，他也表示：“有可能。”但解释说每一篇小说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会重视器物的描写，有的更侧重于心态的变化，总之是“有粗有细嘛。”我们的对话坦诚而真实，这是人物访谈中最需要的东西。
高渊：《可凡倾听》做了20年，你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或者理念？
曹可凡：这倒是确实有，归纳起来就是8个字，叫作“雅人俗做，俗人雅做”。这么多年我采访了上千位嘉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师、学者，他们一生醉心于事业，谈起专业来头头是道，但对其他方面的事情，多少显得有些木讷，他们的访谈往往不易听，更不好懂。这时候，我们就要在“俗”上面做文章，避免过多谈论艰涩难懂的专业话题，要多讲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让观众去感受他们的独特魅力。
而在采访文体明星时，我注意到他们大多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就会在访谈中营造人文色彩浓郁的氛围，引导他们谈谈人生感悟。这就是尽量把明星访谈做得雅致一些，哪怕会因为含蓄损失一些收视率，那也是栏目格调的体现。这些年有过很多谈话节目，大家都在讲故事，有的人讲得刺激，有的人讲得露骨，有的人讲得含蓄，各有各的格调。
曹可凡采访帕瓦罗蒂
做“真人秀”才批评“真人秀”
高渊：你在访谈节目中比较温润，而在一些真人秀节目中，有时候态度相对严厉，被不少人称为“毒舌”。这种反差是故意为之吗？
曹可凡：早在做《加油！好男儿》的时候，观众说我对选手太严厉。后来在做《顶级厨师》时，就有人说我“毒舌”。这主要跟我在节目中的角色定位有关系，“好男儿”中我和陈辰搭档，她在选手面前是大姐姐的形象，我年纪更大一些，自然要比她更加严肃。
在《顶级厨师》中，我从主持人变成了评审，身份不一样了，要避免太亲切而影响判断。所以在做那档节目时，我尽量和选手保持一定距离。工作人员有时会和选手一起吃饭，我基本上都不参加，这样做决定时才能不受主观情感的影响。
而且，我的性格是比较直接的，既然是“真人秀”，那就用直接的方式表达想法，也许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是真实的。
高渊：听说你当年做“真人秀”节目，是主动请缨？
曹可凡：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第二季在全国引起轰动，以它为标志，中国电视正式进入“真人秀”时代。当时给上海电视媒体带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东方卫视决定推出一个有足够分量的才艺真人秀《加油！好男儿》，跟《超级女声》错位竞争。
节目定下来后，主持人却迟迟没有眉目。特别是男主持，领导们考虑了好多人选，一直决定不了。当时我不在考虑的名单中，因为我的《可凡倾听》才开张不久，很多人认为我要从文艺舞台上逐渐隐退了。
但那次，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动向领导请缨，希望主持这档节目。我说干主持20多年了，还没玩过“真人秀”，再说你们也没找到更合适的人选，那就让我试试呗。
高渊：这些年来，你大概主持了多少“真人秀”？
曹可凡：从2006年的《加油！好男儿》开始，一直到2013年的《顶级厨师》第二季，我总共主持了4档7季真人秀节目。这些节目有的成功，有的稍微差一些，都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
做“好男儿”时，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把它称为草根“明星化”节目，就是通过选秀，把原本平凡的普通人打造成星光璀璨的偶像。而我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做的另一个“真人秀”节目《舞林大会》，正好反过来，是把明星“草根化”。原本受万人追捧的演艺明星，在这个舞台上，成为普通的参赛选手。这种把明星拉下神坛的创意，在当时国内“真人秀”中独树一帜，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高渊：你自己参与了这么多“真人秀”，为什么这几年你多次严词批评“真人秀”节目？
曹可凡：因为我自己曾经身在其中，不是局外人，就更能看到一些问题，更有责任来指出一些症结。
比如，现在不少“真人秀”为了博收视率，完全按剧本演，那就违背了“真人秀”的真谛。当然，一档电视节目不可能原生态展现，做一些桥段设计是可以的，但节目总体上应该基于真实，“真人秀”离开真实就没有了生命力。
同时，大多数“真人秀”节目都是买的甚至山寨的。购买国外“真人秀”节目版权时，他们会提供一本厚厚的书，把节目所有的要点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怎么搭、机位怎么放、主持人说些什么、嘉宾做些什么……我们拿来用很方便，但中国的电视从业者还是要有志气，不能一直拷贝别人。
更重要的是，电视娱乐节目不能只有“真人秀”，电视台不应该把资源都投向“真人秀”。这些话是我前几年说的，引起一些关注和争议，如果因此有人说我“毒舌”，那我也表示欢迎。
高渊：对你来说，做“真人秀”就是一种尝试，也是你主持生涯多次转型中的一次？
曹可凡：很多主持人一旦做惯了某一类型节目，就不想或没法去做别的类型节目。其实从我的经验来看，转型并不难，关键是主持人要有重新“归零”再出发的心态。
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只要感兴趣，就愿意从头学起。当年我对“真人秀”什么都不懂，但我有这份好奇心，并且有钻研的精神，摸爬滚打一阵子，就什么都明白了。每触及一个新的领域，都能学到新的知识，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我从业余做《我们大学生》节目起步，做过《诗与画》，后来转型主持文艺晚会，转型做游戏类节目，再转型做访谈类节目，又转型做“真人秀”等等，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能从容应对各种类型的节目，这些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
曹可凡与周小燕、袁鸣在“长城歌会”
人生比戏剧更有戏剧性
高渊：可能对很多观众来说，提到“曹可凡”三个字，首先想到的还是你主持的文艺晚会。当晚会的司仪型主持人，是不是你电视生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转型？
曹可凡：那是1988年的春天，那天我照例坐23路公交车去电视台录节目。前一年，我刚拿了上海大学生主持人比赛冠军，当时在电视台做两档节目，一档是我们十个获奖大学生轮流做的《我们大学生》，另一档是一个几分钟的垫片《诗与画》，用来凑其他节目时间的。
在公交车上，有个中年人拍了拍我肩膀，说：“你是曹可凡吗？”当时因为做节目的关系，马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来，我没在意，就说是的。他又问我：“你会不会主持文艺晚会？”我说会的。他再问我：“你以前主持过晚会吗？”我说没有。他追问：“那你怎么说会的？”我说我在学校里主持过晚会，所以肯定会的。
没过几天，那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电视台文艺部面试。我才知道那位是郑大里，上海电视台很有实力的导演，他的父亲是早年中国影坛著名演员、导演郑君里。去了吓一跳，这台晚会竟然是“上海国际电视节会歌评选晚会”，最终评选出的是经久不衰的《歌声与微笑》，而且现场直播。
高渊：那次转型顺利吗，有没有出现后来“可凡倾听”首访丁聪那样的状况？
曹可凡：那次的状况更严重，把现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晚会在普陀体育馆举行，舞台是临时搭出来的。那次场面很大，舞台搭了足足有2米高。站上台彩排时，我的脑袋是空的，巨大的追光打在脸上，视线一片模糊，往下偷偷瞟一眼，更是双腿发抖。导演一句“往后退”，我头也不回就倒退，“咣当”一下从台上掉了下来，摔在地上一动不动。
现场所有人都吓坏了，赶紧冲过来，万一摔坏了就是重大事故。他们慢慢扶我起来，我在身上东摸摸西摸摸，居然站起来了，稍微歇一会就继续排练。就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型晚会主持。且不论主持的效果如何，作为一个出道才一年的新人，能够站上那么高规格的舞台，就足够有话题性了。
在那之后，无论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都知道这个每天晚上摇头晃脑念诗说画的小胖子，居然还能主持文艺晚会。
高渊：其实对你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型是从学医到当主持人？
曹可凡：那也是充满了戏剧性。我生在1963年7月，1981年参加高考，目标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等考试成绩出来，距离二医大的最低分数线差了9分，但还好，我填报的第二志愿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和第三志愿上海立信会计学校都能进。当时我已经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很快就收到了华纺的录取通知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体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通过。
我就想直接工作了，但父亲坚决反对，只能复读一年，第二年终于考上了二医大。现在回头看，这一年复读的经历，恰恰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分水岭。正因晚了一年上大学，后来才有机会以“大学五年级学生”的身份，参加上海电视台1987年举办的大学生主持人大赛。如果上一年就考上了二医大，那么1987年时我六年级，已经分配到医院实习了；假如考进华纺，本科只需要读4年，1985年就毕业工作了；假如进的是立信，专科只需要读3年，1984年我就工作了。
所以很多时候，人生比戏剧更有戏剧性。
高渊：你后来是怎么下定决心，放弃当医生的？
曹可凡：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要经常实习，我的动手能力差，一直是内科比外科强。有一次我给病人割阑尾，拿起刀就紧张得要命，一刀下去，血往外一溅，更是吓得双手发抖。更要命的是无论如何找不到阑尾，一位年轻的医生帮忙也找不到，急得我满头大汗，只能打电话把主任请来。他来了一看就说，术前体检没做好，这个病人的阑尾长在左腹部，把我骂了一顿。
还有一次去产科实习，给孕妇接生。可能是胎位不正，我努力奋斗了半天，汗流浃背怎么折腾就是生不出来。那孕妇疼得哇哇叫，对站在一边的指导医生大喊：“医生啊，还是你来帮我接生吧，这个大块头实在不行啊！”有意思的是，我接了二三十个婴儿，凡是剖腹的都是男孩，顺产的都是女孩。
那几年我在学校和电视台两边跑，后来考研究生，再毕业留校任教，一直是两头兼顾。1993年东方电视台开播，我是第一批主持人，但还是兼职。到了1995年，电视台领导甚至市里主管领导，都认为我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但我还是有点犹豫，就去找了我的研究生导师，当时二医大校长王一飞教授。他和师母一起接待了我，他的一番话改变了我的人生：“可凡，你是个聪明人，如果继续留在学校，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但不可能成为顶级的医学家，这是你的性格使然。如果你去做主持人，我相信成就会更大。所以，我支持你离开学校，去做一个全职的主持人。”
曹可凡与主持启蒙老师张培
期待开好四扇窗
高渊：这几年，你又在经历一个转型，就是拍影视剧，这次转型有没有旗开得胜？
曹可凡：我在很多年前客串过一两部电影，但给观众留下印象的，是2009年拍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黄建新导演请我扮演国民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
在这部电影里，我只有一个镜头、一句台词：“大公子，上海各界委托我在锦江饭店为您的到来摆酒接风，一会儿我来接您。”拍的时候，自我感觉还不错，没怎么反复就过了。电影上映时，我特意乔装打扮去电影院观影。当我出现在银幕上，还没开口说话，观众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顿觉耳根通红，赶紧跑出电影院。后来我在家看了DVD，觉得自己的表情比较僵硬，说台词像朗诵。后来想想，一是没有认识到主持和表演之间的差异，二是没有做好人物分析，因为只有一句台词就掉以轻心了。
高渊：你每次转型，一开头似乎都不大顺，但后来都转得挺成功，这是为何？
曹可凡：好奇心很重要，然后需要学习力，还要有咬牙坚持的狠劲。201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制片人张伟平打电话给我，说张艺谋执导的新片《金陵十三钗》中“孟先生”一角，交给我了。我还没来得及表示感谢，张伟平又说：“导演觉得你的脸太胖，在大银幕上有两层楼高，必须减肥十公斤！”
在减肥这件事上，我是屡败屡战，什么办法都用过，但体重不减反升，到了200多斤也不见停。这次我不相信捷径了，坚持管住嘴、迈开腿，每天快走40分钟，只吃些青菜萝卜，晚上8点就上床了，因为饿得腿打飘。
等我觉得减肥见效了，去见了一趟张艺谋。他上下打量着我，连连点头说：“可凡，不错，有成效，再减十斤！”
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
高渊：《金陵十三钗》是2011年上映的，那年你48岁，后来又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大家都说你演戏是48岁才出道，是什么让你喜欢上了演戏？
曹可凡：主持和表演首先是有实质区别的，表演可以有无数次NG，不好就再来一遍，而主持尤其是现场直播的主持，是一次NG都不能有的。但这是具体操作上的差异，从更高层次来看，两者又是相通的，这就是艺术的本源。
其实没有任何捷径可寻，必须要把以前的一切都丢掉，用最单纯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归零”之后重新学习。我一直有信心，把演戏这件事弄明白。
高渊：在你现在这个年纪，是否也要考虑，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曹可凡：很多年前，我采访过文坛老人施蛰存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一生打开了文学创作、外文翻译、古文研究和金石之学四扇窗。我也想效仿老先生，开好我自己的四扇窗。
第一扇窗是主持。这扇窗已经开了30多年，我也从一个学医的青年人，慢慢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主持人。常常有人问我，那12年的学医从教经历，对后来当主持人有什么帮助。我总是说，学医让我以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生命，而对一名主持人来说，也需要这种精神对待每一次出镜。
第二扇窗是演戏。这是一件有趣但又辛苦的事，我对待演戏并不是玩票，这几年演了不少配角，虽然多数戏份不多，但还真有点上瘾。主持那条路我算基本走通了，演戏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我还不知道。
第三扇窗是带学生。我收的第一个“徒弟”是王冠，当时台领导希望我物色一个年轻主持人，重点培养一下。后来又陆续收了体育频道的刘鹏、台球女将潘晓婷、上海电台的李龙强、主持人雷小雪和沈寺良等人。电视主持艺术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需要不断地传承发展，我作为一名还算成功的攀登者，怎能不把山顶的风景告诉后人？
第四扇窗是写作。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东西。我经常会写点散文发表在报纸上，稿子多了就会出书，像《画外话》《悲欢自酬》等，最近还有一本新的集子《我要唱到永远》即将出版。第二种是跟王群教授合作编写主持理论书籍，其中《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的销量出乎意料地好。还有一种是我做的节目的文字版，像《可凡倾听》每年都会出一本书。
曹可凡与王冠主持跨年晚会
高渊：你的职业人生经历了多次转型，已经或正在打开四扇窗，如果用一句话归纳，其中的真谛是什么？
曹可凡：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有“要死要活”的劲头。
“要死”就是要下死功夫，这是做好事情的前提。我最早主持《诗与画》，一次介绍一首诗、一幅画，也就几分钟时间，看着挺容易。但当时是一个月30期节目一次录完，而且没有提词器，要背这么多东西非常折磨人。最近主持经典文本围读节目《斯文江南》，则是阅读量极大，每期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万字的书稿，然后我精炼到6张纸，其中心血无数。
“要活”就是要把死的材料灵活运用，把节目做活，把现场气氛带活，把书写活，把戏演活，把新媒体传播用活。“要死”是方法，“要活”是目的，活了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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