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表太多，上海居委干部曾自嘲是“表哥表姐”！如今“多出来”另一些表格

日前，曲一居民区书记余腾走访独居的王阿婆，得知阿婆腰部扭伤了，直接在“数字全岗通”手机端记录了一笔，并通知她的女儿。第二天，另一位值班的居委干部在“数字全岗通”上看到这个信息，立刻跟进。借助数字化工具，虹口曲阳路街道居委干部实现了“带着问题走访和走访发现问题”，每季度完成了走访100户的既定目标。

余腾走访时顺手记录信息。周楠 摄

“表哥表姐”，曾是居委干部的自嘲——承担上级部门各类填表任务、负担繁重。记者对30余位居委干部采访后发现，通过数字化工具应用，居委干部减负感受最明显的就是表格的减少。一方面，很多表格可以一键生成，另一方面，条线部门也结合实际，减少了表格的下放。临汾路街道闻喜路251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顾惠华做过统计，居民区需要提交的高频报表从24种减少到6种。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多出来”另外一些表格：标签数据表、委局课程清单、专业课程清单、考核表……倾向于为居委干部赋能、提升服务百姓能效。表格的转变背后，折射的是居委干部、街镇干部、职能部门理念的转变。

居委干部之变：

脚步更勤，效率更高  

走进普陀区大上海城市花园居委会，能看到一面贴满了分色管理表格的白板，清晰地记录了每天居民区内40位独居、孤寡老人的身体情况及注意事项。

绿色代表身体健康、生活自主、心情舒畅，需“一日一问候”；黄色代表慢性疾病发作期、特殊用药期、心情困扰，需“一日一探望”；红色代表肢体不便，需“一日两探望”……

大上海城市花园的表格分类。周楠 摄

这样的表格来自居委干部“四百”大走访的成果。在新版社区云中，这样的标签也被输入其中。大上海城市花园居民区书记朱萍萍告诉记者，如果是两位老人居住的家庭，其中一位老人去世了，社区云会直接把信息推送给居委干部：这意味着可能出现新的独居老人，居委干部要及时了解情况、询问需求。

最近，大上海城市花园的居委干部在走访中了解到，由于业委会换届，已经运行4年的停车管理系统需要在物业接单后，由新的居民自治小组完成管理审核、录入流程，从而建立长效管理模式。

经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的讨论，大家希望寻找会操作停车系统的志愿者两名，和一支能够公平、公正议事的讨论决定组，其中需要有车族代表、无车族代表，从不同立场代表居民。

在此基础上，朱萍萍一面在社区云发布招募令，另一面召集各块长结合“四百大走访”开讨论会。通过主动报名、排摸邀请等方式，一个停车自治小组成立了，目前已有效运转。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让居民回家可以有序停车。

大上海城市花园的志愿者在操作停车管理系统。

有了数字化治理工具后的“四百”大走访究竟有何不同？“因为台账、填表的工作减量，所以更有时间走访居民；因为底数更清，所以走访居民、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曲一居民区书记余腾的回答很有代表性。

这也意味着居委干部们工作方式的转变：脚步更勤一点，效率更高一点。

“减负后，居委干部与社工用在‘条’上工作的时间明显减少了，但对‘块’上的工作要求提高了。”五里桥街道龙华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张丞俊说，黄浦区要求每个居委干部每月走访“包块”区域的50户居民，这样三个月基本可完成一次居民走访全覆盖，一年实现四次全覆盖走访。

龙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丞俊在向居民详解政策。

瑞金二路街道建立了“以房管人”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形成社区治理类标签286个。茂名居委会主任郑功杰周末在居委会值班，得知有位独居老人突发急病。她马上赶到现场，并联系了120。等救护车时就打开手机，通过“以房管人”应用打开包含老人信息的页面，快速找到老人亲属电话，第一时间通知其到医院。

茂名居委会主任郑功杰在用以房管人平台查找信息。

接受采访的居委干部，每天的微信步数基本都超过一万步。如“大梁书记”梁慧丽所说：“要减负，但居委干部的责任担当不能减。”

职能部门之变：

要走下去，真正赋能

看完三张表格清单之后的居委意见，普陀区体育局副局长汤郭平意识到，原来对于同样的问题，委办局的视角和居委干部的视角差异这么大。

“以往我们下发任务时，会这样写：请居委会协助开展体育文化活动。”汤郭平说，“没想到，其实居委干部并不欢迎这样模糊的任务。”

不久前，普陀区民政局列出了居村职责清单、委局支撑清单、专业课程清单，下发到居委会，请居委干部填写目前委办局的下派任务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还有哪些是真正需要赋能的。

拿体育方面来说，大多数居委干部欢迎体育局配送太极拳、八段锦之类的文体活动，但在活动开展方面却顾虑重重：如果老人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就会觉得负担很重。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宁可不搞活动。他们希望得到赋能，比如，增加专业性的指导。

目前，普陀区体育局准备有组织地开展针对各居委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针对居委文教干部免费配送体育技能，以及请专业机构与居委干部一起巡查公共体育设施的安全性。“这些配送并非原来完全没有，但我们现在的导向是更关注并倾向于社工群体。”

普陀区体育局给居委干部配送技能。

只有走下去，才能根据社区需要，有的放矢真正赋能。不光是区级条线部门要转变理念，街镇一级也同样如此。

10月9日，在欧阳路街道蒋家桥居委会，召开街道每月一次的“一号听”社情民意收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龚健和社区自治办、街道城建中心负责人，和居委干部以及居民，一起就小区“连心门”的完善展开讨论。

蒋家桥居民区书记王娜坦言：“以前我们也会找街道一些职能部门反映问题，但有时解决问题效率不高。”

欧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迪告诉记者，在街道“四百”大走访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一号听”机制。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欧阳路街居两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深入各自联系分管的居民区，听取居民群众意见建议并整理归类。居民区有能力处理的问题指导帮助，不能处理的问题由街道内部协调、向上协调处理，每月底向居民区反馈处理情况并接受社区监督。

蒋家桥小区与幸福村后村之间的“连心门”现状。周楠 摄

此前，蒋家桥小区与幸福村后村之间的转门应群众要求拆除后，针对居民反映的快递、外卖车速快等情况，在街道的支持下，已经历了添置摄像头、增加减速带、缩减绿化、拓宽通道、增设休闲椅、由居民志愿者监督管理等持续优化手段。此次的“一号听”上，社区达人主动请缨，为“连心门”书写门匾、对联及墙面美化，共建单位也提供了不少专业建议。

评价方式之变：

听群众的，找出短板

年底将近，又到了一年一度普陀区“大梁”书记们对居村组织和居村干部的年度考核、带教时间。梁慧丽向记者展示了两张表：2023年居村组织、居村书记考核评分表和社区工作者考核评分表，这都是需要“大梁”书记、街镇考核组现场填写的。

从2019年开始，普陀区在考核居村干部时，增加了梁慧丽、杨兆顺等11个“大梁”书记的现场考察以及评价带教。“今年最大的不同，是不再检查纸质台账了，我们和街镇考核组一起组团式下沉考核，看社区云的居村干部平时走访记录。随机抽查提问居村干部，看看是否真实。也会随机抽查居民，问他们对居村组织和居村干部的评价如何。”梁慧丽说。

普陀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普陀区居村组织年度考核突出以群众满意为导向，探索构建“631”评价指标体系，即：群众满意度占60%，由“新版社区云”扫码测评、书记工作室现场测评等构成，强化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智慧党建、信访库等数据的运用；平时工作实绩指标占30%，亮点工作指标占10%。同时，探索“大梁带小梁”跟班学制度，选派20名新任居村书记、副书记和40名居村委会主任全程跟班学，以观察员身份现场学、沉浸学，提升年轻居村干部综合能力。

而普陀区以往的考核中，群众满意度占比大约只有20%。评价体系“指挥棒”的变化，将倒逼居村干部提升基层党的建设质效和“四百”大走访联系服务群众的实效。

梁慧丽在指导年轻居委干部。

“大梁”书记们分成5组，每组约走访近60个居村组织，实现全覆盖。“我们会问得比较细致。比如，这户居民家是否享受了长护险？是几级？护理员每天都来吗？态度如何？”梁慧丽告诉记者，“居村干部‘四百’大走访，不是去居村民家里打个卡就结束的，真要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工作实，才能真正服务好居村民。”

针对居村干部在考核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以及难以解决的问题，“大梁”书记、街镇考核组则会手把手带教，现场开出“一居村一药方”，比如，业委会换届、协调物业、发挥党员作用等。

除了普陀区，记者了解到，静安区、宝山区、徐汇区等都在居村干部评价体系中将“群众满意度”指标权重提升到60%。而一些街镇，也创新推出了基于社区治理单元的楼组、小区数据的评价体系。 

曲阳路街道的楼组自治生态图。

曲阳路街道应用“数字全岗通”，与“四百”大走访记录等自动比对、导入和抓取，形成《自治楼组生态引导图》，整合为五大要素体系——“自治力量、自治平台、楼组环境、自治活力、文明风尚”，并细化为31个子项目。对每一个子项目的指标维度进行可量化评价和可视化赋值，形成“五维雷达图”，直观反映各居民区党建引领自治楼组建设的优势和不足。

欧阳路街道则基于大数据、群众满意度调查等，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治理、民生服务、安全稳定、社区文化等社区治理五维诊断评价体系，根据此为每个社区画像，梳理社区的问题和特色，为社区资源配置、增能强效提供依据。

这些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不仅可作为居委干部考核的参考，也为后期治理提升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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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楠 唐烨 杜晨薇 吴越

微信编辑：皮小姐

校对：佳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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