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发掘单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王社江
项目概况
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古人类生存历史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其蕴含最初人群来源、极端环境下早期人类适应能力与生存方式、不同人群与文化交流融合、现代高原人群及其文化形成过程等重大学术课题。西藏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的考古新发现，为破译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与信息。
梅龙达普洞穴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城南约30公里森格藏布（狮泉河上游名称，出国境为印度河）左岸的石灰岩山体上，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狮泉河平面104米。该地处于藏北羌塘高原西部地区，地势高亢，属于高原中的高原，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梅龙达普藏语意为“腰间的镜子”，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一号洞开口朝南，规模宏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堆积由外向内倾斜，从中部到后部形成一个陡坡，最大落差近5米；二号洞开口朝向东南，规模较小，面积约60平方米，堆积基本水平，由内向外略倾斜；三号洞开口朝南，规模最小，面积约25平方米。
梅龙达普遗址位置示意图
梅龙达普遗址远景
该洞穴的史前文化遗存于2018年7月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发现，属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2018-2023年期间，考古队连续开展了6个年度的正式考古发掘。目前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已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一号洞壁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手掌以及太阳等以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发掘期间考古队还对遗址所处的革吉盆地进行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30余处、洞穴地点6处，采集到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另外还有5处洞穴岩画遗存，显示以梅龙达普遗址为核心的遗址群代表了该区域长时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历史。
梅龙达普遗址发掘
田野发掘工作按照1米×1米探方展开。以自然层为主，在自然层内按照2-5厘米的水平层逐层发掘。记录所有遗物和遗迹的空间坐标。对洞穴规模与形制、重要遗迹与地层进行多视角三维重建，并对所有发掘出土的堆积进行细筛和浮选。
截至2023年田野工作结束，梅龙达普遗址共发掘10个探方，在一号洞和二号洞不同部位揭露出三套文化遗存（三号洞尚未进行考古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石制品技术特点等因素综合判断，1号洞中后部、2号洞和1号洞洞口部位的堆积分别代表由早至晚三期人类占据洞穴的历史。
主要发现
第一期遗存
一号洞中后部主探方T8发掘面积64平方米，发掘至底部巨大灰岩角砾石层，深度为7.4米。主文化层出露于距地表2.7-6.6米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599件和动物化石1017件。石制品为英安岩制作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尺寸偏大、石核利用率低、修理较为粗糙，呈现出较早阶段石核-石片技术打制石器的特点。动物化石数量大、保存佳，其中以有蹄类动物骨骼为主。较多的标本表面可见明确的石制品切割痕迹，这为探讨早期人类的生计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一号洞中后部堆积的系统测年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石制品所反映的技术特点看，应早于二号洞堆积的年代，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该期遗存早于距今5.3万年、甚至可能早至距今8万年左右。
一号洞洞口出土骨柄石刃刀
一号洞中后部出土鹿角化石
一号洞岩画
第一期遗存-石制品
第一期遗存-动物化石
第二期遗存
二号洞主探方T1发掘面积12平方米，已发掘至基岩，深度为2.2米。文化层底部距地表1.5米。主要文化遗存为石制品8136件、动物化石952件，此外还出土少量动物粪便和植物遗存。二号洞T1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是石核-石片技术生产的打制石器，原料以英安岩为主。石器组合完整，存在大量碎屑。石制品整体尺寸较小。单面向心剥片的小型盘状石核独具特色。石片形状不规则。工具多以较厚的石片为毛坯，进行精致修理，刃缘较陡。器物类型丰富，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钻器等。T1出土的动物化石破损风化比较严重，但初步观察仍发现有与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相关的切割痕迹。综合石制品、动物化石、地层和出土物产状分析，这里应为一处古人生活留下的原生堆积。根据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二号洞主文化层不晚于距今4.5万年。
二号洞出土动物粪便
二号洞出土石核
二号洞出土标本
第二期遗存-石制品
第三期遗存
一号洞洞口主探方T3发掘面积为10平方米，发掘至底部大角砾层，深度达7米。文化层底部距地表1.5米。主要文化遗存为石制品1170件、陶片622件和动物碎骨4350件，同时还出土骨柄石刃刀、骨针、青铜小件、网坠等。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主文化层距今4000-3000年，顶部层位距今1000年。一号洞T3出土的打制石器以使用压制技术剥片的细石器为主要特征，含锥形和半锥形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精致加工的边刮器、端刮器等。石料多见优质的燧石、玛瑙和黑曜石。出土陶器可分两组，第一组是在黄褐陶上饰红彩、黑彩的彩陶器；第二组为灰褐陶上施刻划纹、圆圈纹、戳印纹、弦纹、篦点纹等。可辨器型主要有喇叭口器、侈口罐、直口罐、圜底器、浅饼足碗，和一件疑似尖底器。部分陶器可修复拼合，多数陶片外壁有烟炱痕迹，部分内壁存在残留物，推测为火烧烹煮产生。串珠、骨针、网坠、鱼骨和大量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遗存为复原4000年前人类的生活场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第三期遗存-石制品骨制品和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动物骨骼
第三期遗存-彩陶
第三期遗存-刻划纹陶片
第三期遗存-陶器器型
学术价值与意义
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穴保留了多期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遗存，古人在距今5万年、甚至8万年前就在此生活，其间由于气候因素或洞穴坍塌等原因而离开，后期又再度居住。多期的文化遗存为探讨远古人群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与演化、徙居模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距今5-8万年以前、距今4.5万年和距今4000-3000年等关键时段的文化遗存则为解决人类最早登上高原腹地、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动植物资源驯化利用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
梅龙达普洞穴发掘出土的丰富的石制品、陶器、骨器等文化遗存为探讨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不同时段的打制石器技术、类型和功能的对比研究将为旧石器时代人类拓殖高原、石器技术演化、生存策略转变和技术交流带来新认识。陶器类型的多元化与复杂性也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群构成和不同人群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历史提供了新证据。石器原地制作、陶器使用等方面的证据实证了早期人类以此为固定居所的洞穴利用方式，提供了极端高寒环境中人类长期占据高原腹地的关键性证据。
在羌塘高原西部寒冷干燥的独特环境中，梅龙达普洞穴保存了大量动植物遗存、微体化石和沉积物DNA。特别是大量动物化石的发现，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属首次，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动物遗存上还保留有清晰的人类取食行为所形成的切割或砍砸痕迹，信息明确、价值重大。洞穴出土的农作物种子，如青稞、豌豆等，极为珍贵，对于研究高原极端环境下农业起源与扩散，或者不同海拔区域人群农产品的交换关系及人群流动，意义重大。这些罕见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对探讨遗址性质、先民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古环境背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团队正在针对这些材料开展动植物考古学、古环境学、同位素分析、古蛋白分析、沉积物DNA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其成果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世界屋脊上远古人类生计模式和文化特点的认识。
狮泉河上游以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群，面积近万平方公里，包括旷野和洞穴两种类型的遗址三十余处，从数万年前绵延至距今千年，出土物涵盖石器、陶器、骨器、动物化石、动物粪便化石、植物种子、木头残片等多种文化元素，是西藏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乃至世界范围内高海拔地区罕见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梅龙达普洞穴出土的石核-石片石器、细石器和陶片等文化遗物与其他地点的标本具有相似的文化面貌。在这个大型河谷内的洞穴-旷野遗址群中，梅龙达普洞穴为古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居所，而周边旷野遗址和小型洞穴则是临时活动营地或短期居所，在海拔4600米上下、极端高寒缺氧的高原腹地，构建起一个古人类长期稳定生活于此的远古家园。
作为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超大型史前洞穴类型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长期、多次被古人占据利用，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它和周边遗址群的发现将雪域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幅度向前延伸，填补了多项时空发现的空白，也填补了“第三极”高原考古多项发现与研究的空白，为研究西藏环境变迁、史前人地关系、人类适应与文化交流，人群栖居与流动模式，以及动植物驯化和史前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对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高原腹地最早的人类生存活动和定居过程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世界屋脊这样环境极端、条件艰困的地区开展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对于考古人的身体和意志是极大的考验。考古队攻坚克难，锤炼了队伍，培育了新人，取得了学术和精神的双丰收。该项目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彰显了考古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所迈出的坚实脚步和取得的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