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朱光华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4月至12月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展开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同时进行全面勘探工作。河南永城王庄遗址位置图01勘探成果通过钻探确认遗址东西宽500米，南北长1300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遗址以王庄村为中心，分布于武庙、王楼、前曹楼等几个村庄之间。钻探发现王庄村外围有一座中型环壕：总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方向10度，总面积80000平方米；壕沟开口于现今地表以下3.5米，沟底距现今地表5.1米，宽度一般超过15米；壕沟北侧分出内、外两道，并在东北角留有缺口，壕沟西南角与北侧正中均向外延伸，推测为进出水口所在。钻探与调查表明环壕位居整个遗址中部略偏东，主要围绕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推测应为墓葬区以外带有防御性质的围沟，其年代与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基本同时。王庄遗址范围、环壕与发掘地点示意图02发掘成果本年度发掘工作分别选在王庄村南（Ⅲ区）与村中（Ⅳ区）两个地点进行。其中村南地点主要发现东周、唐宋、明清等阶段地层堆积，共清理东周墓22座、宋墓1座，以及部分灰坑、灰沟等。其中东周墓葬皆为小型长方竖穴土坑墓，多数南北向，少数东西向，葬式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一般随葬日用陶器２至４件。宋墓1座，墓室系用板瓦垒筑，较为特别。村中地点发现大汶口文化、东周、唐宋、明清等阶段地层堆积，除少量晚期遗迹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一处墓葬密集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墓地。目前在约一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23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室东西向，墓主头向东，其中ⅣＭ3为三人合葬墓，其余皆为单人葬。葬式多侧身直肢，墓主一般居于墓室北侧，随葬品数量丰富，目前已提取各类陶器400多件，玉器150余件，以及部分骨器、石器等。墓葬分别开口于遗址第4层、5a层、5b层下，这些墓葬平面呈南北向的三排，东西向的五列，并且存在多组同列墓葬间的“有意打破”现象。在此简要介绍其中的ⅣM3、M4、M6、M8等几座墓葬：王庄遗址Ⅳ区大汶口文化墓葬平面示意图王庄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玉器ⅣＭ3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墓口东西2.35米，南北3.38米。墓室分南、北两部分，北侧两具人骨仰身直肢，南侧一具人骨侧身直肢。随葬玉器包括双联璧、瑗、镯、璧、坠、绿松石饰，以及成组的石圭。随葬陶器50余件，包括鬶、鼎、罐、豆、背壶、单把杯等。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3正射影像图王庄遗址大汶口墓葬ⅣＭ3出土成组“石圭”王庄遗址大汶口墓葬ⅣＭ3出土陶鬶ⅣＭ4为单人侧身直肢葬，墓主偏居墓室北侧。该墓随葬玉石器34件，其中包括墓主颈部发现的一套项饰，由27件玉串珠、２件绿松石饰与1件玉璜组成，墓主头部置石圭1件，颅骨左侧有绿松石饰１件。随葬陶器30余件，包括瓦足鼎、背壶、罐、豆、器盖、盆、缽等。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正射影像图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出土玉项饰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出土部分陶器ⅣＭ6为单人侧身直肢葬，墓主位于墓室北侧，墓主头骨部位随葬一组面饰，由30余件玉器或绿松石片组成，形似玉覆面，墓主左手佩戴一组腕饰，由14件玉串珠组成。墓主手臂部与腰部分别有1件大型动物牙齿。该墓随葬陶器近30件，包括盆、豆、器盖、背壶、贯耳壶等。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6正射影像图

发掘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项目负责人宋建忠项目概况南海东连太平洋相，西通印度洋，是一个东北—西南向的边缘海，平均水深约1212米，最大深度约5377米，海底地形依次发育有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岛坡、深海盆地等地貌单元。南海西北陆坡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西邻越南陆架，东南为西沙群岛的北部岛礁，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就位于这个海域。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深度约1500米（图1）。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和工作安排，2023年5至6月、9至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对二处沉船遗址进行了二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通过“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执行了41个潜次的调查（图2）。在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测绘永久基点（图3）。图1

一、发现及考古经过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武水河南岸，西南距县城约13公里。1986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定为汉代古城址。1989～2009年，临武县文物管理所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复查，新发现有多座带有封土堆的墓葬。遗址于1990年被公布为临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公布为郴州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公布为湖南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2023年，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按照“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部署，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郴州市博物馆、临武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渡头古城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根据发掘计划，先后在护城壕、城内、城外遗址区（图一）及周边白石和渡头墓群做了长达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图一

《设计治理——治理视域下的博物馆文创及其治理工具设计》作者：程辉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6月起初拿到程辉老师《设计治理——治理视域下的博物馆文创及其治理工具设计》一书时，我以为是关于文创设计领域的一本著作，深入阅读后，才发觉这是一本基于文化治理大背景下推动文博文创顶层设计以及优化中观层面产业实操的专著，提出了通过博物馆这一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以文化创新为己任，对博物馆观众与社会公众行使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创新能力等多维度的教育职能。适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联合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成效评估的通知》，并刚刚开始启动文创试点单位评估工作（以下简称“评估”）。我认为《设计治理》一书成书与评估工作的开展恰相契合，从某种层面来看，该书不仅是对评估系统的补充与辅助，也可以作为非正式工具与评估这一正式工具共同作用于博物馆文创的优化、促进与提升。当然，纯粹地定义该书为非正式工具也稍显不妥，书中提到宏观层面的治理工具是基于国家政策与顶层设计层面对博物馆文创的优化措施，而部分工具其实在评估中也有所体现，其他的部分治理工具则是对评估的有益补充。阅读时，我学习了一些对我而说陌生又新颖的理论，也查阅了程辉老师的其他论著以辅助我的理解与认识。读毕后，我洋洋洒洒的几页笔记中一部分是对与程老师认识与理论相融相通之处的标注，一部分是受其观点启发产生的一些新思考、新认识。其强调的博物馆作为文化治理“主导者”应重视与社区的关系，我之前也有所思考；他对于博物馆在产业链中担纲“平台方”这一核心角色、进而构建“文博文创生态系统”这一理论也与我之前文章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我一直关注的话题——“博物馆的国潮力量”就是为书中所讲“第三次国货运动”赋能的不竭之泉；此次通过研究发现的博物馆文创情感维度比新颖度更重要，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2018年2月至8月天猫旗舰店所售图书《花舞大唐春》半年752条好评留言中得到了印证，即“能吸引观众、打动其内心的好产品一定是触碰消费者心灵、触动其情感的产品”。由于我本科管理学背景的基础，我对于政府治理等相关理论并不感到陌生，对于作用于博物馆文创的治理工具理论也较容易接受，但对于书中提及的一些概念与程老师新设定的部分理论依然需要消化的过程与配套实践。书中提到的部分治理工具，富有针对性地为一些文创产品开发中的实际难题提出了解决思路。如成书之前，程辉老师就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问题成因研究》一文中论述过的博物馆文创“同质化”问题。新书又从中观、微观等多层面，归纳总结“同质化”问题的治理工具，种种工具为博物馆文创治理提出了精准、有效的手段，值得博物馆文创工作者去思考与借鉴。同时，我认为依托这些有效的治理工具，还可以从很多小切口出发，对制约博物馆文创发展的种种现象与难题进行深入剖析，并为其量体裁衣地打造“治疗方案”。以博物馆文创“同质化”问题为例，就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譬如从博物馆文创脱胎于“旅游纪念品”这一产物的背景来源谈起，而“去同质化”正是“文博热”“博物馆文创热”“国潮热”背景下社会公众对博物馆及博物馆文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与期待。与此同时，博物馆文创当下趋势中向实用性、刚需产品的转变也使得博物馆文创“同质化”的特性依旧存在。因此，应该一分为二地去认识博物馆文创“同质化”的现象，以大型文化节目《国家宝藏》为例，其本身无疑就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创意产品，它以历史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剧、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打造了一档文博与综艺跨界、专业与娱乐并重、国宝的前世与今生贯通、叙事策略与明星效应双管齐下的全新的“纪录式综艺”节目，不仅受到全社会的热捧，也成为一个可以写进教科书中的文化宣传推广经典案例，从而也给参加节目的博物馆带来了超高的人气。而在节目创作初期，各家博物馆的代表性文物也经过差异化筛选，为的就是避免国家宝藏的“同质化”呈现，将各个博物馆所选文物的时代背景、材质工艺、历史视角方面都区分开来，从而打造出具有极强代表性、辨识度、传播力的子篇章，最终组合成为不可复制的文化创意经典产品。而在当下，实用性、互动性、体验感成为博物馆文创研发的关键词，博物馆及博物馆文创也逐步从文化殿堂走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刚需的大众产品、实用性强的公共文化产品，本身就具有很多共性，因此我们也应对大众产品更具善意与包容性。部分人认为，博物馆“雪糕热”就是同质化竞争，不应该千馆一面，以馆藏文物为元素去开发文创雪糕，但游客来到博物馆仍络绎不绝地购买文创雪糕。雪糕作为解暑佳品的同时，还能够使人感受到文化的创意与体验，市场需求仍显强劲，这说明了有些产品允许适当的“同质化”。所以仅对“同质化”问题而言，就可以分为两类区别看待：允许适当同质化的产品应选用怎样的治理工具为产品提档升级，不应同质化的产品又应该采取哪些工具“去同质化”。或许下一篇关于博物馆文创“去同质化”对策研究的文章就会在该书的研究基础上应运而生。该书的切口虽是治理工具的研究，但全书立意高远，不仅将博物馆文创所涉及的产业链、生态圈、商业授权体系等多个系统全面涵盖，且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一站位，将展览、教育活动与文创产品串联起来，目的是作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程辉老师既是希冀也是呼吁：中国博物馆文创不能仅仅朝着“大文创”的方向发展，而是要紧密围绕国家文化治理的需要筹划自身的发展路径，博物馆要主动嵌入国家文化治理大局中去，这才是博物馆人不断求索的初心和应该肩负的使命。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一项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前期准备、田野发掘、室内整理、报告出版。每个环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耐心，才有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在这其中，恐怕最重要的当为现场发掘环节，因为它能检验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否充分，项目领队是否具备高效开展工作的技能和素养。同时，现场发掘也直接关系着室内资料整理的开展和发掘报告的质量。田野发掘水平的高低，对科研工作的精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可以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工作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如何把田野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这对项目负责人来说是一种考验。首先，需要具备完善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深厚的知识背景储备。理论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实践上的升华，对正在进行的或将来进行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否具备相应的学科理论体系是成为项目负责人的一个基础门槛，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对项目负责人的基本要求，即接受过系统的本科阶段的考古学训练，或者接受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为期半年的系统的田野理论和实践培训。没有理论不行，只有理论远远不够。考古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发展到现阶段，考古学肩负的使命越来越广泛，不仅需要揭示与人类社会直接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发展状态、进程、规律，比如社会史、制度史、思想史、道路交通史等，而且还需要充分考虑到与“人和社会”所赋存的自然领域的基本问题，如古地貌、古环境、古气候等，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如果说自然领域涉及的问题，尚可以通过跨学科合作实现，但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考古项目负责人责无旁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熟悉先秦时期的文献，我们得知在葬仪中有使用荒帷的记载，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发掘中重点去关注蛛丝马迹，用显微镜甚至科技手段去积极主动寻找，这样方能不遗漏任何信息。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很多信息往往就会遗憾地与我们失之交臂。这也是考古人常说的“心里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总之，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是高效开展田野发掘的必要条件。其次，具有强大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学术嗅觉，使大脑中储备的概念化的知识能与现场发生有效链接。当然，这同样也是精细化发掘必备的素养。考古发掘可分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主动性发掘一般是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而开展的考古工作，需要持续很长时间，三五年甚至几代人，比如二里头遗址、汉唐长安城遗址等。因为目标明确，且有长期的积累，项目负责人在主动性发掘项目领域里的学术积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充分的。但如何有效输出储备的知识，使之对接到遗迹现象，离不开在考古现场精细的观察；另则人类行为有不确定性、即时性、复杂性，有小的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我们无法做到穷尽该领域的全部历史，做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也需要项目负责人具有强大的观察力，能够去察觉、去还原发生过的不被记载、不被知晓的人或自然的行为；在观察中伴以敏锐的学术嗅觉，能够及时获得线索，顺藤摸瓜，做出精准预判，取得重大突破。主动性发掘之外，是大量的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建设考古对项目负责人同样具有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建考古遇到的地下遗存的时代范围具有不确定性，项目负责人面对的是整个历史。基建考古一般不会如主动性考古那样做周详的工作计划和前期准备。再加上基建考古一般工期都比较紧张，如何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且又没有周详的前期准备情况下，保证发掘工作质量最优化？这对领队的要求并不低，更需要领队具有毒辣的观察力和鹰一样的嗅觉。比如观察工地上的断面、基坑等，是否有早期堆积、早期遗物，能够通过观察预判是否会有更重要的遗址。在基建考古中发现学术问题，在日常业务中寻求学术突破，同样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嗅觉。最后，田野发掘不仅仅是一项业务工作，还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考古发掘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一项发掘工作是由不同人员参与完成的，其中技工、民工、安保人员是基本构成。那么，项目负责人就需要组织好技术人员、民工、安全保卫员，使他们各尽其职，合理搭配，保障工作高效推进。一项发掘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有一整套流程，项目负责人需要组织整个发掘工作流程，比如组织进场前的准备工作、根据工作进展适时组织研讨论证、及时组织科技手段介入等。谈及组织能力，自然离不开沟通协调能力，沟通协调是开展组织工作的前提。此外，田野发掘不是闭门工作，一些发掘工作还需要协调属地部门，需要与建设部门沟通，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使考古工作能够取得各方理解和支持。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国民对考古文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但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项目负责人可利用一切机会在考古工作驻地通过必要的沟通协调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和地下文化遗产的宣传，让文物活起来。总之，项目负责人对于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来说，是核心、是灵魂、是统帅。做好一项考古发掘工作需要项目负责人拥有多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素养。

青铜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合金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跟古代西亚、欧洲的不完全一样，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轨迹。中国历史上以青铜制作器物的物质文化阶段被称为青铜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夏、商、周为代表的早期国家。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历史的岁月给青铜器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色彩，远离了今天的社会生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把考古文物“冷知识”变成大众的认知，是考古文物工作者努力的方向。《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作者：开亮君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1月定价：218元《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内页为了让中国古代青铜器“活”起来，开亮君把动漫的计算机描图手段运用到青铜器上，在深颜色的青铜器图案里用高亮线条描摹出动物纹样，高亮线条与深色背景之间拉开距离，形成虚拟的景深，产生出动物纹样从青铜器里跳出来的视觉效果。例如，子仲姜盘里面塑造的各种小动物，在静静地等待水的召唤，当它们被高亮线条勾勒出来，再辅以动态的水波，就好像往盘子里注水形成的池塘，一下子小动物们活了起来，动了起来，禽戏、鱼游、蛙鸣，宛如一幅生动活泼的动漫。子仲姜盘插图（蓝色线条为紫外光照射效果展示）开亮君还把动漫的计算机着色手段施展到青铜器上，用不同颜色描摹出动物纹样的构成与结构，体现出作者对纹样的理解与表达。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器身的饰相当繁复，一般读者不好理解。作者用不同颜色描摹出龙与凤、虎、蛇缠绕一起的样态，读者按照颜色就能够清楚地看出，龙、凤、虎、蛇的位置关系所体现的阶序，这样，象征化动物纹样的社会学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本书一共收录早商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2021～2022年，为全面提升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积极贯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理念和方法，城西片区在西安西郊莲湖区枣园街道三民村、陈家寨和沣东新城三桥街道贺家村等地相继发掘魏晋至明清时期墓葬1200余座，极大地丰富了西安西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资料，完善了该区域从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金到明清各期墓葬的演变序列，尤以隋唐时期墓葬考古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发现和认识。陈家寨墓地两年度共计清理有北朝隋唐时期中小型墓葬581座和金代墓葬2座，出土文物约有1500余件组。这些墓葬跨越北朝隋唐近500年的历史时期，为目前关中地区发掘这一时期中小型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是探讨北朝隋唐以来长安城居民居葬关系的重要实例。尤以发现的一批隋代小型墓葬较为重要，之前学界对于小型隋墓葬制葬俗与空间分布等研究不甚明晰，此次发现可补认识之阙，为厘清隋唐之际中小型墓葬的演变规律与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4年，李宝才同志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文物局工作，岁月如梭，回想起来，我和宝才已相识近40年。文物工作实践性很强，宝才同志到河北文物局后一直处于工作第一线，大量时间在工作现场，了解文物情况及保护问题，与省内的有关同志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办法，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他对工作中的经验和所思所想，认真归纳，写成文章。《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正是他近40年学习、实践、研究工作的写照。其中的文章既有实践性，又有一定的理论性，构成了这部《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作者：李宝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6月文物工作专业性和政策法规性很强。所谓专业性强，是因为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等特性决定的。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要做好文物工作，必须对文物的特性、特点、价值、作用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学习是重要的前提。宝才同志具有历史学专业的基础，为掌握文物知识和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不断接触河北的各类文物，结合不同文物保护情况进行研究，既为保护利用提供专业依据，又为保护不同文物，区别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总结，写出心得体会，构成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文物保护文章。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文物工作政策法规性很强，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根据国家文物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始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做到依法保护、依法利用、依法管理。宝才同志在文物工作中，坚持按照文物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待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并依据实践，总结经验归纳提升，写出文章，是结合文物工作实际，以法治文和文物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文物工作有诸多领域，每个领域从文物及其特点、保护文物个体与环境，以及相关问题，都不尽相同，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同领域的文物工作，需要区别对待。总的来说，文物工作，是其各领域工作的系统集成。宝才同志在河北省文物局不同岗位工作时，能够针对上述不同情况，学习、实践、总结、研究。例如，修复一尊佛像，该项工作既不是他的工作职责，也不是他的专长，但需要和确定由他做时，他怀着对文物的挚爱和敬畏之心，认真学习、试验，谨慎对待，终于圆满完成了修复工作，得到了专家好评。他也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传承匠心技艺是一项重要成果。《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中的文章，涉及文物价值与作用、依法保护管理、文物修复、博物馆纪念馆等领域，是他在文物工作不同领域实践、思考、辛勤耕耘的系列成果。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四个重要特点。宝才同志近40年在文物工作一线多个领域工作实践，经验积累、知识积累、成果积累，都为进一步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希望他珍惜和发挥这一优长，多开展一些综合研究，为加快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新时代文物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宝才同志《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出版之际，作为多年的同事和几十年联系交流，遂写了上述文字。是为序。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编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作者：彭适凡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定价：180元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纳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右考古研究论丛”出版计划，尽管彭适凡先生著述丰厚，仍不免心生疑窦：在其已出版的论文集《江西先秦考古》《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和《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之外，竟能再汇编出一部别集？直至收到彭先生寄来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这部六百多页的文集，又使人惊愕其厚重。《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近百篇，归拢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术论丛”，收录考古学研究论文，既有立足赣鄱大地的民族考古、农业考古和音乐考古，也有理论视野下关于私有制起源、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第二部分为“金石丛考”，收录文物研究札记，主要为铜器、玉器和瓷器，仅铜器一项便囊括战国铜壶、唐代铜灯、宋代铜镜和明代铜牌等。第三部分为“名人史迹”，收录文章主要关于江西历史上的乡梓贤达、南昌城的历史变迁。第四部分为“学术随笔”，主要收录书序、书评及考古漫记。第五部分为“学术人生”，记述成长、求学与工作的往事，追忆了马承源、汪庆正和周銮书等著名学者。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近年，既有发表于《中国文物报》《江西日报》等报刊中的学术短札，也不乏登载于《考古》《文物》等杂志的学术论文，乃至收录于《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的长篇综述。此外，还有少量未刊文稿。正是由于《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写作年代不一、篇幅长短有别、题材范围广泛，汇编工作就显得殊为不易。耄耋之年的彭适凡先生及其亲友，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资料室、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室搜寻、复印已刊文章。经过半年时间的整理，这些看似庞杂的文字拂去灰尘、重获温度，汇萃为《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捧读《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掩卷遐思，有以下读后感。其一成长之路与学术个性1978年，在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彭适凡先生是具体筹备者之一，也是多篇会议论文的主笔之一，后来更是成为印纹陶研究的集大成者。1989年，彭先生主持新干商代大墓的发掘，促使其研究重心转移至南方青铜器研究。由此形成了一条学术道路，以印纹陶、青铜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为切入，精研深究，探索南方地区先秦史。《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的出版，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学者的成长路径。1964年，彭先生发表处女作《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便开始关注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面貌，并对这一问题持续思考，屡有新作。从江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到先秦考古的诸多方面，均有专文讨论，在考古材料与文献、农业、民族等问题之间搭建桥梁、拼合历史。得益于对古代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对考古资料的积累与爬梳，彭先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寻找打开江西乃至南方先秦历史的“锁钥”。其二广阔视野与独具卓识《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了一批不太为人注意而又颇有新意的文章，所涉内容广泛，且大多并非彭适凡先生为我们所熟知的研究领域。略述几例：重新审视新干古玉，辨识商代漆器玉附件；由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文，考释“史失其名”的秦国丞相；从镌铭“铜钾”的西汉“扁壶”出发，考证汉魏时期此类器物的名实问题；开展明代王浩八起义的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凡此种种，或慧眼识珠，或推陈出新，其中不少为彭先生退休后的新作。其三为止在诚与治学在勤彭适凡先生寓所自名“诚勤斋”，诚与勤亦是其为人、治学之根本。彭先生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并非考古科班出身，却以倍于常人的努力，成为同侪之中的佼佼者。同时，彭先生一贯谦和、朴实，乐于提携青年、奖掖后学。《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的书序、书评及师长回忆，字里行间无不带有温情与敬意。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置身满屋书香的“诚勤斋”，翻阅彭先生精心装订的几十册书信来函，各种样式的信笺早已泛黄，但文字中透出的学术激情不减当年，其中包括夏鼐、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等先生的信札。这是通讯不便时代留下的意外记录，更是彭先生学术交往的悉心收藏。《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展示了一位考古学家的学术侧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侧面，我们眼中的彭适凡先生才愈加真实、饱满。长期以来，彭先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在早已成名的研究领域之外，别有耕耘。或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别有耕耘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正是“诗外功夫”。（作者单位：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马克思主义对美洲考古学的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诸如文明起源、国家形成、社会形态发展等，都体现出了核心指导意义，美洲考古学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美洲考古学史》“第六章

5月23日，由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人文考古书店协办的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京召开。由白云翔、陈胜前、杜晓帆、顾爱彬、贺云翱、胡小罕、黄元、李黎、李让、李新伟、李游、刘国祥、宋向光、魏崇、张自成等评审专家组成的终评评委会，根据《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章程》，经过审阅图书、综合评议和投票推荐，从入围终评的50种图书中评选出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10种、优秀图书20种。终评会现场2022年是我国文化遗产图书出版的又一丰收年，本次活动共有906种图书参评。经过初评和终评，评委们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推出的十佳图书和优秀图书，在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刷质量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准，展示了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工作成果。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按出版时间排序）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全五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召开。经过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宣布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按年代早晚顺序）1

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魏坚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绿洲廊道中部，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3762平方米（图1）。图1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我们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区分不同的堆积单位，土色作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又与土质和包含物的构成有密切关系，特别在中国北方以黄土堆积为主要基质的古代遗址更是如此。考古工作者对于土色的识辨，主要是对由土壤颗粒组成的相对均一的堆积形成的颜色进行判别，这往往会受到土颗粒的大小（颗粒越大，明度值越小）、腐殖质含量的多少（含量越多，颜色越深）、含水量、碳粒的多少（碳粒越多，颜色越黑）等因素的影响。从已发表的考古报告来看，国内对土色的描述主要根据主观感受进行概括，往往比较笼统，没有形成一个细致的划分。不同地区遗址的土壤有不同的描述，如东北地区对土色的描述以灰黄、灰黑、黑色、黑褐等为主；华北对土色描述以黄褐、灰褐、黑褐、黄色、浅灰、黄灰等为主；西北地区对土色的描述以深灰褐、浅灰褐、浅灰、灰色、浅黄褐、黄褐等为主；东南地区对土色描述以浅黄褐、灰白、黑褐、棕褐、浅褐、黑色等为主；西南地区对土色描述以灰黑、棕黄、黄褐、黑褐、棕灰、棕黄、棕红、浅灰等为主。从颜色来看，大体以灰、褐、黄、黑为主色调。但若从同一区域甚至同一遗址、同一地层单位公布的信息来看，对颜色的辨别也因人而异。以甘肃地区为例，对浅灰与灰、浅黄褐与黄褐色的区分并不大。在田野发掘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大遗址的发掘中，土色的区分时常因不同探方发掘人员对于地层土色不同的主观命名，导致地层划分出现偏差，以至于对文化层乃至相对年代判定出现错误，难以统一。对考古地层堆积单位土色的描述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科学的标准。目前国内外对于土色的辨识，主要有目测法、光电积分法、分光光度法以及传感器测色法等。针对不同领域，也有着不同的颜色模型描述，如工业领域的RGB、CMY、YUV等，视觉领域的HVC、HSI等，色度学领域的XYZ、Lab等。考古学中对土色的辨认主要是以目测法为主，更多的是一种人为主观的判断，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于国内外不同版本的比色卡的使用情况来看，大部分能够满足土壤学、地理学等学科的需求。从颜色辨识的准确度上来看，土壤学运用较好。目前，国内外主要以三种色卡的使用为主，《中国标准土壤色卡》（1989）、《MUNSELL

01发掘单位济南市考古研究院02项目负责人郭俊峰2021年10月～2022年9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对章灵丘北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西汉至清代墓葬102座，其中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最为重要。发掘区域航拍全景（上为北）张荣家族墓葬至少32座，形制有砖雕墓（5座）、石室墓（9座）、土洞墓（18）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墓向均为190度左右，深度大多5-7.5米不等。出土瓷碗、瓷盘、瓷瓶、瓷罐、香炉、铜镜、镇墓石、陶俑等器物500余件（组），其中官窑和青花瓷器共计40余件。另外，还发现石碑4件、龙纹碑首2件、赑屃碑座1件、石翁仲4件、石羊3件及其他与陵园神道相关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包括济南王（张荣）神道碑、济南王（张荣）子孙谱碑等，石刻文字近4000字。济南王神道碑残长180厘米，记载了张荣的生平事迹。济南王子孙谱碑残长206厘米，共记载了张荣及其子孙共计六代的谱系官职情况。M83张荣墓全景（上为西）出土的“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神道碑”“子孙谱碑”及石像生，均与M83（张荣墓）开口同一层位，分布于其墓道以南。其中“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位于墓道西南约1.8米处，“神道碑”位于墓道西南约3米处，“子孙谱碑”位于墓道东南约12米处，石像生位于墓道以南约30米处。张荣家族墓地出土“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张荣家族墓地出土“神道碑”、“子孙谱碑”张荣家族墓地出土部分石像生墓地北端中部的砖雕壁画墓M83（张荣墓）规模最为宏大、结构复杂，由墓道、前门楼、前室、后门楼、中室、后室及5个侧室组成，通长34.2、最宽15.1、深6.3米。M83张荣墓前门楼（由南向北）M83张荣墓中室（由南向北）M83张荣墓后门楼（西南向东北）M83张荣墓前室（由南向北）M83张荣墓后室（由南向北）墓道平面呈长梯形，底为台阶加斜坡式。两门楼中上部两侧设弧形翼墙，券顶门洞之上现存三层仿木结构，上下均为斗拱、中为格扇门，后门楼上层设一墨书“永安堂”的斗形匾。除前室八边形外、其余各室均为圆形，直壁、穹窿顶。后室三侧室仅建造直壁部分，未与后室连通。墓室内砖雕较少，仅中、后室设斗拱和灯檠，后室三侧室内各一灯檠。门楼和前、中、后三室内壁均布满彩绘。门楼主要为缠枝花卉；前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斗拱立柱、侍女图、各类水果花卉等；中室有牡丹藻井、花鸟图、缠枝牡丹、仪仗出行图等；后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花鸟图、盆栽花卉、婴戏图、宴享图、备宴图、晾衣图等；后室南过道东西两壁各绘一执戟武士。其中牡丹纹藻井、仪仗出行图、持戟武士图等是山东地区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墓室虽多次被盗，仍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多为残陶俑。M83张荣墓前室四壁下部侍女图M83张荣墓后室下部壁画M83张荣墓中室东、西壁下部出行图M83张荣墓后室门道东、西壁“持戟武士”图M83出土部分陶俑其余4座砖雕墓均为单室，2座（M79、M82）位于M83南侧一排，应为张荣的子辈墓葬；2座位于M79南侧一排（M78、M80），应为张荣的孙辈墓葬。M79、M80均有高大的双层彩绘仿木砖雕门楼，M79门楼中上部设一墨书“静安堂”的斗形匾。M79出土“宣授淄州节度使”碑刻一块。M79门楼（由南向北）石室墓多由墓道、墓门、甬道及墓室组成。墓门多拱形，石板封门；墓室多单室，平面圆形或方形，穹隆顶中部设有莲花藻井。M50墓道西壁近门处有一壁龛。M77、M81石门由门楣、门柱、门扉及封门石板组成。M81门外砌筑八字墙，墓壁东、西两侧底部各一狭小耳室。M7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前室近方形，叠涩顶；中、后室墓顶合为两面坡形制，底部平面长方形；后室由石柱分为四室，东二、东一室分别发现一石碑及碑盖，石碑刻有“宣授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张公灵柩”。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其中，M49墓道东壁下部近墓门处设一壁龛，青砖封堵，内有葬具一棺，棺内有幼儿人骨两具。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出土器物、石刻、碑文等，结合相关文献，墓地至少包含至张荣玄孙的墓葬，时代贯穿整个元代。其中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为张荣墓；第二排为张荣子辈墓，包括其一至六子的墓葬：张邦杰（M82）、张邦直（M68）、张邦彦（M81）、

01发掘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02项目负责人朱存世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窑炉13处（图一）。图一

6号码头宽达10.3米，体量较大。遗址发现的2艘宋代沉船均为福船。其中1号沉船残存7段船舱，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并楔有铁钉，残长12.4、残宽4.1米，推测其全长约20米（图七）。图七

01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刘海旺发掘背景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1984年考古部门曾对其进行局部试掘，砖石结构的桥面顶端距今地表深4.5米，保存基本完好。州桥在北宋东京城的位置2018年3月，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发掘申请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立项批复并取得了考古发掘证照，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发掘。发掘目的在通过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分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为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考古学及多学科研究支撑，为大运河文化带增添新的可展示的重要遗产点，为全面实施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建设宋都古城中轴线文化带，持续深入开展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与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材料。考古发现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8年10月，2022年9月阶段性重大成果在“考古中国”平台发布，目前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2018年～2022年共计批复考古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掘共布设探方东西两个区域，东侧探方（汴河河道）发掘面积为1400平方米，平均发掘深度约为11米，局部深度已达13.5米。南北两岸的唐宋时期河堤已经揭露，同时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遗存。通过考古发掘可知该区域唐宋时期汴河宽度约为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5～10米，河底最深处距地表深度为14.5米。金代河道逐渐淤没、变窄，河道宽度为22～2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2～9.5米，金末汴河遭受洪水淤没。汴河在元代开始进行“木岸狭河”工程，河道继续变窄，河道宽度为13～15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7.4～8米。“木岸狭河”遗存明代之后汴河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河道之上修建有房屋建筑。汴河故道明代晚期建筑堆积（北向南）明初期河道宽度为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6～7米；明末河道顶部宽度变为6～8米，河道底部宽度为2～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4.5～5.5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明代晚期汴河河道堆积（东向西）清代汴河经过了简单的疏浚，河道宽度为13～1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3～3.5米，河底距地表深度为4.5～5.3米。目前，经过考古发掘，州桥东侧汴河遗址自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已经较为清晰；在河道底部发现有部分木板，疑似沉船，大部分被压于西侧探方壁之下，同时受地下水位影响，暂时无法继续发掘。西侧州桥本体区域探方完成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汴河西壁剖面经过考古发掘，清理出部分明末洪水遗迹，倒蹋的房屋、砖瓦堆积，人骨遗骸，揭示了桥面淤没于1642年洪水。清理出洪水上层的清代道路（8层道路）及建筑遗迹数处。清理出明代晚期的金龙四大王庙，庙址结构布局清晰，在其下部有一座青砖单拱桥券。青砖单拱桥券在州桥东侧河道中间，两桥涵洞相通，东西长度为8.7米、南北跨度为

01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魏坚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宽约60公里的绿洲廊道中部，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图1），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

布局结构研究四角大塔中，西南塔和东北塔平面均为“亞”字形（图4、图5），边长约18米，形制和规格完全一致，通过测年可知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后期，即吐蕃王朝晚期。塔基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图6）。图4

01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解峰发掘概况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西距中朝界河—图们江约1000米。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698-926年）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故址——东京八连城（图一）。2016～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寺庙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图一

01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02项目负责人莫林恒官田遗址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地处郁水河西岸一处较为宽阔的台地，面积约75000平方米。2015年首次发掘550平方米，发掘显示官田遗址应存在生铁铸造活动。2020～2022年，为配合地方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官田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本次发掘明确了官田遗址是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技术为一体，并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为目前南方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铸铁遗址。新发现的各类加工炉形态独特、功能较为明确，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填补了古代铁器生产、加工等研究的多项空白，是南方地区汉晋时期手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铁工场的功能布局、炉型特点及生产加工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图一

01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周必素/01/遗址概况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安康大道交兴安大道西南侧。2022年1月-5月，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察，发现大量古墓葬等遗迹现象，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获颁发掘证照。2022年7月-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发掘牵头单位，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组成考古发掘联合体对大松山墓群开启了全面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截至2023年1月，各发掘区共清理墓葬2192座、窑址8座、灰坑1处，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套），该墓群为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的墓群，历史内涵丰富，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其发现为研究该地两晋至明时期文化面貌、社会经济、丧葬习俗及族群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并极大程度推动了黔中地区历史时期文化序列的建立。/02/发掘收获发掘的墓葬依据其分布区域、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晚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一）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发现确认182座，其中两晋时期13座，南朝时期106座，隋唐时期63座。该时期墓葬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墓葬形制多为石室墓，土坑墓仅有零星发现，石室墓墓室系用形状不一的石块或石片砌筑而成，石材内侧修凿工整，外侧未经加工多为自然岩面，墓室构筑规整，顶部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相对而言，两晋时期墓室宽大，墓室所用石料大且规整，砌筑最为整齐，有汉代石室墓遗风；黄山井墓地航拍图（两晋—南朝）黄山井M2（晋）坝坎边M1（晋）南朝时期演变成狭长形墓室，所用石料与前期相比变得薄小，券顶石材多为较小的薄石片，部分墓室前端开始出现封门；洋沟土M4（南朝）洋沟土M4券顶隋唐时期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略显随意，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并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封门，封门凸出墓外，砌筑随意。大茶山M8（隋唐）大茶山M13(隋唐）该时段墓葬被盗扰严重，葬具、人骨基本无存，出土器物包括金、银、铜、铁、陶、瓷、漆木器、钱币等类别，金银器有金花片、金挂饰、银发钗；铜器包括铜釜、铜鍪、铜盆、铜发钗、铜戒指、铜链等；马坡M22：3铜釜（南朝）铁器有铁鐎斗、铁剪、铁铛、铁三脚架、铁四脚架、铁构件；黄山井M2：19铁鐎斗（晋）陶器包括陶釜、陶罐、四系陶罐；瓷器有瓷钵、四系瓷罐、六系瓷罐、瓷盘口壶、瓷坛；张家坟M4：1四系罐（两晋）洋沟土M4：6六系罐（南朝）老瓦坡M1：1青瓷钵（西晋）漆木器主要有漆盒、漆盘；钱币发现有南陈的太货六铢及唐代的开元通宝；此外还有文房用具石砚及各类用于装饰的串珠。小团山M1出土串珠（南朝）（二）宋元明时期墓葬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10座，其中宋墓56座，元墓4座，明墓1950座。该时段墓葬主要密集分布在青松岭以西001县道两侧名为坟坝顶的斜坡地带，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土圹石顶墓三类。石室墓发现较多，排列整齐，墓向基本统一，墓室砌筑所用石料与两晋至隋唐时期石室墓所用石料相比显得大而粗糙，墓室砌筑较随意，顶部也由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部分墓葬有墓道和后龛，均未发现排水沟。其中宋墓多为东北—西南向，集中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既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的，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明墓数量激增，墓向多是西北—东南向，墓室变短变宽，墓室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坟坝顶M513（宋)坟坝顶M300(明）坟坝顶M363（明）土坑墓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上规模不如石室墓庞大，土坑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于石室墓之间，其中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分布最为密集。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宋元明时期墓葬相互打破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土坑墓之间相互打破的现象最为常见。坟坝顶M390(明）部分墓葬发现木质葬具，人骨保存一般，葬式为仰身直肢。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多，类别广，出土文物2000余件（套），材质有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钱币、纺织品等。其中银器有银发钗、银梳背、银戒指、银挖耳勺、银铃、银手镯等；坟坝顶M277：7银梳背（明）铜器包括铜发钗、铜盘、铜碗、铜手镯、铜戒指、铜簧饰、铜印章、铜顶针、铜片、铜铃、铜条脱、铜带扣、铜串饰等；坟坝顶M104：5铜印章印面（明）坟坝顶M1500：7肖形铜印章（明）坟坝顶M57：6铜琵琶形器（明）坟坝顶M1164：3、4包金铜盘、包金铜碗（明）铁器有铁剪、铁锥、铁锅、铁发钗、铁三脚架、铁盆等；锡器包括锡牌饰、锡坠饰、锡鱼、锡盒、锡叶片等；坟坝顶M88：7锡鱼（明）陶器有夹砂陶釜、夹砂陶罐、带流陶罐等；瓷器有瓷罐、双系瓷罐、三系瓷罐、单耳带流罐、瓷执壶、瓷碗、高足瓷碗、瓷杯、瓷盘、瓷瓶等；坟坝顶M513：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让考古成果深入人心，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物报社与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9月1日，共同策划主办了“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21个省市、79家单位参展，展出文物800多件（套）。为更广泛地分享展览成果，揭示考古对中华文明探源的作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中国文物报社、郑州博物馆共同策划制作了“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图片展”。图片展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主线，分为四个单元：远古的根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三代王国文明——夏商周考古发现；揭示统一多元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秦汉及以后考古发现。图片展包括107块展板，1个讲解视频电子文件，1个触摸屏电子文件。通过图片、视频等数字化传播渠道，集中展示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现诚征图片展巡展单位，欢迎各地文博单位与我们携手，更好地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联系方式：张老师

H18剖面除了南区的H18之外，北区东北角的河道区域也出土了少量的简牍，这些简牍出土于河道废弃堆积以及堆积之下开口的水井J4（图一〇）和灰坑H387（图一一）、H391（图一二、图一三）当中。图一〇

01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02项目负责人刘瑞秦汉栎阳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据文献记载，栎阳自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前383年），到孝公十一年迁都咸阳为秦都34年，期间秦人再次开展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秦末楚汉，栎阳先为塞王司马欣之都，后为汉王刘邦之都。汉初刘邦先以栎阳为都，后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自栎阳徒长安”，栎阳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在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带领下对栎阳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工作。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城考古，先后确定三座古城，确定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是文献所载秦汉为都时期的栎阳所在。在西安市阎良区等各级地方政府支持下，从2018年开始在三号古城内开展较大面积发掘，2019-2020年发掘三号古城四号—九号建筑，将临近城内北墙的“后宫”区域进行较完整揭露。2021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年底田野考古清理到西汉地层后被迫停止，2022年即在其基础上完成发掘区清理，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三号建筑位于发掘区西侧，东北为十号建筑。三号建筑清理中（东-西）

01发掘单位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豆海锋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距泾河约5千米（图一）。图一

所见，沟口距地表深0.7米左右，开口于探方第3层下。口部宽14米，深近2.6米。打破它的最早单位有一座砖室墓M1（东汉晚期）。东围沟G1南段第二地点探方

01发掘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01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赵海涛一、工作基础自1959年以来，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展示了“九宫格”式宏大格局。宫殿区居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和祭祀区自南向北布设于“九宫格”中路，“九宫格”中路的东西两侧分别是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二里头都邑迄今虽未发现大型墓地，但多数墓葬的布局仍呈现出相对集中、分区分片的特征。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当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外侧发现有围墙。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根据各区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7号墙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我们曾推测：“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的“九宫格”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其他7个区域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

01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02项目负责人张光辉01遗址概述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地处黄河和蔚汾河交汇处，东距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神木石峁遗址51公里（图1）。图1

太平遗址出土的陶牌饰出土的一件带柄的合瓦形陶铃（图15）为关中地区少见，是我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见证，同类器物在陶寺遗址和新砦遗址有所发现，显示出太平遗址应有一定的级别。图15

锛形玉器陶器位于坑内西端，以泥质红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白陶。器形有杯、鬶、鼎、豆、壶、罐、大口尊等。图10

01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工业大学02项目负责人韩建业一、遗址概况及考古工作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西部，地理上属于泾河上游的陇东黄土高原，董志塬是黄土高原上最大的一块塬地（图一,1-2）。图一

01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赵战护1遗址概况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其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目前探明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为四个片区。2工作收获图1

01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02项目负责人赵益超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以南，庄岳路以东。遗址北距齐国故城约5千米，东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图1）。图1

brown）。小棱块状结构，较疏松，少孔隙。上部发育山脊状和姜状钙质结核，见黑色片状铁锰质包膜和灰绿色潜育化条带。出土少量石制品和一些作为储料的砾石。第③层，粉砂质粘土。红棕色（2.5YR4/4

考古发掘简报是田野发掘成果的简要报道，其内容包括遗址位置、自然环境、发掘概况、地层堆积、遗迹、遗物、文化属性、分期与年代等。因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需要一定时日，故发掘简报就成为向社会及时公布考古成果的重要方式。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发掘简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推动考古学研究、促进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在田野工作结束后，应及时编写简报向社会公布考古发掘资料。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是简报编写的前提与基础，其记录方式主要有文字、摄影、绘图、拓印等。相应地，发掘简报一般由正文、照片、线图、拓片等要素构成。简报交稿时所需要素应齐全，照片、线图、拓片应编上图号并注明遗迹或遗物的名称与编号，同时将图号标注在正文相应位置。关于简报编写的规范，可参考相关考古学著作。本文则从编辑的角度，谈一下简报编写的注意事项与要求，以供简报编写者参考。#正文简报正文需根据发掘资料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编写体例，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全面系统地公布考古资料。体例是简报的框架，合适的体例能更好地统帅材料，方便读者阅读、检索与应用。简报应以较小篇幅全面公布考古发掘成果，这就需要对材料进行归纳概括，并合理选取典型材料。控制简报篇幅与全面公布资料并不冲突，全面公布不是全部报道发掘资料，而是全面反映考古发掘成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遗迹、遗物分类统计的基础上，归纳概括每一类的总体特征，然后选取典型单位与标本，以点带面地介绍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发掘资料的整体面貌。遗迹、遗物总述应简练，内容应涵盖主要特征，并避免与具体遗迹、遗物介绍相矛盾。资料介绍应系统而有逻辑。简报不是简单罗列、堆砌资料，而是需要依据发掘资料的特点、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形成合适的逻辑结构，依次介绍遗迹与遗物。以三代铜器为例，一般按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的顺序介绍，其中礼器又按食器、酒器、水器的顺序来介绍，不宜食器、酒器、水器穿插介绍。具体到每一类器物，一般也有一定的介绍顺序。其他遗物及遗迹的介绍也应遵循类似的惯例或逻辑结构。材料组织的逻辑结构确定后，还应做到全篇一致。具体遗迹、遗物描述应要素齐全，根据具体对象的特点，按考古学的逻辑顺序依次描述，描述应主体明确、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并做到全篇行文统一。例如竖穴土坑墓，一般先介绍位置、开口层位，然后介绍整体形制，接着依次介绍墓口、墓壁、墓底、棺椁、人骨、随葬器物等情况。遗物一般按质地、保存状况、形制、纹饰、铭文、制作、尺寸的顺序介绍，形制、纹饰一般按从上向下、先主体后附件的顺序描述，尺寸包括口径、腹径、底径及高度等。在介绍遗物时，器形描述标准应一致，纹饰名称要统一。关于尺寸的单位，遗迹一般用米，遗物一般用厘米。简报是考古学科的专业性报告，用词应专业、规范，语言应简练易懂，描述对象要明确，避免产生歧义。简报结语是对发掘情况的总结，一般包括发掘收获、遗存分期、年代判断、文化性质分析及学术意义等内容。结语要以报道的材料为基础，做到前后呼应，因此在选取材料时还应考虑为结语做好铺垫。结语应简明扼要，不宜展开讨论，如有必要，可另写研究文章阐述相关认识与研究成果。#照片与拓片照片是简报公布资料的重要载体，包括遗址、遗迹与器物照片。遗址、遗迹照片需要注明拍摄对象与方向。器物照片应注明器物名称及编号，一般按一件（组）拍摄，并与正文中介绍的标本相对应。有时简报稿件提供的一张照片中有多件器物（多是形制相同的小件器物），而正文中仅介绍其中一两件标本，这就出现了照片与正文不对应的情况。这种情况应避免出现，或者行文略做调整，可先介绍这类器物的整体情况，配以含有多件器物的照片，然后再选取个别标本具体介绍。器物局部造型、纹饰、铭文等可提供特写照片，但不可从器物整体照片上截取作放大处理。照片应符合考古专业摄影要求，采用jpg、tiff格式，分辨率应不低于300像素/英寸，文件大小一般不低于5MB。拓片是一种重要的资料记录手段，尤其适合呈现器物的纹饰、铭文等信息。以往简报稿件提供的拓片多为原大纸本，现在提供的多为拓片扫描后的电子图片。拓片扫描分辨率应不低于300像素/英寸。简报中的拓片需要注明比例，因此稿件中的电子拓片应注明比例。如有较多的纹饰、铭文拓片，可按类拼合成一幅图片并编上序号，分别注明所拓器物的名称、编号、部位、比例等信息。#线图线图是简报公布资料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往简报稿件提供的线图是在米格纸原图上透绘的硫酸纸线图，现在提供的基本为硫酸纸线图经扫描处理的电子版线图，有的线图本身就是通过计算机绘制的。线图相比于文字描述，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能更好地呈现遗迹结构、器物构造等信息。线图包括遗址位置示意图、地层剖面图、遗迹图与器物图等，图片分辨率应不低于300像素/英寸。遗址位置示意图是简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位置示意图配合正文，可以更好地呈现遗址所处位置及地理环境。在介绍遗址位置及绘制示意图时，需要弄清遗址所属行政区划。绘制位置示意图时，首先应选择合适的底图，然后选取适当的范围，避免遗址位置居于图片边缘。简报刊发的位置示意图一般图幅较小，如果提供的线图图幅较大且线条多、信息量大，图片缩小后线条会过密，也没有空余地方标注说明文字。因此，在制图时应控制图幅大小，选取主要信息，重点呈现遗址的相对方位及周边的主要道路、河流、湖泊、山脉等信息。地层剖面图是呈现遗址堆积状况的重要方式，一般以典型探方壁的剖面图为例。图上应注明比例，图上地层厚度应与正文数据相符，图上地层厚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应在正文地层厚度数值范围内。遗迹图一般包括平、剖面图，同一遗迹应注意平、剖面图线条对应。遗迹图应注明方向、比例，图上如有器物及编号，图下应编号说明器物质地及名称。简报一般有较多器物线图，需要通过电脑软件将若干器物线图拼合成版。线图拼版需按一定的规则进行。首先应做到图文对应，尽量按正文器物介绍顺序拼合器物线图，如此较易实现图随文走。其次，应注意器物内在逻辑性，按器物质地分类拼合，某一门类器物较多时可再按功用或器类分开拼合，个别门类器物较少时则可合并拼合。再次，需注意图版的美观性，做到上下平齐、左右平衡、布局得体。如拼合左右轴对称的容器时，可按器物中轴剖线竖齐拼合，以正十六开的书刊而言，一般拼为3列较为合适。其他器物拼图时，应注意图版四至齐整，器形稍大者可居外，较小者则居内。此外，线图拼版还应选取合适的器物数量及线图比例。在书刊版心大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器物较多、比例较大，图版就会超出版心。器物线图是按一定比例绘制的，拼成图版的每件器物线图也应为整比例。比例选取以清晰呈现器物信息为准，同一幅线图尽量选取相同的比例，不同比例不宜过多，以方便比较器物的大小关系。最后，线图拼合时还需注意器物的摆放方向，一般按器物的使用方向或约定俗成的方向摆放。线图拼版完成后，图上每件器物应编上序号，并附上图题及相应的文字说明（质地、名称、编号及比例）。总之，线图拼版应遵循一定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灵活应用，如此方能拼出美观且具有逻辑性的线图图版。#器物编号与件数统计考古发掘中器物编号与件数统计密切相关。器物编号应科学合理，数量统计要准确无误，器物编号规则与件数统计口径应保持一致。简报应尽量做到一个遗迹单位出土器物件数与编号数量相吻合，即一个编号代表1件（组、套）器物，这样既方便统计件数也便于核对编号信息。在发掘过程中，应按统一规则科学合理地进行器物编号，因为后期资料整理时再调整编号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里主要涉及成套成组器物的编号与件数统计问题。例如，铜车马器辖軎是车辖与车軎各1件配套使用，一辆车配置2套辖軎；衔镳是1件马衔与2件马镳配套使用。从已发表的简报来看，既有辖軎、衔镳分开编号计数的，也有按套编号计数的，套内器物再以小号的方式区分。至于采取哪种编号计数方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因为器物出土时有的成套放置，有的零散放置。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一旦确定就要整篇统一。件数较多的成组小件器物，可以编一个号按1组计数，例如成组的青铜箭镞。#资料复核简报一般涉及较多的资料，在编写完成后，还应进行复核以防止错漏和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简报稿件多为电子版，在交稿前应打印纸本进行核对修改。从编辑情况来看，简报稿件一经复核各种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其主要原因就是稿件没有经过复核这一环节。简报复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图号是否依次编号，图号与正文是否对应；器物图图题与图说明中遗迹、遗物的名称及编号与正文是否一致；遗迹图下器物编号及名称与图上器物是否对应，是否有重号、漏号、错号；遗迹图、器物图呈现的信息与正文描述是否一致，比例与正文数据是否吻合；遗迹、遗物数量统计是否准确；正文器物名称、件数、编号与遗迹图是否吻合，按遗迹单位介绍器物时更要认真核查，以墓葬为例，墓葬平、剖面图图说明能够体现器物编号、件数、名称，这些信息均应对照正文进行核对；核对引文与注释，引文编码、内容应与注释对应，直接引用应与原文保持一致，材料、观点引用应符合原文内容，注释的著录项目应齐全、准确。总之，只有针对性地进行复核，才能发现简报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修正。#简报格式不同的文物考古书刊有不同的风格，对发掘简报也会有不同的格式要求。因此，在简报编写前应确定拟投稿的书刊，按目标书刊的格式要求编写，以免稿件被录用后还要作格式上的调整。文物考古类书刊一般会公布具体的投稿要求，可以找来按要求编写，或者直接找书刊已发表的简报来参照。在编辑工作中，经常遇到格式不够规范或不符合要求的稿件，如此就需要花费精力来修改格式，或者直接退回让编者调整。这在注释上表现得较为明显。注释类型主要有期刊、专著和文集等，期刊著录项一般包括作者、篇名、刊名、刊期，专著著录项一般包括作者、书名、页码、出版者、出版年，文集著录项一般包括作者、篇名、文集名、出版者、出版年。注释格式应按不同书刊的要求，做到准确规范、格式统一。简报注释主要集中于结语部分，同一来源的引文不必重复出注，当然该出注的地方也不能省略，引文及注释应简洁明了。简报编写者应注意简报规范，按书刊格式要求编写，尽量避免重复劳动。上文从编辑的角度，谈了简报编写的一些注意事项与要求。其实，编好简报离不开考古人的责任心与辛勤付出。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的质量直接影响简报编写的质量。在简报编辑中遇到的问题，除了编写的原因外，还有一部分是由发掘与整理工作带来的。因此，在田野发掘、室内整理过程中应有简报编写意识，为后续的简报编写打下良好的基础。简报编写一般需要多人合作，因此需有专人统筹安排，在编写前明确分工，在编写中相互配合，在完成后还应有人统稿。简报编写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考古人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努力提高简报编写水平。考古发掘简报是报道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的重要方式，是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做好简报编写工作，承担起考古人的责任与历史使命。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千米，核心区面积3平方千米。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泊所遗址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为配合勘探，相关的发掘工作随之开展。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片区共进行了10个地点的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累计约7000平方米。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为推进区域文化研究及遗址保护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2022年发掘地点“河泊所遗址是云南高原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从史前时代至秦汉时代的遗址，考古工作已经揭示该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首先，河泊所遗址堆积丰厚，延续时间很长，主要遗存可以划分为连续的三个大的时期，其时代从商代直至汉代，这为建立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编年标尺奠定了基础。其次，河泊所遗址范围广大，考古揭示的遗迹和遗物极为重要，新出‘滇国相印’等封泥和公署文件的简牍，与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相互印证，证实了这里是战国至汉代滇国的国都所在，这为研究云南考古和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可靠地理坐标和重要的历史信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表示。新发现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定价：600元订购二维码：目录荐

2022年12月6日，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志忠研究员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课程，带来了题为《大同北魏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讲座（图一）。《北方民族考古》课程主讲教师王晓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考古文博班硕士研究生及线上300余位朋友聆听讲座。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的97年时间，是北魏的“平城时代”。这一时期，拓跋鲜卑完成了从游牧部落制向封建国家形态的转型，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纷乱局面而统一北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皇权国家。近年来大同地区鲜卑城市、墓葬考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为探寻北魏平城遗址的位置与布局、平城时期墓葬的分期以及北魏民族交流与融合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学资料。平城，作为北魏民族继定都盛乐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面貌都体现出了一种开放包容融合的姿态，从现已发现的遗址和墓葬都能反映出这种特征。本次讲座，张志忠研究员基于多年来在大同地区所做的考古工作，从平城遗址、陵墓与墓葬这两大部分为我们梳理了大同北魏遗址和墓葬的重要发现，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图一

马腾空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办马腾空村，处于浐河西岸二级阶地上，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2016年6月～2018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马腾空遗址的居址和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1]。在对遗址第⑥层下一座仰韶晚期半地穴房址F139的清理中，出土3件与筒瓦形制相近的器物，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筒瓦类器物，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建筑材料瓦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F139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这项由中国文物报社创办的行业品牌活动——已经走过了30多个春秋。回首初创往事，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彭卿云先生心中略带酸楚。1991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周末，报社请来包括苏秉琦、宿白等老先生在内的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文物局系统十余位著名考古学家，围坐在报社办公室兼会议室里，每人一杯清茶，评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就这么白手起家办起来了！什么车马费、论证费、劳务费之类都在零计算之列，会后只在报社用一顿午餐了事，真是清苦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视，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在中国考古学会和各地考古单位的帮助下，这十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越来越成熟，推出的100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生动诠释了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展现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品牌效应日益凸显，社会影响急剧扩大，已经成为文化遗产领域一项现象级传播案例。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报道《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揭晓》文物考古的科学性、真实性、严肃性必须坚持回望十年，这100个入选项目，见证了新时代中国考古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从地域分布来看涵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底蕴丰厚、素有“文物大省”“考古大省”之称的陕西与河南分别有13项和12项，湖北7项，四川6项，江苏和新疆各有5项。从年代分布来看旧石器时代10项，新石器时代19项，夏商时期10项，两周时期10项，秦汉时期16项，三国至隋唐时期17项，宋辽金元时期12项，明清时期6项。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向纵深拓展，遗址格局的逐步清晰、历史文化内涵的日益丰富也同样反映在100个入选项目中。从遗址类型看包括人类起源的洞穴遗址、沿海常见的贝丘遗址、体现社会复杂化的原始城址、关乎民生的粮仓聚落、视死如生的墓葬等。从良渚古城申遗成功擦亮“世界级文化金名片”到三星堆新一轮发掘颠覆认知，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实施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也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这十年间，从按下人才培养“加速键”到“考古前置”为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发展保驾护航，从考古遗址公园惠及公众日常生活到考古综艺集体上新，考古学逐渐走出象牙塔走向公众，让诗和远方无缝衔接。评委们在交换意见每年的“十大考古”终评会是展现成果的舞台，也是接受检验的考场，而学术成为贯穿活动始终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感染着现场观众和通过媒体直播平台关注“十大考古”的公众，让人们对这些重大发现的成果和意义深感信服，对考古人长期的执着和追求深深佩服。可以说，学术，是“十大考古”长盛不衰、越来越旺的生命力所在。“十大考古”带给广大公众的，不仅是宏大的遗址、精美的文物，还有最高水平学术盛宴的享受。央视记者现场采访正如活动初创的主持者彭卿云先生所言，文物考古的科学性、真实性、严肃性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他回忆，在首评会上做的关于开展“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的建议说明中，就强调过评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促进考古发掘的合法化、规范化、科学化，确保考古发掘的健康发展。30多年来，十大考古评选从来没有放弃它的专业和学术标准，参与评选的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一流的学术水准奠定了评选结果的公信力基础。评选方向和标准与中国考古学的管理和发展方向更加契合2009年，评选活动的主办单位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升格为国家文物局，同时在新公布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章程》和修订过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细则》中以“章程”文件的方式明确了“十大考古”评选的原则、标准和定位，这意味着它从行业媒体组织的评选跻身更加严肃的政府奖。权威依然，公正依然，但评选方向和标准可能更加与中国考古学的管理和发展方向契合。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对如何办好此项评选提出指导意见和明确要求。2011年，根据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有关要求，国家文物局局务会研究决定，该活动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2019年，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修订公布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章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细则》，明确了活动组织、参评项目条件、参评资格、评选程序、终评评委产生方式等内容，确定了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人选。2019年至2022年，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按照章程等规定举办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有力推动考古成果传播普及，助力文物“活”起来。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将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修订活动章程和评选细则，将管理要求写入《章程》，进一步规范评选审批流程，并根据实际情况更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细化专家库管理要求，明确专家意见与行政决策的关系，更好发挥专业支撑作用。越来越成功的公共考古活动正如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开幕式上所说的那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是因为这个活动始终坚持严谨求实的学术标准，同时关注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向全民的普及、宣传和推广。因此这个活动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好的反响。”通过短短两天的终评会，学者、媒体、参会的爱好者，以及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关注的千千万万公众，加上终评会前后各方的努力和耕耘，将这项活动合成一股力量，最终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十大考古”。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是考古界和新闻界的一场“双向奔赴”的盛会。“十大考古”对新闻媒体永远是欢迎的，因为他们是沟通“十大考古”和公众的桥梁，也是“十大考古”影响力的真实写照。记者们对“十大考古”是感兴趣的，因为这个选题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媒体的精彩宣传，让“十大考古”的名片历久弥新、愈发光彩。十年间，“十大考古”的媒体朋友圈不断扩大。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央媒，山西晚报、湖北日报、大河报等地方媒体，到微博、腾讯、头条、B站、百度、知乎、搜狐、网易等网络媒体，关注“十大考古”的新闻媒体的种类越来越多。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相关单位政务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2021年度的“十大考古”，已经呈现百花齐发的传播态势：十大考古结果公布前，央视新闻和中国文物报社全媒体矩阵对参评项目进行逐个推介；十大考古活动现场，央视新闻、学习强国、人民网、新华网、封面新闻、湖南日报、看看新闻等媒体进行全程直播；“十大考古”结果公布后，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和“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率先发布结果，约有120多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相关“十大考古”消息，@央视新闻、@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国文博等纷纷发起话题，微博上的相关话题达到60余个，在此之后“十大考古”又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纸媒对其进行整版报道，新华网英文版、中国日报等媒体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重要考古发现。此外，相关新闻还登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网站首页。新闻发布会上的“长枪短炮”十年间，“十大考古”的宣传方式越来越新颖。在内容上，记者朋友们不只是简单对结果进行介绍，还根据自身媒体属性进行各有侧重的宣传。央视的记者每年都会专程来现场采访，记录新鲜的现场情况；人民日报以《带来新认识，形成新学问》《“云考古”带来的文化体验》为题，用评论肯定了2019年度十大考古活动直播的意义；2021年，中新网《“十大考古”评审专家为什么不看重“精美文物”》一文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半数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关》等深度报道，让公众更了解“十大考古”。在形式上，“十大考古”由原来的文字传播、图文直播、网页专题等形式，又不断发展到如今短视频、精美海报、现场直播、数据可视化等丰富传播形式涌现的局面。2013年，国家文物局官方微博选择将“十大考古”评选活动作为正式开通上线的首秀。2020年，“十大考古”利用直播技术成功第一次线上呈现，开始破圈传播，让网络上数千万观看视频直播，浏览微博、微信和网站的网友，能够尽情领略古代物质文化之美，以及考古人的那份人文情怀。2020年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创办30周年，本来主办方是打算好好组织终评环节的一系列活动的。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国家文物局决定终评会以网络会议的形式举行并通过新媒体客户端直播，时间定在“五一小长假”，这让“十大考古”走向云端。不同以往的会议形式和传播方式带来了空前传播力和影响力，“十大考古”直播首日，下午3点半至晚上6点，阅读量就已经过亿——中国文物报社第一个单日过亿传播就这样诞生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感慨“没想到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迄今最为成功的公共考古活动！”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线上终评会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中国文物报社直播间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评选意义非凡，项目汇报会和新闻发布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十大考古”的微博、头条阅读量总计突破2.2亿，“十大考古”话题还喜提热搜，登百度热搜第四位和微博热搜榜前十位。2022年评选的是2021年这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年份的重要考古成果，竞争激烈，备受关注，更多的媒体平台对终评会进行全程直播，传播和影响创下新的记录，“十大考古”微博、头条话题总阅读量超过4.8亿，据不完全统计，“十大考古”系列节目、报道及直播总观看量超过7亿！广大公众热情参与，他们在直播评论区以留言和弹幕的形式，关注并讨论十大考古会场上感兴趣的内容，被考古人的坚守和学术造诣折服，被文物保护和抗击盗墓行为的艰辛感动。“十大考古”真正走入全民参与时代。让文化遗产为全民所享、让考古理念为公众所知、让文物保护深入人心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说过：“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精彩的考古成果由考古人发现、解读和保护，同样应该由考古人及时介绍、展示给人民，这是让文化遗产为全民所享、让考古理念为公众所知、让文物保护深入人心的必然要求。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北大首站“十大考古进校园”活动始于2012年，是考古工作走向大众的重要项目。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具有考古学科优势的高校，成为十大考古进校园的合适场所，活动邀请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的项目负责人和相关学者，就考古、保护等课题与现场的学生和其他公众交流，学术气氛浓厚热烈。2013、2014、2015年度推介期间，“十大考古”连续三年走进北大校园，会场上北大学子座无虚席，被壮观的遗址和精美的文物所倾倒，对考古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2015年度推介期间，“十大考古”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在吉林大学做主题沙龙。2016、2018年度“十大考古”走进首都师范大学，活动对于前来听会的各专业在校学生和慕名前来的社会听众而言，是近距离接触考古工作了解学科前沿的重要渠道。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志愿者不止如此，“十大考古”发布的主会场上，还经常出现慕名而来听会的社会公众。这一群体包括本专业的在校学生、专业工作者、相关自媒体运营者和对考古工作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关注者。社会听众的广泛参与使得“十大考古”不再是一场学界内部的“闭门”评选，而是意味着中国考古学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十大考古”评选活动还面向高校招募青年学生志愿者，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为活动宣传工作贡献了许多创意和力量。“十大考古”面向公众的线上探索早已有之。2012年度活动期间，主办方中国文物报社在中国文物信息网开展的“我心目中的十大发现”有奖竞猜活动，经过6天的紧张投票，共有近500位热心网友参与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文物报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了这次盛会的进程，开展了微博互动、网络投票和微访谈。2016年度初评结果出炉后，中国文物报社在“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上发起了微信公众投票活动，利用链接的形式将25项资料一次性展现在公众面前，又用投票的方式激起公众的参与热情。“十大考古”带动遗址走向保护和利用的新阶段“十大考古”被称为考古界的奥斯卡，是因为每年的“十大考古”项目都经过了评委们以最高学术标准的审核，它们代表了当年考古工作的最高水平，为接下来的考古事业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是如此，它们才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考古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后，这份殊荣将带动遗址走向保护和利用的新阶段。每年的“十大考古”终评会是最新田野发掘成果、考古研究方法和科学技术运用于发掘和保护的展示舞台。新时代的考古工作，新发现层出不穷，数字化管理平台、实验室考古、三维激光扫描及建模等新科技日新月异，获评“十大考古”的项目让考古学的各个分支各个领域更加枝繁叶茂。各个时段考古均取得长足进展，重要遗址与材料不断被发现，发掘报告与研究论文批量产出，研究思路与技术不断更新，中青年学者成为学科的中坚，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和学术影响力空前提高。“十大考古”的带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还体现在对遗址后续的保护利用上。继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也成功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两项土司遗址的入选“十大考古”，社会各界对于土司制度及其遗存的关注度逐渐增多了起来。2013年，国家文物局对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进行更新，正式确认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近年，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提高文化自信和打造文化品牌的需求不断提高，很多入选“十大考古”的新发现已经成为各个地方的文化地标，“十大考古”对遗址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许多地方投入巨资，对遗址原地保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起遗址博物馆，将出土的珍贵文物留在当地，留在出土的地方，使遗迹和文物交相辉映，保持了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成功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渝中区政府对于这一地处城市核心地块发现的遗址在经过与文物部门的合作协商之后放弃了原本金融用地的规划，筹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而获评2017年度“十大考古”的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同样计划在原址建立江口沉银博物馆，并且积极在国际古迹遗址日向公众开放，举办考古成果展览，再次进行发掘不断深入研究遗址价值。“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站在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起点上，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征程中，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一定会焕发更大的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愿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重整行装再出发，好的方面继续坚持，不好的方面加快完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执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视，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这十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为见证伟大时代，展示辉煌成就，作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的主办单位，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于4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展示推介系列活动，展示宣传新时代十年通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推介活动遴选出的百项考古新发现，系统回顾和总结新时代中国考古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激励考古工作者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推动考古事业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向党的二十大献礼。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雷雨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三星堆遗址平面图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本项目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代表的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遗迹与遗物发掘表明，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城墙外侧并与之平行，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目前在祭祀区内发现8座长方形“祭祀坑”（含1986年发掘的K1和K2）、2座矩形沟槽、1座大型建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发掘区平面图6座“祭祀坑”均直接开口于唐宋时期地层下，其中K6打破K7。结合上述层位关系、出土器物以及碳十四测年结果初步判断，K3、K4、K7和K8的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大致相当于晚商殷墟四期，K5和K6年代稍晚。▲三号坑平面图（20210308）▲五号坑平面图（20210118）▲八号坑平面图（20220218）6座“祭祀坑”的平面近长方形，面积最大的将近20平方米，面积最小者仅3.5平方米。“祭祀坑”的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各坑上部均有厚薄不同的填土，堆积状况各有不同。K5和K6的埋藏堆积相对简单，在填土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其他坑的埋藏文物为象牙层和铜器、玉器等器物层，K3、K4和K8在填土和象牙之间另有灰烬堆积。▲四号坑出土扭头跪坐铜人像▲三号坑出土戴尖帽铜立人像▲八号坑出土玉璋▲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六号坑出土玉刀▲八号坑出土丝织物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其中铜器1000余件、金器52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铜龙、玉璋、玉戈、玉凿、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领瓮、陶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雕、海贝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收获与认识本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意义重大而深远，主要包括：第一，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五号坑出土金面具▲五号坑出土牙雕第二，进一步实证和阐释“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K4出土的玉琮和丝织品、K5出土的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第三，运用“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新理念，本次考古发掘以及其中创新使用的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记录系统等，将对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的发展造成积极深远的影响。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图文摘编自申报材料编辑

“丝绸之路”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学科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学”还未真正建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赵丛苍教授素来注重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已经在丰富和完善科技考古学、军事考古学、医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有过贡献，新出版的《丝绸之路学》是他丰富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又一突破。主编：赵丛苍撰稿：赵丛苍、张朝、赵戈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ISBN：9787030597960定价：138.00元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阐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和贸易情况。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一开始是以“中西交通史”的名义出现，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名称，五六十年代政府层面已经正式使用“丝绸之路”之名。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始繁荣，在当今国家提倡共建“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更是越来越热。可以说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国际化的一门综合性学问，现在更是发展到包含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涉及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因为其国际性、多学科性、综合性特点，所以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和教学天然具有较大难度。如何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和教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已有不少高校开设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课程，但未见以学科视野成体系的教材出现。教学科研实践是推动学科体系建立的有效途径，赵丛苍教授长期从事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立足西北，较早的关注了丝绸之路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主持丝路沿线新疆克孜尔吐尔、柴窝堡、哈密与吐鲁番烽燧、酒泉西河滩、礼县西山等多个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足迹遍布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草原、南亚印巴等地区，具备丰富的考古学和丝绸之路教学和研究经验。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积累，终有《丝绸之路学》的出版。《丝绸之路学》是以“丝绸之路学”命名的国内第一本丝绸之路研究的专门著作和教材，书中对丝绸之路学的内涵、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内容等进行全面阐述，初步建立起“丝绸之路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是一本教材型的专著，但也时时能见到作者的真知灼见，略举几处：（1）认为“丝绸之路学”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其综合性，以与其他单学科、单角度研究区别。（2）提出“丝绸之路学”在时间上包含先秦时期的早期丝绸之路、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以及当今的“一带一路”，空间上包含沙漠、海上、西南、草原、高原等，扩展了研究的时空范围。（3）提出“丝绸之路学”应当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仅人文学科就包含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等，扩宽了研究领域。（4）认为广义丝绸之路的实质是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核心要素是“文明”，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起止点，这是抓住了要领。（5）认为目前丝绸之路研究存在“碎片化”现象，多半停留在“以图证史”“以物论物”的层次，罕见综合性的整合研究，这是看到了症结。此外还阐述了丝绸之路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关系，丝绸之路的价值和传承，总结了当前丝绸之路研究机构和数字资源的相关情况。此书的面世，必然会为丝绸之路学的研究与学科成长产生推动作用。诚然，每一本著作都不可能完美，作为“丝绸之路学”学科体系创建之作，则更难实现完美之境。比如，书中若能在现有考古学和历史学为主的内容基础上，再丰富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内容，并适当增添国外有关考古遗址及相关研究的成果，或许更能显出其应有的饱满。总之，《丝绸之路学》作为一部敲门之作，若能籍此推动学界对于丝绸之路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视，催生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问世，那将是我们的热切期盼。编辑

近日，由吴梦麟、张永强编著的国家“十三五”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徐自强先生编著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为工作底稿，大胆改进编纂体例，按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分类整理，将“汇编”改为“整理与研究”，将一书扩充为题记卷、研究卷、图录卷三册。宿白先生生前十分关注房山石经有关资料的整理进度，专门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全三册）作者：吴梦麟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迄今整整31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评选活动更是乘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浩荡东风进入了中国特色考古学建设的新时代，文物保护传承的新时代！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历史性的讲话发表以来，文物考古工作犹如夜放花千树，全国南北东西硕果累累，令人眼花缭乱。评选考古新发现的好中之好，自然是大费周章，也是皆大欢喜的盛事！新时代考古学建设正在踔厉前行，砥砺奋进，成功在握！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文物保护的鼓呼、呐喊者并为之有过付出的过来人，更是心喜欲燃，残枝滴露！为31年连缀不绝的考古新发现评选成果而分享芬芳，慰藉心灵！关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一事，在其20周年时（2012年2月），因为某些误传误解而感到有澄清源本之必要，鄙老作为初创的主持者，曾经写过《好事堪回首——关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十年评选的记忆》的小文（《萤光集——文博文存》收录），就其起因、创办、发展等作了简略叙述。但那也是个赶时应急的急就章，有些地方说得很浮浅，有的情节交代得很简略，加之时过境迁，30年后，不论事与人，都是比较久远的往事了。而今，随着新时代，新需求，新发展的到来，补充一些记忆所及的东西，好事重回首，也未必是多余之举！但凡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进，对人类文明起着驱动和促进作用的事物，必然有其合理的内在因素和客观规律。“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这也是人生的必然。一个告别评选活动二十之久的文物工作老朽，不管是“增价”还是“不值钱”，总有一份感情，一份责任为其31年的成功叫好，为其发展欢呼，这还是要肯定吧？！坦率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时代产物，是现实需要的产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也是单位团队的工作成果。个人的心血来潮，奇想突发，往往是必然的偶然，或是意外的侥幸。此项活动的萌发、起始、倡议，首先是鄙老“拍脑袋”拍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赶“时髦”赶出来的。但究其真实和深层原因则不尽然：一是《中国文物报》作为全国文物系统唯一的国家专业报纸，刚刚从零开始在北京建设起来，百废兴，“三间教室三冬度，一驾篷车一社乘”，不努力扩大宣传，增加读者就不可立足。二是当时包括传媒界的社会各界开展十佳、十大、十优等评选的时髦之风开始兴起，其仿效、借鉴、引领效果也开始显现。鬼使神差，我也突然忝入追、赶之列。三是文物考古对外开放的优势很大，文物报问世后，世界各地，特别是港澳台地区反响热烈，其中相关的媒体和专家学者更是赞赏有加，索要者日增。香港《文汇报》、台湾《典藏》等报刊要求合办《中国文物专版》，重点宣传、报道考古新发现。他们都说内地的文物考古新发现就像“两弹一星”一样受到海外的极端重视，前景辉煌！四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媒体和商业广告宣传的虚夸、炒作风也随之漫延开来。一些文物考古新发现的宣传报道同样不甘寂寞，自行其是，任性发挥现象也时见于报端。考古发掘工作违法违规违背科学的事例也随之出现。文物考古的科学性、真实性、严肃性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五是我国考古人才济济，大师、教授、专家、学者等等，从旧石器、新石器、传说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历朝历代都大有其专门家在，评选工作有其坚强的人才后盾。考虑到这许多有利条件，这个脑袋就“拍”定了，这个“时髦”也就“赶”上了。于是乎，我就向局长作了口头汇报。局长还算大气，当即表示：局里的宣传工作归你分管，你定了就行了。并说报纸办这个事，应该是合情理的。这也表明经局里审批，受局里领导。于是乎，我就向报社同仁正式报告这项任务，进入筹备工作阶段。1991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周末，被文物报社恭邀包括苏秉琦、宿白等老先生的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文物局系统十余位著名考古学家都如约来到文物报社办公室兼会议室，分坐在用沙发、椅子围起来的座位上，各自一杯清茶都分放在茶几、小凳上。白手起家，惨淡经营的新报社就是这般模样！但是，久经田野、沙漠历练出来的考古学家都不因此而发笑！至于什么车马费、论证费、劳务费之类都在零计算之列，头几年就只在会议所在地用一顿午餐了事，真个清苦得可以的了！本想向局里要点钱，而答复是没有这个项目预算。几经求助，在报社创办、主持的头十年评选工作中都未得到这份支持。直到本人离职退休后，由于评选工作受全国文物界的赞赏、重视，文物局新任局长决定收归局里主办，并且大力改革创新，“官办”之力、便，自然神通得多，不可与报社“民办”同日而语了。当然，随着条件的日臻完备，评选工作也更加红火、气派了。而今回想起来，真不胜感慨！没有“委托”，没有“合办”，纯“民办”的十年清苦光景，却丝毫不减我们的考古学家的本色！为了国家考古事业，他们是何等的任劳任怨，何等的不辞辛劳！何等的可敬可佩啊！本人如此小打小闹，怠慢专家、大师，至今还感到心有余疚啊！在首评会上，听了我关于开展“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的建议说明后，大家就热议起来，有深感意外新奇的，有赞成可行的，有强烈反对的，有犹疑不决的，更有为之出谋划策的！但最大的不同意见是，这样的评选，难免作商品广告之嫌，有损文物考古高雅文化的尊严和珍贵，还可能助长乱挖乱掘的“挖宝”之风，甚至认为这样的“十大”定数，必然产生虚夸、凑数的后果。不合标准，评不满“十大”不就要凑数吗？对此等等，我们在筹备工作中都想到过也有所疑虑和担心。但在建议说明中却强调过评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促进考古发掘的合法化、规范化、科学化，确保考古发掘的健康发展。我们也明确过评选过程中的多个“只能”与“不能”。例如候选项目只能是文物报当年所刊发的重要考古发掘项目。未经依法报批，不是严格科学发掘和本报刊登的项目都不能入围候选。也指出“十大”“十佳”并非最大最佳。“十”在这里只能是个整数而已。同时明确参与评选的项目，其发掘单位和人员原则上一律不能参加评选活动。正式评定以见报公布为准，同时由报社向发掘单位发出通知。其他无任何奖状奖励，彼此都同利益不挂钩。几番热议，几番趋向一致，最后大家达成为求稳妥，先作“试行”的共识。随即顺利评出了1990年度和“八五”规划期间两个“十大考古新发现”，开了个圆满的好头！由于效果渐显，影响日广，博物馆界的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古建界的全国十大修缮项目评选都相继都举办开来。31年持续不断地实践证明，“赶时髦”“拍脑袋”，也未必全然是任性的损招！《中国文物报》社全体成员为这项“试行”活动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参与评选的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31年坚持不懈，为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所有贡献都是可堪称颂的！作为一个才力平庸，目光短浅的初创主持人，有此一得之愚，特别是目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的新时代的堂皇而至，31年度的评选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评选结果一经公布，一夜之间的总观量竟达7亿之多！更有力证明这项活动正在成为国家文物考古事业全面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可喜可贺，可歌可颂！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历史性讲话和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这些论述和指示，以其洞察千里的战略眼光和胆识，把中国文物事业的地位、分量、意义都升上一层楼，对中国文物考古成就作出全面、深刻的结论性评价，也是对中国几代考古人的盛赞、激励和关怀！没有这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怎么可能用异彩纷呈的实物活化起来、再现出来、延伸出去，成为世界文物考古大国强国呢？怎么可能享有中国文物界的“两弹一星”的赞誉呢？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学问、才能都堪称世界一流！特别是老一代老二代对中国考古学体系建设的论断、预判的精准、正确，历经时空检验，都符合国情史实，符合历史轴线。他们的学科贡献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印证。他们的贡献将永远为中华先人、今人、后来人感激于怀，铭刻在心！作为长达十年的评选工作者，老朽对参与3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几代专家学者更要补上深深的敬意，深深的歉意，深深的祝福，深深的期盼，深深的缅怀！衷心祝愿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工作和国家文物保护传承事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历久弥兴，历久弥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加灿烂的新贡献！编辑

（海报设计：崔晓雪）▲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三星堆祭祀坑遗址视频资料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雷雨

丰京遗址为西周都城遗址之一，大部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辖区内，小部分属于西安市高新区辖区内。遗址分布在沣河西安的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村、曹寨村、新旺村、大原村和冯村等自然村，现存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大原村制陶遗址位于丰京遗址西南的大原村西南台地上。2012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在大原村西南考古勘探时发现集中分布的29座陶窑，是一处典型的制陶作坊遗址。图一

去年10月，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刘俊男教授赠我一部75万余字的大著《生业与文明——中国南、北及西亚上古社会组织演进比较》，并嘱我雅正。我对文明起源的问题研究不多，但对于近数十年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关注不少，通读此书时，渐觉新意颇多，盼与学界同仁尽早分享。《生业与文明——中国南、北及西亚上古社会组织演进比较》作者：刘俊男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8月定价：236元第一，该书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早期文明研究专著。俊男教授到现在为止，已经主持了三个关于文明起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是他在第二个项目“中国南、北两大生业区早期文明进程比较研究”结项成果基础上，再续写与西亚比较的篇幅浩大的著作。通过对汉江、江淮下游、河套及周边、中原核心、海岱、辽西等六大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至铜器时代的生业、家族组织、宗教信仰、国家产生与早期演进等问题的详细的历时性讨论，揭示了各大文化区早期生业与文明的特点及国家起源、演进的轨迹。对南、北两大生业区早期文明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比较。认为江汉区的早期文明起源较早，连续不断，在全国六大文化区的早期文明进程中起到龙头作用。河套及周边、中原核心、海岱等地区文明演进序列也完备不断，它们有着大体相同的演进规律，只是各阶段长短、先后有所不同。辽西地区距今约5000年前，江淮下游地区距今约4200年前，或因自然灾害使文明有所衰落；西北地区距今约4100年左右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文明进程明显加快；中原核心地区则由神邦发展为城邦，在南方与河套及周边政权的共同争夺下进入夏、商、周的王国阶段。其研究梳理了各文化区的文明演进过程，同时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共性、差异与规律。该书亦论述了各文化区之间的互动与同化，从而对全国各文化区早期文明有了总体把握。其材料是可靠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第二，“早期文明演进五大阶段”的新理论观点具有创新意义。俊男教授的研究认为，中国六大区的文明演进皆经历了五大阶段，即原始社会末期的神邦、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城邦（邦国）、霸国、王国及帝国阶段，且各段独具特征。学术界流行的酋邦概念，与国家概念有交叠，可单独研究，但不应视为国家的初级阶段。在苏秉琦先生之“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之“古国—王国—帝国”，王震中先生之“邦国—王国（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帝国”的基础上，提出“霸国”概念，并认为江汉文化区的霸国长达千年，其他几大文化区也都有霸国存在，不可简单归为城邦或邦国，也不似王国，而是介于城邦、王国之间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有如春秋战国的存在，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此形态不限于上古时期，也流行于后世的各个历史时期。霸国阶段的提出，为上古文明进程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应引起学界的重视，否则会留下一个盲区，亦不能摸清早期国家的演进脉络。当今美国领导着西方世界，犹如霸主，霸国之特性即在于此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不可小觑。俊男教授这一新观点具有创新意义，定能打开文明起源与演进研究的新局面。第三，对上古时期家庭组织的演进提出了一套新标准。各国学者关于上古家庭组织演进的论述极为丰富，研究方法与观点各异。俊男教授则以地下考古学遗存为研究对象，参考近几百年来的民族学材料，对不同时期的聚落形态，房址分布，墓葬特征，仓、灶布局等要素进行详细的分析，辨析了家族组织从母系氏族向偶婚制家族、家长制家庭公社、专偶制家庭演进的脉络，归纳了各类家族组织的考古学特征，揭示了其演进的规律与差异。他所发现的绰墩、建新等遗址中众多的成年男女并穴合葬，参考西亚地区DNA检测资料进行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为家庭形态演进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第四，中国南方稻作区的文明之花更早盛开。俊男教授认为，在中国文明发生的初始阶段，虽有金属冶炼遗存发现，但其时金属器并未在农业生产或生活中起到主要作用，稻作（水稻驯化）、石器加工技术进步及南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才是南方文明较早产生的原因；中国北方旱作区与西亚、埃及等文明古国较为相似，而南方稻作文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他指出，距今5000年前稻作已经推广到甘肃境内的黄河流域，中原及北方4000年前的古城，除石峁外也都发现了水稻遗存，可见稻作农业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作用。第五，世界视野彰显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色和地位。俊男教授将中国早期文明与西亚等地进行对比，并认为西亚在金属冶炼、畜力使用、天神崇拜、神庙、神邦等方面较为领先；中国在水运水利、城市、玉器、龙凤与祖先崇拜、城邦等方面更为突出。而从尊祖、祭祖，建立世俗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更显东方文明特征。这些比较，让读者在同一标准下，对中、西文明留下更全面的印象，为文明起源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总之，俊男教授这部专著，从中国生业史入手，分析讨论家庭史、文明史，再从考古资料的分析上升为文明演进理论的探讨，工程浩大而创新颇丰，为认识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一部十分珍贵的通识性、理论性读物。期待俊男教授第三个关于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缘地域下古蜀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