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
刘 岩
项目概况
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边缘。20世纪70年代调查被发现，窑址基本叠压在村庄之下，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霍州市市委、市政府启动霍州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22～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工作。
两年间，考古队依据陈村历史卫星影像、现状实测图和陈村地表现状，将所有调查区域分为地块、房屋、庙宇三类，分别编号建档，逐地块调查登记。野外调查面积40万平方米，依据地块地表实际情况开展了解性勘探，勘探面积2.6万平方米。经过前期系统调查和勘探，选择8个地点发掘，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揭露出金元时期窑炉5座、明清时期窑炉4座，各时期的作坊、灰坑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霍州陈村瓷窑址地形实拍
2023年D7地块航拍 倾斜拍摄
2023年D15地块发掘区三维模型图（东北向西南）
2023年D25地块发掘区三维模型
元代窑洞式作坊航拍照
主要发现
霍州窑约在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形成了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特色产品，“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为装饰特征的瓷业面貌。细白瓷产品胎体洁白而坚致，器类小巧而多样，釉层稀薄而光亮，釉色洁净而明快。常见器形有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等。器物内壁中下部常有细凸线纹印花装饰，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常见纹样有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蝴蝶花卉、莲花童子及奔鹿、兔子等动物纹等。纹样布局或为二方连续，或以六、八、十等分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偶有“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郭七”及“闫大”等不同姓氏的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金代还生产一定量的化妆白瓷产品，器物以碗盘为大宗，也有枕等琢器。同样以涩圈叠烧为主流支烧技术，胎体黄白，器物造型圆润、圈足较高。
金代 白釉枕
金代 粗白瓷涩圈大碗
金代 筒形匣钵（装烧细白瓷）
金代 细白瓷“郭窑瓷器” 商标款印花盘
金代 细白瓷玉壶春瓶
霍州窑元代产品仍以细白瓷产品为大宗，常见器物有折沿小盘、高低不同的各类竹节状高足杯、带鋬沿小盏、龙柄小杯、折沿大盘等。器物常常有瓜棱腹作法。纹样多见于器物内底和下腹壁，纹样较金代简单，印花效果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印花纹样立体而有层次感，常见鱼纹、并蒂牡丹、莲花等，也有少量划花装饰。质量最高的素面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器物可见折腹盘、曲腹碗和高足杯等。元代霍州窑的产品在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及集宁路等地均有出土，表明霍州窑产品曾销往高端市场，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宫廷消费。“五粒泥浆粘钉支烧技术”为霍州窑独特支烧技术，也是霍州窑的核心尖端技术。极小的支烧钉痕使粘钉理化特性、器物胎体重量、保障产品产量和燃料经济节约四者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传统的延续。元代还生产涩圈黑褐花装饰的粗白瓷产品。元代是霍州窑烧造历史中最为闪耀的时刻，在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的细白瓷产品而一骑绝尘，成为全国唯一生产精细白瓷的窑场，成就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陶瓷手工业的杰出代表。
元代 细白瓷高足杯
元代 细白瓷鱼纹印花盘
元代 高质量素面细白瓷器类
元代 高质量细白瓷折腹盘
元代 细白瓷折沿划花盘（莲花）
霍州窑在明代生产规模扩大，除叠压在金元时期窑业之上以外，在空间分布上也有较大扩展。产品以化妆白瓷为主，常见碗、盘、高足杯、罐、瓷塑等。主流装饰技法为白地褐花和黑花，纹样多样，有简笔花卉、开光鸟类、人物、松树等，绘画手法多为细线描绘，艺术风格兼具工笔与写意，写实与意趣共存。胎体较粗，但在画工、工艺上可看到窑工们粗料细作的巧思。支烧技术上继承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传统，只是粘钉中配方有所变化，粘钉变大，后期粘钉中还掺入石英砂，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规律。
明代霍州窑产品除大量供应百姓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发现了写有“文庙祭盘”的白釉盘、粗白瓷盖豆等性质明确的寺庙祭祀用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明代霍州窑还因其持久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一度为山西地区明代藩王府烧制细白瓷矾红彩五爪龙纹碗、盘、杯等高档用瓷。明代霍州窑多种面向的生产面貌深刻影响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不同阶层。清代地层中出土了“堂内供钵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内做造”的纪年残器，表明霍州窑一直延续至清代。
明代 白地黑花折腹碗（万历三十九年纪年）
明代 云鹤纹盘
明代 “文庙祭盘”粗白瓷折腹盘
清代 顺治十三年纪年粗白瓷器物残片
学术价值与意义
霍州窑明代窑业遗存的发掘在北方地区明代陶瓷考古中也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是第一次对北方地区明代窑址开展的一定规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北方地区明代陶瓷生产编年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可深入推动南北方明代制瓷业生产对比研究等课题。值得指出的是，在建筑考古的理念下，大规模揭露出一组由1座窑炉和3组砖券窑洞式作坊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明代窑业建筑遗存，这是明代北方地区一种全新的窑业生产布局形态，是系统、完整展示明代瓷业生产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陶瓷手工业遗产景观的演变规律、陶瓷手工业专门生产地的人地关系等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可能。
霍州陈村瓷窑址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的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窑业遗存分布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霍州窑宋、金、元、明和清时期产品的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白瓷瓷业，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的缺环，是北方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明代窑洞式窑业生产格局更是丰富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
霍州窑是在充分分析自身资源、技术优势，在保持区域瓷业传统基础上，找准市场定位，突出于自身特色，精于生产经营策略的窑场，其产品面向官方高端市场和民间日用市场。霍州窑各时期多面向的产品面貌和产品流向，必将推进了陶瓷手工业参与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塑造、人地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广泛研究。
霍州窑阶段性的演变轨迹是山西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冀、豫、陕等之间的山西地区，凭借其连接东西 、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彰显出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更多的缺环将在山西地区得到填补，更多的贡献将在山西地区得到揭示。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张涵清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学良